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12-5 作者：(高光)
(高光)高光(曾用名杨野、蒺藜等)，男，三十四岁，河北盐山人，家庭成份中农，本人出身学生，一九四三年二月入伍，一九四三年六月入党。历任：县工作员，侦察员，冀鲁、渤海报社记者、编辑，渤海区党委宣传部秘书，浙南大众报社长，温州市委宣传部长，浙江日报通讯部副主任、政治秘书、第一副总编辑等职务。
高光入党多年，始终对党不忠诚，早在解放战争时期，他就自诩为“典型的青年干部”的人。一九四九年南下以后，日益发展了自己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在调任温州浙南大众报社长时期，狂妄地强调报纸编辑部的“独立性”，和地委领导分庭抗礼，重大问题不请示不汇报，对党委的指示不认真研究贯彻，很多时候则是采取“不管它!”的态度。调本报任副总编辑工作之后，更加狂妄起来，俨然以“新生力量”自居。匈牙利事件发生以后，他扬言党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作法都“需要改变一下”、“修正一下”了。在党开展整风期间，他大肆放火，妄图以自己动摇、变节的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的面目来“改造”党和国家的政治制度，篡改国家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方向。
在此次反右派斗争中，本报全体职工和省市新闻出版界曾先后举行六次辩论大会，揭发和批驳了高光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行。根据所揭发并查对属实的材料，高光的主要反党事实如下：
(一)一九五六年六、七、八月间，本报由高光代理总编辑的工作。在这期间，高光起草了一个本报编委会给省委的检查报告，并先后向编辑部工作人员作了三次报告，煽动编辑部人员进行所谓“报纸革命”。这个报告是篡改党报政治方向的计划，是在新闻战线上向党进攻的反党纲领。
高光在他的反党纲领中，不顾事实地抹煞一切，把党和党报的工作污蔑得“一团糟”，推翻了办党报的一切根本原则。把报纸能够正确体现党和国家的宣传政策，污蔑为“四平八稳”，“宣传报道一边倒”，“起了盖子的作用”；把报纸积极宣传各项建设事业的成就，污蔑为“反映实际工作的真实情况不够”；把报纸对实际工作的指导，污蔑为“版面上充满了一般性的季节生产报道，单纯业务性的文章和老调重弹的工作方法”。对报纸的文风和形式，高光抓住个别缺点肆行喧染夸大，污蔑得一无是处。他主张向解放前的“大公报”学习，煽动大家不要做“人民日报”的传声筒。对于本报编委会历年来能够尊重并积极争取省委的领导，污蔑成“没有主动性，没有主见”，“只能跟在领导机关和业务部门的后面跑”。他还对编委会能够坚持党报工作的原则肆行污蔑，说什么“编委会有严重的右倾保守思想，在工作中给自己定下了许多清规戒律，束缚了自己的手脚”。
高光在他的反党纲领中，妄图取消党对报纸工作的领导，把报纸编辑部变成向党闹对立的“独立王国”。他在检查报告中所提出的十五条“改进”意见，没有一条是谈党对报纸、对编辑部的领导的。相反地，高光在所谓“独立思考”、“独立负责”、“发挥主动性”等幌子下，恶毒地攻击和反对党对报纸工作的领导，煽动编辑部“不要跟在领导机关和业务部门的后面跑”，叫嚣破除“清规戒律”，揭开“盖子”。他批评本报编委会对所谓“中央和省委没有提出而报纸可以提出的问题”就不敢提，在这里高光玩弄“报纸可以提出的问题”的字句来掩盖他摆脱和反对党的领导的阴谋，实质上是煽动报纸向中央和省委分庭抗礼，把报纸编辑部变为向党闹独立性的“独立王国”。他还否定党中央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中所规定的原则，反对批评报道事实一定要准确。在日常工作中，高光也是一贯对抗党的领导的。高光对省委的指示和省委各部门的意见，经常在报社的同志面前狂妄地以“不管它!”“去它的!”等言词加以抵制。高光的这种狂妄的反党言行在对待报纸开展批评的问题上表现得更为露骨。高光在编辑部内部积极提倡报纸要“无限制的开展批评”，强调“尖锐”；强调把批评的矛头指向党和党的高级干部。
