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5-4 作者：[待确定]
姓名 沈默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31.2 籍贯 温州市 家庭出身 职员 成份 学徒 文化程度 初小毕业 原工作单位及职位 温州卫生学校誊写员 民族 汉 原来受何种处理 1956年3月在庆元县垦荒队被开除团籍，同年4月被开除社员籍。 1957年8月30日在卫校反右中被划为右派分子（1961年12月28日经温州市委批准摘帽）。 1958年6月17日在卫校撤销原有职务，收回复员转业证明书，实行到农村监督劳动。 1958年8月工资由每月53元降至15元；1962年上半年恢复为34元；后来调一级为41元。 个人简历和重大的政治历史问题 1937年—1944年 读书 1945年—1949年 在青田西门外森顺木行当学徒转为店员 1949年6月20日 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转为志愿军 1955年3月从朝鲜复员到绍兴学习。 1955年9月—1956年10月到庆元垦荒。 1956年10月—1976年10月在卫生学校（其中划右派在乡下—三郎桥与曹岱—劳动—1958年7月至1962年5月—右派材料见原附件）。 1976年10月14日因病退休；1983年2月转离休。 1979年4月右派改正，工资恢复53元。（22级） 1984年因离休干部低于21级顶21级，月工资调整为60.50元（现地区差改为62元）。
我虽然遭受了严重的迫害，但我仍有充分的勇气给你们写这封长达万言的公开信，因为我到底还生活在自己的祖国，生活在这个民主自由的时代——毛泽东的时代。既然有人敢迫害我，我就更有勇气向他开火！
亲爱的同志，亲爱的朋友！我现在很需要你们的支持和帮助。我深信你们能够把真理与正义赐给我，给我以战斗的力量。
我叫沈默，今年26岁，家住浙江省温州市。家庭成份职员。因家境不好我只读完初小，13岁那年下半年到青田木行里当学徒，受尽了少年人难以忍受的痛苦（老板是个土棍，现在被管制），18岁故乡解放那年（1949）我参加了人民解放军，抗美援朝时我又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复员时在六一师卫生营当文教），于1955年5月复员回家。
在部队里党把我由一个无知无识不懂得生活的人培养成一个有文化和政治修养的革命战士。在1951年参加了青年团，并先后立过三次小功。
凡当过人民战士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的，就是从部队里回来，除了带回几个生产资助金之外，更主要的更可贵的是一颗纯洁而强烈的爱国心——伟大的忠于革命事业的心。我也是如此。
复员后我满怀信心要把自己的爱国热情贡献给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因此不久（1955年9月）就参加了当时在社会上认为最豪迈的事业——开荒垦地！
我去的荒地并不远，就在本专区的庆元县。在那里我们成立了庆元高级农林牧生产合作社，开的是些小荒山。我的热情很高，可是那里的情况一开始就很坏。原来参加垦荒的人员并不象我这样单纯怀着建设热情的人，而是些社会成份很复杂的，没有受过教育的失业工人。当在温州时劳动局的个别干部为了完成动员任务，乱说到庆元有五百亩现成的水田和一万五千亩低坡的荒山，但是一到那里却只有五十亩水田，并且分散在高高低低的山沟里，而一万五千亩的荒山也只是虚有其名而无其实。再加上这些失业工人长期过惯城市生活，情绪很不安定，纷纷闹着要回乡。在这个时候，照理应该是对他们进行耐心地教育和细致地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但从政府派来的几个驻社干部却采用粗暴的政治手段，在群众当中找“典型”，搞“杀鸟教猴”，以入党入团为诱饵鼓弄了几个所谓积极份子，利用他们之间的细小矛盾，加很大的压力斗了几个家庭成份较差的人，以“政治嫌疑”为罪名被公安局不出逮捕证抓了去。当时谁也莫明其妙，互相都不够了解，就是了解的人也不敢讲话。群众的情绪非但没有安定下来，相反的却造成了极端恐怖的气氛，人心惶惶，卧食不安。于时不幸的事件发生了：21岁的张大新（乐清人）来的时候精神就有点失常，思想很沉闷，终日痛思孤苦无依的老母。想回家吧领导不准，要逃跑吧没有户口没有粮票又不行。加上这一恐怖与林金熙（原温州市劳动局工会干部，在社里当副社长、党支部组织委员）接连三次谈话后，就用草刀自杀了！（当时仅割裂硬喉，未伤主动脉，但因当地外科手术水平低而又不及时转院，以致晚转了结果死在温州医院。）
当时我因为刚复员不了解社会情况，毫无主张，只是埋头开荒，抽空把所见所闻写给《浙南大众报》（我是通讯员），要求他们向有关部门反映，纠正这种恐怖的做法。
我和几个领导干部的关系很好。他们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象对待部队首长一样（一些落后群众还骂我背顺风旗拍马屁哩）；我和群众的关系也很好。我虽然过去都未抗过锄头，没干多久就把腰挫伤了，但为了不影响群众的生产情绪，我仍一贯坚持一天九小时的体力劳动，时常还给他们读报教歌，象对待部队战士一样。他们跟我好极了，有事情好跟我商量，很尊重我的意见。
