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11-9 作者：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新闻班第三班第一支部, 姚北桦
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新闻班第三班第一支部、姚北桦（注：姚北桦，男，35岁，江苏徐州人。家庭出身，小公务员。本人成分，自由职业者。1948年8月参加革命。1948年10月入党。曾任南京新华日报编辑部副主任，经济部主任、工业组长等职，来校前任新华日报秘书长。）
一年来，特别是今年大放大鸣期间，我发表了一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做了许多危害党、危害社会主义的事情，因而堕落为一个党内右派分子。
我向党真诚悔过，低头认罪。
我的罪行可分为如下五个方面：
（一）攻击党、攻击老干部
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曾受到党的多年教育和培养。可是当大放大鸣期间，党受到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时候，我不但没有起来捍卫党、捍卫社会主义，反而可耻地参加了资产阶级右派对党、对社会主义的进攻，成了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可耻的叛徒。
一年来，我写了20几篇文章（包括发表的与未发表的，写成的和未写成的）。这些文章，有半数以上是直接攻击党攻击老干部的。除此而外，在日常谈话中，还散布了不少攻击党和诬蔑老干部的反动言论。
1．通过对现状的估计来攻击党的领导。
全国解放以来，党领导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上取得了伟大的成绩。成绩是基本的，缺点是次要的，有许多缺点的确是难免的。这本来是铁的事实。只要不戴有色眼镜，是谁都可以看见的。可是我和所有的右派分子一样，却闭着眼睛硬要抹煞这个事实。在我写的几篇杂文中（“从此天下多事”、“代拟某同志心目中的杂文”等），曾恶毒地嘲笑“成绩是基本的、缺点是次要的”这一公式，攻击“难免论”。这就是想从根本上来攻击党的正确领导，妄想动摇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崇高威信。
在这个总的反动思想的支配下，我也从具体问题上抹煞成绩，夸大缺点，歪曲现状。
譬如对于肃反运动，我是采取这种罪恶态度的。（详后）
譬如对于1956年的工作，我在思想上是认为“全面冒进”了的。
谈到党报，就夸大党报的缺点；谈到文艺工作，就抹煞解放后文艺工作的成绩。
这种否定一切的态度，到了5、6月间，已发展到如此疯狂的程度：几乎一开口，就是否定一切；一提笔，就是一切否定。给党校提意见，就是“党校教条主义严重”；给中宣部报刊处提意见，就是“报刊处官僚主义严重”。有什么根据呢？什么根据也没有。以狂妄无知当作理由，完全是一副蛮不讲理、恶意找岔子的态度。
2．诬蔑我们的国家存在“等级制度”，暗示党已经衰朽了。
在六月间学习了“马、恩、列论无产阶级国家公务员的薪俸水准”以后，写了一篇学习心得。在这篇学习心得中，毫无根据地说我们国家存在“等级制度”。诬蔑中央背叛了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国家公务员薪俸水准问题的指示。所谓“等级制”是指那一些事情而言呢？只要看我举的这样一个例子，就可以看出我为了找寻各种各样的理由攻击党，已经无聊到何种程度：连我们新闻班正副书记合住一个房间——这件极普通的事情，也被我说成为“多么可怕的等级制”。
在“从此天下多事”这篇文章里，我虽然也轻描淡写地说了一些“共产党人代表人类最有前途的阶级，共产党所进行的事业——共产主义事业，还处在最年青的时代”之类的漂亮话，但是却以主要的篇幅，绘声绘色地说有不少党员干部的革命意志已开始衰退了。这就实际上推翻了前面引述的那段话，等于暗示说：党已经开始“衰朽”了。这篇反动文章，只能给人这样的印象。
3．更多的文章是：通过诬蔑老干部，来攻击党。
像许多右派分子一样，我也是把反党的矛头首先和直接对准老干部的。老干部是我们党和国家的骨干，他们在各方面担负着重要的领导工作。因此攻击他们，实质上也就是攻击党的领导。而要攻击党的领导，也必须首先和直接攻击他们。
早在今年一月间，我就以胡风式的阴冷的笔调，写了“客客气气的官僚主义”一文，这等于是对老干部的“挑战书”。以后又写了一连串的愈来愈露骨的反动文章，如“再谈客客气气的官僚主义”、“整风杂感”（写成后均未寄出）、“首长派头”（寄出后未发表）、“一贯正确的人”（小说提纲）等等，箭头都是指向老干部的。
在我的笔下，老干部成了什么样的人了呢？成了庸庸碌碌的人，成了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者，成了贪图享受生活特殊的人，成了“深通革命阵营做官三昧”的人，成了专门“整人”的人……。毫无疑问，这是对老干部的最大的诬蔑，这是明目张胆的造谣和诽谤。
对党、对老干部是如此的恨，对反革命分子又是怎样的态度呢？这只要看我如何地反对肃反运动，就能够找到答案。
（二）反对肃反运动，反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
在反对肃反运动上，我的罪行是极其严重的：不仅有全面、系统的反对肃反运动的言论，而且有煽风点火、支持历史反革命分子翻案的罪恶行动。在这个问题上，我的罪行较之社会上的右派分子，也有过之而无不及。
1．在6月1日的支部大会上和6月6日的小组会上，我对肃反运动展开了全盘进攻。我不仅在实质上抹煞了1955年肃反运动的伟大成绩，否认开展肃反运动的必要性，而且胆敢搬出罗瑞卿同志在“八大”的报告，几乎逐条加以驳斥，对中央有关肃反运动的方针、政策、路线、方法，加以全面攻击。在我的煽风点火下，支部的少数同志，在肃反问题上思想更加动摇了，混乱了。有个别同志并附和了我的反党主张。
2．上学期来北京后不久，就鼓动、支持现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工作的历史反革命分子汪北炜翻案。汪在解放战争期间，曾做过王耀武的伪“山东新报”的总编辑，兼中校秘书，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历史反革命分子。按照他的罪行，他自己是不敢翻案的。可是我却拉着另外两个党员（人民日报的陈向东，新华日报的刘洛）在幕后给他出谋划策，积极支持他向领导上提出申诉，并对他的申诉书提出修改意见。
