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11-22 作者：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新闻班第三班第一支部, 高汾
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新闻班第三班第一支部、高汾（注：高汾，女，37岁，江苏省江阴县人。家庭出身，城市小资产阶级。本人成分，学生。1938年6月参加革命工作，同年12月入党。来校前任大公报首都记者组副组长。）
（一）附和右派攻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1）认为“安排使用不当”
学习总理关于知识分子报告及八大报告后，我片面理解党的政策，认为知识分子现在觉悟提高了，只要安排得当，他们积极性会发挥，觉得大公报香港办事处朱启平、潘际垌的力量还没有调动，很可惜。肖离位置安置不当，他水平可当部主任（当时他是组长）。鸣放中，听徐盈为朱启平诉苦，联系报上发表的右派叫嚣，像张权这样的歌唱家如何受宗派主义的排挤，没有演出机会，李景汉未被重用等造谣诬蔑，我信以为真，就认为党领导有宗派主义，对知识分子安排使用不当。
（2）认为“有职无权”
解放前，与民主人士来往多，以我的觉悟水平，与他们思想感情接近。前年采访纺织工业部，听说蒋光鼐（部长），的力量发挥不够。鸣放中，看到民主人士丁贵堂、青岛一个局长呼吁“有职无权”民主人士是“庙前石狮子摆摆样子。”徐盈说：“王芸生也有牢骚，有劲使不上，说是吃干部饭……。”我表示关心和同情，即把这些话向大公报党领导反映，实质是为他争权。其实无论中央到大公报党领导，无论政治和经济上，对王芸生一直作了仁至义尽的安排，去年让他出国，大公报党组开会讨论有关业务问题，常吸收他参加。王芸生不过会写几篇文章，从党对王芸生安排也可看到党对其他民主人士安排之好！究竟要党对这些人如何安排？而王芸生这类投机政客，如果放手安排，就会养狼贻患，起来推翻党的领导！
（3）附和“教授治校”
解放前，对北京民主教授有好感。解放初期，与张奚若、钱端升等采访中曾有过接触。鸣放中，傅鹰叫嚣说，现在学生不尊从老教授，青年领导老教师，在我认为办好学校主要依靠这些老教授，所以认为教授可以治校，思想上附和，未敢公开表示。怀疑有些党员领导不了解这些学者名流，实质就是否定党对学校的领导。
（4）附和右派诬蔑党的思想改造政策
一九五二年党在北京高等学校进行思想改造，我赞同。鸣放后，右派翻老帐，诬蔑过去思改有偏差，傅鹰说三反五反把个化学专家折磨死了，学生动不动拍桌子大骂老师。我觉得这些是偏差，故而对谢冰心的话：“有些知识分子解放前跟国民党斗争挺硬气，解放后，给群众一斗，一辈子抬不起头来，士可杀不可辱”认为有道理。解放前，朱自清等不拿美国救济物资，骨头硬。解放后，谁被斗错了，不但不能博得同情，且是一辈子洗刷不清！我认为这些“学者名流”都是国家宝贝，碰不得，竟同意她所说，对这些人要有制度保证！
（二）附和右派攻击党的领导
（1）附和储安平的“党天下”谬论
看了储谬论后，未敢公开附和，但思想上认为副总理有一、二个民主人士没有关系。每个单位每个部门头儿不一定都要党员，如大公报部主任都是党员，我认为如果有一、二个不是党员，他们一样会把工作做好，贯彻政策。储辱骂我们是“党天下”，我不但不引为愤恨，反觉得就有些官僚主义者而言，是有这种“党天下”思想的！
（2）“党的三大主义严重”
同情右派知识分子，认为文教部门官僚主义严重，怀疑教育部门干部水平低，其他部门问题也严重。如从内参听说山东农村强迫命令严重，鞍钢几万技术人员争取入党不被重视等，认为有些情况中央以前并不知道，是因为下面常报喜不报忧，光谈成绩，不谈缺点之故。
既觉得党内三大主义严重，所以希望他们好好被整整。右派煽动说整群众狂风暴雨，整领导和风细雨，我思想上同意群众有点狂风暴雨没关系。我对广大的忠实于党的事业的同志，党的基石，当遭受右派分子进攻的时候，就是这样一种幸灾乐祸的心情！
（3）附和“老干部蜕化变质的增加了”
中央是对的，下面搞糟了。对中上层干部（司局长级的）过去较佩服，这也是我虚荣心表现的另一方面，崇拜他们有革命斗争经验。现在从右派攻击诬蔑手工业管理局局长邓洁和我报右派袁毓明蜕化的个别事例，思想上就认为老干部蜕化变质的多起来了，他们对知识分子有宗派主义。并以个人主义思想揣摸别人跟自己一样革命胜利了易发生自满情绪。对广大工农干部认识不清，附和右派说他们有德无才。
党是个整体，既然把下面看这样糟，自然党的领导是不行了。
（4）“党群之间要拆墙填沟”
右派诬蔑说“党群关系如复兴门那么厚”，“有些党员入党后就不与群众来往”，崔宗韦也说他们那里党员不与他们来往。我觉得这可要不得！过去强调党内外界线，强调组织性纪律性、保密等，弄得与群众无话可说，精神上觉得约束！现在群众觉悟都“高”了，“清规戒律”应少些！这样才能做到党群团结呵！我不但思想上附和右派在这一问题上的叫嚣，而且还立刻见诸行动，跟群众崔宗韦、张根生就是无话不谈，甚至把党内机密“广西去年闹灾饿死人”这句话也脱口而出的告诉了崔宗韦。我就这样不惜出卖党的利益向他们卖好！
（三）附和右派攻击党的人事制度
（1）“非党人士可参加人事工作”
过去就觉得大公报人事部门工作没有业务部门工作那么紧张，效率低。鸣放中，附和右派认为人事部门官僚主义严重，须群众监督，非党群众比年轻干部熟悉旧社会情况，只要政治上可靠，工作不怕做不好。
