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11-26 作者：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师资训练部第六班政治经济学专业第二支部, 李正慧
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师资训练部第六班政治经济学专业第二支部、李正慧（注：李正慧，男，31岁，湖南宁乡县人。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分，学生。中等师范学校毕业。1947年5月参加过三青团。1948年春参加过伪高等检定考试。在伪高等检定考试及格证书上填有“1946年加入国民党”。1949年6月加入我党，同年8月参加工作，来校前在长沙市委文教部工作。）
（1）主张取消党委系统。
六月中旬，小组讨论“民主与专政”问题，涉及党的领导与国家政权的关系时，我说：“党委和政府部门有很多相同的地方，是否可将党委系统取消，把各级党委合并到政权机关中去？”
同志们指出，这样就取消了党的领导，并指出党政性质不同。我接着又说：“政权也是党领导的，政权中的党组可以履行党委职务，如果说党政性质不同，党的部门可以留下一个组织部，专管发展绸织，处理党员的问题及征收党费等；其余文教部、工业部等与政权的文化局、教育局、工业局等合并。党委不便在政府机关中开会，可到组织部来开，这样不是精简许多机构，节省许多开支吗？”以后又经同志们批评，我便改变论调，说是“主张精简党政部门某些重叠的，多余的机构”。
作为一个党员的我，为什么竟提出这样一个公开要取消党的领导的问题呢？这是与我一贯坚持反动的地主阶级立场和极端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所分不开的。由于我出身地主阶级家庭，再加上自己历史上有污点，过去又犯过严重丧失立场的错误。因此，一看到党的领导，就联想到“工农的天下”，与我这样的知识分子党员的关系不大，我们日后不能在党的什么重要领导岗位上担任什么职务，顶多在一般普通中学当个把支委而已，以至身为党员，而对党的领导不是感到血肉相关，而是可有可无。从家庭遭遇来看，党的领导，“工农的天下”，那更是只有受“压迫”的，是专政对象，生活上也今不如昔。既然有这样一种“委屈”的反党情绪，所以在看党与政府之间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时，就感到有“以党代政”之感，政府只是个傀儡，党要干什么就干什么。反过来觉得党是政府头上的“太上皇”。因此我又想，若要人们（包括自己在内）没有“以党代政”的看法，那就得要让政府有“权”，最好是“党政合并”。能这样，看别人还有什么话可说。我也曾想过，党是工人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党政合并了谁来领导工委、青委、妇联呢？可是我又认为这些理论是人创造的，日后改说政府是工人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又有什么不可？
同样由于反动的阶级立场，瞧不起党的领导，认为党不懂业务，因此在学校工作中总是感到“领导多头”，“干涉过多”，“领导多变，使下面被动”，“上面千根线，下面一棵针”。（在五反中也有这感觉）总之，不是感到没有党的领导，工作就迷失方向，寸步难移，而是感到党的领导增加“麻烦”产生“矛盾”，“打乱了自己的计划”。矛盾怎样克服呢？最好也是党政合并，党委长于政治领导，政府长于业务领导，这样一合并，政治领导与业务领导，就可很好地配合，领导就可深入，下面就会不感到“领导多头”了。
今天是不是“以党代政”呢？不！不是。问题是我自己把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与资产阶级政党等量齐观了。资产阶级政党，只是供少数官僚政客争权夺利的工具，政权到了手，党的任务就完成了，再不向人民负什么责任，徒具形式，如过去的国民党一样，成为了行政的附属品。（更恰当的应说是某些军阀政客的附属品）。可是今天共产党在夺取政权后，还只是革命的开始，它还要为彻底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努力。它与政府的任务有分工，二者性质也不同。党是政府的领导力量。它制定政府工作中的方针政策，且力求保证它的正确的实施。但它不能也不应该去代替政府机关的行政活动，党反对包办代替任何非党机构的活动。今天的政府不是无权，不是傀儡，而是在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工具。党更不是什么骑在政府头上的“太上皇”，而是名正言顺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领导者。党之所以要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领导者，因为它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政府其所以要被党领导，是因为它是群众性的组织。党与政府之间的这种关系，已在宪法上明文规定，是任何一个拥护党的领导的公民都赞成的，只有右派分子才会感到是“以党代政”，但党也绝不会怕他们说话，来搞什么“党政合并”。
硬要将群众性的组织说成是工人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这无非是企图在否定和取消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则。理论虽然是人创造的，但马列主义的理论正是反映了客观规律，而不是谁的主观臆造。所以我那要把“政府也说成是工人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的说法，只是我站在反动的剥削阶级立场，企图为取消党寻找理论根据的黔驴末技而已。同时也正是反动的哲学观点实用主义的反映——真理是人创造的。由于可见我那“党政合并”的反动政治主张，正是反动的阶级立场和反动的政治观点（行政的权力应居于党之上）、反动的哲学观点三者相结合的产物。而其中最根本的是反动的阶级立场。
所谓党政合并问题提出的实质，很明显，就是要从根本上取消党，取消党的领导。因为党之所以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司令部、先锋队，就是由于其有独立的组织系统——各级党委的领导，才能集中群众的智慧与要求，将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革命实际相结合，从而制定出反映全体劳动人民利益的政治纲领和方针政策，并通过各级党委和党的组织在群众中的宣传和党员的身体力行，才能使党的政治主张成为群众的行动纲领，因而也就成为了物质力量。如果将各级党委机构取消了，那就等于一个人去掉了脑袋，虽还有党员，也是群龙无首，这又怎能担负起无产阶级革命的先进部队和司令部的任务呢？这不是取消党又是什么呢？
我说：“党委系统还留下一个组织部。”这是骗人的鬼话。因为党的组织工作是为政治工作服务的，没有了党委，就没有了党的政治主张，这样留下的组织部还干什么？按我的主张，组织部是仅仅干收党费发展党员的事务工作，要这样，那整个革命的领导权就只有让给别人——资产阶级及其右派了。
我又说：“政府也是党领导的，各级党组代替各级党委，还有党的系统”。这更荒谬，没有了党委还有什么党来领导政府。何况政府只是一群众性的组识，将党委并于政府，那就是要将党降低到群众水平。
另外根据党章规定，党委是选举产生的，而党组成员是由相当的党委会指定的，如没有了党委，就根本不能产生党组。即使原来有党组，但上下级政府之间的党组，也没一个组织系统，将党委并入党组，那就是要将党组织痪散而至消亡。同时各行政部门的步调也就不能统一，行动不能一致，是各自为政。这就必然会产生无政府状态。
我说提这问题的出发点是为了：“精简机构”。这更是胡说。精简机构目的在加强党的领导和有利于社会主义，我要将党委精简掉，完全是与以上两个目的相违背。因此这不是精简机构，而是要将党精简掉，从根本上取消党和取消党的领导。所以我放出的这支毒箭是一个关系亡党亡头千万人头落地的问题，是比社会上一般右派分子叫嚣要取消学校党委制还毒的一枝毒箭。因此我的罪恶也比一般右派分子更严重。我痛心，我对不起党。
（2）曲解无产阶级专政，污蔑党有个人崇拜。
我在去年入学考试论文中写道：“无产阶级专政，也有其阴暗的一面，那就是易于使领导者脱离群众，忽视集体领导，从而给个人崇拜造成可乘之隙。……我们的党是一贯重视集体领导的，并建立党委制加以保证，可是过去由于个人崇拜的思想作祟，这制度在许多党委会的贯彻中，还是不能完全令人满意的。影响所及，就使许多党的基层组织的领导核心——支委会，也不能建立健全的集体领导，……而忽视这一制度的贯彻。……因此，我认为今天我们党在继续整党、整风、三反及七届四中全会反对骄傲自满之后，要进一步加强党的团结、加强集体领导，发扬民主，提高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关键也同样在反对‘个人崇拜’。
我为什么在去年就有这些反动的思想？至于说：“无产阶级专政有其阴暗的一面”的说法，这确是从去年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一些翻译过来的文件上看到的。但我很快就接受了这种说法，并不是偶然的。因为我的脑子里，原来也就有“领导上说了算”“毛主席说话像皇帝开玉口一样”等反党反领导的思想，所以当时对我们党对毛主席有没有“个人崇拜”的问题，确是有些怀疑。
另外，我在长沙市一中支部时，支部中的同志，大都认为支部领导——支书有个人崇拜的问题，（这问题在去年六月长沙市党代表大会后还检查过）我个人则更感到在一中支部当支委时，很多事情顾问不到，感到支部没很好贯彻集体领导，不重视发挥党组织的作用，因而认为许多党的基层组织都有这问题。并将根源归咎于上级党委没贯彻集体领导制。把某些党委书记有家长式领导的作风，有“个人主义”，都统统夸大为“个人崇拜”。这样就认为我们今天……要进一步加强党的团结，加强集体领导，发扬民主，提高全党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关键也同样在反对“个人崇拜”了。
我们党对毛主席是否有个人崇拜？没有，特别是毛主席本人一贯就反对这个东西，从不准祝寿、送礼，以人名命地名……等等铁的事实就可以证明。
至于党内个别同志有这个问题，那是难免的，但这是个人问题，而不是全党的问题。因此我说：“我们今天要进一步加强党的团结……提高全党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关键也同样在反对‘个人崇拜’，那就是毫无根据的胡说了。这一面是由于无知，更主要的还是反党本质的流露。
“毛主席的话与皇帝开玉口一样”。这样把人民领袖的话与封建帝王的话来类比，这更是对领袖莫大的诬蔑。因为二者在性质上根本不同，毛主席的每一句话都是为了中国和全世界劳动人民的解放，他的话也就是人民内心中的话，所以有无比的威信。而他的这种威信影响，乃是党、阶级和人民的宝贵财富。可是封建帝王的每一句话，只是为了剥削阶级统治集团少数人的利益，是对劳动人民的灾害，他的威信是建立在屠刀之上。
至于说：“无产阶级专政，也有其阴暗的一面，那就是易于使领导者脱离群众，忽视集体领导，从而给个人崇拜造成可乘之隙。”这是倒果为因，本末倒置，十足修正主义的陈词滥调。无产阶级专政本身，并不易于使领导者脱离群众，因为它虽然要求高度的集中，但这种集中是建立在高度民主的基础之上，因此这种制度绝不会给“个人崇拜”造成可乘之隙。但是制度本身不是万能的，某些领导者个人的思想作风，如果被“个人崇拜”这种人类历史的腐朽遗产所影响，当然就可以反转来影响着人们，因而也就可以腐蚀着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但是无产阶级是个生气勃勃富有前途的阶级，它的政党是经马列主义武装了坚持批评自我批评的政党，因而任何微生物也腐蚀不了它，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反对个人崇拜的事实就证明了这一点。由此可见我说：“无产阶级专政有其阴暗的一面，从而给个人崇拜造成可乘之隙”的谬论正如其他右派分子所说“社会主义制度是产生‘三个主义’的根源”的谬论如出一辙。同样都是对无产阶级专政制度进行恶毒的攻击和诬蔑。