3．我对肃反运动的仇视和反对，是带有一贯性的。远在1955年肃反运动一开始时，我就采取了怀疑、观望的消极对抗态度。别人在凝神贯注地听肃反动员报告，我却坐在会场上专心致志地看小说。记者辛辛苦苦组织来的某些揭露胡风分子罪行的稿件，我一面编发，一面怀疑，思想上在为胡风分子的罪行辩护。肃反运动结束以后，我把党对某些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宽大处理，说成为“错捕”、“错斗”，恶意歪曲夸张，散布对肃反运动的不满空气。对肃反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在思想中敌视、反感。而对某些肃反斗争对象，却寄予关怀和同情。
毫无疑问，只有坚决站在反革命立场上、自愿充当反革命代言人的人，才会有这种思想感情和言论行动。在肃反问题上，也像在其它问题上一样，党并不是没有对我进行过再三再四的教育。问题是：我执迷不悟，坚持错误。直到反右派斗争开始以后，在学习中央有关肃反问题的文件和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时，我仍未及时放弃自己的反动观点。因此，在肃反问题上的所作所为，已完全站到人民的敌人——反革命方面去了。
在肃反问题上，我是打着为知识分子“喊冤叫屈”的旗帜出现的。因此我所反对的不仅是肃反运动，在思想深处，也不满意党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
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是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要基本上完成这个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从现在算起也需要10—15年的时间。可是我却毫无根据地认为：知识分子的改造已经差不多了，可以慢慢来了。这实质上就是反对党对知识分子继续进行改造。党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政策，是有团结，有批评；而我却只要团结，反对批评——用我的话说，就是“多鼓励，少批评”。我凭空揑造了一个所谓“估计”，知识分子已“进步”到如此程度，在“德”的方面已经和共产党员差不多，而在业务方面即“才”的方面，早就有过之。如果事实真是这样（当然决不会是这样），那么还要共产党员做什么？共产党的领导也可以让位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了？这不等于是为资产阶级复辟开辟道路么！
我为了反对知识分子改造，除了夸大思想改造运动的缺点以外，又揑造了一个所谓“两种人论”。说：“在党内党外，有两种人，一种是专门整人的人，一种是专门挨整的人”。又说：“解放后有人一直在顺境，有人一直在逆境”，“一贯挨整的人，愈整愈消沉，愈整愈疲塌”，等等。所有这些反动言论，都是起着这样的罪恶作用：挑拨党内外的团结，挑拨新老干部的团结，煽动人们对党的不满，煽动知识分子对思想改造和其他政治运动的仇视和抗拒。
在肃反问题上，在知识分子改造问题上，我所反对的，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方向，是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为什么呢？因为在我灵魂的深处，是迷恋旧社会，敌视新社会的。我的“毛”，不愿附在工人阶级的“皮”上，仍想附在已被消灭的资产阶级的“皮”上，这就是最本质的原因。
（三）敌视新社会，迷恋旧社会
在支部对我的反党言行展开斗争以后，我写了一份思想情况呈交支部，即所谓新旧社会的九条对比。诚如同志们在批判时所指出的，这九条对比，实质上是我反对新社会的“纲领”。
这九条对比贯串着一个基本精神，就是认为新社会不如旧社会“自由”，旧社会比新社会来得“温暖”。在我所写的攻击新社会的反动文章中，如“忽然想到”、“政治与人情”、“关心人”、“访友记”等等，实际上是这一反动思想的具体化，不过没有这九条对比来得公开露骨而已。
这是我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与新社会为敌的铁证。因为所谓“自由”、“民主”、“温暖”等等，各个阶级是有各自不同的看法与感觉的。在劳动人民看来，新社会充满了真正的自由、民主，新社会是真正温暖的大家庭，而旧社会却是没有丝毫民主自由可言的黑暗王国。而资产阶级从他们狭隘的阶级利益出发，得出来的看法和感情，却恰恰相反。我因为和他们站在相同的立场之上，因此也就有了和他们相同的思想感情。
要这些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温暖”做什么？譬如要求开放“干部自由市场”，就可以无拘无束地发展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要求“言论自由”，就是要发表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的自由；要求所谓“人情”和“温暖”，就是要求随心所欲地发展自由主义、温情主义，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形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自由王国”。要求所谓“况钟精神”，就是要求自由自在地为反革命分子翻案；等等……这些东西如果实现了，新社会还成其为新社会么？新社会不就变质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社会了么？
为了实现上述反党主张，便不能不有一个反党的阵地。这个阵地，便是报纸。下面，我就交代我在新闻工作上的反党罪行。
（四）坚持资产阶级新闻观点，追求资产阶级办报方向
我是一个党报工作者，而且是一个党报的领导干部。照理说，我是应当坚持无产阶级的新闻观点，捍卫报纸的社会主义方向的。可是由于我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具有浓厚的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因而我在新闻工作上，也走上了和党相反的道路，充当了资产阶级右派向党争夺新闻阵地的内应。
1．我积极响应了“同人报”的主张，对“同人报”表现了浓厚的兴趣。远在新闻界右派分子没有公开提出这个主张以前，和朋友谈话的时候，我就表现了对“同人报”的向往。在这个主张提出以后，我立即表示赞成，并下了这样大的决心：“工资比现在减少一年，不分日夜工作，我也干！”为什么有如此浓厚的兴趣呢？最本质的原因，就是想摆脱党的领导，另辟一个可以随心所欲地发挥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实现资产阶级办报方向的“自由天地”。
