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7-13 作者：清华大学, 钱伟长
清华大学、钱伟长7月13日本校党委会、各民主党派、团委会、工会和学生会联合召开全体师生员工批判右派分子钱伟长的大会。到会的除本校师、生、员、工外，尚有中国科学院、高教部、北京各学校以及一些工厂、企业单位的代表。大礼堂内及草坪上和各教室里都坐满了人。北京大学也收听了本校的实况转播。
会议是由清华大学付校长、民盟清华支部主委陈士骅和中共清华大学党委付书记刘冰主持。在陈士骅作了简单发言后，即由右派分子钱伟长做第五次检讨。钱在交待过程中，仍然采取避重就轻，只谈别人、不谈自己，只扣帽子、不吐实情的态度，引起到会人们极大的不满。主席台收到场内、场外几百张条子和来信，要求钱伟长老老实实澈底交代。
接着许多教授、教师、学生及职工在大会上纷纷揭发和批判钱伟长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他们用充分的事实和分析揭发并批判了钱伟长反对党的领导，挑拨党和高级知识分子的关系，反对社会主义教育方针与制度，否定教学改革的成绩和提倡资本主义的教育制度，以及揭露钱伟长积极参加策划反社会主的科学纲领和煽动学生理工合校大签名，企图对高教部实施压力的大阴谋。
(陈士骅副校长：批判右派分子钱伟长的大会由清华大学的党、民盟、工会、九三学社、青年团及学生会联合召开的。除了本校全体师生员工外，还有科学院、产业部门及其他高等学校的许多同志参加。现在由钱伟长作检讨。)
同学们！同志们！
我这次算是交待，算不得检讨，过去我作了错误的事情，必须交待。
首先交待我和校内三个人的关系，就是何成钧、常迵、孟昭英。
(他“交待”与何成钧的关系，丝毫没有提到他在整风中的阴谋，反而轻描淡写，把责任都推给何成钧)
何成钧和我是老同学，过去来往较多，在1952年以后就来往很少，觉得在一起发牢骚也没意思。在鸣放前，蒋校长找何成钧、常迵谈了关於我的问题(谈了三小时)，他二人到我家整整传达了一个晚上，一直到12点，何说：“有意见向党直接提，不要放在肚里，发牢骚，这不好。”我表示同意，又说蒋校长说我不爱护清华，我是不同意的。蒋校长说我有优越感，我知道我有这缺点，表示准备检查克服。过了三天，蒋校长、陈舜瑶、何成钧、常迵、何东昌和我在工字厅谈了一个晚上，我表示我并不是不爱护清华，看不出对清华有什么损害，决心终身在清华，外面邀请我也拒绝了等等。那时我心里对教学讨论是不服气的，因此我要求以无线电系为典型作试验。这是不正确的。
我提出学校应进一步发挥老教授的作用：①成立各种工作委员会，一人一职可发挥积极性；②系主任可以轮流由教授当，这样大家可体会困难，以后事情就好办了；③助教应由教授领导；④成立教授会，但校委会、党委会还是直接领导学校。现在看来，这些意见有正确的地方，也有不正确的地方。最后我对蒋校长说：他成府很深不对我坦白地提意见。现在看来，我那时自高自大，别人已很难和我共事。校长提意见很谨慎。
新华社找我谈话发表后，何成钧找我表示同意我的看法，他说陈纲说过“我现在领导你”，我说陈纲同志是个娃娃，是你的学生，怎么能领导你这个副教授，陈纲作得不对，党委会也不晓得。
我问何成钧有关蒋校长说我轻视党员的问题。以前我曾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说：学校里的思想工作，老教授也能作，应该加强。现在看来，这话错了，实际上我们学校教师还是经常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我个人和学生接触不多，把个别的情况当成是普遍的。蒋校长说我意思指没学问的人就不能进行思想工作，我不是这样说的。何说有两个同学因恋爱问题找他，一谈就解决了问题，向团组织谈没解决，青年没结婚没经历过什么，尽说大道理，也说不清楚。