12月2日（以下都指1955年）晚，社里开大会，林金熙突然把我叫到一个僻静的房间里谈话。我还以为他跟我谈入党的事情呢，谁知道他一开始脸孔就很阴沉，说是代表党组织来“挽救”我，说我犯有严重的错误——“破坏领导威信”，分析起来竟至“反党”、“反社会主义”！我被他吓了一大跳，等他讲出理由之后，再三向他解释，说他对我是一种误会，我是个复员军人决不会破坏什么，但他反说我对抗领导。最后我要求他和我把问题提给《浙南大众报》解决，他不同意。后来只是说由我起草，经他审查后寄给《浙南大众报》。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主要的有两点：一次是在大队改选会上，改选结束时我建议新的队干要关心群众生活，尤其是要多多照顾有病的工友。我说：“我们的生产很紧张，放下饭碗全大队都立刻出工去了，生病的工友留在家里都无人照顾，大队里应该想想办法。虽然有的人不是真病，但不管他是真病或是假病，我们如果很关切地照顾他们，我想那些真病的人身体很快会健康起来；而那些假病的人也会受了感动，不好意思起来也会出工的。而现在我们的情形是怎样呢？任凭他们躺着象个‘死狗’一样。不但吃不好，甚至连他自己的伙食费也吃不了。这样对病人是无帮助的。他们苦闷起来只会想回家，好人看到也发愁，怎能使人安心生产呢？所以我建议新的队干，除了抓生产之外，同时要注意工友的生活，使大家安心生产。”当时这方面的情形除了三大队较好之外，一、二大队确实如此。我曾不止一次个别向林金熙他们提过，但毫无作用，群众的情绪越来越不安。这次改选，林金熙说以后的事情由社员自己当家，所以我就在会上提了。群众很赞成，个别的还走近对我说：“你说得真好，你把我们心里的话都说了。”
但林金熙在谈话中却死咬住“死狗”两个字，说“难道领导把群众当‘死狗’吗？”硬要我承认“破坏领导威信”。
一次是在小队讨论会上，讨论题目是“评工计分有什么好处？目前在我们社里是否行得通？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刺激生产吗？”当时发言的人不多。我发表了大意如下的意见：我认为评工计分好是好，但必须在一定的生产分工基础上才能显出它的优越性。我们目前开荒还才开始，生产还没有分工，行起来像“踏菜咸”的样子老嫩不分是搞不好的。本来那些年老的、体力差的和女同志正愁搞别人不过。（国家每人每月发给12元5角生活费，如果把这极少数的钱统一使用，按劳取酬，弱者的生活是不可想象的！）如果没有生产分工，叫他们在没有各尽所能的基础上实行各取所值，只有使他们更加不安心，那能谈到搞好生产呢？行动起来恐怕会起相反的作用吧！因此我说如果大家都同意执行评工记分，我没意见，否则我建议先搞定产定量，小队包干，开展竞赛，定期奖励。加强政治教育，鼓励共甘苦、互帮助，以达到大家同心团结努力生产。（事实证明强行无好果，出的问题远超我的意料）象这样的意见可算是模棱两可的，而林金熙在谈话中却死咬住“踏菜咸”三个字质问我“难道领导把群众当菜咸踏吗？”说我存心破坏领导威信，硬要我交待什么出发点。尽管我怎样解释都不行，反说我“骄傲自满”，拿前途来威胁我。
第二天（12月3日）晚上开团支部大会。林金熙、贾天荣（原庆元县农林副科长，在社任党支书）、吴传缙（亦农林副科长，任社长）都参加。会议开始时团支书季聚华说会议内容是总结上阶段工作，但没过多久，他站起来阴沉地宣称整个支部目前滋长着严重的骄傲自满情绪，说党支部要大家进行检查，又说自己不检查的人，大家要“大公无私”地展开批评。
这样一来，所有的团员都吃了一大惊，老半天也没人发言。后来才一个个地把自己刚检讨过的缺点重复一遍，生硬地扣上一顶“骄傲自满”的帽子，说这些缺点都是因为骄傲自满而产生的。
大家都检讨完了，唯独我没发言。我意识到这是林金熙有意在作怪，（当时我不理解他为何作怪，可我明白自己决无政治原则错误）深怕在会上说多了真正影响他的威信，因此我缄默不言，打算会后向党支书反映，请他给我们作主。而林金熙在季聚华耳边咬了几句之后，季聚华就出来再三号召展开斗争，说：“尤其是要求入党的团员更应积极起来斗争，要对党负责，要对这个会议负责。”但尽管他怎么号召，群众对我还是提不出一点意见。会场越是沉默，就越显得恐怖，吓得大家一连坐了四个多钟头也不敢出来小便。后来季聚华在林金熙耳边咕哝了几句以后，出来声色俱厉地宣布会议暂时停止，说：“个别同志死顽固不检讨，明天晚上再来开。党支部决心很大，一定要把这个会议开‘好’，今天开不好，明天就再开，明天开不好，后天再开，直到开‘好’为止！大家回去好好准备。”其他的干部都未发一言，会议就这样暂时地结束了。
会后我立即去找党支书（当时除林金熙之外，我对其他干部都还信任），但他已经走了。于是我去找吴传缙，把自己与林金熙谈话的情形告诉了他，他表示自己对情况不了解，就决定明天（12月4日，星期日）下午会同党支书叫我和林金熙交换意见。
