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7-10 作者：浦熙修
浦熙修（浦熙修不得不承认章罗联盟在北戴河形成，但紧接着又说罗隆基“那时真是忙得很，常出外开会，他告诉我的是参加中央召集的肃反平反问题座谈会”）。
感谢几天来，同志们向我提了许多意见。我受了很大的教育，我的思想上有所提高。我陷入右派分子的泥坑中，同志们要把我挽救出来。我今天怀着十分沉痛而惭愧的心情向全国人民请罪。
十年来，我为什么能够投入右派分子罗隆基的泥坑里，对于他的反党反人民的言行不但没有批驳，并且还在欣赏他的“才华”?这是我的立场问题。解放前，在民主革命中，我愿意，跟着共产党走，1947年，中共代表团撤退后，离开了党，我就糊涂了，我当时虽然知道罗隆基和美国人有勾搭，但我只觉得我自己能够做我的新闻记者就行了。但我当时认识不清，我还一个人留在南京，留恋在上海养病的罗隆基。因此我就没有到解放区去。
在这次反右派的斗争中，我更明确了罗隆基反动的本质。他在上海与美国人有勾搭，搞第三条路线，是想在人民头上捞一把。这些在过去已经说过，我不在这里多说了。
1949年6月，我和他同来北京后，当我一有进步要求，他就拉我后腿。如我谈到入党的问题上，就足以看出他一贯反共的本质。他听见我有这个愿望后，就大为生气，说“这是投机，你看见共产党胜利了，你就要入党。”他表示如果我入党后，就和我绝交。你们看，他对党的仇恨是多么深。但我自己还是怀着改造罗隆基的梦想，而恰恰被这个野心家改造了我自己，掉到了右派的泥坑里去。
又如在学习问题上，党看见我在文汇报北京办事处的工作不合适，为了帮助我进步，想要我去学习，当我和罗隆基谈后，他不赞成，他说，“在工作岗位上一样能够学习。我不学马列主义，也一样能够运用马列主义。马列主义其实没有什么奥妙，具体的问题具体分析就是马列主义。你不信，你就是学习后，也没有我的马列主义多。”他这样反对我学习，就是反对马列主义，由于我的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反对马列主义，也就是反对党。由于他的宣传，和我原来小资产阶级的情调，我怕吃苦，又不习惯于过集体生活，我没有去学习。这说明他不要我离开这个工作岗位，就是要来利用做他的工具。真深深被他俘虏了。今天从本质上来分析我自己，我真觉得丑恶不可见人，我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我坚决地和罗隆基斩断关系，从此爬起来，重新做人，这次在反右派斗争中，对我的帮助，也正是同志们还想挽救我，给我重新做人的好机会。
我现在揭露罗隆基反苏反共反人民的本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后，以及波匈事件后，他说了些什么话，以及为什么这样说。他喜欢看美国杂志，他常常引用美国杂志上的话对我说，苏联的内部也不稳得很，美国一般人的生活要比苏联高，所以不会发生革命。资本主义制度还是一个长时期的事。美国的民主政治却是要比无产阶级专政来得好，因为专政就是独裁，用强力的独裁政治来治理国家，不是长久之计。他时时在做美国的传声筒，希望资产阶级复辟，他企图推翻社会主义社会。
最坏的是去年十月波匈事件后，10月16日民盟中央传达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由章伯钧传达，而由罗隆基补充的。他们没有任何记录，真是信口开河，在这次传达中散布了许多反苏论调，如苏军解放东北时，如何违法乱纪，搬走机器，又如，没有苏联，我们不是不能建设社会主义。这种歪曲的传达，我竟原封不动地，将这种荒谬的言论传给了办事处。本来民盟的重要传达，向来印在民盟中央工作简报中的，但这次没有印出，据说章伯钧也因为话说得过份了，而临时抽去的。罗隆基当时对于匈牙利事件的估计是：他首先认为苏联对于匈牙利的援助是干涉匈牙利内政，纳吉是正式的政府，卡达尔在离匈京60里地号召人民起来斗争只是一小撮人，是在苏军保护之下做的。他认为美国已打开了社会主义阵营的缺口，国内的局势也会改观。这些话都是和我在闲谈中谈到的。他的政治野心企图，在这时更明显的暴露了。