（3）同意储安平“党天下”的谬论。
六月二十号左右，我几次在小组会上提出要讨论“党天下”的问题。在第一次讨论中，同志们一开始就对储安平的谬论严加驳斥，我不敢完全暴露自己的观点，只是说：“单说许多单位的领导人是党外人士，就说不是‘党天下’，恐怕难说服人哩？”过了两天，在另一次小组会，我又说：“是否可让个别左派人士作副总理？”“安插一两个左派党外人士作副总理，可以表示我们更民主，我们更主动，党外人士没话可说，我们的领导权也没丧失。”经同志们批驳后，我还说：“非党人士搞文激战线，不见得比党员差，有些人的马列主义水平比党员还高，如邓初民的水平就不错。”
我为什么要这样极力的来为“党天下”的谬论辩护呢？最主要的原因是看到储安平所说：“1949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四个副总理中有两个党外人士……可是后来政府改组，……国务院有12个副总理之多，其中没有一个非党人士，是不是非党人士中没有一人可以坐此交椅”等话，觉得有道理，难于驳倒，因而怀疑党中央当日是否在人事安排上处理失当，不民主，没照顾统一战线，是否也犯了宗派主义的错误。
我为什么会同意“党天下”的谬论，怀疑12位副总理中没党外人士是不民主和主张将领导文教战线的副总理让出去呢？这也与我一贯坚持反动的地主阶级立场和极端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所分不开的。从这样反动的立场出发，就曾经感到今天是“贫雇农的天下”，“工农的天下”，“说话不能随便”，“家庭是在受气”，“自己也受压抑”，“从地下到地上这么多年了，级别还这么低，就是想不通。”因而对党的领导的看法也是“反正领导说了算”。对选举也认为是“领导上要选谁就选谁”。这样一股反党的毒气，所以碰上另一股毒气“党天下”的谬论时，就不是愤怒而是共鸣。特别是在12个副总理问题上，更怀疑党中央是否不民主了！大约也是党中央“说了算”，没很好地考虑党外人士的意见，今天被人家抓住了辫子，使别人有话可说了，同时也就亲自出马来为党外人士打抱“不平”了。
我为什么要主张将领导文教战线的副总理让出去呢？从反动的阶级立场出发，认为党的老干部，大都是工农出身，又长期处于战斗的环境，忙于阶级斗争，立场是坚定、阶级斗争知识是丰富，但搞科学文化就不见得比党外民主人士强。“何况党外人士有些人的马列主义水平还不见得比党员低”。因此就主张文教战线的副总理最好让给党外人士了。
事实是怎样的呢？今天任何一个党外民主人士（即使是左派），都还没脱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范畴，从他们所受党的教育来说、从他们参加革命斗争的锻炼来说，他们的马列主义水平，肯定地说不能比现在的党员副总理高。再说文化科学知识水平，现在多少党的干部，经过苦学苦练，都已成了他所领导工作部门的内行，解放八年来我国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就是这些同志在党领导下，团结党外的科学工作人员努力的结果。周总理说得对：对于科学事业的领导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学术领导，一方面是政治思想和行政上的领导。对于学术方面的领导，党现在采用“百家争鸣”的方针，通过科学界自由争论和客观实践来解决问题，就是一种很好的领导方法。至于科学工作中的政治思想工作、方针、计划等方面，更需要党的领导。如果“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说法，意味着只有本行才能领导本行，这不仅否定了政治对于科学的领导，而且实际上也否定了科学工作中的统一领导的任何可能，因为学术上的专业是分门别类的，而世界上同时精通各种科学专业的科学领导干部是不存在的。这种理论对科学队伍只能起瓦解作用。我必须认识到这种错误思想的严重性。
在争论“党天下”这问题时，我暴露了下列三方面的反动观点：①党领导一切，就可以说是“党天下”。②12位副总理中没一位党外人士，是不民主，没照顾统一战线，理亏，使人有话可说。③管文教战线的副总理可让给党外人士去当，有些党外人士马列主义水平比党员还高，如邓初民的水平就不错。
“党领导一切，是否就可以说是‘党天下’？”显然我这是对党的领导一个莫大的诬蔑，因为所谓××天下，只是封建帝王独裁专制的代名词，党今天领导着广大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为什么是“党天下”呢？如果说党领导就是“党天下”，那就正如“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所指出，这就是“否认无产阶级政党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领导作用”。这文件又说，恩格斯早已指出：“在任何社会组织中，只要有联合活动的存在，就必须有一定的权威和一定的服从”，“把权威原则描写为绝对坏的东西，而把自治原则描写成绝对好的东西，这是荒谬的”，“谁要是坚持这种荒谬观念，谁就是在实际上为‘反动派效劳’”。确实我这党内右派分子又为社会上右派分子在这问题上“效了一次劳”，因而也加深了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
“12个副总理中没有一个党外人士是否不民主？”这是我在这问题上向党进攻的关键。是不是真的不民主哩？民主，没有超阶级的民主，今天我们需要的是社会主义的民主，而“社会主义民主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准许同无产阶级专政对立起来，都不准许同资产阶级民主混淆起来，社会主义民主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加强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为了发展他们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为了发展同一切反社会主义势力作斗争的积极性。”要达到这种要求，在副总理人选问题上，当然只有具有高度马列主义水平和久经革命考验的党的领导骨干同志来担任，才能做到。今天事实证明，当日如让章伯钧等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担任了副总理，那么发展的就不是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同一切反社会主义势力作斗争的积极性，而是资本主义的积极性和反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这样的党外人士，没要他们当副总理正是符合社会主义民主的原则。没有什么理亏，也没有什么话给人可说。过去四个副总理中还有两个党外人士，是由于当时革命的任务和性质是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错综交叉着。今天12位副总理中没一个党外人士，是因今天的革命任务完全是社会主义革命，可是今天的民主党派都还是资产阶级性质的（这个我到最近才明白），就是左派人士也不例外。上层建筑是为基础服务的。因此我要求的安插一两个党外人士当副总理的“民主”，正是要与无产阶级专政对立起来、与资产阶级民主混淆起来的“民主”，是在公开要党让出一部分领导权的“民主”。过去我说这没有分割无产阶级专政的领导权，那只是在掩耳盗铃，自欺欺人而已。再就国务院领导成员产生过程来说，也是经过充分民主协商的，并不是什么“党中央说了算”。在人事安排上也没有什么欠妥的地方，所有这些怀疑，都是站在右派立场对党中央领导的极端诬蔑。
说“党外人士可搞文教战线的副总理，他们有些人的马列主义水平不见得比我们低，如邓初民”。这是在公开诬蔑党不能容纳人，是宗派主义，是没照顾统一战线了。因为事实证明，党是一贯重视团结各民主党派和全国人民来从事革命工作的，就拿具体的人事安排来说，党外人士在人大占46％，在国务院正部长中占42％，省长中占32％，正因为这样才形成了以党领导的团结各民主党派和全国人民的统一战线，既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今天党又主动地提出了愿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党又一再教育全党考虑问题时，要从六亿人口出发，党员要时时刻刻加强与群众的联系；所以除右派分子外，绝没人还会怀疑党中央也会有宗派主义的。
另外，这里也暴露了我认为党对文教科学事业的领导是“外行”的反动思想。党领导文教科学事业是不是外行呢？领导资本主义的文化科学事业当然是外行，但是领导社会主义的文教科学事业，肯定的是内行了。
再说党对左派人士的安排，更一向是重视的，就拿邓初民来说，解放前他只不过是一个学者，现在却是山西省副省长，山西大学校长，就是他本人也深深感到这点，用不着我这右派分子来为他争名夺利了。
照顾统一战线，也只在尊重党的领导的原则下来加以照顾，这是宪法上规定了的，绝不能让出一部分党的领导权来搞统一战线；让民主党派来与共产党平起平坐。要这样那就是右倾投降机会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
所以我为“党天下”谬论辩护的实质：是在与社会上右派分子一道在骂党不民主、是独裁专制了。同时也正如章罗联盟一样，企图以先夺取文教战线领导权的办法，再进一步来夺取整个无产阶级专政的领导权了。这是我反对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又一个不可饶恕的罪行。
（4）攻击我国的选举制度。
六月中旬，在小组讨论资产阶级民主问题时，我说：“美国的直接选举，在形式上是不是民主一些？”又说：“我们在县以上为什么实行间接选举呢？我们现在可以实行直接选举，因为人民的政治情况基本上清楚了，人民对党的领导人也知道了，不会写字，可用投豆的办法”。
这个问题的提出，又与我一贯有反党反领导的思想分不开。过去就认为这种间接选举反正是“领导上要选谁就选谁”，“形式上没美国直接选举那么民主”；“解放初期，我们政权还不巩固，当然用间接选举好，现在是否可以改用直接选举？”
“美国的直接选举的形式是不是民主一些？”有什么样的内容，就决定什么样的形式，因此脱离内容孤立地去看形式，这只是资产阶级骗人的一种手法。美国直接选举的事实就证明了这点。美国的选民年龄须在21岁以上，另外还有财产、居住、种族等等限制，多少人受这些限制而丧失了选举权。另外在被选举权上，由于地主、资本家等的操纵、贿选、欺骗等，使劳动人民更无从问津了。反转来我国的公民只要年满18岁，没被剥夺公民权和没精神病的人，就可获得选举权，再不受任何限制。虽然在县级以上实行间接选举，这是因为我国的选举制度首先是保障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利，同时又照顾在全国人口中占极少数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其他爱国人士。另外也还有交通不便和人民文化水平低等困难的限制，所以今天还不宜于实行直接选举制。但现在的选举制度是适合我国当前情况较好的民主形式。