（2）“人事调配可大计划小自由”
看到茅以升文章，说科学干部调配，乱点鸳鸯学非所用的情况严重，主张以大计划小自由调节，以免浪费人力。联想过去报上看到大学生分配不当而造成人力浪费现象。同时觉得人事自由，自己有好处。故当小组有人提出此点时，我即附和。
人事制度是保证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制度，故而，此次它成为右派进攻的重要环节。列宁说：“工人阶级要用新的人、新的组织新的方法代替旧的国家机器。”人事部门决不能轻易开放！从这点说明我根本不信任党领导人事部门！
另方面，干部统一调配是社会主义根本原则，我们用人一贯是人尽其才，注意发挥各方面人的积极力量，这都是我亲眼目睹。但我竟信口开河，附和右派诬蔑党的人事制度。
总的说，在右派进攻期间，附和他们的反党言论，对党的一系列政策和制度的重要方面，我表示怀疑、动摇而至展开攻击！
（一）罗隆基
解放前，旧政协召开期间认识，听过他的讲话，略有接触。解放后，因浦熙修关系而搭乘过一次汽车，今年旧历过年，浦熙修约重庆女记者陆慧年、彭子冈、邵琼及我到罗家吃饭。跟他没有什么政治性来往，我也没有直接受他什么政治影响，但是对这种人为何不是深恶痛绝呢？主要是：
（1）民主个人主义思想有共鸣
我对旧政协存有幻想，当时觉得罗隆基讲演不错。解放前后，他与美国人勾结，党对民主个人主义者进行尖锐的批判这样重要的政治事件，因我当时无组织关系，不关心政治，竟未很好学习！解放几年，不愿与他多来往，只因朋友都骂他，我自己对他并不是认识清楚的。
（2）我对人一贯爱憎不明
罗隆基极爱拉拢记者，公开场合见面时，他对我颇表接近，我不从政治角度来认识这个问题，提高对他的警惕，反以“人对我好，我对人好”的态度报之。今年过旧历年见面那次，对他与浦熙修的姘居关系表示赞成，关切！向他们卖好：罗隆基臭名昭彰、丑行劣迹我不是一点不知道的，但我对这种人竟不鄙薄，可见我政治上一贯是爱憎不明！
（二）王芸生
我跟他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私人也没有谈过什么思想问题，徐盈回大公报问题，我没有跟他谈过。为什么我对他那么忠心耿耿，关怀备至呢？是下列些原因：
（1）我总认为王芸生有才，话讲得很漂亮，文章写得快又好，标题有一套。特别是看到文汇有起色，徐铸成那一套很叫座，就觉得以业务能力，王芸生比徐铸成强，应该多发挥他的力量。报纸是阶级斗争工具，要求报人首先是政治觉悟，而王芸生这种人，首先我们要把他管住，他才可以老实干，否则他的反动的阶级根性必然会兴风作浪，大显原形。就以王芸生的才而论，这几年他写的文章并没有解放前叫座，为什么呢？因为他对新社会，对劳动人民不如旧社会的统治阶级那么有感情，当然他写的东西不是有血有肉的。可见“才”离开政治这个前题是不行的，对王芸生的才更不应估计过高。
（2）王芸生圆滑世故，解放前气焰万丈，唯我独尊。解放后，他装得老实，对报社同人都谦恭接近，对我这种党性差的党员，表示和蔼可亲，我即以为他近年来有进步，变老实了。这是任何投机家惯于玩弄的手法。鸣放中，他在徐盈、子冈这类人面前，就完全暴露了他的真面目。但我一个党员，竟丝毫不能识别，以“人对我好，我对人好”的态度报之，说明我一贯是毫无政治觉悟！
（三）与彭子冈、浦熙修的关系
解放前相熟，解放后，尽管彼此无大来往，但几十年由极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发展而为反党反人民的道路是一致的，他们是我的镜子：
（1）严重的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长期未得改造。旧社会标榜进步记者，骗取党和人民的信任，自以为了不起，把自己看得高于一切，把组织多少年来无微不至的照顾，视为可欺，处处要组织迁就自己，拒绝党对自己的改造，都是如出一辙。我还把她们缺点看作优点，如彭子冈目无组织，我仅认为她有点自由主义，洒脱。浦熙修民主革命时期就已跟着罗隆基跑，但我认为她民主革命是左派！
（2）彭子冈是资产阶级新闻观点腐蚀了灵魂，她强调“揭露、揭露、再揭露”，只要便于出风头，任何对党、对人民不利的文章可写，把报纸当作追逐名利的工具而走向反党！这在我基本观点是一样的！只是我没有彭子冈、浦熙修那样大的道行，他们是翻大浪的鱼，我只是条小泥鳅！
（3）一套资产阶级记者工作方法是彼此彼此。重庆时我羡慕他们奔走上流人物门下，解放后依然是出入机关学者之门，不深入工农群众踏踏实实为劳动人民服务，写东西不考虑会给党带来多大损失，彼此都犯过许多不可饶恕的政治性错误。
就因为从思想到汇作方法，都息息相通，故反右斗争后，他们的问题被揭发后，我不敢正视他们的缺点，因为正视他们的问题，也等于承认自己与党对立。虽然过去很久不来往，这时我对他们忽然多么关切，为他们奔走开脱，在小组会上吹嘘浦熙修民主革命时是左派……这种种表现，实质也就是要为我自己开脱。
（一）在反革命分子高清岳问题严重丧失立场
高清岳是我堂兄，与反动头子蒋经国关系密切，任职江西伪南康县长，被捧为模范县长，血债累累，解放后被镇压。
1943年我曾在蒋经国手下的反动报纸正气日报工作一年左右，当时蒋标榜建设，打土劣，化装下乡抓赌等，高清岳追随蒋卖命，我不仅未充分认识其麻痹人心，为害之大，还以为他们是想做些工作的，思想即严重的敌我不分。
解放前二年，高清岳闲居上海，表示闭门学习马列主义，不干国民党了。解放前夕，一度拟逃广州，我与姊夫力劝他留下来，洗心革面，当时竟丝毫不怀疑他政治上有问题！
