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11-9 作者：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委员会
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委员会（按：薛一平同志是我校普通班第三支部学员，在大鸣大放期间，他发表了许多错误言论，他攻击中央领导，否定历次运动，同情或同意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校党委和领导小组认为他的错误是严重的，特将他的错误言行材料印发给全校学员讨论。）
（1）否定肃反的伟大成就
1．在鸣放中他说：“现行反革命能不能在运动中搞出来，我发生怀疑。”“在四川大学，一个现行反革命都没有搞出来，就在运动当中，还在贴反动标语呢！”
2．当社会上右派分子向我党进攻时，他和一些同志到清华大学去看大字报，他认为要驳倒罗兰为胡风申辩的文章“很费劲”。说：“是否合乎法制呢？你能驳倒人家吗（意指三批材料可能在法律上说不服人）？回校后，在和个别同志交谈中以及在小组会上，均有此表示。他还向小组另一位同志说：“你能驳倒人家吗？”
3．在了月10日小组会上他检讨关于胡风反革命问题的认识时说：“看大宇报后感到中央还掌握一些材料，看公布材料（按：指已公布的三批材料）在法律上可能说不服人 ……忽儿在这种情况下暴露了思想。”
4．在看到要求公审胡风的大字报后，他说：“栽同意公审胡风。”“为什么不可以公审呢？是不是公安部还有其他的材料呢？”（此时彭其同志已给我们作过报告，并明确指出不能公审。）
5.在小组讨论学校所发八个问题的参考资料时，小组确定由薛和另一同志作肃反问题的中心发言。在7月9日晚，该同志与薛交换意见，薛听了该同志的意见，认为须增添如下内容，他说：“控制数字是否主观主义呢？胡风是是非问题，还是敌我问题呢？胡风虽然是反革命分子，但有入认为不应该由个别到一般，并认为开展全国性的斗争是错的；还有人认为敌情扩大了，错误是基本的，并否定过去做法；有人认为55年肃反搞法不对；认为大字报骂我们也是对的；政策方针路线对不对呢？什么理由呢？是中央路线错了呢？还是贯彻执行中错了呢？……”并说：“关于划清敌我界限是否是形成宗派主义的原因呢？”“类似这些问题，也应该好好考虑人家为什么么提出来。”当时该同志说：“这是立场问题。”薛说：“可能提意见的：人是在运动中被打错了的。”该同志接着说：“就是被打错了的人，也不应该这样提法……我认为有些问题，只要从正面讲清楚了，也可以说明问题（指薛所提以上所有问题）。”薛说：“那我们准备的口径不一样！”该同志说：“我们口径是不一样！”这时二人已有了些争执，薛父说：“有些问题反驳起来就是很费劲……，反胡风为什么全国开花呢？”又说：“55％是从那儿来的呢？如果不谈清楚栽也是不服的。……”
次日该同志在组内此较系统地发言以后，薛说：“你的发言也解决了我的一些问题。”但薛在发言中，却对自己所提的一些疑问，基本上没有谈，并表示三批材料可能在法律上说不服人，感到自己看完大字报后考虑的黑暗面多了。
6．小组同志在和薛间谈时，会问过他关于四川大学搞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情况，他说：“四川是胡风的老窝子，上级督促的很紧，我们（省级机关）费了很大劲，只搞出来了一、两个。”表示有些泄气。
在他谈到自己在四川写肃反总结时，他说：现在看了过去自己在四川写的肃反总结，其中写的成绩虽有，但写的缺点更多。并且说：“我向来认为向党写总结应强调缺点。”
7．大字报上右派攻击我们说肃反采取运动形式，斗错了许多人，是违犯宪法。他认为这种言论不好驳。他在8月24日小组讨论中说：“旧法观点不能影响群众运动，但从具体作法上如何解释呢？如对政治嫌疑很大的人，叫他们集中反省，人家攻击我们，如何反驳呢？不是反革命而斗错了，如何解释呢？”
（2）夸大“三反”运动的缺点
他多次谈过：“过去自己在运动中积极敏感，干劲也大，自从三反以后，自己对运动胆子小了，怕犯错误。”实际是他对三反运动有错误看法，看消极面太多，从消极方面接受了“教训”。