到底是不是“领导上要选谁就选谁”？不。因为每次选举，候选人的确定，都是事先经过党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协商的结果，绝不是谁一手包办的，协商后产生的候选人，都是有代表性的和照顾到各方面的。选举前还要经过选民的酝酿讨论。选举时，选民仍有另选别人的自由。这有什么不民主呢？所以说“领导上要选谁就选谁”，只是在企图取消党在选举制度上的领导地位和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种进攻。
（5）攻击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
六月十三日我写匿名信给陆定一部长转毛主席说：“名位思想是历史的产物，要削弱以至消灭它，除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外，还必须在干部的物质待遇、政治待遇等方面的制度上来想办法，消灭这种思想产生的物质基础，这才易于见效。……军队的工资过高，现在相当脱离群众，随便到哪里，军队机关的房子部是高楼大厦。……另外，在政治待遇上，也容易使干部产生等级思想，有些干部明知许多文件看不到，多少也影响其主人翁感情的建立和充分发挥，因此，我建议今后读文件，正式党员最好按工作需要，一般教育党员的‘党内参考资料’‘整风简报’‘监察工作’最好正式党员都可看。”
六月中旬我又对同志们说：“党内按级别读文件和听报告，会助长个人主义向上爬的思想。”
这封信的写出和放出这些毒箭，是因具有极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我，在去年入高级党校后，由于级别低，有些文件看不到，电报听不到，因此对党内政治待遇按级别的制度有反感，以至一次见买书也要按级别，竟反感得骂起来：“妈的，买书也要按级别”！后来听得毛主席说：“要增强干部的免疫力，就要种牛痘，要克服教条主义，就要看反面的东西”；又说：“参考消息阅读的范围可以扩大”。就更认为有机可乘，便写信给校党委、中宣部要求扩大阅读“参考消息”的范围，达到目的后还不满足，又想看“党内参考资料”“监察工作”等文件。当时思想是：①既然大家都是学员，都在学习，工作上没甚差别，那么所看的文件也一定都是些一般教育党员的文件了，那就应该凡是学员都可看。②同在一个房子里，明知一些文件看不到，感到“委屈”。因此，后来知道“党内参考资料”是谈些关于高等学校中的问题时，就认为自己将来也是要到高等学校去工作的，这又与将来工作有关了，又可作借口了。再加上过去对解放军工资高有些不满，到北京后，又见军事机关大都是高楼大厦，以及听得毛主席说：“现在评工资的办法不好，要考虑改变”。我就夸大事实，认为今天的工资制度和政治待遇制度是产生名位思想的物质基础。因此在这次信中除想要达到多看文件的野心外，就向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和解放军也疯狂地进攻了。
很明显，今天某些干部思想中还存在有名位观念、等级思想，其罪过绝不是今天的工资制度、政治待遇制度所产生和助长的，而是有的由于出身剥削阶级家庭，本身就带来了这些东西，没清除掉。有的是受了剥削阶级思想的影响而产生的。可是我却将这笔账挂在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上，说他们是产生这些东西的物质基础，这当然是对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进攻和诬蔑。
我国的工资制度是根据社会主义“按劳取酬”的原则制定的。只有这种制度才能提高每个人的劳动热情和本领，从而促进生产更快的发展。这种由于劳动性质不同所形成的物贸待遇的高低差别，与封建等级制度有本质上的不同。前者凭劳动而获得人民给他应得的报酬，后者凭占有生产资料和特权进行剥削收入。所以产生等级思想名位观念的只能是封建等级制，而不是社会主义社会根据按劳取酬原则制定的工资制度。今天我把二者等同起来，自然是对社会主义的工资制度莫大的诬蔑。
至于解放军同志的工资高一点，这也是名正言顺的。他们平日流汗，战时流血，待遇高一点，是任何爱国的人都赞成的。在北京一些全国性的军事机关的房子较好一点，这也是完全应该的。可是我对他们住好房子就看到了，加以攻击，而对他们住在海滨边疆上的荒山破庙里的艰苦困难，就没加以同情慰问，不但完全丧失了革命同志间的阶级友爱，同时也是右派立场反动本质的彻底暴露。
我的原信中，也有拥护将高工资下降的意思。至于我国高级干部的工资是否过高，非降不可呢？并不是这样。毛主席原来每月也不过是六百元，而我国今天有些艺术家的工资就比他高出了二至三倍。显然我国领导人的工资是大大低于他们对人民所作的贡献的。就是这样，为了缩小最高工资与最低工资之间的差额，他们在去年还是降低了工资。按我的说法这就应该消灭了人们思想中的等级观念名位思想了，可是这只能说明我的无知，和对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恶毒诬蔑。
再说政治待遇按级别的制度，党向来就是根据工作需要和接受水平来规定阅读党内文件范围的，有时由于工作需要，下级干部还可阅读上级干部阅读的文件，这种制度是与助长个人主义名位思想毫不相关的。事实证明许多同志对看不到的文件就不看，并没感到什么委屈和影响什么主人翁感情的建立。再说我校17级以下的学员，都能看到县级干部才能看的文件，已属不少了，只有我这种贪得无厌的野心分子，才会在看到“参考消息”后又得寸进尺，对原来做梦也没想看的“监察工作”等文件又列为工作需要了，并且提出新的方案企图来达到可耻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野心。所以我主张看文件不按级别的实质，是要把名位观念等级观念等肮脏的东西的存在，企图归咎于党的政治待遇制度。而我要多看文件的目的，也只是以“工作需要”为幌子，来达到争名夺利，炫耀自己和找小广播及反党材料而已。结果使自己又在这问题上犯下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
（6）六月下旬，在讨论对1956年工作的估计时，我说：“我认为一九五六年农业、文教事业是冒进了。”同时内心中还怀疑这冒进的根源是来自党中央毛主席批判合作化右倾思想后所引起的。
我凭什么怀疑一九五六年文教、农业冒进呢？①由于看了今年二月间全国政协会上的一些发言。②看了今年新湖南报“中学生下乡是否是浪费”的讨论中，有些学生说：去年高等学校招考，高中毕业生还不够，还要动员干部和社会青年，今年就连高中毕业生都还有几万人容纳不了，时间只隔一年，变化为什么这样大，这不是去年教育界领导上冒进了又怎样解释？自己当时也觉得这说法难驳倒。③从党刊上和报纸上看到一些高级社组成后不久又垮了的事实，因而怀疑农业高级合作化是否太快了些。甚至怀疑这根源来自党中央毛主席。
一九五六年文教、农业的发展是否冒进了？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中说：“合作社一定要在艰苦奋斗中建立起来，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要经过艰难曲折的。在社会主义事业中，要想不经过艰难曲折，不付出极大努力，总是一帆风顺，容易得到成功，这种想法，只是幻想。”我过去就是由于有这种幻想所以产生了上列怀疑。事实证明合作化也没冒进。在实现合作化的第一年，全国除了灾情严重的地区外，就有了75％以上农户在不同程度上增加了收入。至于中小学毕业学生部分不能升学，要参加农业生产，这是正常现象。过去特别是高中毕业生，差不多大都升入了高等学校，那只是由于过去我国教育不发达，解放后，需要高等和中等建设人材增多，所以造成了高中毕业生几乎全部升学，初小生大部升学的现象。这反而是不正常的。今后我国中小学毕业生以及大学毕业生都要参加劳动生产，国家的教育方针也就是要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身体健康的劳动者，过去我在这问题上搞不通，只说明剥削阶级轻视体力劳动的思想没彻底清除。
由此看来，我认为一九五六年文教、农业发展冒进了是毫无根据。认为这种冒进的根子是来源于毛主席党中央更是对领袖和对党对一九五六年建设正确性的领导的一种诬蔑。
（7）五月初在讨论毛主席在天津、上海等地报告时，我说：“我认为毛主席对陈其通的批评，有一棍子打死的味道”。
当时思想是：①认为毛主席对陈等肯定得太少。②不该在这样重要的报告中批评。
毛主席对陈其通等是否肯定得太少呢？完全不是，因毛主席首先就肯定了陈等对革命是忠心耿耿的，这是对一个革命干部最大最本质的肯定。而批评的只是批评其无组织无纪律，没得命令，就去冲锋陷阵，而方法又是简单粗暴，教条主义。这些东西是完全应该批评的。另外陈等的文章与中央的鸣放方针针锋相对，在国际上都造成了不良影响，因此毛主席也只有在这种重要的报告中进行批评，才能克服其不良影响，何况毛主席的报告有些部分就是为了要贯彻这一方针在进行宣传。从革命利益出发，对毛主席批评陈等的这种方式完全应该拥护。可是一贯反党反领导的我，在这问题上又站在与党对立的立场，来诬蔑敬爱的领袖和党的生活了。
（8）五月初旬，小组座谈刘少奇同志在许昌对学生的讲话时，我说：“刘少奇同志叫学生回乡村不要随便批评农村干部，中央是不是有点怕农民，过高估计了农民，过低估计了学生？”
我为什么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呢？这是我坚持反动的地主阶级立场的又一次暴露。因为当我听到少奇同志说：“农村情况复杂，不要随便批评干部时”，我就联想到土改后听说“乡下是贫雇农的天下了，说话可不能随便”的说法，当时我是有些不服气的。今天见党中央都这样说，可见农民威力之大，不服气的思想又露头了，便要为青年知识分子抱不平，认为是党太小看了他们，因此就将这支毒箭放出来了。现在看来问题的实质，是我一贯仇视农民，自己怕农民，反而诬蔑党中央怕农民了，同时又是以关心知识青年为幌子，企图挑拨党、农民、青年知识分子的关系了。
少奇同志针对青年学生“自高自大”“不知天高地厚”“不愿下乡村的不满情绪”出发，教育他们到农村去要虚心些，这完全是正确的，是对他们真正的爱护和关怀，并不是怕农民。农民对党只是敬爱和拥护，党与农民的关系是水乳相融，绝无什么怕的因素。而我自己由于一贯坚持反动的地主阶级立场，土改中干了对不起农民的事，以至今年暑假想回去还怕农民。现在我却以自己这种阶级异己分子的心情，来看党中央，这是对党中央天大的诬蔑。为青年知识分子抱不平，也只是想借他们的手去整农民和干部以泄自己的愤而已。这是反党反农民极端毒辣的阴谋。今天除自愿揭发和声讨这种阴谋向党向人民请罪外，还愿日后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彻底清算反动的地主阶级本质，建立工农劳动人民的感情。
（9）攻击积极分子。在小组座谈彭真同志访问南斯拉夫及整风问题的报告时，我说：“积极分子的汇报，很可能加强我们与民主党派的‘墙’，对他们既要帮助改正错误又要保护。”又说：“讲反动话的人不一定反动，知识分子的性格我是知道的，但可让他们放出，以便帮助他们改造思想。”
前者显然是站在右派分子立场，在攻击积极分子了。积极分子是党联系群众的纽带，他只会加强党与群众的联系，绝不会造成什么“墙”和“沟”。即使某些人与党的关系有隔阂，原因也很多，主要是一些落后群众，特别是右派分子与党离心离德，因此我将责任推之于积极分子，这是对积极分子的诬蔑。也是与社会上右派分子一样，企图以此手法来孤立党搞垮党。我怎么会有这种思想呢？这是在肃反运动中，看到个别积极分子作风较差，后来我搞建党工作时，了解群众对他有许多意见。再加上听到肃反中有一个同志因怀疑×科学家是反革命将其试验的资料搞乱了的事实，从反动的立场出发，当社会上右派分子用这种恶毒的字句来攻击他们时，我不但不予以反击，反而深信不疑，并与社会上右派分子一道来攻击他们，实质上也是一种反党罪行。
“讲反动话的人，不一定反动，知识分子的性格我是知道的。”这二句话是把一般知识分子与右派分子混为一谈，是企图为右派分子打掩护，而对广大革命的知识分子在进行诬蔑了。
另外我在看完程潜在民革中央所谈“民主党派何处去”一文以后，一面说写得好，一面又说这可能不是他自己写的，我听说他的儿子是共产党员，可能是他儿子帮他写的。这里我不但否认了程潜本人八年来在党教育下的进步，同时更不应该的是否认了党八年来对旧军政人员思想改造的领导作用与成绩。