解放后，看到民主人士都有办法，我即主动积极为高清岳奔走活动入革大学习，找了孙起孟及钱俊瑞同志（高与孙起孟熟）。高清岳在革大学习阶段，我从不鼓励他彻底交代问题，反在朋友面前吹嘘他有才能，三个月译了半部爱伦堡的“暴风雨”等。革大毕业前，高清岳伪称工作要自己先接洽好了，由组织调，我信以为真，又积极为他去持久和平杂志社找荒芜活动未成。他在红十字会工作期间，该会副秘书长倪斐君（过去相熟）来我处了解他政治情况，我为高吹嘘说他是文弱书生，不会搞反革命勾当！
不久，他的问题发生后，我听到这一消息，首先害怕自己又要检讨，并希望高清岳这事是弄错了。在整党时受到批判。事后，听高清岳老婆方霭如口口声声说是冤枉，我表面骂她，思想动摇。当高集批评我时，我还说我表弟（资本家）陈广厚判劳改五年，我还高兴呢！意思是说，高清岳是个人才，为之惋惜！肃反中搞调查，看到有些地方公安部门处理反革命是凭口供而无对证，即联想高清岳可能有错！去年还跟姊夫朱洁夫说高清岳如果在这次运动中搞出来，不至枪毙！几年来，我思想深处，就顽强地跟反革命高清岳站在一个立场，它支配着我这几年不能划清敌我界线和正确认识党的政策。
（二）肃反运动中表现右倾思想
我参加的是北京第一期肃反工作。运动初期表现严重右倾，中间较好，在二十次党代会后，运动近结束，我的右倾思想又抬头，表现下列几方面：
（1）对敌人的话，轻易相信。如戈衍棣破坏学生运动，检举者说，看他手拿木棍在院子中指挥军警逮人这一场面，他抵赖再三，找不到旁证，就以为可能是检举者记错了。对戈衍棣、张高峯这些反动的老大公报人，感情上不是恨之入骨，希望他们不是现行反革命。戈衍棣问题是在运动中主动交代的，五人小组决定把他作为起义对象，不作大会批判，我很同意这样做。我怕开大会，斗时情绪不真实。
运动结论阶段，原来有些被怀疑是有严重问题的，经调查否定了，符合我最初右倾思想，原来是现行反革命并不多，早知如此，有些仅是历史问题的，且不是什么严重的，何必斗呢！历史问题当然是应该斗的，如果不经过彻底审查，如何知道他仅是历史问题呢？这些人对人民是负了罪的，组织最后不予处分，是组织的宽大！这些人隐瞒历史，对组织不老实，坚持反动立场，如果不彻底批判揭发，如何能回到人民立场！
（2）肃反开始学习政策，即强调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越发展，敌人越猖狂”的说法，作结论时，根据党一贯实事求是、严肃认真的精神处理，我一方面认为这是总结了历次运动经验，另方面是认为接受了二十次党代会的教训，批判了斯大林的错误理论之故，不啻是认为二十次党代会以前我们的肃反是扩大化了，根本曲解了我国当时处于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肃反运动的伟大意义。
（3）运动采取了群众路线方法，我认为好，因为我接受了教育，但觉得有缺点，有些案子用逼供信方法搞出假材料牵连很广。如戈衍棣老婆周曼因一个部队同志的牵连，供了许多假材料，连及戈衍棣，后又须搞不少材料否定这些材料。我很怕这种事情，怕这些有问题的人受“冤枉”，怕逼供信。其实，肃反中逼供信很少，是她自己乱供，是她破坏运动，应由她本人负责。为何诬蔑运动本身产生假材料，证明我是站在那些破坏运动分子的立场看问题。
（4）一方面为肃反对象着想，一方面就觉得我们老区同志及青年干部对有些政治历史问题是看得过严重，正如右派分子彭子冈所说：“在国统区工作，谁不沾些复杂的社会关系？”特别是当记者的，如我报雷特，解放前在东北当文汇报记者，关系复杂，肃反中经调查无何政治问题，但陆庆娴把这人问题看得严重。其实，这样的人，完全是旧报人作风，对他当然应提高警惕！我就认为有些老区同志跟她一样不熟悉背景情况，非历史观点看问题。听说吕德润在国家计划委员会每个运动被整，我想如果他在大公报，运动中可能列不上名！对陆庆娴这样大胆怀疑，提高警惕，我就认为是从任务出发。
实际上老区同志搞运动最实事求是，因为采取了对党负责的态度，正确掌握了党的政策。审查历史本身就是体现了党的历史观点、阶级观点的处理问题的方针，把每个人历史问题搞清楚，对人民、对他本人又何尝不好呢！
（三）大鸣大放中在肃反问题完全站到右派立场
去年学习八大，阶级斗争基本结束，片面理解党的政策，思想进一步麻痹，鸣放中受右派攻击肃反这一逆流的影响，我整个倒向右派立场，主要表现下列几方面：
（1）认为肃反是扩大化，5％数字是过大了。有些仅是历史问题，且不是什么严重问题的，可用审干方式解决。并在学校播弄崔宗韦老婆庞惠灵说的他们学校5％差一个，是硬凑的，这一诬蔑性言论。跟右派分子姚北桦说，运动开始偏差大，文化部很多对象未经调查即拿上去斗了。
（2）对肃反被斗对象崔宗韦夫妇表示同情，特为去看了他们，并鼓励他们向领导提意见，并在学校为他们鸣不平。
（3）看了北大大字报刘奇弟为胡风申冤稿中说：“胡风辱骂党，不如今日北大大字报那么凶，怎么胡风就是反革命？”认为有道理。对方青同志说：“胡风是反革命，以后一定还有材料。”言下不啻是说：中央若拿不出材料，胡风就不是反革命了。当崔宗韦为胡风喊冤时，我未予有力批判。
（4）党对肃反善后工作仁至义尽，细致慎重，件件对证，这是我参加这一工作的亲身体会，但当右派诬蔑我肃反善后工作，我附和。