2．对“同人报”如此向往，对党报必然是缺乏感情。这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我在党报工作已经有八年多的时间，可是对党报并没有真正的感情。我常常散布这样的观点：现在的报纸不如过去的报纸“效率高”，“出人才”。为了证明资产阶级旧报人有“才华”，有“办法”，曾散布过这样的谬论：“上海新民晚报，在党员办的时候就办不好；而交给老报人办就办好了。”——所有这一切对党报和党报工作者的攻讦，对旧报纸和旧报人的宣扬捧场，都是无异于要党把新闻阵地让出来，让位于资产阶级右派。
3．新闻界右派分子利用“左叶事件”发出了向党进攻的动员今后，我也不甘寂寞，立即响应。我曾经活动在党校新闻班召开座谈会，发表响应性新闻，并打算人民日报如果不刊载这条新闻的时候，就直接寄给文汇报或光明日报发表。只是由于党校新闻班同学的觉悟高、立场稳，坚决拒绝了我的提议，才使这把火未能烧起来。
4．当文汇报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广大人民十分愤怒，而我却为之鼓掌喝采。除了在平日谈话中为文汇报捧场之外，还当面向一个我并不很熟悉、并且是在路上偶然碰到的文汇报记者（谢蔚明）加以赞扬说：“文汇报最近搞的很热闹，大家很爱看”。捧得这个记者得意洋洋。
5．对新闻界右派分子的言论，我也没有放过当面捧场的机会。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右派。分子张友鸾，在新闻工作者座谈会上发表了攻击党报的右派言论以后，我曾经亲自登门加以喝采。此外，复旦大学的右派分子王中，去年到南京贩卖他的资产阶级新闻观点时，也曾引起我的共鸣。新华日报内部刊物上刊载的王中的发言稿，就是我指使发表的，从而为他的右派言论扩大了影响。
——在交代了以上四个方面的罪行以后，我想再把今年大放大鸣期间的表现，集中地作一交代。
（五）支持、配合社会上的右派分子向党进攻！
五月，是乌云乱翻、牛鬼蛇神一齐出动的一月，也是我的反党活动最频繁、最嚣张、最疯狂的一个月。在这段时间里，我从以下三方面支持、配合社会上的右派分子向党展开了猖狂进攻。
1．赶写反动文章。近一年来所写的20几篇文章中，大部分是在这个时期赶写起来的。积极性高到如此程度：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就可以写出两篇，有时甚至利用午睡时间写。反动的“灵感”非常敏锐，真可谓顺手拈来，就是材料。这些反党“炮弹”赶制成功以后，就不断向报纸上发射。
2．进城放火。我在北京的朋友关系很多，绝大部分分布于文化新闻界。从去年来北京以后，我和他们的接触就很多；大放大鸣期间进城见面就更加频繁。这些朋友关系相当复杂，其中有历史反革命分子，有右派分子，有右倾思想严重的人。早在去年来北京之前，报社同志就提醒我，到北京后要注意交友问题，要接受过去的教训。可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一到北京，就忘得干干净净。在大放大鸣期间频繁的接触中，打听鸣放情况，收集反党材料，煽风点火，互相共鸣。见了文化部的朋友，就谈文化部的官僚主义如何如何严重；应当好好整。见了出版社的朋友，就问出版社鸣放了一些什么，热闹不热闹。原来新华日报的人凑在一伙，就攻击过去报社的领导，攻击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解放前新闻界的朋友见了面，就共鸣资产阶级新闻观点，诽谤党报，吹嘘旧报纸的传统。在我的放毒下，使一些思想照来右倾的同志就更加右倾，对党不满的人更加不满了。我从他们那里，也收罗一些反党的材料，如有些反动文章中的事实，有些发言中的论点，就是从城里贩运来的。
3．在校内放火。主要是反对肃反运动问题，其次是“左叶事件”问题，等等，已如前述。如果不是在党校的环境，如果不是人民日报六·八社论及时发表，我想我一定还会在其他问题上放火，并且使火烧得更大。譬如所谓“人情”问题，我就曾打算组织人漫谈讨论的，但六·八社论一发表，这个计划也就放弃了。
是什么思想支配着五月间我的这些疯狂行动的呢？在“整风杂感”和“从此天下多事”这两篇杂感中作了露骨的自白。像一切右派分子一样，我也犯了对时局估计的错误。我看到学生在闹，知识分子在闹，听说上海公私合营工厂的工人也要闹，心想农民的意见恐怕也大得很，于是认为“天下从此多事”了，向党叫嚣道：“事情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美妙，你的周围有火！”在这个错误的估计下，就公然站到资产阶级右派方面去。
最后，我再着重交代一下我和四川文联右派小集团首脑，军统特务分子石天河的关系，以及我是怎样支持他反党的。
石天河，是1947年我在南京做记者时认识的，当时他也在南京做记者。认识后不久，他就主动向我介绍了他的出身，说自己曾在特务训练班受过一年多的训，但毕业后就开小差跑了。我当时根本没有什么敌我观念，被他花言巧语一说，又看他也表示“反蒋”，于是很快就相信了他的话，把他当作“进步”的朋友来结交，并于1948年底把他拉进了党。
介绍一个特务分子入党——这样严重的错误并没有促使我及早清醒过来。解放后，虽然有七八年的时间我没有再和他通信，但是在今年一月间，他和他的小集团篡夺了“星星”诗刊（四川文联刊物）的领导权以后，他又给我来了信。我们的通信关系就此恢复了。不久以后，“草木篇”事件发生，他们的反党活动受到打击，他来信向我求援，并要求我为他在南京布置退路。他的信是极其反动，并且一封比一封来得露骨的，稍有爱党之心的人，一眼就能识破这些信件的阴谋，帮助党及早揭发这个极右分子的反动面目。可是，由于我和他具有相同的反动立场和反党情绪，因而不但不去揭破他，反而采取了包庇、支持的罪恶态度。我一面去信表示对他支持和同情，一面给南京文艺界的朋友写信，为他在江苏活动工作，对他的退路安排得无微不至。同时又为他在北京奔走呼号，扩大这一事件的影响。为他争取更多的同情和支持。直到反右斗争开展以后，四川已开始对石天河小集团展开围剿，我仍拖了一段时间才将石的反动信件交给支部。由于上述种种罪恶活动，石天河就在党内找到了一个忠实的支持者和帮凶，使他向党进攻的时候，更加有恃无恐、无“后退之忧”了。
在交代了上述反党活动以后，我的确感到怵目惊心！短短的一年中，而且是在脱离工作的党校环境里，我干了多少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的坏事啊！诚如组织上和同志们所批出的：我不仅有反党的言论，而且有反党的行动；不是在一个方面、两个方面反党，而是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反党；不仅自己反党，而且还煽动别人反党；不仅在北京南京反党，而且还把反党的手远伸到四川。因此，我的确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党内右派分子。
由于我的反党言论已经通过写文章和谈话等方式公开传播出去；由于我的反党活动是多方面的、猖狂的；又由于我披着“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的外衣，迷惑和欺骗了一部分人；因而我的反党罪行，已经在实际上给党、给人民造成了极大的危害。这种危害的严重性，尽管我现在的认识还很不够，但以下几方面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