6月初，何说物理教研组座谈会鸣放得好，大家倾吐了真心话，刘绍唐平时不说话的都说，陈纲哭了，陈纲和张泽瑜的态度很感动人，是达到团结的重要原因。现在看来，他们二人是向右倾情绪投降。我曾在路上碰到陈纲并说“你是帮助了教研组的团结”。我还对何成钧说：教研组的工作应安排一下，实验如何进行，研究工作也要开展了。何说还很困难，讲课的问题还不能解决，相当困难。我说讲课问题以后再说，据我晓得外面有人要来清华教书。
(他仍然表白自己，不承认在整风中蓄意点火，并乘机对党委大肆污蔑)
6月3日晚(新清华登物理教研组大鸣大放会记录发表后)何找我一次，说新清华登的情况与事实不符合，去掉具体事实剩下空洞的骂人，是别有意图的。现在看是右派作贼心虚，不敢暴露自己。他说要搞大字报揭露新清华，学校的宗派主义没法整掉，一定要中央晓得，让我向周总理反映，我同意并说看方便，有机会就反映；我说你态度不好谩骂不对。他说当时情绪很紧张，说话的确有毛病。约在6月7日，在路上碰到徐亦庄、何成钧后一同来我家里。我说很有希望见到周总理，现在学校宗派主义很严重，如无线电系，党员才有前途，电机系两毕业班学生为毕业设计事找我，我问他们为何不找系主任，他们说怕影响到毕业分配工作，我怀疑分配工作有问题。他们之中一个是党员，一个是团员，可见右派在学校的活动使他们对组织都不信任了。这件事给我印象很深，我那时假如站在党的立场，就会加以批评。同时有一位女同学入不了团到我那里哭哭啼啼，要休学回家。我说过：大字报鸣放如政治辅导员问题等等是在找题目，找到共同的题目是危险的。我感觉党委会没决心，要有决心就应边整边改，我和何说蒋校长不承认有宗派主义。
还讲到北大江隆基的报告是很服人的，使人能接受，我校作不到。谈到无线电系孟昭英有职无权，并表示教研组主任系主任是否可通过选举产生，波兰有些国家的校长，研究所所长也可选校外或全国的人，聘请他。我说教研组主任也可请校外的教师来担任，最好可轮值，这是我很早的主张；不过对蒋校长是否要竞选，我记得是没说过。
在十号左右，何又来，我把当一二九游行示威大队长的日记给他看，没说什么其他事。
有一次我们谈到党委的宗派主义，我说党委可分三类人：
①在学校时间久、对老教师的脾气摸的透，一般的关系好，宗派主义很难说，如何东昌。
②作青年团工作、和青年打交道而作风生硬的，如周寿昌；
③老干部、对学校情况不熟悉，对知识份子有成见。
我说后两类容易产生宗派主义。何同意。我分析人的办法是用资产阶级分析人的办法，从个别情况看，也不体会党的大公无私，这是错误的。想到的就是以上这些。
(至于孟昭英，他又推托“孟昭英的看法比我激烈”。“孟昭英使我感到党整风不诚恳”。)
和孟昭英的关系。以前很少来往，他从苏联回来，常迵告诉我孟对教学计划看法和我差不多，并比我激烈，希望找我谈谈。过两天来我家，我将学校的争论和我的看法说了，孟也说了他的看法，他赞成大大加强基础课，比我想象的还要强调。他说无线电系物理课现在教的很有问题，加强教学没有教员，5学期物理我们两人轮值，孟并让我兼非线性振荡部分，说物理一定要加强。对他的减少专业课的主张是同意的，以及通过专题做实验，毕业论文中搞专门化部分，请他们二位研究可行的教学计划，再和校长商量。常认为订教学计划容易，问题在物理教员力量不够，我说物理问题我大力支持。
在鸣放开始前，孟在路上碰到我，他说开会鸣放要讲两小时，要蒋校长、陈舜瑶亲自来听。我说我也准备来听，后来我因有别的事没去，但也晓得他没大鸣大放，也没讲两小时。隔一天他说：“三反”是先检讨后提意见；整风为什么要和风细雨，先提意见后检讨，不过你不要误解，我是帮助党整风的。他对我的影响，使我感到党整风不诚恳，其实整风开始后已不是和风细雨。
一次5月20日左右，在科学院开会回来和孟同车，到北大下车看大字报。感到清华和北大不一样，北大是谈全国性问题，清华谈的是本校具体问题，可能这就是工学院和文法学院不一样，工学院愿意搞具体的。当时想人民日报为什么不发表学生的情况?学生闹的这样还一点不登?这是放火的思想。