大公报肃反中有几个重点如沈追鲁、刘北泛等原以为是军统特务和胡风骨干分子，后来证明不是，结案时，组织对他们本人说：“你们自己有问题，所以斗你。”事实就是，这些人问题都很严重，完全该斗。但我为这些人委屈，对这句话颇反感，认为这样不能叫人心服，鸣放中很希望这些有“委屈”的对象起来争争，同时学校当时正就肃反问题讨论，故而当张根生谈到肃反成绩是不是主要的，我脱口而出的认为可以讨论。当肃反对象张蓬舟跟我谈到报社有些人对肃反有意见，我即向总支书记反映，言下是应听听他们意见。实质是煽动大家讨论肃反。
当右派叫嚣什么肃反不按法治乱斗，人权没有保障，今后应加强法治等，我思想上附和，认为过去听说英国废除死刑，他们有完备的法治，今后，我们是人民内部矛盾，法治应加强了。我把法治看作是技术性的问题！
法律是有阶级性的，它和运动一样都是服务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目的。我们的肃反运动完全有宪法、反革命条例等为依据的。
资本主义国家搞什么废除死刑，一套假民主作为点缀，实际上劳动人民绝不能享受法律平等，它制度本身宣布劳动人民死刑！我们不能废除死刑，因敌我矛盾还在，毛主席一再告诫我们，我这样处处为反革命着想，岂不是要党放弃对反革命专政吗？
总的说，我历史一贯爱憎不明，高清岳问题严重丧失立场，肃反因朋友牵连而怀疑动摇，发展到鸣放中完全站在右派立场攻击肃反为扩大化，井煽动群众讨论肃反！
肃反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奠定了基础，保卫了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赢得的社会主义胜利果实，是我和孩子们及千百万劳动人民每时每刻在分享着这个果实。肃反中，党贯彻了不冤枉一个好人、不漏掉一个反革命分子的实事求是的精神，也是我在运动中亲眼目睹，党反复教育我的，但我竟颠倒黑白，对它进行歪曲和攻击！使我无限痛心！
我对血债累累的阶级敌人关爱备至！对流血牺牲的革命同志如此无情无义！我对敌人不能恨，自然，对党、对同志、对新社会不能有真正的爱，我内心充满了阴暗，这也是我长期以来背离了党而至完全走上反党道路的根本原因。
（一）附和右派新闻观点和言行
（1）欣赏资产阶级报纸政治方向
①文汇报
欣赏文汇报煽风点火的文章如“傅鹰”“流沙河访问记”“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座谈会”“十五贯作者是谁？”等，认为它贯彻了鸣放方针，羡慕其博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采声，作用大。对文汇记者煽风点火工作方法予以欣赏，实质也就是欣赏它的坚持与党为敌的资产阶级方向。
②北京晚报
六月初与徐盈、钱辛波一次闲谈中，钱辛波提及北京各报人多，应有晚报以安插，我立刻附和，主张夏衍、徐盈负责，我并同意他们提的张又鸾编副刊，吴祖光写稿。以后见他们俩人时，我还问过一次，徐表示不干。可见我当时相当主动积极，不是一般的附和。报纸内容当时未谈。
动机是当时看到大公报不如文汇吃得开，颇为失望，故想另起炉灶。社会主义报纸是计划经济的反映，是国家统一安排，而我想随便搞，说明我对报纸性质理解是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工具。
其次是因为大公报同志关系不那么满意，对去年来校前支委给我的批评有情绪，追求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凭感情结合的互相吹捧的人事关系，认为像徐盈、吴祖光及钱辛波这些人都是很好的合作者，实质是我想摆脱党的领导，愿追随右派分子摇旗呐喊。
内容从当时羡慕文汇报资产阶级方向的思想来看，必然是向文汇看齐无疑。此外可从要徐盈当领头的这一思想说明这一报纸可能有的内容：
1．认为徐盈各方面关系好，报纸依靠人事关系，这十足的是资产阶级办报观点，资产阶级报纸为少数统治集团服务，为少数学者名流沽名钓誉的工具，报人奔走于名流学者门下，就有办法。而社会主义报纸是集体的事业，主要依靠群众、依靠组织办好报纸，不是依靠任何私人情面。而徐盈社会关系都是右派如储安平、费孝通之流，报纸必然成为他们的传声筒。
2．徐盈有一套完整的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如为资产阶级家族荣毅仁、陈叔通民主党派几朝元老宣扬，此外，必然对党的肃反、鸣放方针政策进行歪曲宣传。
这样说，这张报必然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性质的。
（2）欣赏老报人
我与老报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解放前，与新民报赵超构、张文鸾等共事，以我的水平不认为他们很反动，还认为他们有技术。
鸣放中，读人民日报汪琦介绍新民报党领导采纳了赵超构的办报方针后，报纸受群众欢迎情况。我即为赵超构等老报人吹嘘有办法，认为欧阳文彬过去在书店当会计，水平很差，（欧阳为新民报党的领导）只配作赵超构的学生，甚至认为姚苏凤这种黄色文人办报也有一套。
鸣放中，对其它老报人如徐铸成、王芸生等我一律认为他们有一套，捧得高。