1．破坏党的崇高威信，分裂党内外的团结，煽动人们对党的不满和仇视。
由于我的许多反动文章是在党的脸上抹灰的，由于我散布了不少诬蔑党、诬蔑老干部的流言蜚语，由于我制造了所谓“两种人论”及其它一些挑拨性的言论，其结果，必然是在党内外影响团结，影响党的崇高威信。我夸大党的缺点，对有不满情绪的人装出一副“同情”和“支持”的姿态，因而就必然会煽动一部分人对党不满。譬如“客客气气的官僚主义”一文发表以后，我就亲耳听到一些对党不满分子的叫好声。“政治与人情”一文发表以后，据说也有人“反映很好”——这个“很好”，就是说它已经起了毒害人的作用。这些都是反党的“火种”，他撒在人们的心里，平时也许看不出什么，而在适当的气候下，就会燃烧起来。
2．我实际上是在教人学坏：教人发展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反对集体主义，反对思想改造；教人和我一样的敌视新社会，迷恋旧社会。
譬如，看见陈向东同志不大安心做人民日报读者来信组的工作，我不是帮助他正确解决思想问题，却说：“埋头苦干吃亏，领导上会叫你干一辈子；还是好提意见的人占便宜。”这是调唆向东学坏。看见现在南京四中做事务主任的罗秋生同志，就为他的所谓“大材小用”叫屈，鼓励他争取仿教员。这是鼓励他不安心工作。教他学坏。新华日报副刊组长刘洛在北京学习期间，我向他宣扬了许多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东西，如不安心在党报工作，强调文艺的特殊性，跟总编室闹对立，等等。新华社江苏分社的魏文华在肃反后有了进步，我就赶忙拖他的后腿，劝阻他不要向支部反映一个非党记者在北京的情况，要他不要忘记“肃反的教训，别得罪人”（因为他在肃反中被斗过）。这方面的事例是不胜枚举的。
3．当党受到社会上的右派分子进攻的时候，由于我在党内做了他们的内应，结果使党腹背受敌。上面交代的任何一桩罪行，几乎都可以说明这个问题。譬如社会上的右派分子攻击肃反，我立即在党内大喊大鸣，而且比他们叫得还凶。社会上的右派分子诬蔑党“六亲不认”，“不近人情”，我就马上从党内钻出来，搬出所谓“理论”和“事实”来加以“证实”。这方面的罪行，也是举不胜举的。
总之，这次资产阶级右派向党的进攻，是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首的、阴谋推翻社会主义、现实资产阶级复辟的造反。在这次造反中，我背叛了党，参加到造反的队伍中去。在整个资产阶级右派所给党、给人民造成的巨大损害中，也有我的一份罪行在！这份罪行，是无法请求人民宽恕的！
我还清楚地看到：在大放大鸣期间，如果我不是在党校的环境里，如果我仍然在工作岗位上的话，那么也许要给党造成更大的危害。那时“同人报”的问题，也许就不再是说说的问题，而是见之于行动的问题。那时，我可能写出更多的反动文章发表出来。在各种座谈会上（如杂文问题座谈会、新闻工作者座谈会等等），我将公开发表更多的反动言论……。这不是故意把没有实现的问题说得严重些，不！按照我当时的疯狂情绪，这一切都是有可能实现的。
如果不是这次反右派斗争及时阻止了我的反党道路，党和同志们及时挽救了我，而让这一切继续发展下去的话，那么前途更加是不堪设想的。我实际是走的参加或组织反党小集团的道路——如果气候和条件更加适宜的话。虽然这件事情在目前并未发生，但是我必须充分认识这一危险。总之，我已经站在悬崖的边缘，如果再跨进一步的话，就要永远毁灭下去，成为民族的千古罪人了。
我为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我是怎样成为党内右派分子的？关于这个问题，我想从以下三方面加以分析。
（一）坚持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反动立场，抗拒党对自己的改造，并由此产生对党的不满，最后发展成为仇视党、反对党——这是我走上反党道路的基本原因。
具体表现在这样几个问题上：
1．个人名誉地位的野心得不到满足。
我是抱着向上爬的个人野心混进党内来的。我的“奋斗”目标，是要成为一个“名记者”或可以自由贩卖资产阶级新闻货色的“报纸负责人”。虽然从刚刚入党起，就受到党的信任和重用——譬如入党后仅仅半年的时间，党就要我担任了新华日报社委兼编辑部副主任，不久后又提升为主任。可是我对于自己的地位却总感到不满足，总感到“郁郁不得志”，认为党委屈了自己，是老同志进城以后贬低了自己（因为按照原来的打算，是准备由地下党成立一张报纸，由我担任总编辑的）。于是在1949年暗暗立下了一个志愿：争取五年以后爬到省报副总编辑；以后再慢慢地爬到省报总编辑。可是共产党并不是野心家的乐园，想在党内飞黄腾达，这是做梦！所以1952年爬到编辑部主任的时候，就爬不上去了。不但爬不上去，而且由于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中初步暴露了我的原形，党把我由编辑部主任调为经济部主任，后来又调为工业组长。这一来就使我更加不满，认为解放后不但没有青云直上，反而每况愈下了。我把这一切，都归罪于思想改造运动，归罪于领导思想改造运动的老同志，这是我敌视和反对思想改造运动、不满老干部的重要原因之一。五年的时间转瞬过去了，我的“五年之后爬到副总编辑”的打算怎样了呢？1955年劈头来了个肃反运动，我的计划又破产了。不但爬不上去，而且在肃反运动中受到审查，交代了隐瞒多年的参加国民党等历史问题。进步的伪装撕下来了，对向上爬更加不利。这是我不满肃反运动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当上1955年肃反运动结束、组织上提升我为报社秘书长时，我一点也不感到满足，反而有些绝望了。这时我想，在党报大概是爬不上去了，还是另找门路——到全国性的报刊去当一个记者，向“名记者”的方向奋斗吧。
但要想走这条路也不容易。横在面前的第一道障碍，就是社会主义统一调配、统一管理的人事制度。所以，要想通行无阻地走这条路，首先必须反掉社会主义人事制度。这就是要求开放“干部自由市场”的由来。
当然，念念不忘的仍是那个可以自由表现资产阶级新闻观点的“报纸负责人”的迷梦。在党报既然不可能实现，便想另起炉灶——办“同人报”。这是我醉心于资产阶级“同人报”的基本原因。
我所以那样地攻击老干部，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我自己是一心一意向上爬的人，于是把老干部也看作是向上爬的人（在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看来，世界上大概一切人都是个人主义者）。自己爬不上去，于是就以充满妬意的眼光和敌意的心情，来看待党对老干部的正确使用和提拔，并由此对党更加不满，认为党“偏心”、“厚此薄彼”。在“一贯正确的人”这篇小说提纲中，那样卑鄙地丑化一个老同志，就是这种妬恨心情的集中表现。
