日期：1957-11-6 作者：中共中央高级党普通班第七支部, 徐盈
中共中央高级党普通班第七支部、徐盈（注：徐盈，男，44岁，山东德县人。家庭出身，小资产阶级。本人成分，学生。1935年参加革命。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前长期在大公报作记者，来校前任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副局长。）
我是一个党内右派分子，我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严重罪行。在这一百多天的反右斗争中，党耐心地对我进行教育已达到仁至义尽的程度。我逐步交代了长期在隐蔽中进行的反动活动，我开始揭露并认识了产生罪行的思想、阶级及历史根源，经过不断的思想斗争之后，我认清了我犯的罪行性质的严重。党救了我，重生了我。
我的罪行是十分严重的。主要是：（一）在反动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支配下，我这个党内右派分子是反共、反苏、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反马列主义五毒俱全，一贯是资产阶级反动派的走狗。（二）我既有右派言论，且有右派行动，我是章罗联盟在新闻战线的一名军师，并非单于户。（三）我在民主革命阶段就是右派，我是个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从未有过共产党员的起码条件。
在此时期内，我的系统批判交代是十分不够的；但是，我有一定的觉悟和决心，低头认罪，彻底检查，脱胎换骨，重新做人。
我是与党外右派分子一起向党进攻的。兹分为四个方面，进行系统的批判交代：
我是一直在白区工作的，曾在旧大公报做过新闻记者达14年之久。长期在资产阶级中鬼混，思想从未入党，行动亦从未入党。
1952年，党将我调离了新闻工作，我心怀不满，到了1957年“鸣放”时期，我由长期压抑变为露骨反党活动。那就是文汇报右派分子徐铸成、浦熙修找我任该报评论委员会主委或主笔；光明日报右派分子储安平找我担任该报副总编辑；大公报右派分子王芸生也找我去担任该报副总编辑。
这些右派骨干在这个时期内先后看中了我，并且背着党来进行勾搭，这就说明了我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早已和他们取得一致了。表现在：
第一、我的反动资产阶级新闻观点“新闻自由”、“同人办报”、“尊重报人”，也正是章罗联盟在新闻战线的反党纲领。即不要党对新闻事业的领导，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恢复旧报人的班子，办一张为资本主义复辟来呐喊的报纸；
第二、我想办一张与人民日报对立的报纸。这也正是与王芸生、徐铸成、储安平、浦熙修等声气相通，物以类聚的共同基础。我既赞美文汇报的“同人办报”合呼中国报纸的‘传统’；又打算在光明日报身上，使旧大公报“借尸还魂”。我与王芸生也有勾搭。
光明日报本是党领导下的各民主党派的报纸，我在储安平就任总编辑的时机，与之协商篡改了该报党的正确政治方向。从三月后半月起，在11个星期天中，有9个星期天我和他都谈过关于光明日报的安排事项。我曾建议过组织一个人数不多的“以费孝通为中心的社评委员会”，我和储讨论过如何写社论、写新闻，“建立资料室、研究民主党派的几朝元老”，我和储还密谋改组光明日报的机构，具体研究了人事安排，对该报的改版、煽风、点火都提供了意见。
储安平本是以反苏反共的“观察”杂志起家的，他的血手未干，就不顾人民给他的照顾，竟以“办观察的精神办光明日报”。他在不满三个月的任期内，当其借党撤出在光明日报的党员总编辑机会，阴谋将所有的党员排挤出报时，我曾为之献策说，“留下党员对你有利”；当储告我章伯钧领导光明日报，而章“气魄甚大”时，我也为之高兴，跟着还对民主人士曹仲植夸过章“为人不错”。当其计划一个班子向大公报去挖墙角时，我也参加了计划。这样，实质上我就是章罗联盟反党集团在新闻战线的军师。
