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11-26 作者：[待确定]
徐盈，四十四岁，山东省德县人，家庭出身小资产阶级，本人成份学生，一九三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前长期在大公报作记者，在入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学习以前，任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副局长，现为高级党校普通班第七支部学员。
(一)徐盈有系统的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即“新闻自由”、“同人办报”和“尊重报人”。他认为现在的新闻“不自由”，主张新闻不需经过党委审查，党组讨论，要求记者采访不通过组织，报道应当“暴露阴暗面”，“而且不要怕片面”，并且说中国新闻的传统，就是“放”，就是“反”。他反对新闻事业的计划性，主张自由办报、自由采访、自由发行，到处称颂文世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徐盈的所谓“同人办报”，“尊重报人”就是主张办不要党领导的报纸，要尊重象徐铸成、储安平、王芸生等所谓“老报人”，并且应给以不受干预的权力。总之徐盈认为党对新闻事业的领导、新闻政策、办报路线以及有计划的统一管理等都是错误的，应在新闻事业中，全面恢复资本主义。
(二)徐盈参予章、罗联盟在新闻界的右派集团，充当新闻界右派向党进攻的幕后“军师”。徐盈与彭子冈(徐妻)两人，跟储安平、浦熙修、徐铸成等人，互相串连活动，密谋篡改光明日报、文汇报的政治方向，并且“与王芸生勾结，对大公报也要捞一把”，夺取党的领导权。在“鸣放”期间，徐盈几乎每个星期天都跟储安平一起，对办报方针、改版方案，派人到九大城市“点火”，成立小组织，以及排挤报社内全部共产党员，重用右派分子等一系列反动的计划与步骤，都进行了密谋。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当晚王芸生、浦熙修等又齐集徐盈家，共同研究了对策。
(三)反对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否定当前阶级斗争的存在，反对党的领导，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他说：“不懂理论，学了理论，拿到就用，要犯‘教条主义’，学多了就会向修正主义发展”。他认为“英美有政治民主”，中国的民主党派，应该和共产党“平起平坐”，“不必受共产党领导”，“不必改造”。并认为阶级斗争已经过时了，目前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关系，“只是人与人的关系”。他赞成储安平“党天下”的谬论，认为国务院“应有几个非党副总理”。他反对党领导科学和大专学校。
(四)徐盈否定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他不承认农业合作化的优越性，他到农业展览会去，专找农业增产数字有多少“虚假”，还到党校附近的大有庄进行了调查，访问了一个“单干”户，说这个“单干”户“地里活作的好”，“合作社不务正业，所以不参加”，以此来宣传“单干”的优越性，他在调查以后为两个劳改的地主“抱不平”，借口他们曾作过颐和园导游，认为应把他们调回颐和园，使之“人尽其才”，他也同意李景汉的北京郊区“调查”，怀疑“今天不如过去”。徐盈埋怨党的肃反政策和对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认为：“把他们斗得太厉害了”，“他们心中害怕”，“写不出文章来了”，党应给他们“学术自由”。徐盈对计划供应和取消蔬菜自由市场也极其不满，认为这是“物资少了”等等。
(五)有计划、有预谋地利用整风机会，攻击党校是“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脱离群众”，污蔑党的高级干部己“腐化堕落”。徐盈认为“克服三个主义需要用‘棍子’，就象列宁反对马赫主义，对黄鬼绿鬼要一棍子打死，势不两立”’。他无数次攻击党校是“教条主义”，并且说应请党外社会名流参加教研室。他污蔑党校对郭大力教员是“宗派主义”，并且特地访问了郭教员的家属，进行挑拨，更企图借此煽动同学们向学校进攻。同时他还到永利农业社“调查”农民对学校盖房子“占用土地的意见”，“调查”学校幼儿园的经费开支情况，来说明党校“脱离群众”。他还到卫生科、储蓄所等地方进行一系列的“调查”，甚至硬把学校附近小铺的营业额，也跟高干的“特殊腐化”联系起来。更恶毒的是与其妻子彭子冈两人捏造事实，由彭子冈出面向校长写信进行攻击，并且别有用心地提出整风应以整“校风”与高干的“腐化堕落”为内容，企图借此转移反右派斗争的锋芒。