我不了解报纸是无产阶级斗争的工具，新闻工作是政治性强的工作，报人与一般知识分子教师、医生、工程师不同，对于报人来说，首先政治观点、政治活动是主要的，业务技巧是末节，而我把政治业务颠倒，认为报纸主要在写，这些老报人能写。这些老报人政治都极反动，他们在旧社会颇受统治阶级的笼络，有的被高价收买，如姚苏凤是潘公展的狗腿子，这些人反动根性深，不易改造；他们的反动思想在没有彻底批判以前，其技术对人民必然有害，而且他们必然会利用报纸这样一个重要的武器，射出反党反人民的子弹，但我竟把他们抬那么高，并诬蔑新民报党的领导，实质是要让这些老报人篡夺党对报纸的领导！
（3）向党要新闻自由
①鸣放前，组织稿件和采访都有与党报比的思想，如在朝鲜访问金日成，只能人民日报记者去，心里不舒服。甚至在干部调配上，羡慕人民日报老干部多，跟杨永直同志说：“人民日报调了许多老干部去，但有的只编内部刊物”，言下给我们尽是大学生。
人民日报是全国宣传战线上起领导作用，代表党中央发言，我处处从大公报利益出发，而不是从党的利益来对待人民日报，因之，在遇到与个人利害有关时，就有与党报比高低的思想。
②同样的，我从大公报立场出发，关心大公报非党记者采访待遇，我认为现在是内部矛盾了，对朱启平、张高峯这些记者，在采访和了解情况中，不必过分强调政治历史，强调保密，怕他们受什么“约束”，工作困难。甚至我觉得出国不一定都要党员，大公报因党员没有外文好的，所以派不了人出国，刘克林不是一个很好的国外记者？（刘今年才入党）
在以上思想驱使下，鸣放中右派分子肖离诬蔑党报与非党报记者待遇有四等，上海新民文汇记者出去采访如何困难等，我颇为同情，认为四等记者的待遇应争争。
③左叶事件发生，我联想过去采访印度尼西亚总理因不守纪律，乱往前钻，受了批评。不深自检讨，反觉得有些领导对记者工作重要性是不认识，要争。在姚北桦指使下，曾去女同志那里活动开座谈会未成。
今天党和非党记者是否不平等呢？任何记者只要你勤恳地为人民工作，党和人民欢迎你，尽一切力量帮助你，因为大家都是从人民利益这一共同立场出发的。事实也充分证明这一点，大公报几年来，在各项采访活动中，常与人民日报享受同样待遇。就我个人说，几年来工作上都受到党和有关单位无微不至的帮助和照顾。以大公报非党记者谈，如肖离肖凤几年来参与了各项重要的政治性采访如日木战犯、大陈岛、胡志明主席、国庆游行等。如朱启平，抗美援朝时中宣部让他参加了朝鲜战俘营工作，外交部一些重要的外宾活动，也常让他去，他们享受的待遇和所受的重视，常超过党员。但我竟闭着眼睛说瞎话，附和右派认为他们的待遇要争！
另方面，党有保守机密的原则，对政治历史复杂的，必须提高警惕，这是不可改变的。今天向党争的显然就是让党对政治历史复杂的人不保守机密，对敌人不提高警惕，对记者工作不讲一套必要的纪律和制度，党报和非党报毫无界限！这种自由，实质就是让记者——特别是这些右派记者爬到党的头上，煽风点火，傲无冕帝王的自由！听任其干反党反社会主义勾当而不予管束！
（二）个人与大公报的关系
我一贯是把个人与大公报的命运紧紧结合，而不是很好的与党结合。把个人与大公报的关系放在与党的关系之上，因为大公报有办法，我也有办法，我把报纸看作个人成名成家的工具。右派进攻中，我资产阶级新闻观点进一步发展，羡慕文汇，希望大公跟上去，但是坚持了党的方针的大公报党领导，不能如我所愿，因而我不自觉的与大公报党领导完全走向对立，我的反党言行表现下列几方面：
（1）方针问题
在鸣放中，我对大公报方针未敢对任何人提出任何反对意见，对右派所提计划未予附和，但内心深处对党的方针是有抵触的。
大公报是一张改造中的报纸，大公报党领导首要任务是全心全意贯彻执行党的改造方针，即以报道财经为主，联系广大财经干部，深入群众，改造自己，也改造报纸。但是，我没有很好理解这一方针，特别不理解“改造”这一意义。鸣放前，我接受这一方针，主要是从大公报本位出发，认为这样对大公报有利。而有时碰到个人利益时，对方针就有动摇，如觉得报道商业、合作问题没有电工业、农业有味道，这方面的人物事态没有重工业丰富多采，羡慕人民日报记者出入于大企业、大工程，对大公报的另一报道对象资本家不愿接近。组织近年来分配些政治性采访，赶热闹，我还有兴趣；对财经政策未很好钻研，对财经宣传不很关心，如何贯彻党这一改造大公报的方针，我没有尽什么力量。
鸣放中，羡慕文汇的资产阶级方向，对大公报党的方针自然是更为动摇。当时我希望报社讨论方针，听说姚仲文同志不同意讨论，我认为他保守。我思想上觉得财经报道范围狭，应扩大至重工业，业务性强，枯燥。所有大公报右派都是一个论调，要求扩大报道范围，并以反对枯燥为名，反对党的方针。
社会主义报纸统一分工是个根本原则，报纸也只有在统一分工原则下，才能做好工作，才有前途。大公报从它自己的经历中深刻的体会这一点，从解放到接受新方针前，大公报销数一度落至五万，报纸无固定读者，工作是无的放矢，大家都感到苦闷、茫然。
商业、合作及资本主义改造都是社会主义改造中重要环节，在这些战线上，每天平凡的劳动中涌现无数的新人新事，报人能为他们服务，是无上的光荣。为什么说没有重工业、农业丰富多采？为什么诬蔑商业合作人员不如重工业的先进？仿佛他们不配被宣传？只是因为自己是从资产阶级报人狩奇取胜的观点出发！
为什么说财经宣传枯燥呢？经济宣传是不易搞得生动活泼，但是，陆部长说须要培养人民对这方面的兴趣，大公报在这方面报道不是没有成绩，我不熟悉财经业务，所以就觉得乏味。更重要的，我和大公报其他右派一样，实质上所追求的并不是什么真正的生动活泼，而是文汇报那样煽风点火的趣味！
（2）鸣放中，我羡慕文汇，对大公不满，故大公报右派叫嚣说“这样一张有传统的报纸，现在是一落千丈”我不无同感。右派都在怀念旧大公报的“权威”和“自由”，我也不例外。