（10）认为反右派斗争又会伤一些人的感情。
当社会上反右派斗争深入到发现一批“学者”和“科学家”的时候，我在看报时，思想上曾在一瞬间闪过这样一种想法：“毛主席说三反、肃反、思想改造中，伤了一些人的感情，这次反右派斗争中，是不是又会伤一些人的感情呢？”当时马上发觉这种思想不对。不几天就看到了新华日报“要克服右倾思想”的社论，及邓初民所写“皆山中狼也”一文，更认识到右派分子对党本来就没什么感情，反转来只有通过斗争，使他们认识到自己丑恶的反动的本质以后，倒可使部分人放弃原来反动的立场，重新做人。现在我自己就初步有了一些这样的体会。
我产生这种思想的根源是在肃反运动中，看到长沙市一中一个历史反革命分子被斗后，长期开会不说话，他与我又同一个教研组，感到伤脑筋，虽然知道这主要是他本人的问题，但同时也就产生了这种反党思想。其实这也是一种右派分子心情的反映，当右派分子猖狂向党进攻的时候，我不怕他们伤害党的利益，而当党和人民向他们反击的时候，我就为他们担心了。要这样，那就只有取消各项运动，取消社会主义革命了。
（11）诬蔑校党委为了整风休学一年的决定是人为的制造矛盾，就思想方法说是形而上学，不是辩证法。
六月间我曾两次写匿名信给党中央少奇同志和陆部长反对学校因整风休学一年的决定。并对校党委和各教研室进行了恶毒的攻击。说休学一年主要是各教研室为了自己的提高，不顾学员的困难，并说这样做有三点不好：①打乱了下面培养干部的计划；②打乱了下面的教学计划；③增加了一些无家可归的同学的困难，和浪费了他们一年的时间，因此是人为的制造矛盾，就思想方法说是形而上学，不是辩证法。同时又诬蔑学校领导为了要达到休学的目的，竟运用组织力量，把支书看成“说客”。运用组织力量，本来是党基本的工作方法，这有什么可诬蔑的。休学一年现在事实证明校党委这决定是完全正确的，符合辩证法的，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的时间就需要一年。而在这段时间里，同志们在思想上政治上进行了一次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大大地提高了社会主义觉悟，在几个月中的收获，绝不少于一年的学习。因此我说是浪费了时间，是人为的制造矛盾，是形而上学，这简直是给校党委极大的诬蔑。
使我干出这一罪行的思想有二：①早毕业出去，早一年提高到17级；②畏惧个人回家去后的一些困难。就因此一再采用了卑鄙的写匿名信的手法来企图请中央出面来阻止休学一年的决定，挑拨党中央与校党委之间的关系，我对不起党，除向党请罪外，同时请求党给予严厉处分。
当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事实公布后，有同志说：“我对赫鲁晓夫这种做法感到怀疑！”我却接着说：“我对他政治上都表示怀疑！”
我为什么对苏共的领导人竟如此恶毒的攻击呢？因①去年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后，我对赫鲁晓夫把斯大林完全否定的做法有些不满，同时对他所说现在某些国家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可用和平的方式表示怀疑。②去年在长沙市委文教部工作时，一次谈到上述两问题，有一个同志说：“苏联共产党为什么要选赫鲁晓夫为第一书记，听说他是十月革命后才入党的。”因此我思想上就暗地里认为她在政治上怀疑赫鲁晓夫。③去年匈牙利事件爆发后，苏联没出兵以前，也认为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批判个人崇拜问题，为什么事先不在兄弟党内作些准备工作，以致匈牙利问题，被反革命利用了。再加上今年听到对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处理时，就暴露了这种反动观点，向赫鲁晓夫同志进行了这样恶毒的攻击。
现在我认识了这不仅是对赫鲁晓夫同志个人攻击的问题，而是对苏联共产党和其全国人民在进行攻击的问题。因为政治上对苏联共产党领袖的怀疑，那就是说苏联整个共产党是革命还是反革命的问题，这罪恶是何等严重。同时这里也怀疑了赫鲁晓夫同志对莫洛托夫的处理到底是为了党的利益，还是在搞个人独裁？！现在事实证明，莫洛托夫等是落后了，他们反对今天苏联的外交、经济政策确是错误的，也正因为他们坚持了这种严重的错误，整个苏共党中央才这样处理了他们，这并不是那个人在独裁。
至于赫鲁晓夫同志本人出身矿工，内战与卫国战争时，是苏维埃政权的忠实捍卫者。近几年来他与苏共中央诸领导同志一道，在反对个人崇拜问题上，在维护世界和平问题上，在发展苏联国内农业、工业等国民经济问题上，都作了一系列正确的领导，有巨大的贡献，是每一个具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的人，对他都是敬爱拥护的。而只有我这右派分子才会对他如此恶毒的攻击。
综合以上所言，充分看出了我对党对社会主义的进攻是全面的，根源从反动的地主阶级立场和极端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出发，再加上去年来所受国际修正主义思潮的影响，从去年到今年大鸣大放中，我对党的基层组织、各级党委、校党委、党中央、毛主席、少奇同志、赫鲁晓夫同志、解放军以及社会主义制度都进行了恶毒的攻击。并提出了全面取消党委系统的反动纲领和以党组代替党委、要党让出文教战线领导权等具体步骤。因此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是相当完整的，罪恶是严重的，确是一个有言论有行动有纲领的右派分子，今天除彻底交待一切罪行向党请罪外，并愿今后不断批判清算这些反动的立场、观点，争取脱胎换骨重新做人。
1．土改运动中，反对农民翻身，打击积极分子，包庇地主家庭。
1950年冬家乡土改时，父亲来信说：“群众要划我家为富农，你是否可请求组织上加以照顾。”我接信后，心想：“公开请求组织照顾是丧失立场，不行，但如果不理睬，家庭又会说我无能。”怎么办呢？恰好想到在此以前不久，有一地主堂叔李伯希逃来长沙，要我帮助他介绍工作，我没答应，并动员他回家向农民低头认罪，事后从一侄子口中知他没回去，因此就认为包庇家庭的机会到了，就以检举逃亡地主李伯希支援家乡土改为名，向本乡农会写了一封信。但是在这封信中，我又同时检举了二个“二流子”，一名李禄泉，一名李仲箎，说他们解放前不务正业牌赌为生，是二流子，要农会注意他们的行动，不要发动他们，不要让他们破坏了土改政策。
我为什么要“检举”这两个人呢？因这两个人，一是我的堂叔——李禄泉，一是我堂兄——李仲箎（伯父之子）。对我家底细都比较清楚。而二人过去都比较不怕事，又好闹事。另外过去我父亲去李禄泉家打。牌输了钱，父母就吵嘴，我亲眼也看过两次，因此就迁恨于李禄泉。李仲箎原与我家没分家时，更是经常欺负我们，小时我被他打过，更恨他。1950年秋，他来长沙顺便到机关向我借钱，当时还是供给制，我没钱，没满足他的要求，见他忿忿而去，因此怕他在土改中怀恨而斗争我家。于是就先发制人，写信给农会，用揭老底子的办法，企图搞臭他们，使他们在领导前丧失信任，说不起话。在群众中丧失威信、孤立，不能“趁火打劫”，这样我家在土改中就可能混过关了。
另一方面，我的检举逃亡地主，又可获得支援土改的美名，这样也可改善群众对我家的看法，而缓和我家与农民群众的矛盾，对家庭混过土改关，也有好处。可能使成份划松一点。真是一举两得。
由此可见，我这次写信的实质是以检举逃亡地主支援土改为名，在干打击积极分子包庇地主家庭之实。这是我坚持地主阶级立场、在党内所干的第一次破坏革命的罪行。
破坏土改的罪行揭发后，仍不痛改前非，见家中真的划成了地主，又不心服，便又写信给省土改委员会说什么“家中地少家贫，顶多只能划个小土地出租，不能划为地主。”这又是站在地主家庭立场在叫“屈”，同时还想凭借组织力量来向农民进行反攻倒算。
以上阴谋破产后，我还不死心，因见日后家中经常来信叫“苦”，就想申请一、两次补助，接济一下家庭，没成功。日后就想干脆改为薪给，于是就根据家中来信叫苦的情况，代拟一信寄回去，要哥哥照抄寄来，欺骗组织改为薪给。信中并以哥哥的口气说：“像我家这样的地主父母，实在恨不起来，看是否可请求组织改为薪给，接济家庭生活”。
当时思想是：“阶级评不下来，东西退不回来，我家生活确也困难了，那就每月出点钱赎买吧。”“党不是号召不饿死一个人吗？”所以这是又一次站在反动地主阶级立场在向农民倒算不成之后，转过来向党倒算的罪恶。
另外我也曾想接父母到长沙去住，使他们晚年过点好日子，不成。日后见别人能将父母接到城里住上几天，还羡慕。过年过节自己玩得痛快时，有时也想到父母这时在家中可能还冷冷清清，因此自己的热情甚至也要为之下降。
还有我对家中划为地主阶级，始终是没心悦诚服的。就在去年下半年到高级党校后，有同志问我家是什么成份？我还说：“是八亩田的地主。”
2．仇视农民。
对地主家庭是那样的爱，反转来对农民当然就是恨，表现在：①土改后听乡下人说：“农村是贫雇农的天下了，说话可不能随便。”就曾暗中“不服气”。②又认为自家本来不够地主成份，只是因为农民爱小利为了几匹夏布（母亲留了几匹夏布）。以及我写给农会打击土改积极分子的信激怒了他们，才划为地主的。③1954年春，一个地主姐姐来长沙，告诉我，土改中斗争我父母最积极的人，正是我检举的那个积极分子李禄泉，因此日后竟还暗想“今天与你正式作对是不可能的了，若是你日后到长沙来了，我能请上几个打手在个什么偏僻的地方打你一顿，那才痛快！”④1956年8月，上面那位地主姐姐又来长沙，我又听信她诬蔑农民偷我家晒在外面的衣服的反动言论。同时她又告诉我，去年农民替我家种上一些“花禾”（成熟时间不一，要减产），我也认为农民故意在与我家为难，是“卡”我家。⑤由于土改中做了对不起农民的事，以致今年暑假原想回家去看看还怕被斗争，事先还在信中试探农民的反映。
3．镇反中没积极检举反革命分子。
镇反运动中，我虽检举了三个反革命分子，但对罪大恶极的，当过伪宪兵团长的表叔反革命分子周竞人（堂姑祖母之子），却反而没有检举，直到审干时交待社会关系时才交待出来（审干前交待社会关系时也可能写过）。当时思想是①我读初中时，他送过伪法币100元给我作学费。感情拿不下来。②土改时检举逃亡地主（实是打击积极分子）得罪了人，于己于家都没好处，这次少得罪些人也好。
为了100元伪法币之“恩”，对反革命分子就公然怕得罪了，撕不破面子，不加以检举，而对土改中的积极分子，却污蔑为“二流子”，加以“检举”，所以这不仅是明显地站在地主阶级立场，而且还是忠实于钱，而不忠实于革命的叛党罪行。
4．五反一再丧失立场。斗争不应斗争的资本家，为地主家庭泄恨。
五反运动中，党要我担任了长沙市针织业五反工作组组长，在运动中竟听信资本家同业公会及居民居员会一面之词，写信给领导上，要求他们去信法院，保释强奸年幼女工的不法资本家，认为他已承认了错误，其家生活困难，可让其回家生产。而对工人阶级姊妹所受的侮辱痛苦却反无同情，这是只有坚持反动剥削阶级立场的人，才会有这样的思想感情。
另外运动中信任依靠“解放战士”——开明资本家，超过信任工人，为了按时完成任务，竟将不能给资本家看的表，交给“解放战士”去填，对发动工人却不够积极。这是在尖锐的阶级斗争中，严重地违反了党的阶级路线的罪行。
更恶劣的是为了要为土改中被斗的地主家庭而泄恨，竟公然接受工人不正当的要求，斗争党要保护过关的资本家，认为“我家是小地主还被斗了，城市中这大的资本家为什么不可斗？！”这是反动的地主阶级立场，使自己竟敢公开违反党的政策，利用职权在反党了。
5．反对农业合作化。
①要家庭入社是为了丢“包袱”。对合作社征用父母住房不满：
1955年秋，农业合作化高潮到来了，我为地主家庭高兴，认为从此可解决家庭缺乏劳动力的问题了。因此好几次写信要家中申请入社，表面上似乎是要家庭积极走社会主义道路，而骨子里是在为地主家庭丢“包袱”。认为“有几亩地，没劳动力，每年拿了干着急。花上人工、牛工、肥料与买粮食吃差不多”。另外还认为地主入了社，人家的看法也可能好一些。正是由于不是真正在支持家庭走社会主义道路，所以不久听到合作社要用两间草屋兑换我家原有房屋作喂猪的地方时，就不满了，认为“一划成地主，就只有倒霉的，原来想地主入了社，人家的看法会好一些，现在还没有入社，倒霉的事又来了！”日后听说不兑换了，心中高兴。但不久又听说合作社征用了父母的住房为办公室，父母睡在其他有风、潮湿的地方，身体更加多病，因此又同情地主父母了，心想“土改过了这么久，为什么对我家还不放松呢？”因此，又希望父母早死，“死了少受些气”。同时使我们建立工农感情也减少阻力。另外也曾想过将父母接来长沙住，免得他们在家里受“气”。