12月4日下午一点半钟在一大队户外草堆旁我们开小会交换意见。当时在场的除贾、吴、林之外，还有原庆元县委合作部部长张允官。在会上我很虚心地检讨了自己的思想情况，指出林金熙对我是一起误会，他的那种作法是不对的。弄得林金熙满脸通红，否认说我“破坏”，却说我这样反驳领导就是骄傲自满，昨晚在支部大会上不发言就是骄傲自满（理由是连这样的会议也看不起了），我再三向他解释不发言的原因，他竟质问我：“难道你都没错误了吗？”论错误，当然我也是有的。于是我又向他检讨一番，表示以后坚决克服，争取更加靠近领导。贾天荣看看没有什么可开了，就说了几句有关加强团结的话结束了会议。其他几个干部没发一言。
既然问题解决了，晚上的支部大会就可以不要再开了。但林金熙坚持还要开，说叫我在会上听听“群众”意见。
晚上的支部大会贾与吴等没参加，林金熙坐在隔壁让季聚华来去请示。
天知道，我听的是什么群众意见啊？！我的检讨刚一结束，会场就哄起来了：这个说我破坏党的威信，那个说我破坏领导威信，还说我破坏青年团的威信，一共举了十几个“破坏”名目。总之，把我这个复员军人诬蔑得体无完肤，焦头烂额！
我几次想解释都被季聚华制止了。但我心中明白，毫不慌张，据我仔细观察，说我破坏的主要只三个人，其余的都是被季聚华再三号召分析批判，为了表示积极就照着他们三个讲的加上许多罪名与危害性。这三个人都是过去在支部会上被我提过意见的，其中黄克祥（一个被部队清洗出来的坏蛋）鼓动全小队怠工被我批评过；金爱华与倪堂媛因在男女关系上表现不好招致群众不满，被我不指名提过意见。奇怪的（也许不奇怪的）是他们三个都是三大队的人，离我们二大队有三里多远，平素因为生产紧张，除了开全社性会议之外，很少来往，他们根本不知道我们队里的开会情形，但他们所指斥我的话却与林金熙跟我谈的完全一样，只不过份量多几倍而已。并且黄克祥被我批评之后，曾经向我表示自己不对，而今他却说我骄傲看不起他，好批评人，非要我交待“出发点”不可；金爱华和倪堂媛却死闹着要明天开社员大会，叫我在群众面前“坦白”为什么说她们作风不正派？
这时我早已打消想解释几句的念头，只是对她们冷笑与蔑视。越是我这样，她们就越闹得很，非要给我严重的处分不可。我也要求给我处分，以便取得控告的根据。但好话又被季聚华说去了，说什么斗争是为了治病救人啦，（试问给病人吃的是什么药？砒霜呢或是来沙尔？）什么对事不对人啦，什么继续留着“教育”啦等等，才把会议不了了之。
这个会也开了四个多钟头。会后我非常痛苦，脑子里曾出现许多可怕的思想，但我对党报的信念很强，因此都能忍受下去，第二天也照常去上工。
我们的小队，原来是社里最团结、出勤率最高的一个小队。但自我被重压之后情况就突变了，人心离散，生产情绪低落。季聚华找那些品质很坏的人开会，专门收集我的缺点，扬言我犯有重大错误，说什么组织小集团“反党”，以致弄得除严剑鸣一人之外，别的队员都不敢接近我。当时常抽人去开一些不知名目的会，派郑金桃、陈莲芝等人监视我的一举一动。谁要是跟我接近，谁就被找去“划清界线”谈话，谈不通的就被列入“落后分子”，以后稍有差错就被在大会上举例批评，请假、借钱就没有那些所谓积极分子容易了，弄得全社谣言四起，风声鹤唳，一些不知底细的人更是惊恐不安，甚至个别女同志来月经也不敢请假，深怕被戴上帽子，头上包着毛巾坚持生产。
团支部与管委会一再改选，那些原来在工地上被认为品质不好的如陈阿庚、徐国元、徐育平、施方弟、陈宝弟和刘爱莲等人这时都当上“积极分子”，被指定作会议代表的机会也多了，在群众当中造谣生事，扑风捉影，大显其无赖之能；而那些富有正义感，坚持真理的人都或多或少的受到奚落。最明显的是，社里总共只有三个（我属一个）较有文化并受过党长期教育的人都蒙受屈辱。例如周冀永（原志愿军某部文教，现在大连工学院学习）坚持真理不承认他们给我的罪名，只因为吴传缙为三两猪肉与群众争吵，他出来解围批评了几句，就被以十大罪名跟我同时被宣布为“破坏分子”；又如严剑鸣（现在浙江省瑞安县南门飞云西路87号居住）原属团员培养对象，但只因他坚持真理，同情我，就被列在积极分子会议之外，处处被监视，退社时还被“积极分子”斗了一次。
我在极端孤立的情况下，唯一的希望是通过党报给我解围。开了许多夜工终于把一封长信写成。但刚要去寄时，贾天荣碰了来，劝我有问题最好在当地解决，社里解决不了，可提到县委去解决，不必要向外反映，以免影响不好。我对他表示：县委帮助解决我很同意，不过信写成了还是寄给党报好。並要求他在党报回信之前准我除了生产之外不参加任何活动，以照顾我的健康。当时他答应了，后来在开除我的团籍的会上他竟无耻地否认掉，反把不参加组织生活作为开除的理由之一。使人愤怒的是他们竟在任意偷看与消灭我的许多来信（包括家庭的与报刊的，这是以后查明的）。严剑鸣为我的事件给浙江日报写了一封信，浙江日报的回信也被林金熙拆看了。正巧被发觉，严剑鸣当面指出这是违法行为，他却恬不知耻的说：“我搞错了”。（错得真巧？）
我的腰挫伤了。本来时常到城里去医治的，但自重压后，请假就很困难了。季聚华开口是怠工闭口是旷工，以致弄得我廿几夜没有安眠，结果腰痛得大小便失禁，一闭眼就遗精，体重从一百零五斤降到九十斤。群众对我只有同情，不敢帮助，唯独严剑鸣下工回来给我拿碗稀饭喝喝。我又长久接不到家信。给温州民政局写信也得不到回信，真是痛苦死了。这样，我就再三给庆元县委打报告，要求送我回家。后来，张允官找我谈话，说我觉悟太低了，有问题就“乱”反映，叫我有问题尽量在庆元解决，有病在庆元医治，经济方面可以替我想办法。而卫生院强调床位少，加上医疗条件有限制，不肯收容我这需要长期疗养的病人。这样我更要求回家了。我对林金熙讲，他只是要我承认“错误”，对于医病的事情就一味敷衍，推说请示上级；我去要求贾天荣，他推说去与吴传缙商量；而吴传缙却对我说了些天大的谎话，说什么垦荒队员回家要经专区批准，一定要我在庆元医病，如卫生院不收我，他们可以在邻村租间房子给我，并派两个人“照顾”我。我想这明明是要管制我，我是根本无法接受的，所以就要他去请示专署。