争名夺利，个人野心——这是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者的共同标志。而在这种个人野心得不到满足、并且受到打击和挫折的时候，反党之心便油然而生。这是我与党为敌的第一个直接原因。
2.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生活方式不能继续维持下去，而要按照新社会的生活方式生活，这就更加激起我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情绪。
我是一个没有得到根本改造、也不愿接受改造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带着在旧社会养成的一套生活方式——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走进了新社会。这套生活方式——譬如随随便便地交朋友、自由散漫的生活，等等——我是那样地熟悉它，热爱它。在具有工人阶级思想的同志看来，这些原是污秽不堪，早该丢进茅屎坑去的东西，而我却把它们当作“宝贝”。但这种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不要说在党内是绝对非法的东西，就是在社会上也处处遭到抵制。就拿交朋友这一件事情来说吧，解放前，我是认为“没有朋友简直就活不下去”的。而解放以后，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随心所欲地乱交朋友。几乎每经过一次运动，朋友就减少一批（因为这些朋友，大多是历次运动的革命对象），朋友愈来愈少，交往愈来愈稀，于是生活就感到难忍的寂寞。有时我想：“爬不上去，已经是牢骚满腹了，那么别干涉我的生活，让我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生活吧！”“在工作上，我服从领导；在生活上是我自己的事情，总该让我自由点了吧！”这当然是胡话。世界上没有这样“自由”的共产党员，新社会也不可能有这样的“自由王国”。生活不能按着旧的轨道进行，而我又坚持不愿改变，于是日渐成了迷恋旧社会的孤臣孽子，成为敌视新社会的罪人。
3．抗拒和仇视思想改造，是我反党的第三个直接原因。
我是带着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原封未动地混进党内来的。入党以后，从我的阶级本能出发，很快就给党造成一连串极其严重的危害。譬如入党后的第一件坏事，就是在南京解放前夕乱拉人入党——最典型的，像前面提到的特务分子石天河，也被我拉进党内来了。第二件坏事，是解放后乱介绍人工作。除了介绍三个坏分子参加新华日报以外，还介绍了中统特务分子王科群进南京军管会工作。介绍的时候，虽然确实不知道他是中统特务，但他曾是国民党中央党部海外部的科员，这是知道的。不但知道，而且还要他在填履历表的时候，故意隐瞒了这一历史，以便把他介绍到军管会去。这一包庇反革命的罪恶行为，隐瞒了八年之久，直到这次斗争中才向组织交代。除此以外，在南京解放初期还接受过一个叛徒、做过湖南益阳伪警察局长的反革命分子（余太）赠送的一支手枪。这又是一椿包庇反革命的罪行。——像我这样的行为，党早就应当把我清洗出去。但是党没有这样做。党采取治病救人的方针，在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中，要我彻底放弃反动立场，改造思想，对我进行了耐心的挽救和教育。但是，这时我丝毫也没有真心悔悟、回头向善的意思。我采取了“蒙混过关”的态度，运动一过去，在思想上全部翻案了。我不但拒绝了党的挽救，拒绝改造思想，而且从此走上坚决与党为敌的道路。
1955年肃反运动中，由于自己长期隐瞒了参加国民党等历史问题，又由于在自己的朋友中有不少肃反斗争对象，因而组织上对我进行了审查——仅仅是审查，在运动中既未开会斗争，在运动结束后又没有给我任何处分。可是就这样也大大激怒了我，竟然厚着脸皮认为党不应当不信任自己。而自己对党的欺骗、隐瞒，却从不扪心自问一下。肃反运动中虽然被迫交代了历史问题，但反动立场和反动气焰却一点也没有打下去。肃反运动一结束，自以为自己的历史问题已经作了结论，可以有恃无恐了，于是反动气焰更加高涨。这时又碰上国际国内出现了一股反共逆流——有了适当的气候，于是怀着对党的仇恨，从此走上了公开反党的道路。
这时，常常有三个问题盘旋在我的脑际：
1．为什么有专门整人的人，有专门被整的人？（我当然是把自己放在被整之列的）。
2．为什么整人的人总是一贯正确，被整的人总是一贯错误？
3．为什么历史上的一些问题，像抓小辫子一样死揪住不放？一搞运动就抓住往墙上碰？
这是从敌视思想改造、仇视各项政治运动出发而提出的三个反动透顶的问题，也只有对党怀着仇恨心的人，才会提出这样恶毒的问题。而我却正是带着这三个问题，展开反党活动的。
苏共20次代表大会对斯大林的批判，使我自以为找到了答案。（实际是一切反动阶级的错觉）。我幸灾乐祸地认为：怎么样，我说世界上没有“一贯正确的人”吧？连斯大林都会犯这样大的错误，何况你们（指老干部）？可见你们也不见得一贯正确，我们也不见得一贯错误……。这个“答案”，就成了我敢于向老干部进攻的根据。
波匈事件使我反党的胆子更大了。我想，世界上不但没有一贯正确的人，也没有一贯正确的党。党如果搞的不好，也同样会被人家起来推翻……。
大鸣大放，右派向党猖狂进攻以后，我更加兴高采烈。心想，整人的人也被整了，“一贯正确的人”也不正确了。这时候，一方面升起了一股强烈的报复情绪——想狠狠地报复老干部一下；另一方面又自鸣得意，认为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是老干部的事情，我的“问题不大”，我有“先见之明”（实际上是反党主张），因而强烈地想表现自己，迫不及待地想宣传自己的反党主张。狂妄自大地认为：老干部干得了就干，干不了为什么不让给别人干？这个“别人”，首先当然是我自己——因为我一向是自认为被“埋没”了的；同时也包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此在实质上，就是想篡夺领导权。
总括起来，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也像绝大多数的右派分子和反党分子一样，是沿着个人野心家的道路走上反党道路的。而这种个人野心，又是从一入党就带进来的。所以还必须从我参加革命前的出身经历，来检查造成这一切的历史根源。
（二）历史根源：
我出生于一个城市小公务员的家庭，最高的学历是初中一年级。因此按我的家庭出身和所受教育程度来说，我原来只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从抗战开始——15岁那年走进旧社会以后，就不断地向上爬。最初几年，是在国民党的军队中，当演剧队员、宣传队员；中间几年，是在中小学教书；从1945年开始走进新闻界，在私营报纸里当编辑、记者、编辑主任。这样，就逐渐爬到中上层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成为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了。