高光在他的反党纲领中，以提倡报纸的“群众性”、“共同兴趣”为幌子，否定报纸的党性和指导性的这个极端重要的根本问题。他不但把报纸的党性和群众性对立起来，说什么报纸“过去片面地强调了报纸是党委指导工作的工具，忽视了报纸是人民的喉舌”，而且还别有用心地强调说：“我们的奋斗目标是什么呢？总的说来，是加强报纸的群众性”，妄图就此取销报纸的党性，否定“党报是党委的机关报又是人民的报纸”这一根本原则。高光还在“全面认识指导性”，讲究“共同兴趣”的幌子下，竭力反对报道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和介绍党和国家的各项实际工作的经验，他恶毒地污蔑这些报道“千篇一律，一个调子”，“很多读者看不下去!”还说“报纸不是工作通报，报纸首先要使读者引起兴趣，不然，指导性再高，人家不要看也是枉然的。”因此他主张以后要根据没有党性、没有阶级性内容的所谓“四要四不要”的原则——要新不要旧，要早不要迟，要浅不要深，要短不要长，来进行报道。他还反对记者经常向领导部门了解情况，认真研究党的工作意图，而提倡记者要学习所谓“老报人”的经验，到马路上、茶店里、书场中去找“新闻”。高光以“增进报纸的共同兴趣”为借口，拒绝刊登许多对实际工作有重大指导意义的党、政部门的指示和工作有重大指示和工作经验，排挤对党的中心工作的报道，而代之以“某地一只母鸡一天生二个蛋”、“汽车压死人”、“吃饭难”等等大量的所谓有“群众性”“共同兴趣”的耸人听闻的报道。甚至在去年八月，全省人民为了克服台灾带来的困难，热烈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时候，高光也无视党的中心工作的报道，以大量的篇幅刊登要求调爱人、闹待遇、增加口粮、不顾广大群众生活水平要求无限地提高职工福利等等煽动性的读者来信。
高光在他的反党纲领中提倡的所谓“干预生活”是以揭露“阴暗面”为目的的。他把本报污蔑为“反映实际工作的真实情况不够，及时地深刻地揭露实际工作中的矛盾不够，不敢大胆干预生活”。因此，他在今后改进报纸内容方面的第一条意见，就是要求报纸“更多地揭露实际工作中的矛盾，大胆地从多方面干预生活，全面加强报纸的指导性。”他认为只有“深刻揭露”什么“阻碍政治、经济、文化事业发展的东西，违反客观规律的事情”“不仅要关心人民的衣、食、住、行，而且要关心人民的家庭、婚姻、休息、娱乐、个人兴趣，反映他们生活的各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困难，替他们的合理要求大声疾呼”，这才是“报纸推动实际工作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在高光的这种资产阶级新闻观点的指导下，本报在高光代理总编辑工作期间，连续地在第一版最显著的地位刊了大量的所谓揭露和批评的报道和漫画；曾经以大半个或几乎整版的篇幅来刊登所谓揭露新问题的读者来信。总之，高光的所谓“干预生活”就是使党报引导人们，去挑剔新社会的“毛病”，去煽动人们向新社会“鸣不平”。
高光的这一反党纲领，在编辑部内部建设方面，是提倡“技术第一”，不要学马列主义的理论，妄想从政治上、思想上瓦解整个编辑部。高光认为，新闻工作中所存在的不少问题“都集中在业务问题上。”他说：“解放以来，好象是什么人都可以干新闻工作，这虽然没有什么结论，实际上却是这样。新闻干部好象只要领会党委意图就行，不需要什么技巧与业务。”他在这里，既否定了解放以来党对新闻工作人员的培养训练，新闻工作人员本身在业务水平上的提高，同时也错误地认为业务问题已经成为当前的唯一问题了。因此，检查报告中关于“改进编辑部的工作”部分，就绝口不谈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绝口不谈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绝口不谈学习党的政策，一味强调学习技术，在编辑部造成“技术第一”的空气，让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自由地泛滥起来，按照他的资产阶级的办报观点来“改造”党报!