②曾不愿向农业社投资，要家中少买公债。
去年秋家里入了社，哥哥来信说要投资250—300元，我竟回信说：“我付回的钱不多，主要给家中买粮食及其他费用的，还能投资吗？”而实际思想是：“你过去种花禾‘卡’我，我现在也要卡卡你！”日后家中来信说：“非投资不可。”我才同意了。心想：“地主入社不投资，表现不好，日后买不到粮，单有钱，还是不解决问题，最后的权，还是操在农民手里。”日后并经常鼓励家庭投资，以掩盖过去丑恶的嘴脸。
日后（今年七月），哥哥来信说渡过夏荒还有些困难，向我要粮票，我也真要爱人将小孩多下的粮票，寄回去20余斤。
今年农村买公债时，哥哥来信叫困难，我又公然要他少买点公债，“以免影响家庭供给。”当时思想是“怕家里又借此向我要更多的钱。”我自己买公债也不多，过去每年10元，今年加到12元。思想是：“反正家中买公债也是我的钱。”
6．对党和领袖的感情日益疏远。歪曲领袖的报告、诬蔑党中央。
①去年国庆游行到天安门下，大家向敬爱的毛主席热烈地高呼万岁时，我的热情达到一定程度以后，自己也感到有些做作。见并排的工人队伍的热情也越来越高涨时，还原谅自己。认为“工人们，党把他们从地狱下解放出来，是救命恩人一样，当然能热情起来。我呢？从家庭遭遇看，就难提高这种热情，从自己情况来说，对党主要是爱，但也有不满。”“党信任我时就热爱一些，感到不信任时，就有外人之感。”
②平日对毛主席的感情也是“毛主席，您是中国人民的救星，但是您的土改政策和审干政策，可给我和我的家够受了！”
③今年三月间，听到毛主席对讨论“当前的生产关系是否超过了生产力发展建设”的问题不高兴并指示不要再继续讨论时，我想：“这是学术问题，也是现实中存在的问题，为什么不让讨论了”还说过：“百家争论吧！这问题为什么不让讨论！”后来见真的不讨论了，又暗想：“毛主席虽不是皇帝，但他说的话，可是皇帝开玉口一样！”同时也想过“难道毛主席的话，句句都是正确的？”
④今年三月听到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又为地主家庭高兴，认为他们的问题日后也可用说服的办法来解决了，可少受些“气”了。
⑤今年四月，听了少奇同志对许昌学生的讲话，又说：“少奇同志叫学生回农村不要随便批评干部，中央是不是有点怕农民，过高估计了农民！”
“毛主席，您的土改政策和审干政策，可给我的家和我受够了。”达两句话可看出我彻头彻尾地站在反动的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立场在仇视领袖了，从无产阶级要消灭阶级消灭剥削的立场出发，对地主阶级就是要消灭，要专政，还有什么够受不够受的问题。何况党对地主阶级还采用了分别对待的政策，对我家就比对大地主要宽大得多。
至于我本人那更只是我对党负债的问题，而党没有一点亏待我。土改中犯了那么严重的罪行，后又骗党改薪给，党宽大了我。审干中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的历史问题，自己交待不清，还要搞假坦白，党又宽大了我。来个不伦的类比，要是在解放前，我有共产党的党证字号被国民党抓住了，真是一千个脑袋也完蛋了。可是党就是对我这样的问题，不但没处分我，并还信任我，五反中还要我担任一个行业的工作组长，日后又让转正，肃反中又让当积极分子，日后还准备提拔，又送高级党校学习培养。党对我真是仁至义尽，可是我却不接受党的教育，改造自己，反而一贯坚持反动立场，个人主义愈来愈严重，与党愈来愈疏远，竟发展到在大鸣大放中与社会上右派分子一道向党进攻，成为了人民的罪人。我真是个狼心狗肺，忘恩负义，恩将仇报之徒。所以事实证明，不是我对党的审干政策受够了的问题，而是党被我欺党反党的卑鄙手法受够了的问题。今后我若再不痛改前非，只有自绝于党和人民。
制止“生产关系是否跑到生产力前面去了”的讨论对不对？完全对。在社会主义改造刚刚获得全面胜利的形势下来讨论这样一个问题，意味着什么？是意味着对这种胜利的怀疑，这就不利于社会主义，作为一个党员对领袖这样一个英明的措施不拥护，反而怀疑有“个人崇拜”“毛主席在开玉口”，反动本质达到何等强烈的程度。
“毛主席的话是不是句句都是正确的？”是，就是正确的，这正确是由于他对无产阶级事业的忠诚，对人民的热爱，有高度马列主义水平，丰富的革命经验，善于集中群众智慧，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他的每一文件的发表，都是经过周密的调查和研究，反复讨论和修改，从军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所以这种正确是必然的，有事实作根据的，不是神化，更不是偶像崇拜。我之所以在批判我们党内有“个人崇拜”的谬论之后，遇到具体问题，又产生了这种思想，这说明了我的反动立场和狂妄自大，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通过这次过社会主义的关，我认识了问题的严重性，我有信心和决心来清算这些反动的立场和观点，做到与党“亲密无间”，热爱党和毛主席、党中央，老老实实听毛主席的话，听党的话。
听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后，我把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混淆起来，为地主家庭高兴。这是在歪曲领袖报告，混淆敌我界限，又是地主阶级立场的一次明显暴露。
由上述一系列事实，可见我的坚持地主阶级立场已成一贯的，有历史性的东西了，而且是越来越严重，越来越猖狂。由土地改革中的打击积极分子包庇地主家庭，到合作化运动的反对投资，以至到仇视农民和歪曲党的方针政策以及诬蔑党的领袖和党中央了。也可看出我的入党既没赞同党的最低纲领，也没赞同党的最高纲领，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都成了反动派、历史发展的障碍物，党的罪人，人民的罪人。我恨它，我要控诉它。我不愿终身被它俘虏。因此今天我要补过土改关，彻底清算它，向党请罪，并求重新做人。
1．闹工资级别的过程：
极端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使我在去年工资调整时期大闹工资极别。这问题的发生，远在1952年时就埋下了根子。1952年全体干部都改为薪给制时，见有同志对自己的级别提出了意见后，而得到了提高，就存在了工资问题也可讲价钱的看法。后来到学校工作，更是看到年年有人讲价钱，更认为在工资问题上不能缄默。所以在去年听到自己提拔了，又是全面调整工资的一年，就认为自己级别势在必提，如不提就要闹，扬言闹到中央去都可以。可是当自己向长沙市委文教部工资调整小组提出这问题时，没得到同意，就要无赖地和他们争，就以大学讲师自命，说“大学里的讲师也没有20级的”。又没达到目的，就写信给湖南省教育厅人事处处长说：“我的工资级别四年没调整过，而我从今年二月起，组织上就提拔我为××中学的副校长了，而长沙市副校长级干部没有20级的，我现在的级别与机关干部比是恰当的，但与中学副校长比就不恰当了。……不调整我的级别，‘使我丧失了正当的合法收入’，‘是违背工资调整精神’，‘阻碍干部调动’，使我背着包袱去学习’，‘党不会让一个党员可得到的利益在学习时失掉’。”等等。
到高级党校后，又写信给党中央转“八大”主席团说：“今年已提拔而在暑期中调去学习的干部，一律规定不调整工资，理由是没有工作，这决定不对。”
日后接湖南省教育厅人事处来信，知道调干学习者的工资也可调整，因此要求工资提级的错误思想更加坚定，同时也知道我的工资级别的调整，教育厅主要是听长沙市委文教部的意见，而文教部工资调整小组原来是不同意的，他们不同意的理由我知道一些，如不驳倒这些意见，是达不到提级目的的。因此，就先后写信给湖南省教育厅三个厅长、长沙市文教部两个部长，列举自己应提级的理由，综合有下列10点：①我是提拔为××中学副校长的干部，而长沙市中学副校长级干部，起码是18级，今年提拔了的干部，都提了级，我也不应例外。②过去四年来业务有提高，工作有成绩，建党工作在全省起了推动作用，这首先是由于上级党委领导的正确和各支部同志的努力，但做具体工作的我，不能说没起重要作用。③如果本来不应该提高而厚着脸皮向党要名位当然不应该，但是本来会有的东西，只是因为调来学习就没有了，所以想不通。令人难受的是，本来可享受的政治待遇，在不应该丧失的情况下丧失了，就不能心服。④提拔当副校长虽没去到职，但这是为了服从党的工作需要，难道服从组织是错了。⑤党提拔了我，是肯定了我的德才。⑥没去到副校长的职不算提拔，但理论干部也应提拔，何况我已是提拔了的。⑦我的级别只能和长沙市中等学校副校长比，而长沙市中学副教导主任都是18级以上。⑧学校的20级相当机关的19级，这叫什么提高？⑨这样向党闹待遇，自知不对，但有问题不暴露，不争取党帮助解决，于党不利。我这样做是帮助党更全面地了解情况，将好事办得更好。⑩本来不敢谈的，根据“八大”精神，所以我敢于再向你们提出。党是唯物主义者，一个已经提拔了的干部，而他在近四年中又没犯过大的错误，忽然又不算提拔了，想不通。
同时我还以教育厅来要挟文教部。我在写给长沙市委文教部部长的信中说：“我知道教育厅对我的工资级别调整没什么意见，他们对我很关怀，希文教部不要使教育厅夹在中间为难。”离此不久，又写信给长沙市一中校长，请他们从速将我在一中的情况反映去教育厅，同时也请他们不要笑我在闹个人主义。
不但在校外用写信的方式闹，在校内去年10月一次党小组会上也吹嘘自己应提级，理由是：①提拔了。②来高级党校后见某些同志年龄比我小，而级别比我高，同时又听不到电报，更想提级。③工资级别调整至今没结束，这是影响学习的主要问题。又说：“见别人闹这问题也大都解决了。”
去年12月教育厅将我的级别调整为18级了，仍不满足，在今年一次党小组会上还说：“去年虽提了一级，但也不能解决问题。”“一些和我差不多的人，级别比我高。有些年纪比我轻、入党比我迟的人，级别比我高，而我从地下到地上，这么多年了，级别还这么低？就是想不通。”
2．驱使我闹工资级别的丑恶思想和闹工资级别的丑恶手法：
我为什么当时会写出和说出这些臭不可闻的言论呢？这是因为有下列一些丑恶的强烈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在支持着。①认为工资问题上不能完全缄默，去年不提，又要过两年之后才有希望。②向文教部工资调整小组提出后，不同意，就不服“气”，认为他们不调整我的级别是因为他们自己级别低，所以认为我不应该超过他们。因此就产生“你文教部不提，我就去找教育厅”的思想。③到高级党校后，见许多电报，自己只要提一级就能听到，更想提级。提到18级还不满足，是见党刊阅览证还是蓝的，还有许多党内文件看不到。④闹了之后要检讨怎么办？这只是思想问题，不是政治问题，要检讨就检讨。反正我这种人“批评易得，好处难得”。就这样，为了钱，检讨也不怕了！
作为一个党员，看到别人闹工资的行为，不是与之作斗争，反而暗中向这种行为学习。认为“工资问题上不能缄默”。这只能说明我对思想改造毫无自觉，不是在“兴无灭资”，而是在“兴资灭无”。
对长沙市委文教部工资调整小组的意见不接受，更是抗拒党的教育，在这里我还丑化了党的领导者，把他们看成闹个人意见的人。“文教部不提，就去找教育厅”，更是在反党，要与党较量。
贪得无厌的个人主义提到18级后仍不满足，这是很自然的，但现在事实证明我连18级都已不够格，再不回头，必将要为个人主义所毁灭。
“好处难得”，从我入党以来事实证明，这只是在忘恩负义。“批评易得”，像我这样坚持地主阶级立场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人，党过去对我的批评完全应该，事实证明，近四年来，批评较少，就发展到反党反社会主义了。今后再不诚心诚意接受党的教育，那就更不是“批评易得”的问题了。