1939年，在我工作的一个演剧队里，开始受到党的直接领导和教育。但是到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党要我去解放区的时候，我却贪生怕死，拒绝了。第二年（1942），就选择了一条最坏的道路，跑到临泉汤恩伯部队，当了几个月的政工队队员，并在那里可耻地参加了国民党。这就是说，我拒绝了党要我参加革命的要求，却决心倒向国民党反动阵营。从此以后，东飘西荡，过着两面派的生活。口头上，念念不忘进步；行动上却一心一意在国民党统治区向上爬。革命处于高潮的时候，靠拢革命；而在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候，又赶紧缩起头来，甚至写了一些反动文章。这就是当时我的两面派的政治态度。
做了资产阶级记者以后，资产阶级的立场、思想整个儿地形成了。这时我的中心思想，是向上爬。由小报记者，爬到大报记者；由没没无闻的记者，爬到“名记者”；由给私营报社老板做奴才，爬到自己也能够办一张“同人报”；等等。这时，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已浸透了我的每一根汗毛。旧社会的坏东西，大部分都已学到了，因而养成了很坏的品质。
1948年10月，我就带着上面说的一整套的资产阶级立场、观点，混进到南京地下党内来。在此以前，很早就有参加党的机会，但是我不干。因为那时认为胜利渺茫，有生命危险。而到了这个时候，眼看国民党大势已去，全国即将解放，这时参加党既不要担多大风险，并且很快就可能分享到胜利果实，这时才积极混进党内来。这时在我的心目中，实际上是把党看作一个“反蒋大联盟”，只要反蒋，不管什么人，不论出于什么动机，都可以参加；而参加以后，将来都可以封官许爵。同时我还狂妄自大地认为：我入党和别人不同，别人是积极找寻党，而我却是党请我参加的。因为我有“本钱”（把当时我所掌握的一个私营报纸的编辑部以及新闻界的关系等等，都看作“本钱”），因此将来全国胜利以后，党一定会器重我，会让我在新闻界爬到更高的位置上去。这就是从本质上来看我当时入党的动机。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我之堕落成为党内右派分子决不是偶然的，不是在入党以后才变坏的。从我的出身历史和入党动机来看，我就是和党两条心、两个立场、两种思想感情的。而在入党后的长过程中，又拒绝放弃自己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并公然与党为敌。因此，我是一个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过去和党就是貌合神离，而在这次大放大鸣和反右派斗争中，才彻底暴露了我的反动本质。
（三）复杂的社会关系所给予我的影响。
我走上反党道路的基本原因是坚持反动立场，抗拒改造，已如上述。但除此以外，复杂的社会关系所给予我的影响，也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
解放前，在长期的流浪生活中，我曾结识了各种各样的朋友。其中固然有一些是进步的，革命的，但也有不少是反动的。其中特务分子、友革命分子；叛徒、坏分子、帮会分子、流氓记者，形形色色，应有尽有。从他们那里，我学到了旧社会最坏的东西。
解放以后，党一再教导我，要我坚决割断这些社会关系，要站在党的立场上正确的交朋友。党和同志们的话都是在新社会做人的起码道理。可是我却怎样也听不进去。不但听不进去，反而由此产生对党的不满。诬蔑党“不近人情”，“不许人交朋友”，“把老干部的生活方式强加于人”。事实的教训也的确不少，几乎每次运动中都要因朋友关系而受到审查或批评，给党造成极大的危害。但是运动一过，故态复萌，旧的朋友关系又渐渐聚拢起来，而且由此对党、对运动的不满也就加深了。
为什么和这些反动的朋友关系如此难分难舍呢？归根结底，是由于反动立场一致，反动思想一致。我和原则性强的老同志在一起，总感到格格不入，合不来；而和往日的朋友们在一起，却有说有笑，兴趣盎然。思想感情的一致，像一块磁铁一样，把我紧紧地吸向了他们。我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已经达到如此程度：他们在运动中被斗，就好像我自己被斗一样。
自从展开了反党活动以后，这种情况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来北京以后，对于过去的老朋友们，谁进步，我就远远地离开谁；谁落后，谁反动，谁在运动中被斗争过，我反而喜欢接近谁。如历史反革命分子汪北炜、田希之流，我在南京的时候，原是和他们接触不太多的；而到了北京以后，反而变成交往频繁的“密友”了。在交往中，我给予他们的是精神上的同情，安慰，其至支持。而从他们那里得到的，是对党的不满，对新社会的敌视。而这些东西就更加巩固和增强了我的反动立场和向党进攻的决心。
“择友而交”，就是在旧社会，正直的人们也懂得这句话的意义。更何况在新社会？更何况是一个革命者和共产党员？谁是朋友，谁是敌人，在复杂的阶级斗争中是一点也不能含混的事。我既然是以敌为友，就必然要以友为敌。我过去总以为交朋友是我个人生活上的事，与政治无多大关系。其实这是自欺欺人之谈。在阶级社会中，交朋友也贯串着明确的阶级立场和阶级路线。我自己是坚持资产阶级立场的知识分子，因而也自然而然地喜欢结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朋友，并且和他们结合起来反党，这不就是政治么？为什么我不愿听从组织上和同志们的忠告，八年来坚决不愿割弃这种复杂的社会关系呢？这不就是反动立场使然么？“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不愿放弃反动的立场，也就不可能真正割断这种反动复杂的朋友关系。这就是我在交朋友问题上，屡教不改的根本原因。
我犯了这样严重的罪行，给党给人民造成了这样大的危害，我的灵魂是这样肮脏，照理说，在反右派斗争一开始，就应当主动向党交代自己的罪行，真心诚意地向党低头认罪。以便在同志们的帮助下，彻底洗刷自己，重新做人。这才是正确的态度和唯一正确的出路。可是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却没有这样做。我采取了与此相反的错误态度。
当反右派斗争刚刚展开，党校内的斗争还没有开始的时候，我为我所认识的或不认识的一些右派分子辩护。彭子冈、浦熙修我不认识，可是在报纸上点到她们名字的时候，我却表示“想不通”，特别是子冈，心想“她怎么会成为右派分子呢？”新华日报的右派分子张健中煽动南大部分学生到新华日报门口贴大字报的罪行，已经在“内部参考”上看到，可是我还想为他辩护，说什么“根据他的过去表现看，他不一定是右派分子”。并把这一意见，托人转告报社领导。人民日报六·八社论一发表，别人是首先考虑如何反击右派，而我首先考虑的是要注意划清中间和右派的界限。这一切都反映了一种不自觉的心理状态：生怕自己的错误被揭露出来。
