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12-21 作者：[待确定]
12月中旬，我学习了一遍莫斯科会议的宣言。另外读了陈伯达的论文集《真理的追求》，胡绳的论文集《理性与自由》，还有门德的《马克思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发展》，克鲁吉科娃的《列宁在国际舞台上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
对于莫斯科会议的宣言，在发表的时候就读了两遍，不过，一直到最近单行本出来，才仔细地学习了一遍。这个期间，听了朱穆之同志的一次时事报告，参加了国际部一次时事讨论会，听了言彪同志关于两大宣言的一些解释，这些都十分有助于加深自己的体会。
总的来说，我以为莫斯科会议的宣言，不论在政治上理论上都是共产主义运动百年来的一次总结，特别是对过去两年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发生的若干问题下了明确的结论。他给全世界人民，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者指出了道路。也特别是给我这样的人指出了道路。
我曾把莫斯科宣言同两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对照着读，觉得内容许多是相同的。但是，无论从中国看，从世界看，这次提出这样的结论已具有更大的权威，我以为主要是由于时机已更加成熟，历史已经考验了马克思主义，并且否定了修正主义。既然事实已经得出了结论，在理论上得出结论也就更加具有权威。特别是像我这样过去一直漠视党的教诲，而一往情深于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更是特别感到愧悔，特别感到前景的明确。
有三点，我认为是莫斯科宣言新提出来的，我特别感到深刻。（1）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规律时加了一条“进行思想领域内的社会主义革命，造成忠于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的知识分子队伍”，认为这是根据一年来的经验（当然还有苏联过去40年的经验）而在理论上作出的发展。（2）强调提出“在实际工作中运用辩证唯物论，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干部和广大群众，是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迫切任务之一。”（3）明确地提出目前主要的危险是修正主义，并且说明它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表现，它麻痹工人阶级的革命意志，要求保存或者恢复资本主义，同时提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我深感这些问题如此明确，如此权威地提出，将能有助于最后澄清自从苏共二十大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时的思想混乱，击退修正主义的逆流，统一向社会主义前进的步伐。我自己也可以切身地体会出其意义的伟大来。
莫斯科宣言指出修正主义是有国际性的，过去一年多以来的事实已经证明了是如此。现在修正主义所引起的恶果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显示，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也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展开，而且胜利也已在全世界范围内取得，前两天在参考上读到波兰人民论坛报揭露卢布林省前地主和资本家倒算活动的文章，使我感到惊心动魄。波兰同志们最近也已经行动起来为反对地主资本家的倒算和党内的修正主义而斗争了。差不多一年以前，我还在想“波兰的做法也许会走出一条新路来”。现在事实已经打了我的嘴巴。如果还要社会主义的话，那样的“新路”是没有的，如果说有的话，那就只能通向资本主义。令人痛心的是波兰人民和党为了求得正确的坚持社会主义的道路，曾不得不付出了相当的代价，而我也经过了极大的痛苦才认识了马克思主义老早就已经证明了的真理。我必须从这个教训中学会永远不再犯离开党、离开马列主义的错误。
我之所以读《真理的追求》和《理性与自由》仍然是出于这样一种目的，想尽量地回顾自己的思想发展过程，以便对自己的过去有更正确的认识，来进行更深入的批判。这两本书都是在图书馆找着的。
《真理的追求》是陈伯达同志在抗战前后极负盛名的论文集，我在20年前也算读过。说读是我当年自欺欺人的吹嘘，其实不过是翻翻，因为我当时根本读不懂他的内容。现在更加可以肯定，我丝毫也没有从这本书里面得到什么教益，只是除了曾经利用它为自己脸上贴金。和《方生未死之间》和《理性与自由》对比，这本书现在以陈伯达同志对马列主义理论的透彻完满的理解，以其热烈的革命情绪、细密的科学态度和谦和的政治家风度令我惊讶。就我现在记忆所及，那时候在白区的左翼文化工作者的理论水平一般是不高的，但是陈伯达同志的作品，现在却使我感到是十分成熟而且基本上是“无懈可击”的。这除了使我痛悔20年来曾有过极好的学习马列主义的机会而我都未曾真正利用而外，还深感追求真理必须有老实苦学的精神。必须深钻基本理论，彻底贯通，然后才能追求自由运用，独立思考。陈伯达同志的文章给我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他无论对哪一个问题都永远不离开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而紧紧地抓住它来分析一切问题。这是我从来没有如此做的。我总是一知半解地摭拾一些资产阶级的破铜烂铁就沾沾自喜，立异鸣高，自欺欺人。抱着这样的态度当然是学不到马列主义的了。在这本论文集中，陈伯达同志有一篇批评郭沫若的一篇讲话的文章。其中谦虚地谈到自己少年时也曾受到郭沫若的许多启蒙教育，但是也严正地指出郭沫若那篇讲话是离开了历史唯物主义。因而举出了一些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并且说，虽然这些都是郭沫若早就知道的“老生常谈”，但是还是一定要提。