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7-12 作者：杨子恒
杨子恒我完全拥护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大会的其他各项报告。我要在工作和学习中坚决贯彻执行。
为了与右派分子划清思想和政治界限，我今天用揭发章伯钧、罗隆基的反苏、反共阴谋，并检查我同章伯钧、罗隆基的关系，章、罗对我的影响，以及我的错误思想的根源，作为我发言的内容。
我是一九四二年在重庆与章伯钧初次见面的。当时，章伯钧高唱所谓“第三条路线”，主张七分反蒋、三分反共，目的就是为自己抓一把力量，搞一个独立的事业。那时，我是一个失意的反动军官，他的这种高调正合我的胃口，因而就同他结合起来。不久，我加入了第三党（农工民主党前身），以后又转入民主同盟。
章伯钧、罗隆基的反苏、反共是有历史根源的，他们有深厚的中间路线和旧民主的反动思想。一九四六年他们在旧政协签过字。罗隆基那时常同马歇尔交往，对美国颇有幻想。章、罗二人的政治路线完全一致，不过为了争夺民盟的领导权，经常互相攻击、吵嚷不休。
一九四七年我在香港，章伯钧估计解放战争要全面胜利时间还要很长，因此，他决定派我代表农工民主党同另一个民主党派的尹某，组织了一个“民主行动委员会”，秘密进行军事活动，企图为自己搞一些势力。那时，章伯钧即提出中国要搞联邦制，主张三分天下：共产党治长江以北，某一方面治西南，他治东南。他的这一套想法和作法，很受马歇尔的重视。
全国解放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章伯钧曾同我商量究竟在中央参加工作好还是在地方工作好。我当时表示愿意回甘肃，他非常同意，并说你是地方人，人事熟悉，回去工作有作用。究竟有什么“作用”当时没有直说。今天看来，那就是要我给他当啦啦队，对他起捧场的作用。
一九五三年民盟召开七中全会，决定发展组织，他说民盟的盟章规定主要是团结、教育知识分子，既要团结就要发展。一九五三年初，我把甘肃民盟组织大发展了一下。截至现在甘肃民盟盟员已达一千五百多人。章伯钧认为，在甘肃这样一个知识分子不多的地区，民盟组织发展这样快是很好的，他对我一再夸奖。而我当时的想法是，多吸收些知识分子，自己也可以多有些群众。这个思想完全是与章伯钧的思想符合的。
以后，我每年总要来北京一次甚至几次，来北京就同他见面。他对外省来京的同志，每次来总是要请到他家去吃饭，吃饭前后，他便高谈阔论，谈国内外大事。他有一套谈话的本领，他能适应人的口味，对甲是一套，对乙又是一套，真可谓“因才施教”。他谈的一些东西，我听了总觉得有些道理。其中也有些是好话，比如走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等等，他往往就是在许多好话的掩饰下，贩卖他的反动思想，散布他的有害的毒素。他曾经说，象我们这些人，就不要希望加入共产党了。甚至公然当面对我暗示说，你今天能在甘肃当一个厅长、人民委员、人民代表，这都是民盟和农工民主党的关系，不然你就弄不上。他还说，一九四九年开第一次政协会前，研究代表的提名，共产党不同意提我，是由于他的坚决支持才把我提上。很明显，他的用意就是挑拨我同党的关系。有一次我来北京，在他家里（除我外还有好几人，人名字记不清了），他当场大发牢骚，说农工民主党有些人不服从他，讲他的怪话，其实，如果不是农工民主党、民盟，这些人就毫无出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你要稍微不好就是劳改。劳改就是出路。无疑的，他的这种牢骚式的威胁，也就是一种诋毁共产党、提高他自己的一种手法。他的意思是说，你们要乖乖的跟着我走，否则就是劳改。
一九五五年人民代表大会后，我到章伯钧家，在场的有三人，其中有江苏的邓昊明、浙江的李士豪。章对我们说，现在的情况，在中央说话还可以公开，你们在地方搞工作的，就是要多听少说，如果说错了，小辫子被人抓住，好久也解不开。又说，在英国，不管谁都可以随便在马路上、公园里讲演，叫骂首相也无人干涉，也没有什么后患，充其量没人听就是了。他还说，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管得很紧，对地方的民主党派管得更紧，地方上什么事都非党员决定不可。他对此非常不满，并当着我们的面挑剔一些党员的缺点，尖锐“批评”。他的这种明“关怀”、暗挑拨、偷偷贩运资本主义货色的手法，完全暴露了章伯钧是一个两面派。