什么权威？就是小骂大帮忙，走反动的第三条路线的权威；一落千丈，就是反革命声势的一落千丈。为什么我要怀念它呢？
在旧社会当记者，以我来说，大公报老板胡政之因高集的关系要我入大公报，资本家胡光镳（今在台湾，资本家，重庆时，组织上让我跟他联系过。他搞一个工业创造，我在新民报为他发短稿吹嘘。）反动头子蒋经国之流的人物（蒋在重庆搞青年军，我奉老板之命，发过一条消息）也接近过，而在进步的朋友面前，我觉得我活跃，比新华日报记者有办法，我觉得还有人捧着我，我对自己资产阶级记者两面讨好的作风，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解放后，大公报地位当然不如党报了，而且工作有纪律约束，错了要检讨，不像过去无冕帝王那劲头，随心所欲的搞，特别在老区同志面前，我觉得我低人一头，有自卑，当然，不自觉的就会产生怀念昔日“权威”的思想。
我希望徐盈等这些老报人回报社，也说明我在大公报人事制度上怀旧情绪。报纸是集体的鼓动者、宣传者、组织者，搞好报纸依靠全体同志，不在一二个名家。而徐盈、子冈这些人是怎样的名家？资产阶级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名家！他们就是因为追求个人成名成家而堕入右派泥潭！
我一贯害怕严格的组织生活，害怕改造，自然对过去资产阶级报人凭感情结合的人事关系，那种腐蚀灵魂的自由散漫的空气，不无依恋。工作简单、自由，不必按时上下班，同事间互相吹捧，而无批评……。
这种面朝后看，怀念昔日权威、自由是思想上可怕的阴暗面，也是我堕落为资产阶级右派的思想起点。
（3）对大公报党领导不满
杨永直同志走后，我就认为党组领导弱，编委会党员同志搞业务的少，我就认为编委会领导弱。我和王芸生站在同一立场对待党的缺点的，我从庸俗的人与人的关系揣摸党领导不团结，老报人只出不进，就揣摸党领导有宗派主义，对老报人力量发挥不够；党组织对我进行严肃批评和教育，我就怀疑是私人的报复，怀疑支委会有宗派主义。对同志们几年来为大公报、为党的事业而努力的劳绩，我不当它一回事。
（4）既然是对大公报党领导报纸不满，自然我就寄希望于站在党对立面的老报人了。朱启平在大字报上骂我宗派主义，我还认为他骂得对，并为他吹嘘洋文如何好，工作能力如何强，并且当组织向我了解他情况时，我认为他历史上没有大问题，只是思想右倾，为他开脱。……最无耻的，我活动徐盈回大公报。
在党校，我两三次向徐盈表示如回新闻界应回大公报。我希望他回去，客观上显然与王芸生的意图是一致的。此种行动完全是猖狂的非组织活动，事先看到支部书记潘静远，未很好请示。更严重的，我把报社整风内部刊物“大公报人”给他看，大大煽动了徐盈夫妇想在右派进攻大公报阴谋中捞一把的情绪，是起了一定效果，不是朱启平跟彭子冈写信说要在大公报会师吗？听说大公报另一右派肖离鸣放中也想方设法要徐盈回大公报，可见“英雄”所见相同，我要徐盈回大公报并不是偶然的？是因为跟他们站在一个立场。
在与徐盈接触中，还要他申述对大公报秋江等人意见，想以之为向大公报党领导直接发射的子弹。并互相激荡反党情绪，认为大公报老报人力量发挥不够，我思想上认为徐盈回大公报可以很好发挥老报人力量，他能团结他们。这些老报人是谁呢？就是王芸生、戈衍棣、朱启平之流，这些人难道大公报党领导没有很好安排他们吗？还要发挥他们什么力量呢？就是资产阶级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力量！如果徐盈回大公报，那就必然与右派合谋，篡改了大公报党领导，将给党带来多大损失，可以想见。
（5）我这种反动立场、观点竟发展为：当别人提出大公报编委会可以选举这一谬论时，我竟不但不予驳斥，反随声附和！我把编委会单纯看作是业务性的组织，认为有些党员编委如编辑业务上不起作用，何必占个位子呢！虽然，当时让谁来当编委，思想没有想。但实质是附和右派从组织上推翻党的领导的阴谋！当时右派掌握了部分群众，如果选举，必然使党的领导处于被动。从这里，可见我已猖狂到完全与大公报党对立了。
以上种种言行，实质上是为大公报右派复辟旧大公报阴谋起了配合作用。
我从严重的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发展而为反党，是有历史根源的。
我参加救亡日报工作，满足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条件下，作些民主救亡宣传。后来，我参加正气日报、新民报、大公报等，我就是选择了这些资产阶级气味浓厚的报纸工作，披着进步记者外衣，贩卖资产阶级货色。工作作风一贯是资产阶级记者一套，写东西首先考虑个人扬名抢先，不首先考虑党性和思想性，不考虑记者起码应遵守的纪律制度，将毛主席去莫斯科的消息随便泄露。更不是主动积极改造自己，一贯是资产阶级报人，鸣放以前，虽自己认为在党的帮助下，有些改变，但未曾彻底批判，鸣放中必然顽强地表现出来！
（一）把知识分子捧到九天之上
出身是学生，二十年与知识分子在一起，臭味相投。政治上我认为不比他们进步；才能上，我不好读书，看他们念几本书，我虚荣，我就拜倒在这些人脚下，以结识他们为荣！我把他们的缺点看作优点，如徐盈，十足的资产阶级伪君子，为了反党，有一套资产阶级的处世哲学和新闻观点，我认为他书生气，作风上能团结人……