但是谎话到底是谎话，我等了一个多月也没有半个答复。而天气一天比一天冷，我的健康状况更加恶化了！我心中的痛苦在今天实在无法形容。我孤立得可怕，我对一切都失望了！我整夜不能闭眼。从卫生院派到社里来工作的卫生员，她对我同情，但对环境更为难，只好看着我服安眠药。我想起以往艰苦的战斗生活，指导员含着眼泪鼓励大家坚持最后五分钟，说将来祖国不会忘记我们，可是现在我……，我看到的尽是些青面獠牙的凶物……我所受到的是什么待遇？……“祖国”这两个字使我发生动摇，我很想立刻死去。但一想，这样以来这些凶物会把“畏罪自杀”的罪名加给我的。我在那样严格的军事纪律约束下也从没犯过错误、受过处分，我怎能不明不白地死去呢？因此我拼命活下去！
这是林金熙对我说，要我到民政科“休养”，说我是复员军人，他们很“欢迎”我去，他们会“帮助”我的。我想，民政科？他们是管复员军人的，我不妨去请求他们支持我回家。于是就叫严剑鸣扶着我去。
很失望！民政科长占世苗也是林金熙那一号货。他在领导面前咪声如猫，在我面前吼声赛虎。我满想他能听听我的苦诉，谁知道他先来个下马威：“我知道了！……卑鄙无耻……骄傲自满……你来找我商量，还是听我决定，还是听你的决定？……医病，先要把思想界线划清……。”他的决定是：在庆元一切可以想办法，到温州万万不可能。又编了一套谎话说给我听，说什么在庆元医不好，转丽水，丽水医不好，转杭州。说这是医疗行政上的划分。总之，怎么也到不了温州。（真是荒天下之大唐！1957年4月18日我还在温州第一医院门诊室看到庆元县长赵长辉在候诊哩，难道他不遵守医疗行政上的规定吗？）同去的严剑鸣想解释几句，当即被斥责了：“你是什么人？……你不是复员军人你来干什么？没有事你就回去！”我为了求生，只得忍辱沉在冤海里，在民政科至少比在社里清静些，于是我就留在民政科。
的确，占世苗对于他自己说的话做到了。给我住上新洋房，给我火盆，并介绍中医给我治病，我要钱用就给我钱用。（两个月我一共用了八、九十块）他眼睛一开一闭的对我说：“你好好在这里休养。有困难只管提，政府对复员军人是照顾的。现在领导还没有给你下什么结论，你不要到外面‘乱’讲。”但是我明明知道他在协助林金熙等人管制我，精神上的痛苦是无法形容的！
我到民政科的第三天（1956.1.13）晚上，社里开社员大会。会场上贴满了防反标语，吴传缙公开在会上宣布我与周冀永为“破坏分子”。最后竟说出这样的话：“大家提高警惕，不要被他们拉拢。让他们去告吧，告到那里还不是共产党天下，除非到台湾去告！”说完了立即宣布散会。
原来他们这一切（使我到民政科，在社里公开制造气氛）都是有计划为了迎接温州地、专、市慰问团的。使我难以接近慰问团，使我在他们面前难分难解。
慰问团来时也住在县府。领导上以招待的名义派季聚华紧跟着他们监视群众。（实际上招待工作都是县府通讯员做）把访问时间排得很紧，慰问团一到社里立即开会作报告，报告完了就接回县府去吃饭，同时把生产抓得很紧，连生病的人也不准假，深怕他们到城里找慰问团“乱”反映。就这样，他们把群众与慰问团隔绝起来。后来慰问团要举行群众代表座谈会，领导上就用很奇怪的方法产生“群众代表”：女同志全体参加，男同志个别通知，其余的人一律照常上工。（据吴传缙讲，这是党支部决定，因此行政与管委会的干部都有意见）原来这些去参加座谈会的人都是事先学会讲什么话与不敢讲话的人。最明显的例子是我们那个小队的两个代表：一个是严达，他是温州有名的反革命分子严钟荣（外号叫“马快红”）的儿子。群众说他是个“太保人”，在社里劳动不错，不大讲话，对于领导不敢说半个“不”字，碰到别人争吵就远而避之。他去开会能反映群众意见吗？另一个是温兴弟，他是小队里年纪最轻（十七岁）胆子最小的人。平时在小队讨论会上都不大讲话，大家又劝又哄才说了两句就脸红了，张大新自杀后他单独不敢爬楼梯（因为那里阴暗）。他去当代表群众都说非但不会讲话，就是连面前的茶点也不敢吃哩！
领导上这样做非但达不到可耻的目的，相反的更激起群众的愤怒。上午工地上引起很大的骚动；下午慰问团到各大队访问时，群众就一哄上去拼命的控诉，把领导上所干的丑事揭发无遗；晚上三个大队七、八个受委屈的人到县府要求慰问团多留一日，到社里开会，替他们摘帽子。领导上着慌了，就拼命催慰问团到县委去开会，几个“积极分子”就拉慰问团的人到外面咕哝。这时我也去了。但我刚开口，民政科长占世苗闯了进来，说：“沈默吗？他的问题大得很，我们县委也解决不了。他吗？别的没有什么，只不过为人民打了几年战，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我们现在给他吃营养……。”无耻地说了这些废话阻挡了我。
我自到民政科之后，社里领导从来不理睬我，但当这天群众向慰问团控诉热烈的时候，吴传缙突然到我房间里来，这次他换上一副截然不同的面孔，说是征求我的意见。我责问他为什么当我不在场宣布我为破坏分子？他油腔滑调地说也许是“群众”反映得不够正确，也许是领导水平不够，但主要的问题在周冀永身上，（但据周冀永讲，吴找他谈话时说主要问题在我身上。）说我不必太认真，又假惺惺的问我有什么困难没有，需要些什么，企图封我的嘴。
