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12-1 作者：[待确定]
我请求组织上尽快地批准我“下乡上山”，到农村的基层生产单位去。
在今年5月份的“大鸣大放”期间，我犯了严重的政治上的错误，发表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从一个受党多年教育培养的共产党员堕落成为一个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我的错误将造成我毕生的大痛。经过党和同志们对我的批判和帮助，我已经认识到，我之所以会在决定中国今后是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的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中站到了党和无产阶级的敌人的立场上去，根本的原因是，参加革命十多年来，并没有对自己原有的资产阶级思想进行认真的彻底的改造，个人主义的人生观、世界观没有破除，共产主义的人生观、世界观没有确立。因而在中国革命由民主主义阶段进入社会主义阶段的时候，在苏共二十次大会以后，国际上的反共浪潮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修正主义浪潮的冲击之下，自己原来的资产阶级思想就恶性发展而对党对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我对自己的错误感到悲痛，感到羞耻，我决心重新做人，从头改造自己，使自己脱胎换骨从一个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改造成为一个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从今日的右派转变成为明日的左派。
在同志们的批判和帮助之下，经过几个月来的学习，我已经在理论上粉碎了自己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但是，我深知这远不是思想改造的完成，我的错误是从思想上、理论上开始的，现在看起来，我过去所学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知识之少，也是到了同我这样一个参加革命多年的知识分子党员的身份不相称到惊人的地步，在党的教育下，事实上我也曾有大量的机会接触过许多正确的东西，有一些我甚至自以为也是接受了的，但是，由于我完全缺乏无产阶级的、劳动人民对社会的正确的感性知识，因而我就不能接受正确的理论，即使有过一时的正确认识也不过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在经受风浪袭击的时候就荡然无存了。我曾经自以为是有知识的人，但是，这次犯错误的教训使我痛感由于我从来没有参加过体力劳动，没有经受过严格的阶级斗争的锻炼，我没有无产阶级的思想感情，我的知识不过是一些空虚的肥皂泡，而且还是有毒的肥皂泡。我痛感自己是一个最空疏、最无知的人，是一个最无用而有害的人。我必须取得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对我们的社会的正确的体验和感性认识，我才能成为一个有知识有用的人，我才能以我的知识为党、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
在9月份，我本来就希望能去劳动改造，我曾想像可能得不到这样的机会，现在既然党的三中全会已经发出了“下乡上山”的号召，既然上百万的干部已经下放，我希望党也能给我以一个改造自己的机会，越早越好。
我提出这样的要求并非出于一时的冲动，而是经过了反复的思考的，早在9月间，我最初看到有一批干部下乡下放的时候，我就先后向邓岗同志、丁拓同志、冷西同志提出我的愿望，希望能够有机会在劳动中去，到基层中去锻炼自己，当时，我讲我确实感到虽然生活在新社会里，虽然这新社会在名义上说还是我曾长期追求并且也曾为其缔造贡献过一份力量，但是我对它的实际内容，特别是工农大众的生活，却是完全无知，我曾再三思索，觉得自己熟悉红楼梦与儒林外史里的死人远比熟悉我眼前的活人为多。我过去对此引为自得，现在却感到不可容忍的羞耻。我觉得我实在愧对党、愧对这社会。我确认只有彻底地改变这种情况，我的思想改造才可以有一个巩固的基础，才可以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不是像过去那样一滴水掉在油瓶里格格不入，而是能够愉快地生活下去，工作下去。
同时，特别是这一个月来热火朝天的下乡上山运动，我深深感到，我们的党是在实现一个伟大的理想，把中国几千年来苦难深重的农村改造成为现代化的有先进技术的农村，把愚昧落后的农民改造成为有先进文化的农民。另一方面又把千千万万脱离生活，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知识分子干部改造成为能劳动，联系实际，联系群众的干部。我们党正在以如此伟大的力量，坚定的步骤来消灭城乡的差别，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官”与“农”的差别，这是在真正实现多少人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的伟大的民主的理想。我尽管犯下了极严重的错误，但是我自信还有求真理之心。这种景象使我感动，我不能抑制自己的愿望在这个伟大的事业中贡献出我自己的一份微末力量。
几个月来，特别是近一个月，下乡上山的热潮日益高涨的时候，我曾再三地考虑自己下乡的问题。我也像报上所说的那样，实际地衡量了自己思想上与实质上的各种“顾虑”，我觉得除了强烈的去接受锻炼的愿望之外，我没有任何顾虑。