当时党正提出了两个万岁的口号，他过去认为民主党派没有什么搞头的，现在是认为可以大搞了。因此，他热心于盟务，他要我在盟内搞工作。
另方面，协商政协委员时，他替我出了个主意。原来提了严宝礼先生，我后来问他的意见，他说你是可以当政协委员的。盟中央的候补委员也是他给我选上的。我还担任民盟市委的常委兼副秘书长。他就以名利地位来诱惑我和他靠拢。例如吴景超的政协委员，叶笃义的政协副秘书长都是他提名的。使靠拢他的人，觉得他是很有办法的。另一方面，我又觉得他是全国人民代表，政协常委，又是部长，是社会上有地位的人。但我从来没考虑他代表什么人，站在什么立场上，为谁服务。因为我自己的立场不稳，我就越来越走向资产阶级的方向。
现在再说去年八月去北戴河住一个星期的事。在一个星期中，表面上章罗二人，通过叶笃义来搞串连活动的。从叶笃义和罗隆基说话中，我知道民盟中央检查工作，大家提了100多条意见，罗隆基很生气，他主张回京后即处理。关于盟务事他们几位副主席也有过几次言论：他就觉得沈老年纪太大应该休息了，否则碍手碍脚的不好办，他认为让章伯钧来搞，章伯钧气魄大些，他和章伯钧一起搞觉得容易办事。从这些话意可以肯定章罗联盟是在北戴河形成。他那时真是忙得很，常出外开会，他告诉我的是参加中央的肃反平反问题座谈会，对于肃反问题，他是最赞成黄绍竑的意见，他认为这两年黄绍竑视察司法工作搞的问题最多。我后来指出的与党对立的“平反委员会”那时就形成了。章罗二人这时所以一鼻孔出气，就是排斥盟内进步人士，争夺盟的领导，以达到他们的政治阴谋活动。那就与章乃器很接近很亲密，一起骂史良是投机分子，只会找统战部，没有什么本事。
现在我来谈谈的文汇报的事。去年文汇报复刊是在“鸣、放”政策之下复刊的。文汇报是以知识分子为对象，罗隆基又自认为知识分子问题专家，因此，我对于他的话就深信不疑。我甚而认为他的意见比党员同志的意见还好。罗隆基极端赞成文汇报的复刊，他认为文汇报是大有搞头的。他告诉我，他从陆定一部长处知道了文汇报复刊的消息。他告诉我，胡乔木同志曾要徐铸成同志去光明日报任总编辑，他一口替徐回绝了。我认为文汇报复刊是一个很好利用的机会，关于文汇报做为文化部机关报事，他是不赞成的。他说，你们还没有尝过做为机关报的苦头吗，上面有个婆婆管着，报上就必须登些通知，指示等事，这有什么看头。文汇报应成为独立的民间报纸。他的意思就是就我们反对党的领导，在文汇报上贩卖资产阶级思想。他的花言巧语是说的很好听的，常常引用毛主席、周总理的话来掩盖他的资产阶级复辟的阴谋。我认为罗接近党的最高领导人，我既然从他那里知道了党的意图，我又何必再多向党请示呢?实际上，从罗口里谈出来的，都是违反党违反社会主义的话。他这些话，又通过我，控制了文汇报。几年来，使我疏远了党的领导，疏远了党员同志，疏远了左派朋友，而完全在他掌握之下，成了他的俘虏。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其根源实在是从复刊时就开始的，加上徐铸成同志，在反党反人民的立场上也完全和章罗是合拍。徐铸成最初是更靠拢章伯钧的，罗隆基就不高兴，硬要我把他拉过来，以便更好地控制文汇报。
在党的整风与鸣放之中，章、罗联盟就大搞特搞起来，猖狂地向党发动进攻。实际上去年人大会上，今年政协会上已见苗头。他两次为知识分子的发言，如“坐天下的不打，打天下的不坐”，是我由山西视察回来，问我在山西的知识分子有些什么情况，我把我所听到的告诉他的，他专门会抓住中间不满党的词句，向党进攻。又如“礼贤下士”，“三顾茅芦”等话也被他利用了，作为进攻的材料。他吹虚他最能代表知识分子的心意，实际上是那些落后的知识分子。他告诉我，在他每次发言后，都收到许多拥护他的信。我那时从来不加分析，拥护他的是一些什么人。现在才知道拥护他的人都是一些不满共产党的人。我今天也收到一封几个人签名的读者来信，对于人民日报批判文汇报表示不满，并要我考虑。我才明白我陷入反党反人民的泥坑中是多么深，反党的人要来向我伸手了。请求同志们挽救我，帮助我吧！