（3）否定农业合作化的优越性
薛是山西新绛县人，富农成分。在去年入学前，薛会回家一次，来党校后，在谈到农村情况时说：合作化以后，看不出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民生活苦；没有零花线，认为合作化发展太快，社太大，不好领导。并说：回家后连好纸烟也不敢吸了，和大家一齐吸烟叶。谈话中并表示对山西省委这样作法有意见。
今年放寒假时，他乘宝成路火车回四川，道经陕西某地，因火车发生事故，薛下车访问农民，回校后说：山区人口稀，住的分散，合作化了，没啥好处。有的同志当时就不同意他这种意见。他还以“四川许多同志都有这个意见”为理由，来为自己的观点作辩护。
8月23日，有的同志会向他提出以上问题，但他对自己的许多错误观点，均不表示态度，只是说：“社大了就是不好，这个看法我现在认为还是正确的。”在8月24日检讨中他也未仿检讨。直至上10月4日支书、组长等同志与他谈话，又指出他在这方面的错误，他除对其他错误观点避不检讨外，仍坚持他认为社太大，山区发展太快的看法是正确的。
（4）攻击历次运动
他认为：历次运动都是准备不足，干部都是被迫上马；往往左右摇摆，先右后左再纠偏，闹出片面性；55年肃反仍有这毛病；此次整风又是突然来，思想上没有准备。因此，他不同意现在就进行整风。他认为运动先右后左已经成了规律，不可避免，这个现象乃是因为“矫枉必须过正”。为了这个问题，在去年讨论八大文件时，曾经由同志们和某下班干部加以帮助，但他在思想上并未得到解决。
薛在7月3日小组讨论学校所发八个问题的参考资料时说：“和风细雨方针非常好，这是第一次提出的多相反，对过去历次运动的急风暴雨也很有意见。”
说到搞运动时，他多次表示，越搞越胆小；一搞运动先考虑后果，深怕搞过分了。他曾说过：“搞运动是宁可差点，不让过分了。”
（1）当右派分子在大字报上攻击我们人事制度，并要求公开人事档案时，他认为，把秘密部分抽去，可以公开。在和同组某同志交谈中，他说：“抽去秘密部分，那有什么不可以公开的呢？我看可以公开。”
（2）在右派分子李康年提出二十年定息的反动主张后，有的同志表示反对这个意见，薛说：“现在的思想应当转变哪！要考虑人家的意见啊！”李康年为自己二十年定息狡辩的文章（指第二篇文章）在报上一发表，薛即和小胡同志说：你们看了今天报上李康年的文章没有？很多地方，都是引用人民日报社论和毛主席的话，虽然歪曲了原意，但是说的满有道理，不好驳倒。
（3）社会上右派分子攻击我党对学校的领导，提出教授治校的反动主张，有同志提出反对这个意见，薛说：你得考虑人家的意见，主席还说可以考虑呢！
（1）在6月8日以前，刘子久、宋劭文两同志来党校作报告后，在鸣放会上向中央提意见时，他说：“几个报告（指上列两个报告）听了都很泄气，怎么都下不了台？你们怎么干的？”又说：“去年工资改革，中央说这是基本正确的，我认为这是套公式，工人和小学教员提是对的，机关干部提，则基本上不对。毛病多，就不应当说基本上是对的，希望中央不要套公式。中央几个文件，前后不一致，先说过去犯了错误，现在又说没有错误。……”（据薛一平回忆，这里他所指的几个文件是指如下二事：1．关于工资问题，中央过去说干部工资低，所以去年提高工资，今年又说工资高了又要降低工资；2．去年中央说干部少，要配备几套干部，今年又说干部多了。）
（2）看到人民大学大字报上攻击某干部一次领800元福利费以后，在6月8日前后，和一个同志谈到生幅利的补助以及北京各单位住房宽裕和小公馆等问题时，他说：“一切来自于北京。”当同志驳他时，他列举列宁的话说：“列宁还说过，一切坏事来自于莫斯科！”
