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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委员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王晓天党籍的决定(王晓天)

日期:1957-12-4 作者:[待确定]

右派分子王晓天原系本校普通班第十五支部学员。在本校反右派斗争中,第十五支部的同志们揭发了王晓天的很多极为严重的错误,经过支部大会的批判和全体学员的批判、讨论,业已彻底揭露王晓天的右派面目。第十五支部根据中央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和王晓天的错误性质,已于支部大会上通过决定将他划为右派分子并开除出党。党委会经过严肃慎重的研究之后,同意第十五支部的决定。这一决定已报请中央审批,中央征求了内蒙党委的意见,得到了内蒙党委的赞同,最后中央也已批准这一决定。

附:关于王晓天的错误事实材料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王晓天,男,四十一岁,吉林省长春人,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份学生,一九三七年九月参加工作,一九四一年三月入党,来校前任内蒙粮食厅副厅长。

一、一贯对党的领导不满,攻击党中央,攻击毛主席,攻击内蒙党委。

(1)在听了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报告的录音后,他对小组内一位同志表示斯大林没有错。这位同志说:“斯大林的功绩不能抹杀,但错误也是严重的,如肃反扩大化,十七次党代表会的代表被杀了多少人!”他就说:“那么中国肃反就没有扩大化?死了多少人呢?”他又说:“我就不同意三七开。”

今年五月中,他一看到校部社会科学资料室发下的一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社会矛盾索引”,其中斯大林的目录有三十六个,就说:“硬说斯大林没说内部矛盾,人家说了这样多,我一见到这个就高兴。”后来,他又到另外一个同志的房间里,翻了翻那本索引,又拍拍桌子,气愤地说“毛主席说斯大林没有说过内部矛盾,你看,他说了多少啊!”

(2)同年五月中当他看到刘少奇同志在湖南省委干部会议的讲话中,讲到现在人死了还有等级,北京人民公墓葬坟什么样的干部葬在那一等,多少面积,都有规定。他就对一位同志说:“这不都是中央规定的吗?现在又批评别人。”

少奇同志在报告中讲到,过去是私有制,因此对分配没有人去比,现在是公有制,大家都有一分,分配要公平合理,大家都要比一比(大意)。他却说:“那不见得,国民党时代农民也跟地主比。”

(3)同年五月中,当他和小组同志谈到工资福利问题时,他说:“去年一股风,要提高工资,周总理还作了检讨,同天又说提多了,又和解放前比。”一位同志反驳他说:“这是没有经验。”他说:“按你这样说,什么都没有经验,那就没有问题了。”

(4)同年二月,当他看到报上刊载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养猪的决定后,他对小组内一位同志说:“你看中央总是这么干,连生猪的问题也要发联合指示,这有什么好处呢,这样的指示到下边以后,就会造成以党代政。”(去年下半年当他看到中央和国务院发表一个联合指示后,也曾表示过不满。)

(5)在今年五月底的一次小组会上,他认为中央对大放大鸣估计不足,没估计到过去工作中的错误,他觉得中央有骄傲自满情绪,对错误估计不足,因此放后就乱了。

在一次小组会上,他认为“笼统地说成绩是主要的,错误和缺点是次要的,不足以服人”。这句话在“六八”社论发表前后,他都说过。

(6)在今年五月底的一次小组会上座谈对整风认识的时候,王晓天说:“原来说今年准备,明年整风,毛主席还这样说,一回来马上就整风了,忽左忽右。”这句话在和同志们交谈时也说过。

(7)在去年八大选举时,他在小组会上和个别交谈时曾说:乌兰夫如果不是少数民族,连中央委员也当不上,他认为乌兰夫同志能力不强,他在内蒙工作时,曾对少数民族干部说:乌兰夫同志当选七届中央候补委员是沾少数民族的光,引起少数民族干部的愤慨。去年九月二十七日还和一位同志说过:“内蒙党委委员都是饭桶。”

(8)据内蒙森林工业局局长反映:有时和王晓天联系解决粮食问题,直接找他谈问题时,他就高兴,事情也解决得快;如果是经过内蒙自治区党委要他解决问题时,他就不满意。

(9)今年五月下半月,在一次小组会结束后打扑克时,他说:“共产党比国民党还坏。”当时有一位同志批驳说:“有些共产党员吧。”另一位同志说:“即使有些共产党员不好,也不能比国民党还坏。”又有一位同志说:“象国民党那样就够呛了!”

(10)他曾跟内蒙的一个干部不止一次地说过:“现在省长和部长以上干部的生活比国民党时代的官还舒服。”

(11)在鸣放期间,有一次小组讨论整风问题时,他曾提出:“为什么每次都要搞运动?”

(12)今年上半年,有一次,王晓天突然问一位同志:“为什么要缴党费?”

二、“六八”社论后,仍否认右派向党进攻,反对留校整风,赞同右派分子言论。

(1)六月八日前听了校党委的传达,他和一位同志个别谈话时说:“原来叫放,这时又说夺取政权,怎见得夺取政权?为什么别的支部没有这样讲?”他又去问支部书记:“别的支部有没有这样传达?”看到六月八日社论后,在小组讨论时他又说:“对右派批评是否过早?从那里看得出右派是在进攻?怎见得是在夺取政权?”