党校的反右派斗争开始了。最初，我装得好像“没事人”似的，在一次小组会上说：“这次斗争，我考了60分，基本及格”。想以此来迷惑人们的眼睛。后来，又力图把问题说成半斤八两，想用“人人过关，个个检讨”的办法，来分散同志们的注意力，转移同志们的视钱，这一切技俩失效以后，就采取了推一步、走一步的办法。在小组会上，只承认自己有“一般右倾思想”；在支部大会上，就说自己的“右倾思想严重”；到了北院大会上，虽然空空洞洞地承认了自己是右派分子，而重要的事实和真实的思想，却不愿一下子和盘托出。这种不老实的态度，引起了同志们的公愤。
同志们对我的严重罪行和错误态度，展开了严肃、认真、坚决地揭露和批判。我的友党言论，被驳斥得体无完肤。同志们对我的斗争是坚决的；而对我的挽救和帮助，却是耐心、热诚的。
在组织上和同志们这样大力的挽救和教育下，我逐渐开始认识到：顽抗狡辩不是出路，蒙混过关这是妄想。如果说，过去的几关被侥幸混过来了，那么在社会主义这道大关之前，任何人也别想蒙混过去。出路只有一条：就是真正缴械投降，低头认罪。
在运动的中途，在党和同志们的指引下，我终于逐步走上了这条道路。在交代了自己的罪行以后，我开始认识到这些罪行的严重性，开始认识到自己灵魂的丑恶，因而开始有了痛下决心、改造思想、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的要求。
这次斗争，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教训。教训，是多方面的，是应当在今后的长时间中逐步加深认识和永远记取的。
基本教训是以下三个方面：
（一）必须重新认识党，摆正个人和党的关系，坚决相信党，热爱党，把自己的一切无条件地献给党。
做了将近十年的党员，可是坦白地说：我并不真正认识党、了解党。在我写给支部的一份思想情况中说：“党是什么，我不知道……。”这虽然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事，然而确是事实。譬如，一年来，我向党射出了一支又一支的暗箭，明明在进行反党的活动，可是我却心安理得，认为我“批评”的是具体人，具体事，具体组织，并不是指向整个的党。原来在我的心目中，并不把党看作是一个完整的统一的整体，而是看作一个个组织和一个个人。又如“党是光荣、伟大、正确的”，这句话我和别人一样，不知在口头上说了多少遍。可是为什么说党是光荣、伟大、正确的？在理解的程度上，我和老同志们并没有共同的语言。远的革命阶段固然不用说，就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这两关，我基本上也是混过来的。因而对党究竟怎样正确地领导中国人民完成了伟大的民主革命，并没有多少感情上的认识。因此，一旦风吹草动，便把局部性质的缺点，夸大为整体的缺点，从而动摇了对党和党中央正确领导的信念。以上只是两个例子，实际上我需要从一系列根本问题上——如党的性质、任务，党过去走过的道路以及今后继续要走的道路，等等——来重新认识党。这个工作要完成得愈快愈好。
在我所犯的错误中，有一个贯串一切的东西，便是个人和党的关系问题。我名为党的一员，而实质上却未真正和党站在一起，而常常是站在党之外。在党的利益和个人利益表面一致的情况下，还看不出什么问题，而一旦和个人利益发生了冲突，便马上游离出来。在冲突激化时，便公然站到和党对立的方面去。党员和党，本来是应当融合为一的，除了党的利益之外，不应当再有其它任何个人利益。除了党的思想以外，不应当再有任何与党不同的思想。可是我却反其道而行之，认为党的看法，我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党有党的看法，我也可以有我自己的看法。这实际是和党两条心的表现，却美其名曰“不盲从”、“独立思考”。由于和党站在不同的立场上看问题，因此这种所谓“独立思考”的结果，便是愈“思考”愈荒谬，愈“思考”离开党愈远。
自作聪明，自以为是，自不量力——应当是永远记取的教训。凭着道听途说，甚至凭空臆造出来的一点材料，凭着用有色眼睛看到的一点现象，透过反动立场的折光镜，这样得来的意见，居然自认为“绝对正确”，居然想以此强加在党的头上，这不是荒唐透顶么？这不是太自不量力了么？
相信党，热爱党，这不是两句空话，而是有共同的阶级立场和阶级感情作基础的。我羡慕老同志们，他们和党完全融合为一，党怎么想，他们就怎么想，党喜则喜，党怒则怒——一点也不是出于做作，而是变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阶级本能。——要做到这一点，我知道需要有一个艰苦的思想改造的过程，必须彻底丢弃任何个人打算，时时刻刻以党的利益为利益，无条件地献出自己的一切。——这应当是这次斗争留给我的首要教训。
（二）必须重新认识什么叫革命？什么叫反革命？在社会主义革命的现阶段来说，什么叫社会主义革命，什么叫反对社会主义革命？不深刻地认识这一点，我就无法认识我今天生活的新环境，无法认识周围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无法深刻地认识我已经在这个革命阶段中充当了一个怎样的角色，今后应当充当一个怎样的角色？质言之，也就是如何在社会主义的新社会中做人。
革命已经大大地向前推移了，而我的思想、行动却还原地不动，停留在民主革命的阶段。在民主革命阶段，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在党内固然是非法的东西，而在社会上还有它合法存在的市场。当时，它还没有成为革命的直接对象。全国解放以后，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形势变了，而思想依旧。这时我仍然认为：“谁能没有一点个人主义？”“一点个人主义算得了什么？”殊不知在自以为仅仅有“一点个人主义”的时候，已经是严重的个人主义；这种严重的个人主义继续向前发展，便成为极端个人主义，最后发展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个人野心家，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直接对象。