（3）他攻击整风运动整下不整上，对学校所发“整风学习讨论问题参考资料”第一号抵触情绪很大。在7月3日讨论会上他说：“材料是断章取义，是把各个片断记录，加以人工联系，有片面性。材料中的许多话，独立起来看，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多只是联系在一起，结论就不对了。如‘有些错误责任是中央的’，我认为这句话有道理。又如‘下边问题与上边问题分不开’、‘上边失之毫厘下边差之千里’、价格问题、党政关系问题，都是整个问题。但是主题不对：‘中央不先检讨，我们不能解决。’我不同意这。我认为应该层层检讨，否则三害哪一个也解决不了，因为这是全党问题。薄一波说（的）‘大少爷作风’，是哪里来的？我就不服气，好象有点不公道。报上某省委书记谈整风必要牲，光说下边（不检查自己），这种情绪（指整下不整上）我有，有点不相信中央能整，（虽然）历来也整，但不象下边那么粗暴。”
在薄一波同志在西南检查工作时所作的批判基本建设工作中大少爷作风的报告，在人民日报公布后，他即表示：只批评下边，为何自己不检查两句。他在8月24日检讨时说：“下边的东西是上边批准的。上边也有，应检讨两句，好象遇事都说下边，下边有什么，办法？”
在薄一波同志的报告公布以后不久，他看到中共中央文件中转发的某省委关于如何贯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他也表示：光批评下边，不检查自己（指省委光批评下边不检查自己）。
（4）在鸣放期间，学校动员大家向中央提意见，薛在小组会上说：“不要认为我们都是高级干部，思想上就没有颤虑`没有问题。说老实话，谁敢说自己没有一点个人打算、个人计较呢？我看咱们在提意见时，要不联系到自己，什么都好说，若一联系到自己，就不那样好提了，尤其是与自己有直接关系的顶头上司。我就是这样。若叫我给省委提意见，我就有顾虑，除非把我的工作调到外地之后，我才敢大胆的提。你们敢提吗？”他在和同志们闲谈中会流露过对省委某负责同志的作风有不满情绪。
在8月31日小组会上批判某同志对中央提的错误意见时，他说“省书干部（对中央）就无一点意见吗？人家能想得开，压得住，我们就冒。”
王谭曾骗人说：“自己没有名利思想。”并说：“如果今后不再调动地，愿意一辈子在报社搞下去。”在支部大会斗争王以前，薛会说：“在这里我们耐心的帮助他（王谭），解决了思想问题，但回到广西后，如把王谭又调离报社，这叫人家怎么搞啊！唉！”同一时期，王谭反对开支部大会批判他，并说：“这是违反和风细雨的方针。”薛对王谭这种意见，也表示同情。对王谭在支部大会头两次的检查，他都认为有进步（第一次检查，王不仅没有交代任何新问题，而且继续向党进攻；第二次检查也只是戴了几顶空帽子，毫未接触自己的思想）。有的同志当时认为王谭检讨的很不好，薛不同意，并说：“你能认为他没有一点进步吗？他还是有进步的。”薛对王谭问题的反中央的性质，长期抱怀疑态度，甚至在全校大会斗争王谭之后，他代表支部向校党委写报告分析王谭问题的性质时，他还不承认王谭就是在进行反党反中央的活动，却写成（王谭）“利用合法手续进持反党友中央的卖贸。”他说：“我考虑再三，用‘活动’二字（指反党反中央；的活动）太重了，用‘勾当’二字（指皮党反中央的勾当）女含有阴谋的意思，不妥当。用‘实质’二字，最适合。”当时已经过多次全校大会分析批判，领导小组同志也再三指出王谭不是什么对党的批评，因而也不是合法手续，而是向党进攻，是在进行反党反中央的活动。然而，直到这个时候，薛对此仍抱怀疑态度。
在鸣放前后，薛发表了不少的错误言论。在检查右倾思想阶段，领导小组一再指出他的问题，小组同志也把他的具体错误言行再三提出，他本已察觉自己问题严重，但他不仅不作检讨，反而利用职务（薛系支部委员，已停职）的方便，施展资产阶级权术与拉拢手法，泄露党的机密，散播流言蜚语，破坏支部领导威信与同志之间的团结，这实际上起了破坏运动的作用。他这样作的目的，是为了掩盖错误，逃避斗争。具体表现在：
（1）他认为在党内同志间可以搞“策略”。9月25日，薛和某同志交换意见，谈到同志间相互关系时说：“同志间可以搞策略。”该同志不同意，薛又说：“找认为还是可以”从薛在整风运动的具体表现来看，他不仅是在口头上主张党内搞“策略”，而且在实际行动中，确已运用资产阶级的一套权术来对待党和同志。