高光不主张学习马列主义的理论并不是偶然的。他已经有两年不学习马列主义的著作了，特别是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他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马列主义的理论，更发现了动摇和怀疑，他曾散布说：“现在没有完整的马列主义观点了”，“现在学了也没有用，说不定以后还要批判的”，“不如以后再学”。
一九五六年九月中旬，高光的反党纲领提出不久，本报总编辑于冠西同志学习回来后，在省委的指导下，曾召开编委会对高光起草的检查报告进行辩论，对其中的主要观点和错误主张进行了批驳。当时，高光对有些问题表面上表示接受正确的意见，但是实际上却口是心非，阳奉阴违，坚持反党立场。一九五六年十月，他在温州市新闻界座谈会上更进一步地贩卖他的反党纲领，叫嚣报纸没有主动性，总编辑“不自由”，还煽动地方报纸要“思想解放”，不要成为党委各个部门的“公共汽车”。
(二)高光利用他自己的笔恶毒地向党进攻。一九五六年以来，他用杨野、喷火、石笋、蒺藜、维路、华文等化名，写了二十多篇杂文、特写、小说和诗歌。他的作品具有露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倾向性。他主张“暴露新社会”、“反对歌颂”。他在近年来所写的二十多篇文艺作品中，除了个别短诗以外，几乎都是抹煞党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对新社会大肆污蔑的毒箭。在他的这些作品中，恶毒地丑化党的干部，例如他把党的干部比作“骑在人民头上的昏庸无知皇帝”；把忠实执行上级指示的干部刻画成“只会机械地说一句话的傻女婿”等等。相反，他对自己，对阶级敌人却是无限地歌颂和赞扬。他在一篇长达二万余言的特写“在心脏的青一部分”里，热情地歌颂了一个名叫罗达的市委机关报总编辑，而罗达却和高光一个模样，是一个对党一贯不满的，妄图“改造”党、“改造”党报的“革命英雄”，野心勃勃的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
到大放大鸣期间，高光利用杂文这一形式疯狂地向党进攻。污蔑党强调整风要和风细雨是无知，是“沾染了重病而又讳疾忌医”。他叫嚣什么“苦、甜、酸、辣、咸、香的、臭的”，“烈性的，有毒的”都能“治病救人”，他要党拿“鸦片”和“砒霜”来“医治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要求我们党自缚其手脚，去充当右派分子的箭靶。
高光在他的诗里，大叫“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他在以“难办!难办!”为题的这首讽刺诗里，把党的老干部描绘成一群只会做“小葱拌豆腐”那样简单的事，只会“抡棍子打狼”和“老是带着根棍子”“对人民用压力”的粗野无知的人。他力竭声嘶地叫嚣着要这些“三八式”、“二七式”的老干部下台!
(三)一九五六年省二届一次党代会上，高光的大会发言，集中地向省委进行了一次猖狂的进攻。他污蔑省委有一种习惯势力：“习惯于眼睛向上，照搬上级指示，不从实际出发不善于独立思考。”“习惯于用行政命令办事。”“常常以训斥代替批评，以扣大帽子来代替说理，用压力来代替商量。”“省委只相信自己，不相信群众，把自己看作是诸葛亮，把干部和群众看成阿斗。”污蔑省委的不少领导同志“骄傲自满、自以为是、不懂装懂、粗暴蛮横”。他公开抵抗省委负责同志对浙江日报的批评，在省党代会上他狂妄地进攻说：“浙江日报不是为某一个人服务的，为什么个人可以驾于组织之上，随随便便地损害整个党报的威信？这是腐朽的特权思想在党内的反映”。
(四)高光到处放毒点火“鸣不平”，成为右派在报社的内应。一九五五年和一九五六年期间，他在领导本报肃反，审干工作中，曾包庇和支持右派分子夏钦瀚、谢狱向党进攻。夏钦瀚从一九四六年起，就是胡风的忠实信徒，但在肃反中，高光竟不顾事实为夏钦瀚辩护，并在正式填写定案登记表时，按照他个人的意见叫人来改写夏钦瀚的结论，掩盖了夏钦瀚的罪行，使结论变成了为胡风忠实信徒夏钦瀚辩护的意见书。更恶劣的是，在夏钦瀚的结论未上报之前，高光为了讨好夏钦瀚，竟不惜违犯中央规定，把有关夏钦瀚结论的全部材料以及本报编委会，五人小组内部争论的两种不同意见，和高光本人为夏辩护的意见书，都毫无保留地给夏钦瀚看过。右派分子谢狱的老婆是特务，肃反时杭市教师集训班搜查了他的家，谢的东西也被搜查，谢对此很不满。曾写了“申诉书”，要求杭市教师集训班恢复他的名誉，高光也积极加以支持。高光还竭力掩盖他岳父的罪行。高的岳父是个地主阶级当权派，曾当国民党军法处长(少将衔)多年，当过汉奸参议员，还是反动道会门头子；解放后还继续与人民为敌，抗拒反动道会门登记，窝藏、包庇反革命分子。对于这样一个汉奸、反革命分子，高光却不相信组织上的调查材料，硬说他岳父是个“进步人士”。