从我闹工资级别的过程中，更可看出我采用了一系列的卑鄙手法。①吹嘘自己，说自己提拔了，党肯定了自己的德才。②否认事实，如说四年没调整过。③把没有得到的东西，当作已有的东西，如说自己是副校长、高等学校讲师。④歪曲党的决议、政策，给党扣大帽子。如说根据“八大”精神，才敢于向你们提出，不调整我的级别是“违反了工资调整精神”，“阻碍干部调动”，“党就不是唯物主义者。……等等。⑤以教育厅去要挟文教部。④粉饰自己，把闹级别说成为了党的利益。⑦只能向上比，不能向下比。
党肯定了我什么德才？从长沙市委文教部及长沙市一中所提意见看，“德”是自高自大，不尊重领导。“才’是理论水平低得可怜。今天事实更清楚了，那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德”“才”。
“四年没提级”？真的吗？1952年在机关评为20级，1956年回机关拿19级了，这不是提级是什么？只是没经过明显的提级，就想混水摸鱼。
没当过一天中学的副校长，更不知大学里的讲师是一回什么事，就以此作为闹级别的资本，真是恬不知耻。
“八大”扩大党内民主，目的只在增加党的团结，为了党的利益，而我却拿去作为个人争权夺利的工具。是在故意歪曲“八大”这样一个神圣的决议。
“不提我的级，就违反工资调整精神、阻碍干部调动、党不是唯物主义者”。今天事实证明，不提我的级，正是符合调整精神的唯物主义者。任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干部，不但不调整其级别会服从组织的调动，就是牺牲性命也会在所不惜，只有我这种满脑子铜臭的人，才会有这种心情。
明明是为了自己闹级别，却还要说是为了党的利益，帮助党把好事办得更好。丑恶的本质，再擦脂抹粉也是徒劳。
于己有利者则比，不利就不比，这是十足的唯利主义本质的暴露。因此我这次闹工资级别已不是一般的思想问题，而是已经达到了严重的反党程度。
3．闹工资级别问题中犯下的反党罪行：
①采用了造谣诬蔑、歪曲党的方针政策的手法，给党扣大帽子，向党进行了猖狂的进攻。②不相信党，将自己问题闹到党外，严重地丧失了党的威信：我闹工资问题时，曾写信给湖南省教育厅三个厅长，而其中有两人是党外人士。这是我将自己的问题公然闹到党外民主人士那里去了。当时自己思想上并不是没考虑到这点，但是却认为“他们是领导，我这问题，日后他们反正会知道的，迟知道，不如早知道好！”哪些好呢？很明显这是我对党丧失信心后，在向党外找支援，以此来更猖狂地反党的罪行。③抗拒党的教育改造：这问题在长沙市委文教部提出后，党就给了我许多的教育和帮助，可是我不但充耳不闻，反认为领导上是在与我闹个人意气，“不服气”。以至把问题从党内闹到党外，从地方闹到中央，形成了严重的反党罪行。④毫无止境地闹：提到了18级，还说什么“从地下到地上，入党这么多年了，级别还这么低，就是想不通。”可是我是从什么地下到地上呢？解放前二个月入党，战争关是高高兴兴地过去的，土改关严重丧失立场，今天又反党反社会主义。连原19级都不够条件，更谈不到提级。可是我提到18级后仍在不满，还在反党。真是令人难以真容忍。⑤阴谋如教育厅再不提级还要闹。去年11月底，我见工资调整尚无结果，便写信给教育厅人事处说：“如工资不能调整，请将其原因告知，以便针对缺点加以改正提高。”真是为了改正缺点吗？不是！而是想看长沙市委文教部工资调整小组到底是什么理由不提我的级？可是他们自己的级别都调整了，而他们的底细我也知道一些，想再和他们具体的比。幸亏日后的事实没按我的想法出现，要不，我的反党罪行会更加严重。
总之，我在闹工资级别的过程中，真是兴风作浪，对党组织进行了猖狂的进攻和诬蔑，犯下了严重的反党反领导的罪行。今天除将能记忆起来的罪行向党交代外，并愿将工资级别回降到19-20级。
1．闹政治待遇情况与批判：
极端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不但驱使我疯狂的追求物质待遇，同样也驱使我去闹政治待遇，闹出风头，好炫耀自己。去年听说提拔为副校长了，就沾沾自喜，到处夸耀，向别人说：“我快要当副校长去了。”内心中认为自己第一步向上爬的计划实现了。后知党要调我来高级党校学习，更是得意忘形，说什么“高级党校是高级干部进修的地方，党现在把我当高等学校的讲师培养了，两年后，就可以去高等学校当讲师了！”来高级党校学习后，其目的不是在改造思想，增强党性，而是在为日后当高级知识分子、理论家、20-30年后捞个高等学校领导人而努力。也经此为自己向上爬的第二步计划。
正因为这样，到高级党校后，就斤斤计较政治待遇，由于自己级别低，就对政治待遇按级别的制度不满，以至到后来看到买“南斯拉夫汇编”等书籍也要16级以上干部才能买时，竟不满地骂起来：“妈的！买书都要按级别！”问题还不止此。日后为了想看到不能看到的党内文件，竟一再采取写匿名信的卑鄙手法向校党委和党中央进攻了。
最初是今年三、四月间，先后写信给校党委和中宣部陆部长，要求扩大阅读“参考消息”的范围，说：“这是因与理论教员业务有关，工作需要，至于与工作关系不大的‘党的监察工作’等文件，我们做梦也没想到要看到它。”日后达到了目的，就认为匿名信这方式还解决问题。两个月后，更认为“在高级党校学习的学员，任务都是学习，因此17级以上同志们共同看的文件，也一定都是一般教育党员的文件，既是如此，那就应该所有的学员都可看”。但这话还不好明说，日后知道了“党内参考资料”是谈高等学校一些问题的文件，就认为自己将来是要到高等学校去工作的，与将来的工作有关，有口可借了。因此以致在六月八日人民日报社论批判了写匿名信行为的可耻后，我还利令智昏地于六月十三日仍采用了这卑鄙的手法，向党中央陆部长、毛主席进攻了。要求扩大“党内参考资料”“党的监察工作”“整风简报”等文件的阅读范围了。说什么：“看文件最好按工作需要，像‘监察工作’、‘整风简报’、‘党内参考资料’等一般教育党员的文件，最好凡正式党员都可看。”又说：“作为一个党员，明知党内许多文件看不到，会影响主人翁思想的建立和发挥。”这是什么？这是极端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发展到在计较政治待遇上公然提出自己的方案在向党中央毛主席进行疯狂的进攻了！因为党内文件阅读的原则，一向就是根据工作需要、觉悟水平不同而划分阅读范围的。特殊情况下，下几级的干部，还可阅读上几级干部才能阅读的文件，我过去阅读的党内文件就已不少了，可是我还得寸进尺，看到了“参考消息”，又想看“党内参考资料”、“监察工作”等文件，原来做梦也不想的文件，两个月后又成了工作需要。是什么工作需要呢？今天事实证明，不是为了革命工作需要，而是为了要炫耀自己，要找反党材料。说：“作为一个党员，明知党内一些文件看不到会影响主人翁思想的建立和发挥。”这是对广大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员的诬蔑，只有我这种党内野心分子、右派分子才会有这种心情。
2．反对学校因整风休学一年的决定的错误事实及批判。
今年六月间，学校因整风要休学一年，在没正式决定以前，我极力反对，除在校内扬言赞成开大辩论会给学校以“压力”外，并还于六月十二、十六两日又写匿名信的手法要党中央出面来加以阻止。十六日信的内容是反对休学一年，教员专去搞自己的提高，不顾学员困难的办法。理由是：①我不反对教师的进修提高，但是不赞同完全将学生学习停顿下来去专搞提高的办法，这种办法我们认为是人为的制造矛盾，就思想方法来说，不是辩证法，而是形而上学。②如硬要我们中途退学回去有什么不好呢？一打乱了下面培养教师的计划，因而打乱了下面的教学计划，如有些学校正等着他们如期毕业回校开课，这一来计划打乱了。二有些同志，中途要他退学，会形成无家可归的现象。还有高教部花各省调来了一些干部，准备在高级党校培养后分配到各地高等学校去，现在中途退学，去高等学校又无能力，回去吗？回到哪里去呢？现在除高教部委托各省教育厅每月发给我们工资外，我们与任何机关学校也没关系了，有些同志的爱人也学习去了，小孩寄到别人家去了，老家在几百里外的乡下，也没多余的房子，回去连立足的地方都没有。这些，站在我校教研室角度考虑问题的同志，是想不到的，想到了也会不大介意的。
我为什么这样极力反对休学一年呢？这是因为休学一年与个人利益有二大矛盾：①迟一年毕业，就迟一年使我提为17级。（因我见一般中学教师提为高等学校教师后，大都要提级的）②自己当时回家有些困难。
由此可见我的反对休学一年，并不是真的在怕打乱了什么教学的计划和培养干部的计划，而是怕打乱了个人“向上爬”的计划。看到在校内反对休学做不到了，就又用卑鄙的写匿名信的手法要党中央来出面了。
从信的内容看，我为了要达到个人的目的，竟对整个学校领导从思想方法到工作作风都加以诬蔑了，真是既疯狂又无耻。
现在事实证明休学一年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真正在人为制造矛盾的，不是学校领导而是我这夸大事实挑拨是非的右派分子。同样也只有专从个人利益和局部情况出发去考虑问题、而不从集体利益全面情况出发考虑问题的人的思想方法才真是形而上学。至于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的学员毕了业，并不是真的完成了培养干部的计划，当然也就不存在什么打乱教学计划的问题，这道理更是人所皆知。所谓“一些人无家可归，回去无立足之地”，这更是极端的个人主义的彻底暴露和可耻的叫嚣而已。学校关心同学的困难，有口皆碑，至于上面所谈的困难，只是无中生有，当然学校领导用不看去介意。因此我在反对休学的过程中又犯了两大严重罪行，既恶毒地诬蔑了学校领导，又挑拨了党中央与学校领导之间的关系，我对不起党，除在此请罪外，并请求党给予严厉的处分。
严重的个人主义和骄傲自满，使我一向盲目自大，目中无人。在长沙市委机关时，见领导同志年纪比自己小点，就瞧不起，在他一次批评我不要将火缸直接放在楼板上时，就说他“俨然领导一样！”去长沙市一中工作的头两年，更是盛气凌人，与党外教师吵过三次嘴，挨几次批评后，锋芒虽然削弱了些，但又认为自己是该校唯一有理论水平的人，曾向人说：“一中嘛，有理论水平的人，没有几个！”到高级党校后，又吹自己“没正式学过马列主义，而竟也能教马列主义。”
平日生活上与人相处，也缺乏热情，由于历史有污点，过去表现又不好，耳又聋，听话不清，就生怕别人看不起，怕出笑话，不敢大胆主动地接近别人，孤芳自赏。入党八年来，没一知心朋友，认为解放前要朋友，是为了互相照顾饭碗，解放后有了党，有了靠山，朋友能知心就知心，不能知心就不勉强。毫无一点革命同志都是为了同一目标奋斗的同路人应互相学习。截长补短的思想。因而与人相处，总好按自己意志办事，以“自我为中心”，休息时自己要看报，就公然要。别人停止拉胡琴。晚上睡觉其他同志将灯熄晚了一点也不满。更严重的是别人在赶反右派分子的材料，我竟公然一再请别人搬出去，免影响自己的睡眠，这不但是狂妄，而且也正是一种抗拒反右派斗争情绪的暴露，是破坏运动的一种罪行。平日对党的感情也是“从家庭经济生活来看，就很难建立对党的热爱，从自己来说，党信任我时就热爱一些，感到不信任时就有外人之感”。
社会主义社会，由于是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就要求每一个成员都要有热爱集体、热爱群众的集体主义思想，因此今后我必须坚决克服极端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将自己投入到群众中去，虚心向群众学习，使自己成为集体中的一员，能经常看到集体的力量，因而清洗旧知识分子盲目自大孤芳自赏等反动情绪，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脱胎换骨重新做人。
我的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不仅表现在去年的闹工资级别和今年的闹政治待遇上面，而且它还是一贯的，有历史性的。
1．入党动机不纯。在长沙市委机关不安心文印工作，审干中犯严重错误。
我的入党动机极为不纯，初入党时的想法是：“有了党的保障，工作不怕失业，同时参加了革命又可照顾家庭，即使因工作调远了，不能照顾家庭，就有前途，二者总有其一”。这就是我入党后，一贯坚持地主阶级立场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总根子。是一个投机分子。