和孟一起看到建筑系旁的大字报，我说看来要收了，孟说收就收吧，收了以后没人说话了。
新清华发表无线电系座谈会后，那天很多教师在常迵家要出大字报声明，孟亲自写；我去了，曾建议在大字报上加一句“要拥护党”，孟说“加不加没什么意思，加就加吧”。他表示不愿干了，清华没什么可干的。当时觉得他脾气很暴躁，也许说了以后就过去了。
七月中旬，为了无线电系150个学生，曾和张维、常迵、孟昭英四人谈了一次，孟勉强同意收60—90个学生，孟强调说：毕业设计有困难。和孟来往关系就这些。
(在“交代”他与常迵的关系时，更进一步推掉了他在教学计划讨论前后所进行的阴谋活动，并造谣中伤机制系)
和常迵的关系：
我们是邻居，来往很多，尤其在最近半年，开始谈了应用数学课程内容问题，我写的讲义吸收了他的意见。教学计划讨论时，他说：“我们系与别的系不同，应该多搞技术少搞工程；加强基础，减少工艺方面训练，加强实验”。他说哈佛大学每系只发展一个方向，要有重点发展，麻省理工大学教学计划最近也有很大变化，这全符合我的意见。他说金属工学没有什么可听的，只讲八种机床，还不如一人看看，实习一下，我当时也同意。现在怀疑，是否真的只讲八种机床呢，当然这也是加深了对机械系的意见。
常迵说：在教学计划讨论会上，只有北京工业学院赞成专业分得专和窄些，其他人与常迵意见相同。并说在无线电系教学计划讨论过程中，党组织与他的意见不—样，他在坚持，但很为难。我说全国会议应让他们去听一听，可能就把问题解决了，那时无线电系内部因教学计划的讨论有很不团结的现象，我这样说，更是鼓励常迵往这路上走。
教学计划讨论时，机械系慷慨激昂，特别反对基础课，还说学好物理也不能作出机床来。我说机械系问题最大，所以反对最激烈，它的专业课脱离数理化基础最远，他们的教师不一定通得过物理入学考试，在这里我对机械系表示道歉。
我鼓励常写文章，登新清华。
鸣放开始后我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讲话，常告诉我无线电系宗派主义很严重，孟昭英对李传信意见很大，系里有两年计划取而代之，有前途的课都是党员来开。我当时也相信，我也觉得宗派主义严重，现在看来是误会，如果不是因为教学计划讨论的问题长时期对党有不满，是不会相信这种话的。
常迵说，无线电系的教学计划问题，在孟的家长式讲话以后，教学计划问题可能解决了。我说应该与青年人解释清楚，以后还是要靠大家来执行的。他说他们都是孟昭英的学生，没关系。
隔几天吴佑寿拿出来一份苏联的教学计划，常迵说这与我们想的一样，过去他们藏起来，现在不得不拿出来了。
无线电系座谈会以后，常迵说，现在可象物理教研组那样团结起来了。我也觉得很好。
(他竟然在大会上为孟昭英等反党活动掩饰，并肆意污蔑党员干部)
9日发表座谈会记录以后，常的爱人来找我，说常气得一夜没睡觉，我去看他。常迵说，马世雄气得不考试了，孟昭英表示不干了，他们要求新清华更正，我也同意。很多同学去找他们，要求弄清究竟怎样说的，他们不相信教授会这样说，在大字报上也提出了质问，我说赶快作简要声明，以免误会，以后再写详细更正。
午饭后，我与吴佑寿谈，团结很重要，一个报导出来，干部作团结工作要作两三年，要注意挽救。晚饭后我告诉常迵，一定要写出大字报声明，否则人家要说你是右派了。晚上他们就写大字报。
以后常告诉我问题解决了，吴佑寿同意将更正稿发出。过一天常又找我说，吴佑寿对他提出三个方案：
①不登报，对原来报告内容，组织不追究；
②可登更正，但更正要加修改；
③按原稿更正，组织上要发表更正的更正。
常迵爱人随常迵一起来，她骂了吴佑寿卑鄙龌龊。常同意第二个方案，我也同意从团结出发，对吴佑寿的作法，我也有意见。我表示，在此情况下，我是吃不消的，我也会不干的。常迵表示他坚决不干行政了，他说这次事情过去后心里也踏实了。这是想逃避右派情绪的暴露，我是帮助了这种情绪。
常有一次说助教应受教授领导，他留一个助教姓周，政治上不很进步，与组织意见有分歧，组织上片面强调政治条件，这更促使我坚持教授留助教的看法。