一九五七年春天，高光还积极参加右派小集团谢狱等人发起的签名活动，支持右派分子林希翎向党进攻。在这里高光和右派分子林希翎一起，污蔑共青团中央、北京人民大学党委、中国青年报，说什么“这太可怕了，我坚决支持(林希翎)!”在大放大鸣期间，高光叫嚣“省委不支持放鸣”、“劲头不大”。高光看到上海新民报发表的一篇恶毒地攻击浙江省委的通讯“从葛岭望杭州城城墙”，以后，表示非常欣赏，一次再次地主张转载。还说“这是借东风”。当时有同志提出文内所写情况与事实不符，高光竟狂妄地说：“这个不管它，登了再说!”在这同时，高光利用职权，积极支持广播电台右派分子杨翼写反动文章向党进攻。
(五)高光为了实现资产阶级个人野心，竟至不择手段。平时，他把自己伪装得俨然是一位“革新家”的模样，在编辑部内部散布流言蜚语，污蔑坚持党报工作原则的于冠西同志“右倾保守”、“四平八稳”、是“盖子”、是“省委不点头就不办事的”。在日常工作中，处处破坏集体领导的威信，标榜自己，吹嘘自己。他在对待省委的态度问题上，在报社工资改革问题上等等方面，不惜放弃党的原则，损害党和国家的利益，来迁就报社一部分同志的错误思想，借以骗取群众的称赞。高光为培植个人势力达到向上爬的目的，她一面与右派分子谢狱、夏钦瀚等人勾勾搭搭，一面又和本报副总编辑马蕴生及人事组长王建国拉拉扯扯，互相吹捧，尽力支持他们的一些个人要求，以此来换取他们对他个人政治野心的支持。果然，在去年七月的省二次党代表大会上，这个副总编辑提名高光为省委候补委员候选人，八、九月间，马、王两人又违犯党的组织原则、进行宗派活动，联名上书省委，推荐高光担任本报总编辑。高光知道此事之后，没有向组织上汇报，竟暗地里得意洋洋，自以为“喜日”即将来临。
以上事实说明，高光反党罪行的严重危害性质是在于他依照他自己的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制定了反党纲领，进行所谓“报纸革命”的，妄图篡改党报的政治方向；在于他利用自己的笔恶毒地向党进攻，以丑化党丑化干部为能事；在于他到处放毒点火“鸣不平”，为社会上的右派作内应。高光堕落成为党的叛徒并不是偶然的。他参加革命以来，长期放纵资产阶级个人野心的发展，一贯抗拒党和群众的批评和监督。特别是自波匈事件发生以后，他从对党的不满，进而发展到政治上的动摇，最后堕落成为危害党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为了肃严党的纪律，纯洁党的队伍，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根据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处理党内右派分子的原则，经支部大会一致通过，开除高光的党籍，并建议行政上撤消高光的一切职务，取消其原来的行政级别。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五日
Copyright (C) 2024 Marxist-Leninist-Maoist.
Permission is granted to copy, distribute and/or modify this document under the terms of the GNU Free Documentation License, Version 1.3 or any later version published by the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with no Invariant Sections, no Front-Cover Texts, and no Back-Cover Texts. A copy of the license is included in the section entitled "GNU Free Documentation Licen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