长沙市解放后，党调我到市委机关干文印工作，还认为党小看了自己，心想解放前就是因为不愿干这人家瞧不起的刻钢板的工作，才去想升学和参加伪高考的，不成，来参加党，原来也是以为解放初期干部少，总不会还要我刻钢板，结果，还是如此，长此下去，工作能力得不到提高，当然也就难得提拔，甚至恋爱也都会要受到影响。因此，工作不安心，要去革大、市委党校学习，以此来摆脱工作。鬼计破产后，就不满，发牢骚，说什么：“人家都解放了，我还没解放；”“干这工作不如回家去种田；”“命运不能由自己掌握了；”等等。我还为此曾一度想脱党，去找教书工作，后因想到脱党不见得比在党内好，才打消了这念头。这些东西又受到批判后，就以练习写作、加强学习的方法来企图引起领导重视，达到提拔的目的，日后工作调动了，就真以为是自己练写作之功。
审干运动中，国民党问题揭发了，记不清楚，但又不向党采取老老实实，实事求是的态度，而是斤斤计较个人得失，怕斗争，同志们追问两次后，就搞假坦白、欺骗党，企图蒙混过关。日后知道这样过不了关又来翻案而受到批评时，更嚣张地说：“我现在什么个人打算也没有，甚至连党籍也可以不要！”自己历史问题交待不清，还以不要党籍来威胁党，这完全是叛党行为。
1952年讨论我的转正问题时，小组同志对我历史问题没交代清楚，并在土改、镇反、审干、五反等运动中犯有严重的错误提出批评，我不但不老实交代，反而认为小组长在故意为难，也曾产生过“转正不了就上告、上告不行就自杀，自杀后还要留下一封遗书将责任推在党小组长身上”等可耻的叛党思想。
另外，由于好出风头，在市委机关负责黑板报工作时，曾用支部领导的黑板报批评过支部一次，这是目无领导毫无组织纪律的行为。
2．在长沙市一中，自高自大，没被提拔就打击领导威信。
1952年10月，调学校工作。初去学校时，一面高兴在旧社会当一个小学教师都难得，今天党竟要我当中学教员了。但一看到自认为与自己差不多的同志当学校行政干部而自己只是一个教员时，又有所不满，又觉得党小看了自己。同时认为从此是从第一类干部降到第五类干部了。（我暗中相信了党委机关干部是第一类干部，学校干部是第五类干部的说法）。但又认为党对自己还有一定的信任，还可在文教系统干一番，认为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文教事业也一定要发展，自己迟早也会要当行政干部的。正因为如此，所见在1953年时，学校党支委会决定提拔几个教员当副教导主任提了我的名，后因支书反映我业务不熟悉、工作有困难没提拔时，就不满，旋即要辞工会委员职务以图报复，理由也就是要腾出时间来搞业务，实质上就是要为自己的提拔储备资本。
1954年学校评选优秀教育工作者的工作开始了，最初评优委员会有我的份，工作劲头也较高，日后正校长（党支书）从上海参观回来，重组评优委员会，没有了我的份。我见事先没与我商量一下，因此又不满，认为“领导一手包办！”“不依靠党的力量”。因此日后借故一次支书向教师作报告的内容与事先支委会的决议有出入，竟在一次党外的会议上扬言要批评他，会后一团员批评我这做法不对，我还骄傲自大的不接受意见。
肃反运动中，事先有些外调工作要我去，后来又不要我去了，觉得不好受，党不信任我了，工作就不敢大胆。日后搞专案工作，更没有了自己的份，但看到留下搞这工作的还有团员，因此更觉得党对自己的信任不如团员了。
去年暑假见几个在该校高中毕业后留校工作的学生，最初学校领导同意他们去升学，后因工作需要又留下来了，就为他们抱不平说：“领导上既批准了你们去升学，中途又不让你们去，这样的做法不应该。”这固然是在发泄自己的不满，同时更严重的是在借故挑拨党群关系，打击领导威信了。
在长沙市一中时，我不但打击了校内党领导的威信，同时我还打击过市委副书记孔安民同志的威信。1953年下期孔安民同志向全市中学教师作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事后我认为肤浅，耽误了时间，不是直接善意地将群众意见反映给他本人，而是写信给省委宣传部长，说孔安民同志报告肤浅，对教师帮助不大，希望省委重视教师的政治理论学习的领导。当时思想是，觉得党对教师政治理论学习的领导不比机关干部来得重视，使自己学的东西比在机关时少了，因此不满。竟又打击领导威信。
3．瞧不起湖南行政学院。
1954年去湖南省行政学院学习，短短的三个月中，也在骄傲自满和斤斤计较个人名位。没当上支委，就说学校不重视一中，说什么：“长沙市一中是全省的重点学校，选支委一中的政治教员都没选上，真是太不重视一中了！”平日对教员讲课，也经常不满，一次听政治经济学的“两个部类”这一问题时，教师没讲清楚，课后便说：“行政学院接受训练理论教员的任务真是大胆！”学习结束时，小组长问我是否要毕业证章，我却毫不知耻的说：“在这里学三个月的证章有什么可挂的，要挂，要挂马列学院的！”
今后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日益形成，上层建筑中的集体主义思想也会更加居于统治地位。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自私自利的思想，也更成为了非法的东西、社会主义的对立面，我若再不坚决克服它，与它决裂，那么，日后随地一言一行，都会构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这是我在这次运动中必须深刻吸取的一个教训。
1．1950年多家乡土改时，因接父亲信，知群众要划自家为富农。但我更怕进一步把家中划为地主，就不通过组织向农会写了一封“检举”逃亡地主李伯希、“支援”土改的信。从我在“清算地主阶级立场”部分的交代，可看出我这次写信完全是一种以检举逃亡地主支援土改为名，在干打击积极分子包庇地主家庭的鬼鬼祟祟的两面手法，是一种破坏革命的罪行。
2．土改后家中划为了地主，就写信给省土改委员会，要求将阶级成分评下来，后知不行，就根据家中来信叫苦的情况代拟一信寄回去，要哥哥照抄寄来，欺骗组织改薪给，这更是一次鬼鬼祟祟的两面手法。
3．去年冬家庭来信说，家里入社后，要向合作社投资250—300元。我回信说“我寄回的钱不多，主要是给家中买粮及其他费用的，还能投资吗？”日后知非投资不可，又用鼓励投资的两面手法来掩盖自己丑恶的嘴脸。
第一方面：在交代历史问题的过程中所干的一些鬼鬼祟祟不老实的勾当。
①入党时隐瞒三青团问题不向党交代：我在入党前是看过党章党纲的，知道参加过反动党团的人入党，候补期要两年，当时认为自己与三青团已有两年没发生过关系，就以为自己不是三青团员了。但为什么不问问同志呢？所以这个不问，就是在有意识地隐瞒，对党不老实。1949年10月，见别的同志申请转正，但因参加过三青团没通过，更知道了凡是参加过反动党、团的人，不管事后有不有联系，都得交代，但为了想及早转正，又不交代。心想：“只有两个月就要转正了，（当时候补期是6个月）转了正再说”。这又是第二次对党不老实。日后由于党规定凡1949年4月以后入党的党员候补期都改为一年，才交代了这问题。
②审干运动中发现国民党问题后，记不清，怕斗争，就搞假坦白，企图蒙混过关，这更是有意识地在对党不老实。日后这问题拖了一年多，没搞清楚，同时转正问题也不能再拖了，为了要转正，就把“伪高考科目及格证书”上的国民党党证字号的来源，说成是我参加伪高考时在报名单上填了三青团团证字号（这情况是实）而日后缮写人员将三青团团证字号填入了国民党党籍栏内之误。时间不对怎么办呢？就说是我当时为了要表现自己参加三青团的时候早，将时间填早了一年，这情况就记不清楚了，而是自己忖度的。但我当时为了要转正，就不说是忖度的，而说成是完全记忆有这回事。这又是在欺骗党了。所以日后虽转了正，也总是不放心，担心日后查出来的情况与此不符，那就肯定的要开除党籍了。所以在搞肃反工作时，一面要别人老实交代问题，一面又想到自己的国民党问题不知到底怎样，将来是不是又有人来要自己老实来交代这问题。所以日后见积极分子名单备注中，有“历史交代不清楚”字样时，就一晚没睡好觉，第二天一早又写调查线索请组织上帮我调查这问题，日后搞肃反工作就不敢大胆了。因此今天我认识到对党不老实，手法再“高明”，也是要破产的，结果徒然使自己背着包袱，与党离心离德，以至反党叛党。因此在这次过社会主义关的时候，我也应该把这问题老老实实说清楚了，转正时的交代，只是我认为最可靠的一种来源，也不是完全凭记忆所交代的，其中关于国民党的入党年月就是凭分析。国民党党证字证、入党年月到底怎样来的呢？我今天确实仍然搞不清，仍然认为审干时和今年九月间交代的那四种来源比较符合事实。至于“五师”同学熊康令的检举，我确实没有印象，我也绝不愿又根据他的检举，揑造情况来欺骗党了。总之在这次过社会主义关的时候，我情愿背历史包袱，而不愿再背欺骗党的包袱了。关于在交代三青团国民党问题上对党一再欺骗的罪行，除向党请罪外，愿接受党任何严重处分。
第二方面：为了达到个人目的，竟一再向校党委、党中央写卑鄙的匿名信。
今年为了闹政治待遇和反对学校休学一年的决定，我竟向党中央、校党委先后写过五封匿名信，现在我都将其主要内容交代于下：
第一封，是今年三月间向校党委写的一封匿名信（签名六班一学员），这是在听到毛主席报告说：“干部要增加免疫力，就得种牛痘，参考消息阅读范围可扩大”后，觉得有机可乘，便写了这封信要求校党委建议党中央扩大阅读“参考消息”范围到师训部全体学员，详细内容基本上与第二封信相同。
第二封：这是今年四月间见“参考消息”阅读范围还没扩大，就直接写信给陆部长转毛主席了。说：我们要求看到“参考消息”是为了工作需要，教课时学生经常要求政治教员讲时事，过去没资料，就只好抄“世界知识”，今天有这样材料，最好扩大到师训部全体学员都看，……至于与工作关系不大的“党的监察工作”等文件，我们则做梦也没想要看到它。签名，师训部一学员。
第三封：是六月十三日写给陆部长转毛主席，要求扩大“党的监察工作。“整风简报”“党内参考资料”等文件的阅读范围，并建议党内文件根据工作需要，凡与每种工作有关的文件，干这种工作的正式党员都能看到。并说：“名位思想等级观念是历史的产物，要消灭它，除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外，还必须在干部的物质待遇、政治待遇等度制上来想办法，消灭这种思想产生的物质基础，这才易于见效。”下面接着对解放军，政治学院进行了一些诬蔑。签名，师训部一学员。
第四封：是六月十二日写信给陆部长和刘少奇同志：反对学校因整风休学一年的决定。说教师的提高，不一定要休学脱离教学对象来提高，一边教学，一边也能提高。签名，师训部部分学员。
第五封：是六月十六日写信给少奇同志，内容仍是反对休学一年的决定。这封信的内容及写第四、五两封信的动机详此反省报告的第三部分。不重复。签名，师训部部分学员
另外，我入高级党校以来，投入意见箱中的匿名便条更有20余件之多，其中极少数是写给校党委的，大部分是写给党总支、组教科、总务科的，大都是签名六班一学员或没签名，或一群睡不着觉的人等花样。内容大都是个人对学校生活教学制度上的一些要求，也有对学校教学制度的一些建议和对教师教学的意见，包括批评与表扬。
向党中央、校党委及学校行政领导上反映意见，这是每个党员、学员都有的权利，我为什么不敢光明正大的享受，而要鬼鬼祟祟地搞什么匿名信呢？这是因为土改时我向家乡农会写了那次打击积极分子的信，结果受了严厉的批评，但是我不是从这次事件中吸取教训，去下决心克服反动的地主阶级立场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而是反而任其发展，但又明知二者是非法的东西，不敢公开地表露出来，因此就采用了写匿名信这种卑鄙的手法，来投机取巧，企图成功了得好处，错误了就不负责任。这也是明知故犯，做贼心虚的必然表现。
第三方面：偷看文件、信件。
在“参考消息”阅读范围还没扩大到全体学员之前，我是没有资格看的，可是我竟偷看了两次：第一次大约在今年二月间一天上课间操时，我出去休息，见庞俊同志床上有当天的“参考消息”，偷看了一个标题“合众社记者对周总理在政协会上所作访问11国后报告的反映”，就没看了。第二次时间记不清楚了，也是在庞俊同志床上，刚开始看，芦文同志来了，就没看了。内容记不清了。这两次行为，都是对党内保密制度明知故犯鬼鬼祟祟的行为，我这次也要洗手自新。
