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7-5 作者：华南师范学院, “史本三”徐道衡
华南师范学院、 “史本三”徐道衡在帮助党整风的过程中，我发表了不少错误的言论，经同学们的指出和帮助，深刻地认识到它的严重性，现作检讨如下：
概括说来，我的错误就是丧失了无产阶级立场，共青团员的立场；带头并起草《还我河山》的大字报，散布怀疑党、怀疑苏联的思想；宣传狭隘民族主义、大国主义的思想……。
1．丧失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立场，当了帝国主义的义务宣传员，散布怀疑苏联、反对苏联的言论，破坏中苏团结。
由我发起制造出中苏两国本不存在的“领土问题”，要苏联交还我国的“领土”。在《还我河山》一文中，写上了许多富有号召性，煽动性的词句，显然是要“祖国的儿女们”去反对苏联。《还我河山》地图上，在帝国主义侵占我国领土的标题下，写上苏联，这是敌我不分，把朋友当作敌人对待。文中重点指向苏联，是以为关於港澳等我国曾多次声明它们属於中国，随时可以收回，无需多提。实际上，这是完全错误的，混淆了对敌斗争的方向。
从提出这一本来不存在的问题，说明我对苏联是有些怀疑的，并且把这个怀疑传给他人，对苏联缺乏信任，缺乏国际主义情感。
2．丧失了共青团员的立场，散布怀疑党的情绪，破坏党的威信。
在文中所提出的问题，实际上是对党的责问，不信任党，怀疑党的外交路线。说“党没尽维护领土主权完整的责任”，对不起子孙万代。文中放出党的外交政策路线迁就苏联的毒气。
在我起草的原稿中，有“我们不能做秦桧，汪精卫，要效法唐太宗、明太祖。”这是根本性的反党言论。我当时写这些话并非有意，而是想哗众取宠，博得更多人的同情和支持，完全没有想到这是丧失立场的说话。
3．丧失了人民的立场，散布狭隘民族主义，大国主义的思想。要效法唐宗明祖，扩张领土。在原稿中有“黄帝的后裔们”，“中华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的词句，这是严重的大汉族主义思想。我不仅自己这样想和做，又用大字报号召别人跟着走。
4．引导同学走上错误的道路，影响了党的整风，影响反右派斗争。我是发起人，起草人。为了准备辩论，同其他签名者(作者)曾多次开会，商讨问题，分散了大家进行反右派斗争。并因这一错误，影响了大家的情绪(包括我在内)，对反右派斗争也起了阻碍作用。
5．宣传了帝国主义主权论。
我们在确定主权的问题上，用的是帝国主义主权论(先占和条约)。在辩论上，我们坚持不放，给予同学们很坏的影响，政治系同学提出的应从立场观点看问题，反被看作是教条。
6．错误的主观片面的思想方法。
研究问题时，离开了阶级立场，并且采取了先肯定再求证的错误方法。为了论证论点“不误”，制造了民族自决权要有一定形式的“理论”。这些均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
《还我河山》大字报张贴后，从各方面来的反映，知道错了。但只在形式上、影响上兜圈子。未敢(也未想到)从立场上去考虑，对同志们提的意见不加考虑，自高自大，自以为是。早在起稿时，李彩琴同学就提出要冷静考虑。我驳之以历史事实无需考虑。又有同学提出十月革命前的主权问题，我用帝国主义主权论，肯定说属中不属俄。辩论会后，自以为有所“胜利”(有大字报说政治系“教条”)。并多次开会，要大家继续辩论下去，因为当时仍认为帝国主义主权论是正确的。提出历史事实与立场无关。听了几次反右报告后，才发觉错误严重。但不敢正视。在《我们的错误》一文原稿讨论时，明知已错，但还要坚持论点(帝国主义主权论)。同时，只提出不自觉地离开了无产阶级立场，遮遮掩掩。听了唐老师的报告后，知道错了，但对其严重性还缺乏深刻认识，自己曾写过一分(未完成的)检讨书，因写不深刻，后撕去，也不敢发言。7月1日的座谈会，系一个警号，惊醒了我，原来自己站在悬崖，必须回头。
1．没有完全具有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共产主义人生观。在我的头脑里，马克思主义思想未占完全的统治地位(指导地位)，在对问题进行分析观察时，往往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而使用残存在头脑中的资产阶级的思想方法。对事物，常抱自由主义、客观主义研究研究的态度，如××××的修正主义表现，本来是很明确的，但我偏要说让历史去评价它。我又提出什么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和什么是修正主义的问题。我受了一定的修正主义的毒。
