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12-0 作者：(陈学昭)
(陈学昭)陈学昭，女，五十三岁，浙江海宁人，家庭出身自由职业，个人成分学生，曾在法国留学八年，一九四五年七月入党，是专业作家。现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全国政协特邀代表、浙江省人民代表、浙江省政协委员、浙江省文联副主席。她和郑伯永(右派分子，原浙江文联秘书长)、曹湘渠(右派分子，原浙江省政协专职副秘书长)等勾结在一起，在大放大鸣和省党代会议期间，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党活动。
解放八年，在党的领导下，浙江文艺工作有了很大发展。陈学昭完全蔑视这些事实，在浙江文艺界鸣放座谈会(一九五七年四月三十——五月一日)。上说：“浙江的‘土壤’(按：指文艺工作的传统，文艺工作者的队伍)想象起来是很好的，但事实上不是如此。”“事实上没有作品。”她分析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最重要的还是当地党的领导对文艺工作、对文艺工作者一直不重视。”“在浙江没有把文艺工作摆到恰当的位置上去。”“在领导者的眼里看来，作家的劳动是没有什么价值的，是可有可无的。”因为作家写出来的文章，不能为国家增加小米和大米，更不能增加国家的税收。”她污蔑省委：“似乎领导上把文艺工作者看成是一些卖唱的、搬弄方块字的人，根本就没有把这些人看成是文艺工作者。”
她又污蔑省委对于文艺工作的具体领导。她说：“一九四九年八月到浙江，我开始认识了用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行政命令的权威思想来领导文学创作的可怕。”她说：“浙江省弥漫着一种不正常的空气，在这种空气下，把文艺工作看成是和政治思想没有关系的最简单的东西，教条主义的看待文艺，看不起文艺，不尊重学术，更有的是不懂装懂。那就更造成文艺工作的困难。”
她在“东海”月刊一九五七年五月号上“大放声中一小鸣”，刻毒地污蔑党对文艺工作者粗暴，粗暴到人权得不到保障。文章写道：“我们的宪法上对人民的权利不是写得明明白白的吗?艺人不也毫无例外地可以享受这些权利吗?然而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文艺工作者好象成了一种“贱民”——据说人类历史上有国家曾有过一种所谓贱民，但在我们中国并不曾有过——随便什么人可以给文艺工作者以无端侮辱、谩骂、打击、捆绑!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她自己回答说：是由于省委“不够重视文艺工作，教条主义的对待文艺，因而对于……文艺工作者……打骂、捆绑，不以为奇!”不仅一般文艺工作者如此，陈学昭把她自己的“遭遇”也说得那么可怜，她是老作家，而且是党员作家，可是在自己的家乡，却也备受排挤。她曾“好几次”“打官司打到中央”(引自四月三十日座谈会记录)“最近四、五年来，我曾两次想离开浙江——迁地为良，浙江也有些人希望我离开浙江，但是我还是恋恋不舍的留了下来……”，“在浙江一切都那么难，简直是千难万难!”“这些年来，人们挨闷棍的事情太多了，这伤害了大家的心，往往没头没脑的一记闷棍下来，使人们不知道领导意图究竟何在？”所以在四月三十日的鸣放座谈会上，她就说：“比方我今天讲呢还是不讲呢？因为讲了，邵荃麟等几位同志回去了，我倒霉了!”归结起来她认为：“反胡风之后，浙江文艺还是不繁荣，有个盖子盖着，放不出来。”
大放大鸣中间，陈学昭非常积极。四月三十日在浙江省文艺界座谈会上，她第一个站起来说党内有墙，用党员身分把矛头引向省委。她说：“反胡风后，浙江文艺还是不繁荣，是因为有个盖子盖着。”这个会虽然也提了不少有益的意见，但实质上已成为陈、郑、王与宋云彬等党外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大会。这曾给文艺界党内外右派分子以极大鼓励。
在这个黑云乱翻的时候，她亲自修改了在文汇报上发表的访问记“乍暖还寒晴复雨”。用她党员老作家的招牌，在全国范围内配备右派分子向党大举进攻。
陈学昭把党污蔑成是一些牟取私利的宗派集团。说“浙江宗派真严重，山东人排挤浙江人”，“省委一切大权都抓在林乎加手里”，县、乡一般本地干部也少(意即受山东人排挤)。“林乎加——杨源时(宣传部副部长)——林辰夫(文联副秘书长)是一条线”。她下乡去了一次，回来说：“真可怕，林乎加在农村培植私人势力，也有一套，浙江将来要出大问题。”陈学昭又与党内右派分子一道绘声绘色的捏造了党内宗派斗争的局面，说“江华同志对林乎加也没办法”，“沙文汉有职无权”，“黄源有职无权”。又说：“江华同志象‘前线’(苏联剧名)里的戈耳洛夫”林乎加是凶猫。她家的座上客也大部分都是在某些问题上对党有意见或对党心怀不满的人。他们从各个角落里带来了许多流言蜚语，又从这儿带回去另一些货色!常到她家去的有曹湘渠、郑伯永，还有黄源、陈修良等人(均是党内右派分子)。她对不熟悉的人有时也讲这些东西，“文艺学习”一个编辑来看她，两人素昧平生，但她也向他散布了许多反党情绪和诽言蜚语，使那个编辑很奇怪。