徐盈之所以内党内社会主义进行猖狂的进攻，是有其社会、历史和思想根源的。他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是一个善于伪装与进行政治投机的个人野心家，就是一贯崇美亲蒋反苏反共和忠实于资产阶级的右派分子。
徐盈在学生时代，即深受“平民教育会”的影响与奴化教育，形成他反对革命、反对阶级斗争而主张“技术救国”的改良主义思想。一九三七年他进了大公报社，投靠国民党政学系，积极为政学系的“政绩”和反共作宣传，并且一连写了“旧匪区的新印象”等反动透顶的通讯多篇。当他一九三八年混入共产党以后，曾与扫荡报记者军统特务王乃昌、伪中央社记者田玉振成立“记者联谊会”，并且于第二次、第三次反共高潮前后，连续著文为蒋介石、蒋经国、韩德勤、杨森、张群、吴鼎昌、薛岳等反共头子歌功颂德。咒骂“共产党在后方捣乱”等，继续进行反动活动。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特别是解放战争中，徐盈更多次进行恶毒的反共宣传，同时为“第三条路线”宣传。他曾污蔑共产党“不守信义”，歌颂国民党的“建设”是“养鸡取蛋”，骂共产党的政策是“杀猪拔毛”；并且曾宣传美军到东北，“不是为了参加战争，而是为了播种和平”。在这个时期，徐盈是储安平、费孝通、王铁崖、楼邦彦、张东荪等“观察”小集团中的一员，跟钱昌照、吴景超、肖乾等“新路”集团的关系，也极深厚，特别跟胡适的往来极为频繁。这些人都是以“第三条路线”为标榜的，徐盈除大捧胡适、李宗仁并且宣扬他们的主张外，还大捧司徒雷登，宣传他的“中国需要新革命运动”的反动谬论。这样徐盈除以国民党政学系做后台外，又多了个“第三条路线”的靠山。
徐盈一贯为官僚资本、资产阶级辩护和吹嘘。他认为官僚资本应该叫作“国家资本”，把官僚资本的垄断，说成是：“有计划的工业化”，把国民党勾结帝国主义出卖主权的行为，说成是“利用外资”，“是工业化所必须的”，对资产阶级同样歌颂备至，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任何铜墙铁壁也阻止不住的。他把资本家都形容成是“大公无私”、“为国为民”的“伟大实业家”。一九四八年更刊发单行本“当代中国实业人物志”，为张嘉璈、翁文灏、卢作孚等买办、官僚、资本家捧场颂扬，而徐盈自己，一九四七年又成为大公报和“观察”的股东了。
徐盈直到一九四九年北京，天津解放以后，仍然坚持他的反动立场，始终与党对立，如北京解放初期，他不仅未给党提供旧新闻广播事业的一点线索，还企图探听我们接收的策略步骤。天津解放以后，他不满意党把天津大公报改为进步日报，而企图把进步日报改变成为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服务的报纸，并且企图利用银行贷款，进行新闻纸的投机，当这些行动受到党的批评时，他就更加怀恨，认为他是“有职无权”，“处处不自由”。
徐盈的入党以及他为党做的一些工作，只不过是为了掩护其反动面目而已，二十年来他的反动思想与立场，从未有过改变，甚至在全国解放前夕，仍然认为“共产党管理不了中国”，将和“李自成一样的要腐化和失败”。特别是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和“匈牙利事件”以后，他就以为苏联“不行了”，社会主义制度也“不行了”，而且中国“也要变”，因此他就不顾一切地参加了资产阶级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复辟”活动。
反右派斗争以来，徐盈一直避重就轻，装老实，装糊涂，在关键问题上狡辩抵赖，企图蒙混过关。但在同志们的揭发与批判下，他在事实面前，也不得不低头认罪，承认他一系列的反党活动罪行，并愿意重新作人，可是他在重要关键问题上，如新闻界右派集团的具体活动和他个人野心方面交代的还不够彻底。
根据以上事实，说明徐盈是一个采取两面手法，披着党员外衣，一贯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远在民主革命阶段就已表现了他的资产阶级右派的政治面目，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他就更加仇恨党和社会主义事业，因此当右派向党进攻的时候，他就更露骨地大肆活动，成为资产阶级右派向党进攻的内应和新闻界右派集团的“军师”，恶毒地攻击党的领导和党的一些重大的方针政策。据此，他是一个党内的极右分子。
根据以上结论，支部一致通过对极右分子徐盈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原载《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四)》，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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