我对光明日报是看重的。1．我误认为光明日报比大公报有前途，认为民主党派和共产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就是可以和党分庭抗礼，唱对台戏；2．我错认为储安平有“全才”，用不着改造，他比王芸生更能调动旧知识分子，殊不知这正合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阴谋；3．我还错认为光明日报在“鸣放”期间内，可以成为全国性报纸，我还认为“放”即是“反”，因此把右派进攻，看成“小骂大帮忙”。
当人民日报6．8社论发表，党对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以反击后，我在6月9日还去找储安平，告他所犯的错误的严重性，要他向党快做检讨，我没有订“攻守同盟”，也谈不到“划界线”，实质上就是起了帮他“过关”的作用。但当时储安平并不肯认罪。第二次，6月23日系储安平打电话找我，我与李纯青同志商量以后去的，李叫我问他两个问题，一是与章罗的关系；二是对“党天下”谬论的检讨。这一次，储安平表示认罪。我所问他的两个问题，也就是储安平在人代会上所做的假检讨的主要内容。实质上，我又使他摸到我们的底，有助于他的“过关”。这与浦熙修为储安平打掩护的性质是相同的。
文汇报的浦熙修从储安平就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就关心储的活动，积极组织我们和他们一起商量篡改报纸政治方向的一些问题。因之，促成了一个合作社的核心组织。这个反党的合作社组织一样有纲领、有组织、有行动。应当指出：反动的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就是反动纲领，3月31日的聚会就是组织形式之一，而行动的结果，也就由报面作了具体表现。
我对文汇报也同样参与了篡改该报政治方向的罪行。在一月一次编委会上，我反对夏衍同志对于文汇报电影批评有片面性的指责，我说，为了新闻性，不怕片面，片面加片面，即是全面。我这种正面反党的谬论，使该报北京办事处在报道上更加猖狂。虽然我没听浦熙修谈过要记者“吐苦水”的布置，但对该报歪曲报道“左叶事件”的消息，是信以为真的。我早有过新闻记者有苦水的想法，也和彭子冈谈过，所以彭子冈为该报所写的反动社评“尊重新闻记者”尽管事前没来得及商谈，但思想是相通的。我基本同意她的论点，只嫌过火一些。在党校中，我恶毒地骂左叶“粗暴”，叹站在“记者”立场要他们“吐苦水”，说这是导火线，有助于“整风”，我在拼命煽风，惟恐天下不乱。
对于浦熙修，当她的反党活动揭露之后，我也为之向党摸底，打算为她打掩护。
至于大公报，和我的关系更深，不是不想捞一把的。我十分注意大公报的内部刊物“大公报人”，其中右派分子提到我的名字，我很高兴。我被王芸生看成为“自己人”，6.8那天晚上，王芸生对我当面封官，这正是反党活动。他又提出所写“论人民内部矛盾”要我提意见，企图要我泄露些党的机密帮他“过关”。王芸生所以看重我，因为我与大公报老中右“三代”都有些关系，我与社会上的旧知识分子有来往，特别是我有“党员”称号，这正是他要利用的王牌。
这三家报纸的右派头子从我处都得到谢绝的回答，为什么我不欣然前往呢，这正是我的政治野心逐步提高的表现。解放以前，我就有“狡兔三窟”的想法。到了这个时候，我要离开国家机关去做自由作家；我不想到任何一家报纸去负实际责任，但可以做特约记者，便于社会活动；在环境及条件的允许之下，我就可以把反党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合作社组织得更大一些。那样，我既有党员身份，又有作家称号，再加一个特约记者的名义，这就正是“三保险”。这个如意算盘，就是我的全部政治野心。
我披着“党员”外衣，却站在党的对立面，爱恨倒置，爱的是敌人，恨的是同志。我既于星期天在校外与右派分子一起煽风点火，在校内也一脉相承并非偶然。