还有一次，章伯钧曾说，现在有一千多万共产党员，入党三年后都有了资格，地位都要升一升，这样党外人士就没地位了。另一次，在新侨饭店吃饭，在场的人很多，他说，现在大家都要成“家”，成“家”了还可以找个饭碗，其次是文人，可到地方当个文史馆员，有些同志的结果就很惨了。当场就有同志开玩笑说：杨子恒是“跳舞专家”，章伯钧是“马路政客家”。这个玩笑倒很现实，章伯钧的确是一个“马路政客”。
一九五六年七月，人大第三次会后，他请了二十多位农工民主党的中央委员，其中有黄琪翔、李伯球、严信民、张云川、韩兆鹗、杨逸棠、王一帆、王寄一、徐彬如、杨清源、周谷城等，还有我，在他家吃饭。饭后他说，民主党派以后组织上可以独立，政治上可以自由，并说李维汉部长说过，参加各民主党派作领导工作的共产党员，今后都要退出在民主党派的领导岗位。他说这话的用意，显然是企图打起合法的幌子，排斥在民主党派内部的共产党员。
今年四月，民盟中央召开工作会议，章伯钧在会上作报告，他公开表示对铁托很有兴趣，而对苏联则大表不满。他还说：“我爱共产党，也爱民主党派；固然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也要民主”。这是他修正主义思想的露骨的表现。罗隆基在这次会则说，知识分子在肃反中伤了元气，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可以把知识分子的元气恢复起来。这里可以看出，罗隆基要成立“平反委员会”的打算是由来已久了。民盟这次会议的基本精神，就是批判保守，大力发展组织。
民盟会后，农工民主党开三中全会，章伯钧提出让黄琪翔当农工民主党的副主席，有人反对，但未反对掉。农工民主党的这次会议，也是大发展的会议。会后决定在各大城市建立组织。农工民主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钟岱当面给我说兰州也要建立，我当时也同意了，章伯钧当时决定陕西让韩兆鹗搞，甘肃让我搞，并派张云川到河南，王一帆到东北。但我说我自己没时间，我不能搞，最好要别人搞。我还说，兰州只有两个农工民主党党员，一是朱镜堂，一是我。我提议让朱镜堂搞，并恢复朱原来的候补中央委员。后来因为没条件，没有搞起来。这里可以看出，他竭力扩大农工民主党的组织，又竭力支持黄琪翔当农工民主党的副主席，在民盟内部又搞章、罗联盟，这就是说，这样一来，他就成为两个“大党”的领袖，两个大党都可由他一手操纵了。
今年五月，党的整风运动开始了，光明日报派两位记者到了兰州，带有民盟中央给民盟甘肃组织的介绍信，信上主要说为了了解西北“鸣”“放”的材料，充实光明日报的内容。这两位记者在兰州同我谈了两次：一次是刚到时介绍来意；一次是让我帮助他们确定采访对象、解决交通工具。两次谈话民盟甘肃省委秘书长陈伯鸿同志都在场。关于采访对象我未提具体意见，我建议他自己去联系。最后，确定以“光明日报记者招待座谈会”的名义，组织一次座谈，民盟甘肃省委给他印发了通知，在兰州饭店租了会场，并派一位总务同志负责招待。这次座谈共十二人参加，民盟成员参加的有兰州大学的王景尊，西北师院的李化方、刘钟瑜，兽医学院的朱宣人，西北科学分院的周光。这次座谈，实际上
今年五月三十日下午，章伯钧约了有我在内的十几人如黄琪翔、李伯球、严信民、王一帆、王寄一、杨清源、王枕心、杨逸棠、徐彬如、丘哲等，在文化俱乐部吃饭。饭前，章伯钧首先对文字改革表示不满，他说了许多话，我只记得他说“爱”字把心去了，没有心拿什么爱呢？此外，他还说，中国六亿人口，共产党员可以发展到两千万，各民主党派可以发展几百万，民盟也可以发展个百二八十万。由此可以看出，他处处反对党的措施，又时时显出了他的勃勃的野心。
现在，我来检查一下我个人的错误思想。