(2)在六月八日社论发表的一天(或后一、二天),他对其他支部一位同志说:“社论有什么根据说右派要推翻我们?”“何必用这个办法呢(指用漫画讽刺的形式)?要多用说理。”

(3)在六月二十二日小组讨论留校整风时,他认为学校第(206)一次提前结束是“惊惶失措”,“从那里看得出右派是在进攻,说那样几句话就在夺取政权?”

他又说:“学校的计划变化太多,忽东忽西,说资产阶级夺取政权,我就想不通,我也没有看出什么。所谓紧张就在大城市,其他地方不见得紧张,现在给人家印象似乎资产阶级声势浩大不得了。学校所说右派思想是如此吗?听说学校学员们所提意见已发到中央各机关,有点大惊小怪。现在这也是问题,那也是问题,连入学考试卷子也搬出来了,以前干什么了,为什么不早说?搞得那样紧张,又要整思想,搞右派分子”。

他又说:“来高级党校就是学马列主义,提高社会主义觉悟的,一年都没有提高,如没有解决思想问题,两个月也解决不了问题。有些人的思想问题一辈子也解决不了。”

(4)六月八日以后,他在一次小组会上说:“对肃反问题的估计是不是成绩是主要的,这种看法有问题,我看缺点错误需要适当估计。”

(5)六月八日以后,他认为林希翎所说的“对现实不满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有正确的一面”。

(6)在看了储安平的检讨后,他在小组会上和个别对一位同志都说过:“原来知无不言还有个界限?!我过去还不清楚。”

三、否认、讽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1)今年五月底,小组讨论农业合作化时,他觉得合作化的问题很多,并用老根据地一个中农的言论加以证明。有的同志谈到农业合作化后政府对农民是有支援的,他问给了些什么?同志们说明政府给农民贷款,肥料、种子等,大力支援了农民。他却说:“给的多,但是向农民要的更多,还有公粮。”

今年四、五月间,有一次一位同志到他屋里去,临走时他说:“我看合作化就没有优越性。”

(2)去年十二月他在支部大会上听了中央批发四个有关农民生活情况简报的传达后,回到屋内就说:“反正是农民倒霉。”

(3)今年四月间,他看到卫生球是黑色的就说:“还说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卫生球都是黑的!”

(4)今年四月间,当他听到布票打折使用以后,他说:布也不够了,这还算什么优越性呢?(大意)

(5)去年在讨论“八大”文件期间,有一次,小组同志争论三个改造的性质问题,王认为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农业、手工业改造的性质是一样的。其他同志认为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是没收,消灭的问题,而农业、手工业改造则是提高的问题。后来王晓天说:“土改才多久,又集体化了,农民没有意见吗?农民的觉悟有那么高吗?”

(6)在学习资本论时,他曾到五组两位同志的屋里,问道:“咱们经营粮食赚钱,是不是剥削?”五组两位同志说:“咱们国营商业,利润都上交,怎能说是剥削!”他就说:“唔唔,我还以为是剥削呢。”

四、对党在内蒙提拔少数民族干部有不满情绪。

(1)去年小组讨论“八大”文件时,他表示,对机关干部民族化问题同意赛福鼎的发言而不同意乌兰夫的发言,认为乌兰夫自己是少数民族,强调反大汉族主义,不全面。

(2)在另一次小组会上,他认为少数民族干部提多了,就是把内蒙全部少数民族都提来作干部也不够,对于多提少数民族干部想不通。

五、严重的个人名利思想。

(1)去年,在一次小组讨论临结束时,他曾说:“反正什么都要有钱,有钱就能行!”“到了共产主义还是要有钱才吃得开。”类似这样的话,他说过不止一次。

(2)今年三月中旬三组一位同志到王的屋内找组织委员交党费,王晓天将表格拿去看过以后说:“你们连个十级的也没有吗?”“把我们也填上吧!”

他在去年开学后即到处打听支部同志们的级别。据原来介绍王入党的一位同志说:王晓天很关心级别待遇问题,他一到党校遇见我即问,你是交多少党费?还说过去某某等二人是我们在专署的科长,现在还是十二级,落后了……等。

(3)今年三、四月间,当小组一位同志谈到干部下放和减薪问题时,他说:“我看还是在城市好。”表示不愿下去,即使下放不减薪,也不干。

当谈到平日工作中下乡问题时,他曾表示不愿下乡,常说下去不受尊重,下乡不解决问题。据他自己说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六年四年中只下去过一次。而且只是到县以上机关。

(4)小组选举他当副小组长,在临散会的时候他气愤地说:“我才不当这个奴才呢!”

(5)王晓天认为在内蒙地区工作生活艰苦,愿到大城市,不愿在内蒙地区工作。

(6)王晓天原是一九四一年三月入党,同年九月转正的,但是,他在入学报考登记表上,却填写一九四○年十二月入党,一九四一年三月转正。当他的两位入党介绍人纠正他的入党年月时,他还不老实承认,甚至对其中一位同志是不是他的入党介绍人,表示记不清楚。

原载《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四)》,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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