革命，我过去总以为是革别人的命。在民主革命阶段，是革地主、买办、官僚们的命；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是革资本家的命。我既不是地主、资本家，和他们又素无瓜葛，革他们的命，我有什么不赞成的呢？我怎么会成为反革命，成为革命的对象呢？殊不知社会主义革命，是一场远比民主革命更为深刻广泛的革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这场斗争，不仅要在经济上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而且要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肃清和改变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只有这样，才算彻底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我虽然在经济土并未占有任何私有财产，但是在我的思想上，早就深深地打下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戳记，因而它本能地要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抵抗社会主义制度。因此当党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占有关系改变的革命任务，继续进行政治上、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任务时，我便首当其冲地成了革命对象。
“不进则退”。社会飞速地前进，自己跟不上历史的脚步，一步跟不上，步步跟不上。可怕的还不仅仅是成了一个落伍者，更可怕的是躺在前进的路上，成了革命的绊脚石。我已经成了绊脚石，如果再不赶快爬起来，赶上历史的足迹，就要被历史的车轮所辗碎。这应当成为这次斗争留给我的第二个基本教训。
（三）要解决上面提出的两个基本任务，必须彻底完成自己头脑中的社会主义革命——思想改造。坚决丢弃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立场，树立无产阶级立场，完成世界观的转变，做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文化工人。
立场，立场，立场究竟是什么？说老实话，我过去并不真正懂得。因此哪怕说了一千遍要“转变立场”的空话，却依然故我。仍然站在原来的立场上纹丝未动。原来我过去所理解的“立场”，就是会多说一些“道理”，别人怎么说，我也是怎么说，甚至说得更漂亮一些，仿佛这就有了共同的立场。其实，全不是这么回事。经过这次斗争，我开始懂得，立场，是建筑在共同的阶级利益基础上的、共同的认识和共同的思想感情。譬如资产阶级右派，尽管远隔千里，彼此并不一定认识，但由于有共同的物质利益作基础（这个物质利益就是想恢复人剥削人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度），因而思想感情和认识是那么的一致，甚至表达思想感情的语言也是那么相同。这就是立场的一致。再看老同志们呢，他们和工人阶级及广大劳动人民有着共同的思想感情，当右派向党进攻时，他们不约而同的表示愤怒，万众一心地要和右派斗争到底。他们看问题想问题的方法是一致的，语言是共同的。这也是立场使然。老同志们站在和党同一的立场之上，因而能够爱党之听爱，恶党之所恶。我因为和党站在相反的立场，因而爱党之所恶，恶党之所爱。
思想改造的大敌，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多少年来，从家庭出身、学校教育到周围环境，好像只学会了一件东西，就是“我”。一切离不开“我”，“我”就是一切。容“我”发展，便欣然以赴；与“我”不利便坚决反对。这个“我”字害得我好苦呵！特别是从1953年——社会主义革命的脚步加紧以来，由于“我”字得不到发展，并且成为革命的直接对象，于是心情日趋阴暗，整天无精打采，提不起劲来。新社会的欢乐感不到，即使感觉到了，由于“我”不欢乐，因此也就昧着良心硬要抹杀这种感觉。如果说，在解放初期的二、三年中，还多少能够接受一点新的东西；那么在最近几年间，新的东西便很难接受进去。看报纸，不看新人新事；看小说，专看旧的不看新的；交朋友，几乎仍然是旧社会的原班人马……这样发展下去，一个人的身上怎能不生霉发腐呢？
个人主义已经把我引到了这样一条毁灭的路上，现在是到了必须和个人主义彻底决裂的时候了！我知道，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人类已经进入了征服宇宙空间的新纪元，人类连地球的吸力都能战胜，难道我就不能战胜一个渺小的“我”字对自己的吸力么！
今后的努力方向是：
（一）全心全意地投入工作。不管党今后分配我做什么工作，只要有工作，就有了立功赎罪、重新做人的机会。我当然仍愿意回到新华日报。我欠党的债，欠人民的债，具体地说也就是欠新华日报的债。这笔债必须偿还！偿还的唯一办法，便是将今后的半生全部无保留地、无条件地献给工作。一切“成名成家”的卑鄙打算彻底打消。老老实实地做一个文化工人。如果给我一个机会，到农业生产合作社去参加劳动生产，我就老老实实地做一个合作社员，在劳动中锻炼、改造。
（二）艰苦地进行思想改造。不管党给我什么处分，我保证决不再重蹈复辙，重复过去的错误，我想，在我被开除出党以后，也决不辜负十年来党对我的教导，特别是这次斗争对我的教导。我要加紧改造自己的思想，争取早日回到党的队伍中来，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共产党员。
（三）我还欠着人民的一笔债，必须早日偿还，这就是学习。党和人民这次送我到党校学习，我粗略地计算了一下：在一年多的时间中，最少用去了人民三千元的血汗钱！人民花这笔钱，原是希望我学好以后能够更好为人民服务的，可是结果却培养了一个忘恩负义的人！这就说明，尽管党校的教师苦心婆心，诲人不倦，可是我并没有学进去。我回去以后，必须订上一个几年内的理论学习计划，把在党校学到的东西，好好进行一次“反刍”。
（四）必须重新整顿自己的生活。重新开始生活。生活，必须正常起来，健康起来。在生活中，对于我确决定性的一件事，便是交朋友问题。我再也不能不接受教训了。我必须把往日的朋友关系认真排一次队：哪些可继续保持联系，哪些坚决断绝关系。继续保持联系的，也必须在一个完全新的基础上保持联系。而更重要的，是在革命的实践斗争中，和工人农民交朋友，和老同志们交朋友，从他们身上学习新的思想感情和品质。
最后，我再一次表示我对党、对同志们的真诚感谢。没有伟大的反右派斗争，没有党的大力帮助和挽救，我是不会真正接受改造的。党在这次斗争中揭去了我的皮，不但便于党和同志们今后更好地监督我，教育我，而且也使我开始清醒地认识了自己，不再继续做自欺欺人的迷梦。
回顾过去，我感到痛苦、愧悔。瞻望将来，我又感到从未有过的新的信心和希望。
1957年11月9日 北京
(姚北桦，极右分子。)
---- 原载《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学员中右派分子的反省材料选辑》，1958年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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