与这三个人的关系就是如此，三人互相有影响，这些关系现在看来是属於政治活动范畴的。总感到清华党委宗派主义很严重，使人愈来愈对党对立，看不到党对我们是多么信任。
(他讲了一些人尽皆知的他与曾昭抡的关系，却不说出他们阴谋活动的内幕)
第二方面我与曾昭抡、费孝通的关系：
曾昭抡和我过去没有来往，最近阶段有若干来往，好几次人民代表视察都和他在一起，前后约有5次，没有什么政治行为。我曾通过高教部请曾昭抡为力学班讲话，事前向曾昭抡汇报过一次班上情况，曾昭抡对於同学学习负担过重问题同意延长学习期限，取消参加训练班学员和二年级研究生待遇的差额，这个工作检查起来没有什么政治性质。
教学计划讨论时，在路上遇见曾昭抡，他由苏联回来，我问他对苏联教学计划有何意见，他说苏联毕业生已取消工程师称号，并表示支持我对教学计划的意见。
曾昭抡在民盟搞科学规划组时，我们在一起，我也说过学生贴大字报，党委很被动。曾昭抡说高教部也很被动，有一千人来请愿，许多的请愿书，一天到晚有人请愿，并一定要找杨部长答话，杨部长一天到晚亲自处理。
曾昭抡曾在民盟全国会议期间召集文教工作方面盟员二三十人开会，我也参加了。讨论的是教学制度问题、科学规划问题、学校和科学院的关系及高教部与学校关系问题。
四月间高教部黄松龄付部长召开教师升级和研究生章程会，共四次，曾昭抡参加了二或三次。
关於民盟中央的科学规划小组，主要是曾昭抡办的，我本来不很明白，根据费孝通在人代小组会的揭露情况，首先是曾昭抡在全国工作会议上提出了要研究科学规划问题(那时叫科学体制问题)，他与费孝通一起找过章伯钧，章伯钧同意这样作。
5月13日开过会，盟中央章、罗决定成立四个小组，其中一个便是科学规划小组。曾昭抡说，这是高教部有意要大家研究的，召集人是曾昭抡，参加人有华罗庚、千家驹、费孝通、童第周和我。
第一次会议以后，我曾与曾昭抡、费孝通、千家驹出面利用学部大会时间召开会议，由民盟盟员参加。会上反映了各地高等学校科学研究得不到支持，我也发了言，说近年来一直没有读书机会，工作都是深夜坚持着去做，感到愈做愈狭窄，几乎要动弹不了，要我向科学进军就得补二、三年课，要让别人来做可能补课更多，这样下去，十二年计划很难完成，我提出解除一些职务，不能解除的话就请一两年的长假。
(竟敢欺骗群众，把他提出的挑拨性的“保护科学家”口号，说成是什么“保护科学家的工作条件”)
5月29日，曾昭抡、千家驹发出通知开小组会，会上有打字印好的方案，大家看一看没提什么意见，只提出对於科学家使用的“使用”二字不好，想了半天，我提出改为“保护科学家的工作条件”’大家接受了，后来因为嫌太长又将“工作条件”四字取消了，这句话发生很坏的影响。第二个问题说是高等学校设备太坏，我不同意说：“目前不是设备不好而是设备浪费很大”。曾昭抡说：“高等学校多争点钱也不是坏事”。会后发出稿子，估计大概由曾昭抡改的，要求在5月内将修改意见交回去，我没交。
6月5日由曾昭抡、千家驹、费孝通三个召集会(不知道费如何出来了)，又发一草稿，与前两次的不一样，多出了保密问题和归队问题，千家驹、费孝通说，多出这两个问题，是因为社会科学问题严重，社会科学都没归队。这个问题很重要，稿子由费孝通改过以后，加进恢复旧社会科学。完了以后他们要发表，我说不行，因为只是几个人商量的。也不知道对不对，可以交给科学规划委员会做参考。后来费孝通说是曾昭抡拿去发表的。原来要用五个人名义发表，我说应用民盟常委会讨论通过的名义发表，胡愈之说开常委会不容易，后来便用小组名义送出去，并将五个人的名字也写上了。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我本身存在反社会主义思想，所以看不出草案反社会主义的本质，由曾昭抡写出，千家驹代表民盟送给科学规划委员会，我是有责任的。曾昭抡的责任我要在科联大会上去揭发。
曾昭抡与我接触的几次中，总是同情我科学研究的时间问题，并表示要帮助解决兼职问题，这也是鼓励我落后的方面。