此外，她又用赞扬中央的办法打击省委的威信。她总说中央关心她，关心人，浙江不关心人，中央好。她认为严仁赓(原浙大教务长，现任北大副教务长)、王历耕(原在杭州某医院工作，现在北京工作)一到中央就受到重视，而在浙江则受不到重视。她说：“我的一切，每星期都向作协党组(或党总支)汇报”。
她把党看作毫无原则玩弄权术任人唯亲的宗派集团，浙江师范学院教授徐瑞云入党后，陈说：“现在很多会议都有徐参加，是党在利用徐，徐在党内多几年，慢慢就会懂得一些事情起来，慢慢向党多提一些意见，就不会象现在这样被重视了!”她又认为：“党对文艺工作者不是团结教育，而是分而治之。”她还说党象个偏心的爹娘，在作家当中也是谁有人喜欢就被捧出来，谁没人喜欢就遭到冷落，压下去，因为毛主席喜欢丁玲，周总理喜欢白朗，所以他们就被捧出来了。
她住在农村里体验生活，认为农村有些事情“是可忍孰不可忍”，她说：“最近茶价突然被中茶公司无理的压低了，茶农的茶山，经常被人用一纸命令圈去”，“二十亩、三十亩、四十亩”，“茶蓬限期拔掉，可又荒芜着不用，这些事情都迫使着我为他们‘打官司’”，“我在这里老管闲事……这样给我带来了农民的友谊，我处在一个荒郊僻壤，可是这些热情的农民兄弟帮助我度过了去年的大台风带给我的灾害。”(文汇报访问记，一九五七年五月十日文汇报想起……三则)。在她笔下，政府、中茶公司都是蛮横无理、强占民地、勒索压价的恶霸和官府，党群关系，政府与人民的关系，公私经济的关系都紧张到对立的程度，而她，陈学昭因为敢于与政府、中茶公司，作对打官司，就“赢得了农民的友谊”。
她非常仇视党和行政部门的工作者，说：“有这样一种人，光知道拿着笔签字，拿着图章盖章，既不动脑筋，也不动手，天长日久，就可以忘掉了自己是人民的勤务员，而成了人民的老爷。”有一次文协召集人开会，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缺席，她责问：“官方来不来，官方不来能不能开会，”她诬蔑我们的领导工作人员是一批高高在上的享有一切特权的人。她把没有及时买到鲁迅全集也归罪于她不是“首长”有一次她的“参考消息”漏订了，她说：“假使我是一个什么‘长’，那么这位经手人恐怕是不敢把我漏掉的吧!”“恐怕有了职位头衔，一切事情会方便容易得多。”好象我们的社会就是一个为特权者服务的社会。
她进一步污蔑我们的新社会，是一个“欺诈、说谎、虚假”的世界。“这种欺诈……不仅侵入到工作中、人与人交往中，甚至侵入到日常生活中来了。”她说“经常受到欺诈和说谎，而且都是出之于领导者。”又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玩弄信任是非常危险的事，结果只不过是欺人自欺。”(新民报未发表稿：“更正确些，更真实些……”)
她说：“旧社会并不那样坏，新社会并不那样好”“我身在祖国，心在巴黎”。她在八月三十日交代还说：“我曾想，假使留在法国，学问上的成就会不会大些。”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她说：“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八年后的今天——“才知道生活是艰难的……”而她这个一九二七年出国，一九三六年回国的“极单纯的人”也只是“现在才真正开始懂得一点人，懂得一点生活，懂得中国这样一个复杂的社会。”(文汇报访问记)
反右派斗争开始后，她并不检查自己的错误，拒绝写揭发右派分子宋云彬的文章，却在“东海”七月号上发表了不到六百字的短文：“工人阶级领导地位不许动摇”妄想蒙混一阵。党内一再召开会议进行教育，迫于形势，陈学昭送出了一个“不甘心”的检讨。检讨中她再一次地抓住修改“土地”、“培养冀汸”两个问题，向党进攻。并与郑伯永订立攻守同盟，陈表示只误自己，不拉别人。在这期间曹湘渠曾两次到陈学昭家里去过(陈、曹本人均交代)。陈学昭在党内外的会议上，正式检讨过五次，都没有认真交代自己的问题。开始时她还说：“文艺界反右派斗争大会上，揭露和批判了她的错误，使党被动了。说：是省委先按好了一个框子框住她。后来迫于形势，在文艺界第三次反右派斗争大会上承认自己反党，承认与郑伯永、曹湘渠拉拉扯扯搞反党活动。可是到党内会议上又立刻推翻了。跪在群众大会上说为了党的利益，二百斤的担子她宁愿多挑一百二十斤，但她事实上没有反党。在以后几次交代中，都没有好好交代自己什么问题，把许多事情都推给别人，说是别人告诉她的，别人要她这样做。
在揭发别人问题上也是如此。人不揭她，她不揭人，人若揭她五分，她必揭人五分。沈静方最早在党的会议上揭发她的问题，她就在几次会议上揭沈静方，对曹湘渠则说没有什么可揭的，曹为人厚道。等曹揭了她一些问题后，她又立刻以牙还牙揭了曹一些问题。
经过四个半天的辩论大会，陈学昭才算初步低头认罪，承认自己有严重的反党言行，承认自己是污蔑省委、污蔑新社会的右派分子，表示愿意彻底交代，并痛哭过几次，要求下乡改造自己，态度比较老实。
开除党籍。并建议除保留浙江文联执行委员以外，撤销其他一切职位。到农村劳动，生活自给。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
来源：原载 《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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