慰问团临行时，原温州西区李区长对我讲，他们已经把意见反映给县委了，叫我们安心生产；据说他们还批评了吴传缙等人的恶劣作风，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以为从今就好了。
但过不了多久，林金熙他们在社里加紧迫害，大胆报复，借口有反革命活动，任意传向慰问团控诉过的人到公安局讯问，引起大批的逃跑。有的在半路被抓回来，卖掉铺盖重新又跑。生产的情况严重到百分之九十几的人都不出工。这时庆元互助合作部长张允官亲自出马。他除了指示公安局时常派警察到社里活动之外，又吩咐邻村（庆元人）民兵在夜里放哨，更策划着一次大迫害。
这时我心中很发愁，因为病情进展不大，当地药物缺乏，中医开出的药方九味就有三味主要的配不到。我乘他们骑虎难下对吴传缙讲：“你想想看，你是49年参加工作的，现在当了科长，有地位有老婆和孩子；而我是49年当兵的，朝鲜回来了，想当个普通的农民你们还不让我好好的当！”想以此打动他这冷酷的心：“现在我求求你，只要你们放我回家，我就不再向你们追究了。”他装出同情我的样子答应我，只要有医师证明就让我回家。我信以为真，去求卫生院，但卫生院因受了指示不敢出证明；中医师吴鼎声（是吴传缙堂叔）说吴传缙与占世苗曾经到他那里封过，但他说他是个医生，对我这个病人他不管其他问题，他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给我出证明。我把他的证明附在报告里交给吴传缙。但是吴传缙非但吞咽了自己的诺言，并且吴中医被公安局传讯。合作社干部在社里宣布凡到吴中医那里看病医药费一律不准报销。吴中医同情我，愿意免费替我针灸。我为了不再连累他就谢拒了，死活听天由命！
这时林金熙又来威胁我，说现在的天下不比过去的天下，那样随随便便告领导。要我好好考虑，领导上最后作再三“挽救”我，坚强是没有用的。我强着精神对他说：“要害死我可以，要我承认什么罪万万不能！”并且接连几次打报告要求县委制止这种恐怖作法，但毫无反应，张部长反而在一次整社大会上说个别识字的人玩两面手段。
过了不久，社里一切布置好了，于是民政科长占世苗就强令我回社。他说和我作最“后”一次谈话，问我对政府有什么意见，我说人民政府很好，组织失业工人开荒，不过某些角落部分干部作风恶劣，他就厉声的制止我：“你不要再造谣了！别以为你过去对人民有贡献，现在不老老实实，也对你不客气，高岗、饶漱石那样大的干部也把他们拿掉，不用说是你这个复员军人！老实告诉你，现在是无产阶级专政！”昨晚我刚发过烧，但我气得什么也顾不了，冒着大雨就跑回社里。我真不明白，占世苗到底是民政科长或是城隍庙的判官，这样凶恶！这样残酷！
他们开除我的团籍是很容易的，因为这时团支部已从十几名团员发展到卅名了，新的团员（坏蛋）当了干部，他们先在另外一间房子里开了一次准备会，再出来“帮助”（斗）我认识“错误”就成了。团工委的代表的态度是：根据“群众”意见。因此我就建议只要给我开除理由书，就立即开除我好了，用不着斗我。但他不给理由书。经我坚决要求，才把一封团工委给团支部的信给我。（上面只写着同意支部意见开除我，并无开除理由。我把它寄给《中国青年》了。）值得一提的是，团工委的代表还在会上搬出一个“法宝”吓唬我，说从部队里调查来证明我在部队就是一个“破坏分子”，五条罪状与我的复员证上四点鉴定一对比简直是两个人的材料，毫无相同之处，我要求看原文不准。（我真怀疑，难道部队里也有人在坑害我吗？我要求交出这份材料，以便向《志愿军》报社反映。）
这时社里的群众截然分成四个类型：第一类是所谓积极分子，包括原来的党团员（但其中明白是非的都自保金身，不大表示什么，形式上保持站在领导方面）与新发展的党团员及一切品质恶劣分子，占30%弱。他们是迫害我的生力军；第二类是些正直的受委屈的与一些“天不怕地不怕”的牢骚人，占20%强。他们坚决反对迫害，在不同的观点上支持我；第三类是中间分子，包括老人、有家庭负担的人与成年妇女，占50%左右。他们很同情我，能够关心我的病体，为我通风报信。但在领导面前为了确保金身，不讲话，领导叫举手就举手，过后又求别人原谅（出于不得已，不能怪他）；剩下我和周冀永、严剑鸣三个人为第四类。我们平常不谈社务，开会时领导号召大胆发言（虽然我们知道不怀好意）就大胆发言。我们不主动和任何人接近。因为跟第一类人接近会被钻孔子；跟第二类人接近会被扣上“拉拢落后”的帽子；而跟第三类人话说多了，会使他们被领导找去作“擦亮眼睛”的教育的。因此我们只能看看书等待最后的迫害。
在此人心离散的情况下领导上想通过社员大会开除我是有困难的。因此，恐怖的气氛酝酿了好久，不但使我等得不耐烦，管委会秘密的消息传出还吓跑五、六个人。3月27日（以下1956年）晚周冀永在一个冷僻的房间里受两个警察（一个姓吴的，另一个带瑞安口音）从7点多钟审问到深夜2点多钟，开始是以个别谈话方式，要他检讨上阶段工作中的缺点，接着重点质问春节那天他到我那里（民政科）谈了些什么话。周坚持道义，任凭他们再三威吓，也不捏造事实。最后他们就对他说了如下几句话走了：“你还不错，以后领导上对你没有别的看法。我们这次谈话你不要对任何人讲！”（带着枪的人，这是什么口吻？周冀永曾被吓住了，直到5月30日在温州才对我讲出这一事实）后来领导上大肆喧张，说在“党”的支持下，不怕问题解决不了。于是，迫害的最高潮终于到来了。