在党对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反击了以后，我不悔过自新，向党求饶，反而仇恨党，向党反扑。在6月初，借口党不重视党外知识分子，骂党校有宗派主义，说郭大力住平房而党员住楼，艾思奇同志有病可以“泛舟”太湖，郭大力也有病为什么不能去。这都是无中生有，造谣生事。找借口同学对我写诗开玩笑，居心恶毒地要求整校风整学风，企图打乱整风反右斗争的计划。我的爱人右派分子彭子冈由于听我污蔑过校部及同学，为了玩笑诗，她迳也写信进攻。我们没有合谋，但我在校内说，如不解决，就闹到中央负责同志处去。我还收集了不少望风扑影的素材，想学王蒙的小说，也写一篇“党校新来的人”。我对于任何方面都攻击到了，但这些火却都未点起来。
为什么我是这样仇视党，仇视同学呢？
第一，我根本没有按照党的方针，学好马列主义，妄想“镀金”“贩货”，欺人自欺。我挑剔过校长在哲学讲授中，只说黄鬼绿鬼，不解决问题，我是要多讲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货色。在关于过渡时期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性质讨论中，我又挑剔对抗性矛盾的转化问题讲的不明确，我是为资产阶级过社会主义关找条件。我学“资本论”时，还想找些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论据，纯属空想。这说明了我是理论与实际脱离的范例。
第二，仇恨同学、丑化老干部。我把同学中生活细节的一些小问题，把个别看成整体，如在男女问题上，污蔑为一杯水主义；把局部缺点夸大为“政治学习空气不浓”。我恨老干部，正是老干部可爱。党的政治路线正是通过组织路线来保证的，干部决定一切。我党有这么多千锤百炼的老干部，正是我党的财富，我党的所以成熟，正是因为拥有这么多的用阶级观点处理问题和实践了阶级斗争理论的优秀战士。而我，却要用棍子“整风”，打击同志，反对组织生活，反对民主集中制。
我与党的关系的不正常，正是我用反动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一套来改造党，这样就使共产党变成国民党。我有野心，党不能满足我的野心时，我就反党。
我是反动的阶级出身，抗拒改造，没有无产阶级的自觉。既没有站在党的立场处理我的复杂社会关系，又不认真学习每个历史时期的重大方针政策。特别是两条道路斗争时期，我没有清算自己与旧观念决裂，反而向党进攻。
我怀疑过农业合作化的伟大成就。听了邓老报告，我说1956年农业合作化是否冒进了，我还联想到40条农业发展纲要是否要求太高，还说“邓老与廖鲁言是否在看法上有矛盾”。邓老在合作化上的右倾错误是主席指出的，我这样说，就是有意为邓老翻案，向主席进攻。我是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立场看问题，我不称赞校外合作社，却夸“一个单干户能干”，我在一篇未发表的小说中，只有对立的思想感情，我不了解农业合作化在三大改造中的重点作用。
我怀疑过国家对国民经济管理和监督的计划性，向往资本主义经济。我看不到人民购买力的巨大增长，抱怨过排队买东西拥挤，也不满意过北京蔬菜自由市场的提早取销。这些抗拒国家经济纳入计划轨道的任何想法，都足以导致地主资产阶级复辟，反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前途。
我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有抗拒，认为只要团结，不要改造，诬蔑肃反和改造对他们整得过分一点。却不知旧知识分子不解决“为谁服务”的根本问题，不能工作。由于他们可以是爱国主义者，却不都是社会主义者。如果不经改造，改变立场，那正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
对于“鸣放”政策，我不了解百家就是两家，认为毒草与香花可以齐放齐存。而争鸣，就是自由乱弹。而民主党派与共产党的“互相监督，长期共存”方针，就是与党对立，因而可以唱对台戏。
在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民主集中制等根本问题上，我对党有抵触。特别对于无产阶级专政，我都有了怀疑。这在我是有阶级根源的，加以苏共20次代表大会及匈牙利事变，更有直接影响。阶级斗争本是客观存在，我却认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结束就是没有阶级斗争了，我的野心，使我要搞一点“名堂”，要调动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实质上我是利令智昏，向党进攻。