我以为这种万万不可忘了“老生常谈”的精神实在值得我永记。我在过去一年多以来，资产阶级思想恶性发展，除了过去根本就没有真正打下无产阶级思想的根子而外，原因之一也就是狂妄地把许多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看成是“老生常谈”的“教条”，而一旦离开了这些老生常谈，就不可避免地跌入了万丈深渊。前两个礼拜读日丹诺夫在哲学史座谈会上的发言，他在讽刺一个哲学家反对引证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时候，把自己比作是在哲学海洋中航行的一个见习生，遇到风浪必须要拿引证来做罗盘。我以为这也是同样浅显确切的真理。这也是我从今以后必须永远不忘的教训。我现在才深感学会马列主义是一切的基础，是立身办事的根本，我过去固然也做了一点工作，有时也有正确的地方，然而实际上不过是凭一点经验，而不是真正懂得马列主义，因而就不过是纸糊的墙，风一刮就垮了。
胡绳同志的那些文章都发表在40年代重庆的《群众》杂志上，我绝大部分都曾看过，虽然因为都是针对钱穆、贺麟、冯友兰等人的批判文章，范围较狭，未曾特别注意，但是现在重读还是依稀有些印象。这些文章中许多还是很有分量的，许多对资产阶级学术的批判，现在读起来很能得益，有不少精辟之论，我已录入笔记。但是整个来说，正是其书名所表示的，当时都还不过是以理性主义、民主主义、人本主义的立场来进行批判。其中有许多话，我记得是当时流行的警句，如“什么是自由？就是把自己当作人。什么是平等，就是把人当人”。回想起来，这也就是我把它当作是马列主义的东西。我对许多事物的认识水平，长期来不过是如此。事隔15年，可以明显地看出，时代是变化了，中国是进步了，而我却还是远远掉在后边，抱残守缺，长期不去搜寻隐蔽在自己灵魂深处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改造他、消灭他，反而在苏共二十大以后，把它视为至宝，任其发展，直到想把它套到社会主义的头上来，如此逆流而行，终至铸成大错、犯下大罪，不进则退，直到反动，这就是我的悲惨的道路。
总的说来，读这些书使我更加清醒了一些，更加看清楚了自己过去的思想原来是如何，又如何而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我是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决非是我曾经想的从小受到党的启蒙。好像是一个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这是没有疑问的了。这样一个人，进了共产党的队伍里，把自己的思想面目对自己对别人都隐蔽了起来，不去改造，到社会生活急变的时候，还想把自己的思想端出来，把时代拖向后转，这当然是资产阶级右派了。
在过去，要把我的“光荣历史”描绘成这样，我是会痛苦的，但是，我今天已能做到平静。我觉得能认识自己的错误也是一种幸福。
这一个时期读的《马克思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发展》，是一本比较深奥的书，也可能是写得译得有缺点，我领会不多。但是我突出地感到，马克思从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一个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是因为他发现了阶级斗争的真理。他是从超阶级到发现阶级到变为无产阶级这是一条革命的道路，我是早听人说，因而也在口头承认有阶级，但是实际上把一切都看成超阶级，终于成为资产阶级右派，这是一条反动的道路。然而从根本上说，是我们实际并没有取得阶级斗争的概念与无产阶级的觉悟，今后要革命要进步，就必须得补这一课。这一课，我是愿意补的，也有信心补的。
昨天参加了国际部全部大会，听了王飞同志的整改报告，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清算我的右派思想在工作中的影响。这对我不啻重又参加了一次批判会，一个月前，我也以为自己在业务中问题还不大，回忆检查起来比“鸣放”也更困难得多，因为它是与大量的日常工作混杂在一起的。但是王飞同志的报告给我敲了警钟，“诚于中必形于外”，有右派思想，要在工作中不表现是不可能的。我愿意本着这个报告的精神继续检查。另外使我难受的是我过去总以为自己与平级以上的同志相处，很难说自己“影响”别人，而现在才发觉，由于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比别人强烈，因而是可以影响别人的，这实质上也是一种“放毒”，我感到对不起过去和我共事的一切同志。
今天上午去看了刘介梅生活今昔对比展览会。这是一个进行极其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的展览会。刘介梅无论如何是一个劳动人民，而我是一个资产阶级右派，我不敢把自己的罪行同他的错误在政治上相比，但是在思想上确有许多共同点。人家说刘介梅忘了过去受过的苦，是忘本了，我一面看他的画片，也不免回忆自己的经历。对于蒋介石的民主，我也还是有不少回忆的。刘介梅曾经英勇斗争过，我也有过几次“拼他一家伙”的表现，刘介梅在土改中入了党，但是一到分果实就要抓多抓好，在人生观上与动机上是不纯的。我自以为咬了牙，好像可以牺牲一切的样子才参加革命，然而一踏进革命的门槛，个人打算就没有断过。虽然我没有去放债雇工，像刘介梅一样，但是在政治上倾向于自由主义，其反动性与危害性只能是更大。对刘介梅的教育，是只有走社会主义人人富裕的道路才能不使社会倒退到过去。而我也悟到社会主义的民主必须是以“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为了集体”出发，而不能从“个人主义”出发。我过去陶醉于对上层建筑的幻想，而根本不了解社会主义的基础是什么样的，他需要什么样的上层建筑，看了这个展览会是在这方面给了我深刻的教育。这个展览会还号召干部下乡上山。这是我迫切的愿望。两天以前，我曾给穆之同志写了封信，希望领导上考虑我的愿望。我顾虑自己因为是右派分子因而不能被批准，但是保证一定好好地劳动接受改造，我在这个问题上日思夜想了很多，我希望领导小组在适当的机会考虑我的要求。
来源：根据文件翻印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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