(为什么费孝通的重要政见，事先都要找你商量呢？)
与费孝通的关系：
解放前不认识他，一直到52年在清华教务处一起工作，我们的共同特点是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很严重，喜欢出主意，曾犯了好几个大错误，像十院三十二系的方案。院系调整以后，他调到了民族学院，来往很少，有一次他爱人生病，我和爱人曾去访问过一次。
55年冬，费孝通发动了知识分子串联和收集意见办法，约我到他家去，要我也在清华串联，我就在我家邀教授串联过一次，只两三个人，费也参加了，串联结果由费写了报告。在全国范围进行串联工作后，费写了很厚的一本报告。
4月14日，在这一天的前一星期或是后一星期的下午，费孝通来我家看我爱人病，并告诉我说吴晗有病在颐和园休养。我们一起去看吴晗，吴晗问起“早春天气”是如何写的?费孝通说：他到西南工作了三四个月写的，他说写的工作方法是先与私人串联来摸底，有了具体事实，再找党委当面核对，当面弄清。他说：在那些地方党委都是反对科学研究的，说科研与教学有矛盾。他认为这主要是教学本身就有问题，科研与教学根本谈不上矛盾。并认为这种经验可以在民盟、北京及全国引用。这点，他在“争鸣”中写了关於这个经验的文章。他说人民日报有人反对他的文章，是一个清华搞工会工作教数学的人，我问出来是李欧写的。
科学规划小组快完时，6月5日，费孝通叫我当民盟文教部付部长，我不愿做，忙不过来，坚决拒绝了。现在看来费孝通是很危险的，因民盟中央已被章罗联盟所掌握，我参加就是参加章罗联盟。7月3日，我对费孝通说：“我对你们有意见，你把我拉进民盟，(我是费孝通和吴晗拉进去的)你是章罗联盟的核心”。他说：“你不要从小事看，要从大处看，从大处看我们都是章罗联盟的人”。他又说对不起老朋友，民盟中央就是右派，将一个个的老朋友都拉进去了。这是最后一次与费孝通接触。
(钱伟长抵赖他与章、罗的关系，说没有“私人”接触，只在罗家待过三分钟)
我和章伯钧、罗隆基没有私人接触，只在民盟中央常委扩大会上听过他们作传达报告，我和罗隆基也只有一次在51年或52年同费孝通同车回来时，费要到罗家去拿书，因此待过三分钟，当时罗隆基也不在家。当然这并不是说明我不是右派。我的言行和地位所起的作用是右派活动的一个严重方面，我不否认。
(他说6月6日的会议记不清了，又把闵刚侯已交待的材料评述一遍)
我再谈谈6月6日座谈会，我大体上已交待过，因为我说的话和别人说的话均记不清了，所以只能是一个轮廓，闵刚侯所发表的关於6月6日活动的文章中提到的我的讲话部分都是对的，他还漏掉一些不是原则的部分，我还愿意重覆一下，我是在章伯钧，曾昭抡，费孝通说过话后讲话的，他们说有的学生已上街，把情况描述得很可怕，尤其曾昭抡说六月份后高校毕业生分配，高中学生要升学，北京工业学院还有升级问题等等凑在一起，就要弄得不可收拾，我当时很有同感，我说学生在找题目，题目找到了师生联合起来那就严重了。有些家长写信给我，要我劝告同学，但是学生很坚决，不听，我说这就象过去学生运动时我们的情绪一样，我认为知识分子主要问题是出路问题，例如学生毕业分配问题，教师中有取而代之，有前途的课程由党员开课，只有党员才有前途等问题。我是把党的领导看成了统治，这和储安平的“党天下”言论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我曾经几次在学校的会上对何东昌等同志说过党偏听偏信，片面汇报，如何成钧说的“无耻”积极分子这些人，片言只语层层汇报，经过各层的主观分析，领导上再作层层布置，或者在大会报告中批评人，虽不指名，但被点到的人心里就起了疙瘩，我这是把党的个别缺点扩大进行对党全面的诬蔑。我听到蒋校长说过“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句话，我认为这是说知识分子吃共产党的饭，对老教师不尊敬，促使党群关系恶化，现在看来，当时情绪很不稳定，话也不确切，不过当时是相信了的。