（2）在鸣放初期，薛和组内某同志关系较好，在支委会工，薛曾提议别该同志为左派；但后来在该同志向薛提了意见，指出了薛的错误后，薛即对该同志表示不满，并向正副纽长及支委会反映：“该同志有问题不检查，躲躲闪闪。”但在该同志检查之后，薛在小组会上又不提对该同志有何意见了。在薛听小组长说该同志对他有意见之后，即找该同志谈话，谈话中，薛对该同志施展拉拢手段，并歪曲地说：“我在支委会提议划你为左派，某支委不同意，说：‘他的问题你们知道吗？’我说人家对你还有意见哩！（按：薛当时已知道该二同志过去在工作岗位上有不同意见）”委会的这些内容是绝对秘密的，但薛为了向该同志讨好、拉拢，竟泄露党的机密，企图同志不揭发自己的错误。
（3）薛对组批判某同志右倾思想时采取应付态度。薛不积极批判同志，也不支持副组长积极找记录、收集材料的意见，并说：“要搜集了。”被批判的同志要找记，薛又说：“不要找了，越找越麻烦。”以副组长找记录以便大家检查时，薛又：“不要了，等交下来再说；”在第一次找到的记录中，薛已发现有他自己的一些错误言论的材料。）另外，薛不支持提意见的同志，反而用种种办法束缚提意见的人，为被批判的人开脱和辩护。薛以支委身分找该同志谈话时，除谈了一些正面意见外，又说：“你放心，我不能坏良心哪！咱小组几个同志的水平，你也知道呀！”
薛的问题揭发以后，该同志积极帮助薛检讨，薛竟公然质问该同志，说：“我整你时就这样整法吗？这次我可接受了个教训！整你时我有右倾思想，我也不预备检讨。”
（4）破坏领导威信和党的闭结。他背后对小朋同志逐一加拟议论，并夸大缺点。此外，他还对组导小组的负责同志和支部委员会除他本人以外的所有委员以及下班的同志，都在背后散播流言蜚语，甚至进行人身攻击，破坏同志间的团结，破坏旗导威信，借以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和模糊别人对他的错误的注意，以实现其蒙混过关的目的。
（5）在他的错误被揭发、批判后，仍不老实地检讨自己，企图大事化小，蒙混过去。薛把揭发的很多问题，都想借口“不记得”了事。并且企图推卸自己的责任，把自己某些错误推给别人。他错误地看待党的整风运动，认为谁揭发他的错误，是由于平常对他有意见。他避重就轻地把问题加以解，从而减轻自己的责任。这种恶劣态使，引起许多同志的愤慨。
（6）薛所以犯有以上错误，是有其思想根源的，他平时对他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人生观，也有所流露。如去冬在和一位同志谈话中，会说：“我们要小心，我们不能犯错误。如果犯了错误被撤职了，孩子老婆怎么办呢？”
“历次运动中：下级干部都是被迫的搞，往往先右后左，闹片面性；55年肃反，仍是有这毛病；此次整风又是突然来，思想是没有准备。运动基本上是正确的，成功的，但提到具体省份（或具体单位）中，几乎都是如此，即：没有搞出一个特务来。现在我们并没有整个否定运动，但是怎么解释这个问题？现行反革命分子，是否靠军众运动能搞出来？这种作法，值得考虑。工资改革最突出，是中央脑子热了！这次运动，是不是脑子又热了！有人怀疑边检查边改进的方针，如降薪……等，说这是整个问题，不是一、二人的事，是不是脑筋热了！”
我们全组同志经过回忆，认为薛的这个汇报，完全符合他自己的思想状况，这从薛的平日言论表现中可以看得出来。例如：对历次运动和肃反运动，认为都是准备不足。这是薛在小组闲谈中和讨论会、检讨会中所常流露的，薛至今也仍然认为符合他自己的思想状况。再如：现行反革命是否能在运动中搞出来，薛在小组会几次表示自己有怀疑。再如：去年工资改革，薛也会几次发表不满意见。再如：对此次整风，薛在小组内也是坚持应该今年准备，明年整风，而再三表示不同意中央今年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对边整边改，我们小组当时会就边整边改方针中的个别事例进行过研究，当时大家认为有把握的应马上改，没有把握的应该慎重，并未怀疑过中央边整边改的方针，而薛在支委会上说“有人怀疑”，这只能说明是他自己的思想。（普通班第三支部第四小组注）
来源：中共中央高级党校 校部办公室编印《整风学习讨论问题参考资料》第71期，1957年1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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