3月31日晚饭后，各大队的第二类由四个第一类带到县委开会，会议由宣传部黄部长主持，说是代表县委征求他们的意见。这些人一听高兴得如见包文拯，就把所有的苦水往外倒；那知道领导上排的是调虎离山计：这边社里第三类人统被召到三大队由第一类鼓弄开“揭发”会。我和张鹏（他也是因为坚持斗争被公安局用“拉拢落后，煽动逃跑，造谣破坏”的罪名判处留社管制两年，经我和他的弟弟张熊于57年2月向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温州分院检发，已于4月——管制已达一年——撤消了。但尚未作最后结论）留在一大队由一个庆元人党员装睡监视着，曾闹出一场天大的笑话。
4月1日（星期日，社里放假）一早就觉得势头不大对。那些“积极分子”主动来找我的麻烦，想从我的口中取得更多的“罪据”作为自己积极的表现；警察时常在我的房外来往，不断与“积极分子”交头咬耳。幸亏我在民政科时看了许多有关坚持斗争的书，《中国青年》关于娜斯嘉的问题讨论得正热烈，因此我不再悲观失望，我非常沉着，保持和平常一样不声不响地到猪栏那边给《中国青年》写信。这时周巧霞（饲养员，第三类人，中年妇女）红着眼圈对我说：“沈默同志！你要注意，昨晚在会上已经决定今天下午‘揭发’你。”接着董岩桃（周的丈夫）也来对我说：“趁这里没有旁人，我以一个朋友的良心对你讲：你要作点准备。现在公安局已经有人来了，这里是山头地，我们没文化的实在没法帮助你。昨晚会上都是些‘积极分子’你一句的他一句的说你不好，说你大胆去告领导，无组织无纪律……。”周巧霞又埋怨了我一顿，说我不该去告领导，落得个人受苦！
我以为领导要把我交给公安局的，所以我写完信立即去整理铺盖。这时季聚华来问我干什么？我讽刺地说：“我马上‘脱产’了，你以为我还不知道吗？！”他随即吩咐“积极分子”紧紧的监视我，深怕我这只“鸡”逃跑了。这时我发觉群众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同情我，我就更沉着了。有的替我到城里买墨水与日用品，有的帮我从二大队抬回皮箱，更有的人把干饭省给我吃，深怕我吃稀饭支持不住。我对他们感激不尽，不断地向他们告别道谢；但同时群众也更慌乱了，领导预定下午一点钟开“揭发会”的，而群众一放下饭碗，立刻就跑散了，有的就蒙头大睡，更有的就干脆跑回温州去了！
但是这个“揭发会”在重压下终于在晚上开成了。四、五个带枪的警察和几个不认识的干部在晚饭前到达社里，社员一吃完晚饭就被强逼到三大队开会。我为了使自己镇定，给群众以良好印象，就特地刮了一次脸，把衣服穿得整整齐齐的，不用领导派人来“请”就主动早到会场。说实话，得“感谢”几个“杀鸡干部”，他们已把我“培养”出来了，我对于这样“隆重”的场面一点也不害怕，并且我把不害怕的道理讲给所有向我表示同情的群众听，他们要我唱歌，我也就唱了。我唱了一个，他们又要我唱，我一共唱了四支他们喜欢听的歌子，使他们忘了恐怖，忘了不幸，给领导们以精神上严重的打击，闹得不能按时开会！
会议过程很简单，第一类几个人重复了几句可笑的“罪状”之后，林金熙就叫季聚华宣布开除我。季聚华的话刚一落音，“积极分子”就齐声“同意”举了手，部分第三类怕事后对己不利也举了手。同时猛然有人反绑了我的双手，推出坐位凶狠地吼：“走！”我把身子一振：“走！我自己会走，用不着推！”他们更凶狠地一推“走！我还怕你不会走啊！”就这样，一个当年曾誉为“最可爱的人”的人昂首挺胸地被押过后田街一直到庆元城关客栈。这时我才发觉，并不是警察押着我，而是一贯好拍马吓人品质极坏的陈阿庚、林金熙一手哄捧、酒醉装病的“劳动模范”王阿松和季聚华一手“培养”入团（入团后立即当组织委员）、装病怠工的陈宝弟。
领导上把我丢在客栈里毫不理睬。幸亏群众早给我几斤粮票，自己身边还有几块钱，要不然，在那人地生疏的地方真有挨饿的危险！
严剑鸣与周冀永冒着危险来看我，催我尽速离开庆元，说领导上又在策划下一步，怎奈我无路费，户口与粮食转移证又被扣压不发，领导上又不给我开除理由书，使我到温州无法控告，无法生活！林金熙他们对我是多么毒辣，多么残酷啊！后来民政科会计姚得绍来看我，问我现在怎样打算，我对他说要回温州很困难，他说他们发给我路费，户口与粮食的手续以后替我寄去。劝我不要痛苦，“教育”我这回去以后要“好好劳动”，不要“乱讲话”，要不然，我这个“复员军人”（指军籍）也会丢掉；又说不能说他们科长不好，他没有去开会，对情况不了解，他总算尽到“挽救”的责任了。我对他说我根本不痛苦，我也不要求他们立刻改变对我的认识。
下午他给我送了13元路费，第二天我就离开了这个曾经用我自己的双手开垦过，并受到人们不敢相信的可怕的迫害的地方——庆元！
总结起来，我到庆元半年，就过了4个月的“政治犯”生活，在团内被斗过2次，在群众当中最后被重压一次，受了伤，生了病，把我好好的一个人折磨成一个瘦鬼！