我说当时情况严重，如果要收的话民主党派教师可以出来说话，因为教师说话就无所谓收不收了，现在同学都在四处访问，教师很为难不知如何做，希望能请示党中央。这些谈话，完全暴露了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利令智昏，得意忘形”这几个字是完全正确的。会上胡愈之开玩笑说清华有人要蒋校长下台，你钱伟长可以上台了。这话虽不是我说的，但不能说明我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想，我当时已将党个别的缺点和右派的诬蔑都当成了党的缺点，而且将缺点一般化，我看不见党和群众的血肉联系，看不到知识份子的进步，我的立场已变到章伯钧罗隆基的反党立场。
(他说：“错误只在于资产阶级教育观点和个人主义的世界观。”一点也不检查他一贯的反党阴谋活动。)
我的错误根源有两方面：(1)资产阶级的教育观点，三反时批判了，我是接受的，以后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积极的参加了教学改革工作，但批判得不透澈，掩盖在里面了。(2)个人主义的世界观严重，看不起党委对业务上的领导，看不见他们与群众的联系，把他们只当作个人，因此认为他们是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这些观点如教学观点中抹杀有计划有目的的培养干部，因此抹杀了专业教育的重要，抹杀联系生产实际的重要，低估了政治教育工作的作用。我并不完全否定政治教育，只是低估了。另外我认为阶级教育不重要，这正是资产阶级的观点，过去这些观点是潜伏的，不自觉的，在公开场合下对大多数同学我是不会说的，但在和少数同学接触时就暴露出来，这暴露很好，对我是教育，我和动力系六个同学的谈话，主要就是抹杀了阶级教育的必要性。
理工合校，我是企图通过整风来达到的目的，我认为清华应以科学研究工作和发展新的学科为重点，所以我对理工合校很热情，做了发动学生去搞9000人签名来对高教部施加压力的错误行为。理工合校不是坏事，但我只是凭个人想像作的，这些，当时学校党委批评我，我一直与党委抱了敌对情绪，开始是酸溜溜的认为党委不懂业务，我没有办法，党员力量大我没办法，三年以后再讲。到整风后我认为这是党委宗派主义，就找例子来充实，何成钧、孟昭英、常迵的论点更加强了我的看法，认为清华宗派主义整不了，必须要找周总理来解决，掉到章罗的反党立场中。现在看知识分子过社会主义关是不容易的，资产阶级思想危害是会使人掉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去。由於我的地位和长期党对我的信任，所以危害就更大了，在科学界、教师、同学中影响很大，毒害了很多人。我对新华社记者谈话起了很不好的影响，我的一个十多年未见面的老同学看了后写信给我，同意我的看法，在他的单位搞了右派活动，现在他也在检讨。我和章伯钧，罗隆基没有直接来往，但是我的行动是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很重要的一方面，危害很大很大，我认识到我的罪行，我的罪行和章伯钧罗隆基有没有直接联系是没有关系的，但我参加了座谈会，科学规划小组，这我并不否认我欢迎大家对我错误的批判，不判的话我的市场不会下去，认识不批深也不会改正错误。我充分相信党和组织对此事过程的处理，我相信我一定能改正，我今后还有几十年，我一定用我的工作来弥补自己的过失。
来源：1957年7月18日《新清华》，原题为：“全校师生员工义正辞严进一步批判右派分子钱伟长的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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