在章、罗联盟中，我处在什么地位?总之实际上我被他们利用，我做了他们的工具。
从此，我越来越深地陷入了右派分子的泥坑中，因为罗隆基的关系，文汇报北京办事处，没有一个党员，没有党组，是一切所犯错误的根源。我只重业务，不重政治，而所谓“政治领导”，就是章、罗联盟，特别是罗隆基的民盟右派系统。报纸怎能不变为资产阶级右派的讲坛呢?办事处同志们向我提的许多意见，我全部接受。突出的例子如北大民主墙的报道，罗隆基对学生闹事，他认为可以报道，实际上他为了达到到处点火大煽动向党进攻的目的，而我听了他的意见竟发了稿，我的子女就向我提出过意见，他们要杀共产党的头呢?我们都是共产党员，你愿意我们的头掉下来吗？我从来没有想到我犯下了这样反共反人民的大罪。我只有深自痛悔，从右派的泥坑里拔出来，回头是岸，从新做人。
上海编辑部曾经通知我，光明日报将为我们今后竞赛的对象，因此，我也密切注意光明改版的事。储安平的党天下的发言，我是同意发专电的。因为由于是和储安平朋友关系，也影响了办事处同志对储安平的看法。我这种没有政治原则性的纯从感情出发的看问题方法，致工作中遭受了很大的损失，而为右派分子服务了。我真是恨透了罗隆基。他通过我利用了文汇报向党进攻，把文汇报拉向了资产阶级方向。要不是党的号召，回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我还不能够清醒过来。我深自痛恨，我愿意和同志们站在一起，回击右派分子的进攻，揭发他们的罪恶言行，来向人民认罪。
罗隆基自以为能做为右派分子的领袖而沾沾自喜，在和罗隆基最接近的人中，有杨虎、张东荪、黄绍竑、龙云、张治中等人。杨虎是他的拜把子兄弟，龙云是最赏识他的人，黄绍竑也是他的“密友”，这些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人都能够打伙在一起。他们除了企图资产阶级复辟之外，再没有可谈的了。解放初期他和张东荪往来最密切，他们谈到第三次大战问题时常常眉飞色舞唯恐天下不乱。1952年，罗隆基在颐和园养病，有天，他们二人同进城，到我这里来吃饭，就是密谋如何对付章伯钧，因为他那时正和章伯钧在盟内争权夺利搞宗派活动。
我和章伯钧，没有私人交往。八日给他打电话，我电话里说了这些事：第一问他储安平辞职批准否?第二问他对于人民日报的社论有什么感想。他说，社论中肯定卢郁文的几点是不对，起码其中四点不能肯定。我没有向他请示什么，主要的是在我那种糊涂思想情况之下想多听听意见。我没有告诉他见周扬、夏衍之事，因为我去南斯拉夫大使馆是下午五时，而打电话是下午三时，这个右派野心分子是专门会乱拉人下水的。我向他约稿是几日前去民盟中央小组的座谈会，我没有问他对储安平稿子的意见，只是说储的论点不对，希望他能写一篇文章驳斥他。关于向他推荐老报人归队的话，也是在那天会上说的。因为头天晚有过去北京日报的记者黄明，现名黄伞想入光明日报，同时谈到过去北京日报的左笑鸿等也有归队之意。我想章既为光明日报社长，就向他推荐了。后来黄明打电话给我，说已请王昆仑同志向章伯钧推荐，所以我并没有开名单去。
从以上一些事实，罗隆基是如何用毒辣的手腕来通过我控制文汇报，做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喉舌。这样造成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事业很大的损害。
右派分子罗隆基罪恶活动要老老实实的彻底交待否则自绝于人民。
我一定痛改前非，继续深刻检查揭露。
来源：《新闻与出版》1957年7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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