尽管迫害者威胁利诱，但我决不屈服。我是个复员军人，受过正义的战争考验，懂得气节胜过生命，别说他们开除我的团籍，开除我出社，就是枪毙我我还要斗！我要的是真理，我不要苟延残喘，乞怜求饶的生活！我意识到斗争的严重性，就拼命挣扎着看书。（尽管有人讥笑我看不懂某些书）我把受害的情形一点一滴都写在日记上，（后来两本日记都寄给《中国青年》作参考）先后给《中国青年》、浙江日报、浙南大众报写了许多信，大约在15万字以上，但是我得到的回信很少，（主要是被迫害者销毁掉）直到4月27日在温州才接到《中国青年》社的挂号信。
我初到温州时是很困难很痛苦的！谁都怀疑我，连我的母亲，连我的兄弟姊妹都不信任我，总以为我犯了什么大错误。而庆元扣住户口与粮食手续死不给，我给庆元民政科写过信，我给庆元合作部写过信，《浙南大众报》和温州地委合作部也为此事给庆元写过信，后来经专署监察处催促才于3个月后转来，还少一个月的粮票。总之，他们想一切办法迫害我！
这一事件经温州专署监察处等单位几次深入调查，证明事件基本属实，但是张允官等人无赖，反咬调查小组有问题，以致拖到今天尚未结论。
这场悲剧的真正导演者不是林金熙，也不是吴传缙，而是原庆元县委互助合作部部长张允官。林金熙、吴传缙、贾天荣、占世苗、季聚华等人虽然凶恶残暴，但不过是一般的打手。很明显的，林金熙跟我谈话的那些内容，对于党，对于他个人到底有多大危害呢？只不过他受了张允官这个“党”的指示，想试着吓唬一下罢了。对于后果他是不考虑的。即使考虑到他也不用顾忌，因为这是“党”的指示；吴传缙等人那样凶狠恶劣，大胆无忌，假如没有这个“党”的支持，他们会愿干与敢干吗？他们只不过是为了表示自己“忠诚”、“能干”，讨好这个“党”才昧着良心（也为了个人名利）这样做的；要不是张允官用部长的名义，警察与邻村的民兵怎能这样轻易动用的呢？占世苗怎么肯扮演悲剧的小丑呢？卫生院怎么这样严守“原则”不敢出证呢？我之所以用“林金熙”等人而是指迫害事件由林金熙点着导火线的，并不是指他为首。
张允官所以要蓄意迫害我，并不是没有原因的。我给《浙南大众报》反映领导情况的信件都转到他的手中。另一个不可告人的意图他已遭到失败，我不在这里讲。我只记下他说的几句话，大家就能想象这个人的面目了：“有问题尽量在这里解决，闹出来对县委影响不好，老实说对你不利。”正当群众混乱，纷纷逃跑的时候，他在山上对干部老王等讲：“跑，跑！打死一个给活的看！”
我破坏了他们什么呢？我只不过向党报揭发了他们那种无法无天的作法，我只震动了他们的独立王国的统治！
如果拿“拉拢落后，煽动逃跑”作我的罪名，我倒要问问：和我最接近的严剑鸣、周冀永逃跑了吗？而龙泉、黄岩，甚至隔海隔山的大陈岛荒地上也有人逃跑，这是什么缘故呢？我既没有政治资本，也没有经济资本，不象他们利用入党入团、借钱借物培养“积极分子”，我凭什么拉拢落后呢？再问一句：王阿松（新发展的党员）和陈宝弟（新发展的团员）他们反绑过我的双手，为什么到最后他们竟丢弃党籍团籍也逃跑了呢？
令人奇怪的（也许不奇怪的）是庆元县委书记高长荣，我再三向他反映而置之不理，反斥我们是来捣蛋的；庆元公安局竟象张允官的私有财产，任他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威吓、迫害青年！他们可以不问事实开出“反革命分子管制通知书”（指张鹏而言）？！
当然，论错误我决不是没有的，但决不是什么“破坏社会主义”的原则错误。我觉得自己太幼稚太单纯了，把社会生活看得太轻松了，盲目热情，抛开父老生活不管，放弃安逸生活不过，去独立王国垦荒；事件开始时没有足够的冷静，没有作足够的策略上的让步，以致把斗争面扯广了；斗争中曾想妥协了事，以致更加助长贼胆；受不了“积极分子”的监视，又故意说了一些刺激话让他们去汇报，以致造事生风，闹得天翻地复，到后来又埋怨起整个党来，埋怨起整个社会来！
也许人们会说我把问题看得太严重了，看得太敌对了，人民内部矛盾吗，好好协商协商解决就是了。是的，我何时不在要求协商解决呢？但当时在那个环境，即使我犯了错误，又有那个干部抱“治病救人”的态度对待我呢？一开口就威吓我，明明白白的一个复员军人竟被当作“破坏分子”，什么“无产阶级专政”，什么“高岗与饶漱石的榜样”在几个干部的嘴里不断向我背诵，尽管我怎样恳求他们的谅解，但反被扣上“胡风分子两面派”；即使吴传缙一度改变口吻，但事实证明无非是欺骗我；团工委的干部耐心的动员我去开会，无非是要我承认什么错误，关于我所受的委屈竟连半句也听不进，反说我“顽固”、“狡猾”！我怎不和他们敌对呢？当年在战场上拿生命考验去争得一个团籍，他们竟为了个人名利，拼命的报复，轻易地把我开除掉！为了使我屈服，从各面压迫我，派警察威胁我！总之，是他们强逼我敌对的。他们根本不想怎样解决实际问题，他们拼命想压压下去了事。他们为了对抗调查，竟强要“积极分子”在他们捏造的“罪状”上签名盖章。现在这个社解散了，那些“积极分子”大多脱离那个环境，请有关部门拿着这本“罪状”到温州找他们校对一下，看看到底有几个人承认是事实的。
我因这一迫害，一度失去健康，失去工作，受尽贫病交迫的痛苦，除了温州市民政局帮助我100块之外，我用完了剩余的复员生产资助金，卖尽了家中能卖的东西，还忍痛背了一笔高利贷，直到工作了半年才还清；更使人痛苦的是我因此失去了健康的身体和健康的头脑。虽然经过医师的多种医疗方法的治疗，总算把某些病医好了，但是留下了严重的神经衰弱与精神上周期性的高度激动，使我经常头痛失眠，记忆力显著减退，这对我未来的学业有多大损失啊！
我再也不能忍受了！这不是什么党在考验我，也决不是什么运动当中搞“错”了，而是一班坏蛋在有意的迫害我！