我口头上认为工农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力，但在感情上跟工农格格不入。鸣放中，一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叫嚣声，我在他们的气焰下，早把工农放在脑后，眼睛望着这些知识分子……实质上是把他们看作建设国家的主力！
知识分子不过是念了几本书，是人人可以做到的事，书本的知识是通过劳动人民的生产实践得来的。知识分子都是来自旧社会的剥削阶级，他们是劳动人民的血汗养活的，他们的灵魂深处，还是资产阶级思想王国。他们与劳动人民及长期革命斗争中经过锻炼的同志相比，他们有什么了不得呢！知识分子在任何社会都不能成为独立阶层存在，他总是依附于其他阶级的。他们没有经过改造，其知识对人民是有害无益的！我为什么要把他们抬那样高呢！只是因为我跟他们站在同一立场，抬高他们也就抬高我自己！
（二）我强调要党照顾知识分子特殊生活方式，诬蔑运动使人与人之间不讲人情。
在盛家伦追悼会上，田汉代表组织致词说：“从盛家伦的死，吸取教训，怎样的人，我们应怎样的对待。”我片面理解田汉的话，并轻信了戴浩关于组织没有很好照顾盛家伦这些造谣诬蔑，回来即散布“党没有照顾盛家伦的特殊生活方式，运动使人与人不来往，不讲人情……”等言论攻击党和新社会！党和人民对盛家伦这类知识分子的照顾，是任何政权不可能这样好的。盛家伦解放前生活贫困，解放后，党在政治和经济上都给了他很好的安排，还让他去苏联参观等。他死，主要是自己不会处理自己的生活！这些都是我亲眼目睹，我为什么轻信戴浩的话，颠倒黑白，是要党把这些知识分子当老爷看待，让他们把党踩在脚下。
我有没落、自卑情绪，我怀念重庆与那些文化人住一起的生活，通过盛家伦问题，我攻击新社会没有人情，借以标榜过去那套资产阶级文化人自由散漫的生活方式和他们之间的人情！
重庆我们那时是怎样的生活呢？是彼此吃吃喝喝，言不及义，自由散漫，腐蚀革命意志的生活方式！是怎样的人情呢？是彼此无原则的互相吹捧，迁就；明知缺点，不予批评，泛滥着资产阶级温情，回想起来，我没有很好地从那个环境摄取了什么革命力量，相反的是更颓废了。这样的生活方式和人情有什么好标榜和眷念的呢？解放后，同志和党通过运动教育你拯救你成为一个真正有思想有灵魂的人，使你懂得如何去恨敌人，如何热爱新社会、新生活，这样的人情，是最伟大无私的！我把人情理解为旧社会的人情世故，就是资产阶级之间的温情，它是有毒素的！我的阴暗的怀旧思想顽强地阻碍我对新社会的认识，和必须坚决与它斗争！
（三）党对知识分子改造应“和风细雨”不能是“狂风暴雨”。
前面谈到，高级知识分子灵魂深处是资产阶级王国，如果不经过改造，其才对人民有害，而且才越大，害处亦大。思想改造必然要经过剧烈的思想斗争过程，并且必须要群众监督，反动思想中毒很深的知识分子，如果没有群众的监督和帮助，决不可能脱胎换骨的改造！改造政策是党对知识分子真正的帮助和挽救，学生给老教授提意见，是学生真正关心老教授的表现。但是，我为什么会附和右派攻击思想改造是“士可杀不可辱”是“狂风暴雨”等谬论？因为我自己从来害怕改造；认为群众性大会火力猛、神经受不了，怕提高，认为提高就是夸大！不仅火力稍猛，我叫受不了，即使“和风细雨”我一样受不了，大公报党领导这几年对我采取的一贯是耐心教育，和风细雨的方式，批评意见稍尖锐，我就满心不舒服，梗梗于怀，甚至怀恨在心。可见不是什么方式不好，狂风暴雨有偏差等问题，而是根本上反对党对知识分子改造政策！不仅如此，鸣放中，看到报社群众对我没提什么意见，我就认为自己不错，大概立场问题解决差不多了。这与费孝通一个论调！既然自己及像我这样的知识分子的立场问题解决得差不多，就是说，这些人不需要再改造，而是要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立场、观点来改造党了。
总的说，由于我出身小资产阶级家庭，二十年与知识分子朝夕相处，不很好接受党的改造政策，改变自己灵魂深处的资产阶级王国，反把他们捧到九天之上。鸣放中，当这些右派知识分子举起大旗，我立刻倒向他们的怀抱，这也是必然的了。
（一）对党的认识
入党动机是喜爱当时接触的进步的知识分子，觉得他们是革命的，跟他们在一起很好。把写进步文章理解为革命，把党理解为知识分子大同盟。对党的好恶，从崇拜知识分子权威出发，如夏衍、廖沫沙及新华日报负责同志，文章写得好，作风好。对新华日报有些记者和党员，我认为我在旧社会比他们有办法，没有同志感情。
没有组织观点，把党看作一盘散沙，与组织的关系，只是与人的关系。我把他看作是旧社会可以倚赖的人事关系。随便脱党，脱党期间，保持通信，见面就算接上了关系。实质是目无组织。
解放后，口头上知道党是工人阶级有组织的先进部队，但思想感情变化不大。生活始终未离开知识分子及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圈子。对广大的工农干部的优点认识不清，鸣放中，认为他们没有能很好地团结知识分子，认为徐盈这样的党员不错，懂得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对大公报党领导的看法，也常强调业务，如认为李纯青比秋江行，因李文章写得好。对大公报发展党员，强调从知识分子着眼。
对待党组织观点，仍常从庸俗的人与人的关系来理解，如徐盈离开大公报，认为是秋江跟他闹不团结，不从政治原则看问题，自然就颠倒是非。
总的说，我是不自觉的把党看作没有组织的知识分子的党。站在这一立场每时每刻顽强地企图以自己面貌改变党。
（二）一贯表现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不肯改造和学习。