另外是在去年下期，我还偷看过一次严敦干同志的信，目的是要想看他谈恋爱的信，这也是违反宪法的行为，我也不能忽视。
第四方面：在这次运动中所要的两面手法。
运动初期我因见自己出身不好，历史有问题，社会关系也复杂，知道再犯错误受不了，想小心谨慎，但是由于反动阶级本能的决定，温度一高，戒备就忘记了，并认为快放假了，把几个搞不清的问题提出来请大家解决，总不算是“放”，因此就狡猾地以提问题的方式，向党进攻了，为社会上右派分子辩护了。初是遇到批判就少谈点，没批判就多谈点，后来竟敢公开地和大家辩论了，争论中看到问题严重，就转换论点，或发表声明，表示问题已经解决。
当组织上动员普遍检查右倾思想时，我那认为“领导上多变”的反领导思想又发作了，说：“发下的问题还没有讨论完，就开展思想检查，检来检去，还不是那几个老问题。”正式普遍检查右倾思想时，就只检查了争论过的几个问题，对反动的地主阶级立场和严重的个人主义只字未提。同时对同志们问“你对党有哪些不满了”“你对三反、肃反运动的看法怎样？”这两个问题，前者只谈枝节问题，后者更避而不谈。日后小组长再问时，仍没说真心话，认为自己对这两次运动没有恶情，不必多谈，但又怕组织上怀疑，第二天又在小组会上发表声明。日后更疑神疑鬼，察言观色，试探组织对自己的看法。当支部再要求检查自己的问题时，又怕“审干”与“反右派斗争”联在一起受不了，确曾产生过受不了时就自杀的可耻的叛党思想。9月底在小组第一次检讨中，强调自己在鸣放中的错误是“借”来的，多方解释，第二次检查仍不彻底，总想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说成是认识问题，是“绝对平均主义”“极端民主”等。
当组织上要我写好话的时候，又钻空子，要组织上考虑我的出发点，企图翻案。起草在支部大会上表示态度的发言时，对自己错误的性质仍是患得患失，没把阶级异己分子，投机分子写上。总之还是不老实，仍在耍两面手法。
为了今后真正做到对党老实，作风正派，今天我愿将过去所有反党欺党的卑鄙手法，彻底清算，使自己真能脱胎换骨，由鬼变成人。
1．口是心非，明一套，暗一套。如土改中以检举逃亡地主为名去打击积极分子。后又造假信欺骗党改薪给。明明是闹级别，说是为了党的利益。明明是想看多的文件，炫耀自己，却说是为了工作需要等。
2．明知故犯，因此就偷偷摸摸。这突出地表现在写匿名信上面。
3．假借名义。在高级党校所写匿名信和匿名条，都是签师训部一学员、或部分学员，六班一学员、或部分学员等。信内口气，也多是用“我们”。实际上是我一个人干的勾当，企图以更多人的名义来引起领导的重视。
4．阴狠毒辣、打击报复。这突出表现在土改中诬蔑积极分子为“二流子”而加以打击的事实上。
5．改头换面，转弯抹角。这充分表现在大鸣大放中自己有许多反动的观点，不敢明白暴露，就改头换面，转弯抹角地放出来。如明明想为“党天下”谬论辩护，但提问题时只说：“单单说许多单位领导人是党外人士，就说不是‘党天下’，恐怕还难说服人哩！”
6．自己首先不敢放，见别人说了时，就跟在别人后面放。如对毛主席、赫鲁晓夫同志，及56年文教、农业发展的诬蔑都是如此。
7．以领袖的言论和党的决议作为向党进攻的武器。要看参考消息就以毛主席说“要种牛痘”等语向党中央进攻。日后在反对休学问题上，又以“人为地制造矛盾”，向校党委进攻。闹工资级别时，又以“八大”扩大党内民主等向党疯狂地进攻。
8．以上一级党组织的力量来阻止下一级党组织的行动。如土改时企图以省土改委会力量去为地主家庭平反。闹工资问题时，长沙市文教部不同意就找湖南省教育厅，以至党中央。反对学校休学一年，也一再写匿名信给党中央。
以上反党欺党的卑鄙的两面派手法，是我坚持反动的地主阶级立场利极端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护身符和必然要采取的表述手法，因此，今天在清算反动的立场、观点的同时，我也必须把表述二者的可耻手法一起清算，才能真正重新做人。
（一）错误的性质：
从土改至这次整风运动，我一贯坚持反动的地主阶级立场，破坏土改，不支持农业合作化，仇视农民，以至对党和党的领袖进行诬蔑，歪曲领袖的报告和党的方针政策，我确是一个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
抱着满脑子的个人打算投机入党，一贯在党内追求个人名位及金钱，以至不择手段鬼鬼祟祟向党进攻，我确是一个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
大鸣大放中主张取消党委制，为“党天下”谬论辩护，攻击党中央、毛主席、少奇同志、校党委、解放军、积极分子、以及社会主义制度和苏联共产党，我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右派分子。
（二）错误产生的根源：
入党八年了的我，还如此坚持地主阶级立场和具有恶劣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以致在大鸣大放中，犯下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这不是偶然的，有其深厚的阶级根源和社会根源的。
首先，是由于我出身一个反动的地主家庭，社会关系也大多是地主，从小父亲的教育就是“你能升上大学，我死也瞑目”，母亲则更是经常诉说她们如何节衣缩食、送我读书、要争气、使他们日后过上几年好日子。谈到初中时，见他们每期为我筹措学费，到处借贷，就认为父母之恩“山高水深”，日后报答也必须“粉身碎骨”。加以看到隔壁大地主堂叔家有钱有势，非常羡慕，因此从小那些“光宗耀祖”“升官发财”，“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等封建思想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都先入为主，深入骨髓。还记得小时候，就经常扮演什么“县长”“省长”演说，以炫耀自己。解放前的参加三青团、国民党和伪高考是为了这个，日后入党的动机也是这个，所以土改时竟为了怕家中说自己无能，就去包庇他们，在党内又一贯追求个人名位，以至到大鸣大放中反党反社会主义。
鬼鬼祟祟的行为，也从小就有了根子，还记得八、九岁时，为了报复邻居地主婶母趋我家失火时拿去东西的行为，就曾去偷过他家晒在坪中的租谷。
第二、十余年的资产阶级学校教育，也是贯输“学而优则仕”“学好数理化，不怕没饭吃”这一套自私自利向上爬的思想。对李密的陈情表很欣赏，读初中时见数理教员最受人“尊重”，因此就要学好数理化，进可以攻、“升官发财”，“独当一面”；退可以守，凭本事吃饭无求于人，不仰他人鼻息。这样就种下了只想领导别人、不愿受人领导的自高自大的思想，这也就是我入党后一贯无组织无纪律，看不起领导，感到党的领导“不民主”，党是政府头上的“太上皇”等反党反领导思想的根子。
第三、社会影响对我也是强烈的。特别是高中师范毕业后，一直在长沙城市中工作，与资产阶级直接打过一些交道，解放前两年，教小学时，曾代替学校去买过三次书，就受过资本家三次贿。1948年去书店买书，没给钱就走了，等等，唯利是图的行为都干出来了。解放后，虽将这些丑恶的东西交代了，但对自私自利的思想和鬼鬼祟祟的作风仍不是深恶痛绝，因此在党内又一贯追求个人名位金钱，又经常以鬼鬼祟祟的手法反党欺党。另外去年以来受国际修正主义思潮的影响，也是我反党反社会主义根源之一。
第四、长期从事个人劳动的生产方式，使自己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因而在工作成绩中经常只看到个人，盲目自大。在长沙市委机关时，工作调换了，就认为是自己练习写作之功。搞建党工作又认为自己有功，工资要提级。以至党送自己来高级党校学习，也认为是自己“坚持了锻炼，没得肺病”之功。这样的盲目自大，不知天高地厚，以致在闹工资级别及政治待遇时，兴风作浪，从党内闹到党外，从地方闹到中央。
第五、不接受党的教育。极端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在参加工作时就暴露了，党就对我进行了多次教育，但都震动不大，痛的不深，认为个人主义人人都有点，日后党的要求与个人利益一致时，问题就不大了，因而放松警惕。特别是去年闹工资级别时，更公开抗拒党的教育，坚持错误。闹政治待遇也是得寸进尺贪得无厌。
地主阶级立场，土改中也严重地暴露出来了，党也及时地进行了教育批判，日后又延长了后补期。虽在转正前后好了一个时期，但思想感情上并没与地主家庭划清界线，认为自我的地主父母恨不起来。加上平日家信经常叫“苦”和两次地主姊姊进城对农民的诬蔑，使自己的地主阶级立场又日益严重，而与党与领袖的感情也就日益疏远，而发展到日后不顾向农业社投资和诬蔑党中央和歪曲领袖的报告了。
另外在审干后，又背上了国民党的包袱，更使自己经常计较党的信任，与党离心离德，不是一条心，而是两条心，所以在大放大鸣中就不是忠心耿耿地来捍卫党捍卫社会主义，相反地倒与社会上右派分子一道反党友社会主义，成为了人民的罪人，党的罪人。我痛心，我辜负了党的教育与培养，我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
今天党给我及时地敲了警钟，挽救了我，使我初步认识到了自己丑恶的反动的本质，和所犯错误的严重性，使我今后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更有了思想基础，因此我万分感激。
（三）今后的保证：
现在我要向党保证，我还要革命，还要跟着党走，我有信心和决心来清算过去的反动立场和观点以及由此而产生的错误，彻底和这些丑恶的东西决裂，争取脱胎换骨、重新做人。
因此我还要鼓起勇气，要求党再宽大我一次，给我还有在党内改造的机会，同时我也下决心今后老老实实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认真改造思想，增强党性，作一个表里如一、名符其实的共产党员。我还有信心也还有决心。如果这次不能保留党籍，这也是自己罪有应得，为了保持党的纯洁，我也愿克服内心的悲痛，在党外接受党的教育，认真改造自己，使自己真正成为一个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求将功折罪。日后历史问题查清后，我也还要争取入党。
另外还保证对这次的交代，绝不翻案。
具体保证
1．今后到任何地方都坚决老实地服从当地党的基层组织的领导，拥护党和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坚决相信和拥护党中央毛主席。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
2．今后愿意经常或长久地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在体力劳动中改造自己，进一步彻底清算反动的地主阶级立场、观点，建立起工农劳动人民的感情。
3．今后与地主家庭除必要的接济外，断绝一切其他联系，如果他们今后对党对农民还有什么进攻诬蔑，或生活上叫苦，坚决予以反击，决不同情。
4．坚决克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盲目自大和鬼鬼祟祟的作风，做到光明正大，表里如一。党要我干什么就干什么，绝不再计较个人名位，也绝不再闹工资级别。
6．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时事政策，联系思想作风，进一步清算各种反动的立场、观点和形而工学的思想方法。建立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思想方法。建立坚定的共产主义的革命人生观。
1957．11．26．
--- 原载《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学员中右派分子的反省材料选辑》，1958年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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