章伯钧是七分反蒋、三分反共，搞第三条路线起家的。我参加了章伯钧的第三党，又同章伯钧在一起来往十来年，章的话，好的、坏的我都能听进去，这说明我思想上、言论上都接受了章伯钧的严重影响。也说明我也有反共的思想根源。我在甘肃的一些想法、说法，有时就同章、罗不约而同。比如我曾说，共产党只要把方针一定人人都会走，还曾说：党的领导好比是坐汽车的，坐汽车的不一定要开汽车，有些党员一定要开，结果撞了车。这些说法，实际上就是否认党的领导，不相信党的领导。对于一九五五年的肃反运动，我虽然嘴里没有公开讲什么，但内心里曾经想，文件上说“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不冤枉一个好人”，但我总觉得有一些人是冤枉了。去年，高健君同志主持在省政协开了一次座谈会，会上我提了两个意见：第一个是说，封建时代，三十岁以上的人才能当县长，青年有才者可以中状元，但不能当县长。提这个意见的原因，是因为我看到县级干部都很年青，阅历浅，不了解群众生活。我还建议每一个县至少要有一个老练的干部。第二个意见是说，参事室有一些年富力强的人，闲摆下是个浪费，应当把他们分配下去当副县长或副专员。这在当时来说我自以为还是好意，但在群众中起了不好的影响，很可能使人感到杨子恒就看到的问题，党却看不见。今年五月二十二日，在甘肃省委举行的民族统战座谈会上，我又说，有些党员常常强调说党员有党员的立场，这话不一定对，这岂不是一千二百万党员一个立场，五亿九千万人民又一个立场了吗？应当把一千二百万党员同五亿九千万人民作为一个立场。还曾说，我在地方工作共有六个上司，要受六个单位的指导，要过六道关。这许许多多言论，都是极其错误的。我的这些错误思想、错误言论，是与章伯钧、罗隆基的思想一致的。章、罗等野心家正想找我这样的人。更其错误的是，今年六月底，这时反右派斗争已经开始，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党内整风问题，会上我还发言说，在运动中，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办法就是肃反，人民内部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办法就是整风。整风就不能一棍子打死。这话表面看来没什么，实际上是为章伯钧辩护。这个意见，甘肃代表组的同志们对我进行了批判，我才感到这是个严重的错误。事实上，这是一个政治上的大是大非，必须界限分明，不能有丝毫的含糊。
我是一个国民党杂牌伪军官出身的人，作过反动战争，在蒋介石摧残下，逼上梁山。我参加民主运动，参加民主党派，完全是为自己找出路，说不上有什么革命思想。直到今天，我的思想可以说浸透了资产阶级的油。因此，一遇资产阶级的火就燃烧起来。我痛切的感到，最近几年来我的思想反而更加落后了，具体表现在，当我听到有人批评共产党时，不管事实真象如何，我总是信以为真，并表示同意。我为什么不分析一下实际情况呢？事业发展这样快，发生一些缺点是难免的，我为什么偏偏不是这样想的呢？归根到底是我的立场有问题。我与章伯钧、罗隆基等虽然没有什么约，他们也没给我指示，但是我的思想同章伯钧、罗隆基的思想是很吻合的。这次人民代表大会期间，我进一步学习了毛主席的讲演，听了周总理的报告，我的头脑清醒了，才知道野火要烧了我的身。章伯钧、罗隆基这两个政治上的野心分子，身为国家的部长、人民的代表，又是民主党派的领导人，他们竟想点起野火，烧毁共产党，从而满足他们自己争权夺利的目的，把国事作儿戏。这种罪恶活动，我表示万分的痛恨。我坚决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我坚决跟着劳动人民一起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并要为扑灭右派分子点起的野火斗争到底。
我的发言如有错误或检讨不够的地方，请代表们批评、帮助。
来源： 1957年7月20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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