解放前，夏衍、张晓梅、廖沫沙等同志，他们代表组织处处照顾我，原谅我，我把党对我一切照顾和宽大视为可欺，随便丢关系，不接受党的教育，不学习党的政策，不重视组织生活，故而思想始终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追求欧美的自由和民主及生活方式，对反动如蒋经国、高清岳等人敌我不分，解放前夕，堕落为资产阶级家庭妇女。
解放后，我仍以地下组织的自由和温暖要求大公报党组织。当然，党为了真正帮助我，要对我进行改造，我就觉得处处受约束，突出表现是我对待批评的态度是十分恶劣，有时，表面接受，背后嘀嘀咕咕，回家还埋怨说“不干大公报了”，是老子谁也碰不得的劲头！而且为了面子，还千方百计为自己开脱，如和平会议向香港泄密，怨潘静远也有责任；事情揭发后，还写信给群众曾敏之诉苦。如检查去江西丢关系那段，还埋怨组织早不提醒！
对待组织生活，极不严肃认真，如解放后，拿了张晓梅同志的介绍信，竟几个月没有去接关系。如组织审查我的历史，组织将结论一再郑重的征求我的意见，我强调去江西那段要补充材料而迟迟不予补充，根本忘了，我对待这样严肃的政治问题，就采取如此儿戏的态度。
这种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至鸣放中就发展为党群界线不分，泄密，到处小广播等行为。给党造成严重的损失。
（三）不维护党的利益，相反的以党员称号牺牲党的利益，为自己狩取名利。
历史上一贯未很好的为党工作，在救亡日报、新民报革命高潮时期，仅做些民主及进步的文化宣传工作，并没有接触什么尖锐的政治性问题，重庆特务行凶破坏民主运动的较场口事件发生后，我庆幸自己没有去，怕挨打。可见，在民主革命时期就表现软弱可怜！两次脱党，均为革命低潮，不是偶然的，完全是因为自己不主动积极。二十年，党对我如亲生儿女，但我冷酷无情。鸣放中，崔宗韦辱骂毛主席文章没有胡风写得好，摄于当时知识分子的气焰而不予批评！大公报党领导几年来这样爱护我培养我，但当右派进攻，我不但不挺身而出，保卫党的利益，反是觉得挺痛快，还煽风点火，从旁为右派助威！另方面，我对右派分子浦熙修、徐盈、彭子冈及崔宗韦、盛家伦之类的人，情谊深厚，浦熙修问题揭发，我为她奔走开脱，高集揭发他，我认为有些问题说得过火了，有伤情面！文汇资产阶级方向开始被揭发，我还为徐铸成开脱说，可能只是受思想影响，而党员钦本立主持版面犯了一次错误，我予宣扬，钦本立是我的朋友，同志。我就是这样认敌为友、认友为敌。
更无耻，我利用党员的称号狩取名利，如解放初期向香港及上海大公报负责人泄露内部报告，卖好领导。随便介绍政治历史复杂的人如基督教徒王美德，曾在资本主义国家通讯社干过的周凝瑞等人到革命队伍，甚至介绍反革命高清岳参加革大。
党是无产阶级先进的统一的战斗体，每个党员从他入党第一天起，就应将命运交给党，有了党的利益，才有个人利益，每个党员应从各方面关怀党的利益。但是，我二十年来，一贯是目无组织，一贯是组织捧着自己，把组织放在自己之下，以个人利益牺牲党的利益，给党造成重大损失！
既然我目无组织，与组织不觉得有何切身利害关系，故而当右派向党进攻，刮起一阵小小的台风，我就立刻滚入了右派的泥潭，这也是必然的。
这次学习，在组织和同志反复帮助下，主观上想彻底批判，洗心革面，但是一遇到与个人得失关系较大的问题，情绪就波动，特别表现在最后核对材料这事上。
支部大会批判后，我一方面觉得同志们意见好，对我帮助大，另方面又觉得推翻大公报党领导这点不通，懊悔自己在交代日记时没有跟组织讲清楚，尽管找我在日记批评他们几句，可不像尤力那样仇恨他们，基本是肯定他们的，这种思想影响我当时不能进一步认清我的问题。就在这时，组织让我核对印发的材料，我为了面子虚荣，思想大为振动，表现在核对材料过程中极不冷静，一怕材料概括提高，多方面为自己开脱；另方面扭住在老干部问题上，认为自己在这个问题上思想不突出，懊悔自己过去在这个问题的某些方面如说老干部只会搞运动，三大主义是从老干部那里来的等说法不恰如其分，材料发给老干部看，有伤面子。这种情况，一方面说明我过去检查时在个别问题上有不够实事求是的地方；另方面支部大会已对我进行批判，我应立刻站在党的立场，正视自己严重的罪行进行检查，但我不但不这样，反浪费不少精力在材料的核对上，斤斤计较一字一句的出入。这样严重的患得患失及面子问题，是我长期以来不进步、不虚心接受改造的主要原因之一。接受这次经验教训，今后，在我改造过程中，我一定努力克服这方面缺点。
总的说，感谢组织和同志这次对我的仁至义尽的帮助和教育，把我从泥潭中拯救出来，使我初步认识到我的罪行的严重性，我为党、为人民造成的损失是多么值得痛心！我请求组织给我最严厉的处分，以明党纪，并使我有所警惕，以后不再犯这些严重的罪行！我保证在组织作出结论和处分后，我心悦诚服的接受，没半句怨言，在今后长时期中，老老实实改造自己，从新做人，以具体行动补偿我为党造成的损失，不负同志们对我的一番教育。
1957．11．22
---- 原载《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学员中右派分子的反省材料选辑》，1958年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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