关于前途的问题，我觉得几个月来由于对党对人民犯罪而感到的痛苦，已经足够使我了解我今天唯一希望的前途是自己能够有赎罪的机会，是能够重新得到党的信任，回到人民的队伍里来。这是唯一的希望，唯一的幸福，我决不会像有一些人那样羡慕“机关政治条件好进步快”，过去一切最好的条件我都得到了，然而由于根本立场没有改造，这些条件并没有使我免于犯罪，免于堕落。我认定，只有阶级斗争的最前线，生产斗争的最前线，才是在政治上思想上改造我，提高我最好的地方。才是保证我前途的最好的地方。我不会再有什么别的要求了。
关于生活的问题，我是一个贪图安逸，精于享受的人，然而正是因为如此，才需要改造，我面对着更大的考验，需要有很大的勇气克服未来的困难，然而我过去的历史中也有经历困苦的生活的时候。在生活的考验面前，我还没有低过头，我的体力，我的技术可能要比年轻的同志差一点（我从未从事过任何体力劳动与体育运动，而且从小厌恶做任何动手的事情，包括游戏在内，因而一直自认是手特别笨），但是我自信我喫苦的精神还不敢让人。
关于家庭的问题。我的家庭负担虽然不算太小，有4个孩子，但是也不可谓大，我的父母的生活，以至养老送终，他们已有相当准备，依靠于我者不大。我爱人是能够担得起……
也许过去几个月中，我唯一可以称为顾虑的是：党号召下放优秀的干部，而我是一个犯了罪的人，我是不是有权利提出下放锻炼的要求。过去也有个别同志认为我应当在本机关低头服罪，一个相当的时期，而不应当提什么个人的要求。因此在近一个月以来，我就没有再正式提出自己的这种要求。但是在经过反复思考之后，我认为，我这种“个人的要求”同党发展农业建设山区的政策，锻炼干部，治病救人的政策是一致的，我相信党会考虑我的意见的。
我请求党尽速批准我的要求，我愿意去任何一个艰苦的地方，并且有在那里长期生根的决心。我迫切希望尽快的到劳动中改造我自己，到基层中去认识我们的社会。
李慎之
12月3日，我向国际部领导小组交上了要求下乡上山的申请书。在认识到自己由于思想长期没有得到彻底改造而致犯下了极端严重的错误以后，我特别迫切地渴望到农村中去，到群众中去，到劳动中去锻炼自己、改造自己。
我要求下放的理由，和我对下放的各种考虑，我都已经在申请书里说明了。我在那个申请书里说，我只有一个顾虑就是因为自己犯了错误，而可能不被批准的顾虑。我的确想到，党是会考虑，把一批曾经兴风作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放到现在正在热火朝天向社会主义前进的农村中去，是不是合适。
12月中旬，我曾有一次向王飞同志在口头重申下乡上山的要求，王飞同志表示，下放的应当是骨干，是积极分子。这句简单的答复，曾使我好几天感到痛苦。我害怕自己的希望大概是不可能实现了。
上星期五，我听了您的时事报告。在说到下放问题的时候，您说第一批下放的应当是积极分子，是自觉自愿下乡上山的人。我又再三地根据您的话，考虑了自己的条件。我仍然希望组织上考虑能批准我的要求。
作为一个右派分子，我当然不敢自居为积极分子，但是，我觉得我的要求下放完全出于自觉自愿，却是可以肯定的。下放以后，我是不是一定能改造得很好，我不敢先作预言，但是我的决心是坚定的。右派分子下乡可能继续搞鬼，但是我自信不论我改造的成绩较好还是较差，我一心归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老老实实地工作，规规矩矩地工作这点是无论如何可以保证的，我相信，就是组织上也会相信我这样一点最低限度的工作态度的。
半年以来，特别是近4个月来，负罪的痛苦无时无刻不追逐着我，压迫着我。如果说，我还有什么个人的要求的话，那也只有一个——向党赎罪，希望党给我一个向党赎罪的机会。
经过党的教育，经过自己半年来的学习，同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在理论上分家，我自信是能够做到的。但是我已悟到，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基础是个人主义的人生观、世界观，而这一点只有在实践中去获得。同一事件，为什么我的感情和思想曾是那样，而工农群众的感情和思想却是这样，这是同我没有经历过劳动的考验、斗争的考验分不开的。我迫切地要求党能给我一个锻炼的机会，使我能献出我的余生，真正为党为社会主义做一点工作。我无论如何都要努力来报答党过去和现在对我的教育和培养。
我冒昧地向您直接提出这个愿望、这个呼吁，希望组织能予以适当的考虑。最后，如果您能在百忙之中给我一个机会，容我向您当面提出我的愿望，汇报我的思想，并且使我在今天极度孤寂的苦思冥想自我反省中，得到您的一次指示，我将感到最大的感激。
敬礼
李慎之12月20日
听完了你今天的报告，使我感到一阵剧烈的痛苦，我长时期间希望下乡上山劳动改造的愿望，至少目前是不能实现了。
近4个月前，我就希望能到劳动中去改造自己，近两个月来，我自认为是最需要改造的人，因而也可能是最早下放的人，因而在各方面都进行了准备，我开过了家庭会议，甚至把尘封多年的东西也作了清理。我以很大的热忱盼望着你今天的报告会给我以实现自己的愿望的机会。你是给大家带来了新年的喜讯，但是，对我的愿望却是一个否定。
这是一个使我痛苦的消息，但是静心细想，我并没有什么怨尤。党的政策是正确的，我决心听候组织的处理，接受党给我的一切严厉的处分，并且把他视作是对我的深情的挽救，而在今后切实地改正过去的错误，我将把这作为改正错误，重新做人的开端。
近两个月我读了较多的理论修养书，越读越发现自己思想和错误的严重，同时也感到根本的问题是感情的改变，我向您（作为组织的代表）请求在对我的问题作出处理以后，在第二批、第三批下放的时候，无论如何能给我以在劳动中改造自己和补过赎罪的机会，我决心不辜负党给我的这样的机会，争取尽早使自己从右派转变为左派。
我再一次地向你呼吁，希望领导上能给我以同情的考虑。
李慎之1月3日（1958）
来源：根据文件翻印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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