党校的整风和反右斗争是正确的，我的反动立场、思想、感情，使我不可能与同志们有共同的语言的。党是那样帮助我，我对党是对抗。7月初，我喊着“请党救我”，但同时我又说我仅有右倾思想，没有政治问题，反动人骨，战在说谎。我既说“想通了”，又说，主观上是爱党的，客观上成为反党的了，我硬把主观与客观割裂了。支部大会后，我戴上一切的大帽子，做了初步思想总结，我本想蒙混过去，这是不可能的。
8月初，党又耐心地更进一步帮助我，在一部分事实前面，我不能不认错，但在七个支部的联合大会及全校大会上我仍然抗拒，不肯真正低头。因我还有“进步”包袱，不承认我的反动性质，还说“路遥知马力”，我妄想党能保护我过社会主义关。许邦仪同志的三点分析，我认为是我的最好药方子。人民日报所登出的新闻，我承认是对的，但又觉得太重丁。在某些“小是小非”的问题上，我还与同志争论不休。
在9月12日全校批判大会以前，我有一度“轻松”，这不是真正轻松，而是抗拒的最高点。我自以为盖棺论定，没有前途，不必再做严格检查了。我也不怕别人指指点点，我去看电影，我在六个星期不回家之后，又照常在星期日回家。
9月12日大会批判，对我真是救命的一击，我认识我是党的敌人。一千多同志，有力的批判，和50多张质问我的条子都教育了我。历史中的污秽整个暴露在光天化日下，我那是一个共产党员，我那一点对得起党的培养。我要求党清洗我出党，我缴出我的20年日记，请党审查，严加处分。这时候，我从思想上，才认识了真正的自己，才真正抬不起头来。
9月后半月，我的思想斗争很剧烈，党在每一个微小的进步上鼓励我，也在每个重大关键问题上启发教育我，使我对反党的罪行，做了系统的批判交代，用一条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白线把我的全部反动历史串起来。我认清我的反动道路，我从心底喊“党救了我”，我认为只有狠狠地整，使我才能有觉悟，才能逐步向党靠拢，才能自觉地认错及改造自己，才要党把我清洗出去，使我改造后重新做人。
党校在反右派斗争中反出我这样一个老右派，是一个很大的胜利；我在这次斗争中认识了自己罪行，有改造的决心，也是我自身的胜利。
我犯了这么严重的罪行，是与我的阶级出身分不开的，与我长期在地下工作中敌我不分分不开的。我的思想从未改造同，我是阶级异己分子。
我出身于破落的官僚家庭，我受过长期的资产阶级教育，我在剥削中成长的，也不以剥削为耻。
1938年，我为了个人利益混入党内，披上红色外衣，只是为了我的向上爬有利。我入党以后，即有反党活动，我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逐步上升。
在民主革命阶段，我是国民党反动派政学系及旧大公报的看家狗；在解放战争期内，又成为美帝国主义及其所指挥的“第三条路线”的宣传员。几次反共高潮，我都向党放出冷箭，取媚于反动统治。
解放以后，长时期内，我仍然没有改造自己。在进步日报时期，我用资产阶级新闻观点篡改党的政治方向，喊“为工商界服务”“为文教界服务”，而不是以无产阶级思想来改造他们。1952年，党调我离开新闻岗位，我心怀不满。经过了长时期的压抑，一旦气候合适，风吹草动，我就与储安平勾搭起来。
从我的阶级、思想及社会根源来看，我的反党活动，决不是偶然的。从性质上看，我的罪行是对抗性的矛盾，不是人民内部矛盾。我反动入骨，我混过了民主革命的关，再也混不过社会主义的大关。我对不起党的培养，我在党外更好地跟党走。我在长时期的劳动中改造我的一切，脱胎换骨，重新做人。
*徐盈，极右分子。
---- 原载《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学员中右派分子的反省材料选辑》，1958年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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