我要告！我就在共产党天下告！我所讲的共产党天下应该并且事实和吴传缙讲的不同。这是我和千千万万爱国青年抛头颅洒鲜血所换来的讲道义的，讲法律的，讲民主的天下。我在这个天下到处告，这里告不通，就到那里告，省里告不通，就到中央告，到国务院告，到国防部告，到毛主席那里告，直到告通为止！我还要对所有的老战友和熟人讲自己的遭遇，我还要向社会呼吁：一切善良的人们！你们都来支持我！坚决与这班坏蛋斗争到底！说实话，我除了在共产党天下告之外，旁无告处，因为我不是反革命分子，也不是胡风分子。我是个复员军人，是个道道地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
我要求有关部门加紧严正处理这一事件，给迫害者以应得的处分，把真相公布于社会，恢复我的团籍，恢复我的政治荣誉。按照法律赔偿我经济上的一切损失和为斗争所付出的一切费用，彻底医治我的疾病，还我健康的身体，还我健康的头脑！
亲爱的同志们，亲爱的朋友们！我感谢你们，感谢你们耐心地看完我这封长信！我为自己做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而感到骄傲，而感到幸福，因为在我们祖国只要我是正义的，我就能够得到党的保护，我就能够得到你们的支持。如果你们想对这一事件发表一点意见的话，请把信寄给北京中国青年社思想修养组，信封上注明“沈默事件”。希望你们多多帮助我，指导我，我要从事件中吸取教训，更好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浙江省温州卫生学校沈默敬上1957年5月4日
并致
沈默：当报纸上指出排队买东西是社会主义生活中正常现象时，他却恶毒地说：“这是给无计划性作辩护。我想我死了之后，也逃不了要去排队买棺材，要不除非跳海里死。”并说：“啊！我这半世生活是不幸的半生，我看透这个社会了，我真体会不到温暖在那里。”说“现在社会上有两种人，一种是为保卫自己不受骗；一种是为了骗人。所以我对任何人特别是领导，是听其言，观其行，断其人，都以怀疑的眼光来观察的。”（P:9）
沈默：苏联出兵援助匈牙利时，他坚持反为苏联出兵是干涉，并说：“匈牙利请外国军队来教训本国人民是最愚蠢的。”（P:13）
沈默诬蔑党说：“地方党跟军队党不一样，地方上的党员有些都是为了个人向上爬拼命拍马，忍受着教条主义的考验而入党的，党团员平时不大说话，是为了保住党团籍”，“共产党做事象颠倒的三角形，上面讲得有力，底下一级一级越做越无力，上面是大公无私，下面是小公大私”，“共产党组织离不了人，人离不了利，只要触及私利，最大的干部也要报复。”说“共产党口口声声叫别人不要追求名利，而自己却公开叫要巩固领导地位，真不知难为情。”因此他不服气说：“不动我的毛罢了，否则我就要反，发‘公开信’别人不敢，我敢，我要显一显我的‘勇气’和‘坚强斗志’，使党和社会不要太看轻我这个青年。”“一切矛盾必须促使它尖锐化，才能得到解决。”不但如此，他还更露骨地说：“要来第二次革命。”（P:6）
沈默反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说：“知识分子既然是自我改造，为什么要迫得这样紧？让我们自己看看书就好了。”而且制造一套谬论，说“一个公民要象一个星球一样，有‘公转’，有‘自转’，公转即遵守法律制度、劳动纪律；其余全部时间应给自己支配（即自转），多加干涉，都是不民主的。”（P:14）
沈默同志原系我校职工（现已退休），该同志1957年在我校工作期间，在整风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分子。
现根据中发（1978）55号文件精神，我校经复查，并地委批准（1979）122号文件决定予以改正，恢复其政治名誉，以此消除影响。
过去如有我校为你单位 同志所写有关沈默同志右派问题的证明材料，请你们予以销毁。
此致
1979年5月7日
你校1979年2月26日《关于纠正错划右派分子沈默的报告》悉。经审核，沈默同志在1957年整风反右前后有错误言论，尚不属以反党反社会主义为目的，不应划为右派分子，应予改正。决定撤销1958年6月17日中共温州市委审批小组的批示。给沈默同志恢复原工资级别（行政22级），从1978年10月份起，由温州市民政局发给退休费（以前不补）。
中共温州地委1979年4月13日
发：中共温州市委，温州地委落实政策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地区卫生局，温州市民政局
沈默同志的错划右派问题，温地委（79）122号“批复”已予改正。根据省委（1983）19号文件精神，原“批复”中，“沈默同志在1957年整风反右前后有错误言论，尚不属以反党反社会主义为目的”一节，决定改为：“沈默同志在整风反右期间没有右派言论”。
中共温州市委1983年8月23日
抄：市委组织部、落办、宣传部、统战部，市卫生局、民政局
来源：根据文件翻印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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