2．对党有些怀疑。
我怀疑党的外交路线迁就苏联，不敢提出“领土问题”。我怀疑党内专家很少，很难领导科学研究。对外交路线的怀疑，是由××××谬论“中国不敢批评苏联”而来，党领导科学问题也是受××××的影响而来。从去年暑假许多同学回家带来“农民生活很苦，工农生活差别很大”的一片声音，使我对合作化有些怀疑。我的怀疑，完全是从现象出发。
3．对苏联有些怀疑。
对於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於资本主义制度，在苏联已消除了剥削压迫，苏联是保卫和平的支柱……等等，我是不怀疑的。去年苏共20大揭发斯大林的错误和匈牙利事件后，对苏联的看法，就与前不完全相同了，我对斯大林是崇拜的，既然斯大林会错，其他人就不会错？既然对欧洲人民民主国家有大国主义，何尝对中国就无大国主义?苏波领土问题的解决也就怀疑到中苏的“领土问题”。从报上所载的一些自然科学方面消息：如就美国一年中，就培养出几百个物理学博士；中国科学院委员的发言中有说，大学中应加强英德文的学习，因为许多科学著作是英德文的等；我怀疑苏联是世界科学最先进的国家。又由於我有大国主义思想，认为苏联在不少方面，不比我国行等等而怀疑苏联。
4．轻视政治，偏重业务，政治理论水平不高。
在政治学习中，我是不够用心的。本学期的政治经济学，除准备课堂讨论外，我没有学习过它，就是掌握了一点理论，也少去分析实际问题。政治嗅觉不灵敏，如听郑真贤念出他的哈大同学来信中提到“中苏领土”问题时，不分析其实质，而以为是大胆，自己学着提出来。又因偏重业务，在党委制问题上，自己是抱着繁荣社会主义学术文化的观点来看它有“阻碍”科学研究的作用，因此，当右派分子披着发展科学的外衣要求取消党委制时，自己就中毒了。
5．大国主义、大汉族主义作祟。
我常这样想，也对同学说过，假如今天我们新中国保持了清强盛时期的疆域(包括朝、越、缅等)，该多好。
6．受到资产阶级历史观的毒害。
在对主权问题认识上，坚持(指唐老师报告以前)帝国主义主权论。即以先占和条约来确定主权，而没有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史实，没有用马克思主义主权论和民族自决权的理论来理解“东北大地”“西北大地”的主权问题，而掉进狭隘民族主义的泥坑里。
7．组织观念薄弱，争取组织教育不够。
在入团以前，自己在思想上、行动上靠拢组织时冷时热，总的说来是不够的。入团后，自以为自己是团员了，争取介绍人、组织的帮助和教育更少了。我进团的时候，也正是国际关系发生最大变化的时候，一股歪风，吹得自己东斜西倒，受修正主义影响，团组织教育不够，自己要求也不严格，更差了。
8．作风问题。
我的作风常表现为自视清高，自高自大，自以为是，自由主义，主观主义。对同学的缺点，不是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帮助态度，而是高兴时批评两句，否则置之度外；对同学一些不很正确的谈话，不是不理，就是给予难堪的回答；对别人所提意见，不加慎重考虑，自以为是，对班上的工作有意见时，有时正面提出，有时则从侧面讽刺一下，不提积极意见。对一些老师不尊敬，以为他们讲课等於零，不如自修好。生活上有些散漫，学习无计划，依靠小聪明，脱离群众等等，这种作风，是较容易中毒的。
9．阶级根源。
我出身地主家庭，生活较优裕，在家中也处优越地位，自傲、散漫作风自小就有，家庭又是一个教会家庭，自己又少与邻里儿童一起，养成“清高”思想，有儒士作风。小学最后三年在一个教会学校读书，教师受美国影响不少，间接我也受影响不少。我曾听过留美学生的报告，他们把美国说成是最富有的国家，我信以为真，未从本质看问题(我今天对美国的看法是，它是世界上最反动的国家，也是居民生活水平较高的国家)，以为美国科学发达，是资本主义的好处，要求实行学分制，提高我们的质量，而未分析本质，对於今天的我国是不适用的。由於出身的阶级限制，残存了不少的旧意识，很难能一下铲除，思考问题，也就不时地用旧的方法。大汉族主义思想，与地主阶级，亦有所关，这就是阶级性。
通过这次对错误的检查，使我深刻地认识到今后必须在下列几方面加紧努力：
1．加强马克思主义学习，政治理论学习，时事政策学习，并运用它们去思考分析实际问题；
2．加强组织观点，争取组织教育；
3．团结同学，共同进步。
1957年7月5日
来源：华南师范学院学生会 编辑出版《华南师范学院反右派斗争初战记》，1957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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