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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士魁的第三次检讨

日期:1957-7-15 作者:云南大学, 王士魁

云南大学、王士魁

(王士魁:云南大学教务长,民盟省委委员、云大支部主任委员。)

由于我所受的奴化教育,长期以来,唯心因素很重,不知不觉地久已形成唯心主义的宇宙观和人生观,反动的思想意识根深蒂固,站在反动立场来观察事物,考虑问题,结果自然是非颠倒,善恶互转;又由于个性顽固,理解力钝,先入为主,有时甚至不愿放弃已经发觉是错误的成见。留恋旧的,厌恶新的,更以被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腐朽流气所沾染,接受意见不虚心,钻研真理有惰性。解放以来,党的教育,生活和工作的实践,效果不大,反动思想丝毫未变,反动立场坚定未移,没有真心诚意地学习马列主义,当然学不好、学不懂,不懂是真的,既不懂,必怀疑,既怀疑,不以对自客观实际总结出来的马列主义真理如何紧密地联系着客观实际,自己实在莫名其妙,我想这是我的错误思想的最始起点。

现在根据回忆,再来检查对于五大运动的原始思想——由抗美援朝起至这次整风运动开始止。

(1)抗美援朝

前次我以为我只有恐美、崇美思想,没有亲美思想,经同志们帮助分析,现在检查起来,的确也有亲美思想。原因是我受帝国主义教育的薰陶,在思想感情上和帝国主义无论是那个帝国主义都免不了有所联系。抗美援朝开始时,我却以为中国一定打不过美国,后来事实证明我的想法完全错误,抗美援朝取到伟大的胜利,全国人民欢欣鼓舞,我则站在买办的立场,洋奴成性,觉得为洋大人的失败有点不服气,甚至近来在混合小组上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时,我竟提出这样的问题:苏联出兵援助匈牙利是否可以给美帝国主义作为其霸占台湾的借口?”问题虽然是这样提,也可见我作为一个中国人也没有资格了。把台湾和匈牙利相提并论,只有洋奴买办才能说得出口。

(2)土地改革

在土改时,我曾认真学习文件,在理论上不能说我不认识到土改的伟大意义和其正义性及正确性,及至实际参加,和有时所见所闻,由于我的反动立场未变,即产生极端反动的“和平土改思想”,最近还把土改和私人工商业的和平改造混为一谈,我的反动本质毕露,连丝毫的政治常识也没有了。在混合小组上,我假借毛主席关于解除了武装的敌人的几句话为根据,我说地主是解除武装的敌人,应从宽处理,够条件的应按期改变他们的成分,如果有捣蛋的,亦以法律制裁。我处处为地主着想,我不但在思想上同情地主(声明:我没有给于一川同志提过这个问题,文老〔另一右派分子张其浚——编者注〕的检举有误),而且在实际行动上也曾帮过地主的忙。土改时,地主熊庆来的老婆叫他的女儿熊秉辉来借五十万元,我照借给他,这事思改时已经检讨过,这也可以说是地主的狗腿立场。

(3)镇反

关于这个运动,现在追忆当时的思想情况与前次所检查的情况比较或更具体。当时我以为“宽大无边”不见得,而镇压过多则有之;又由于我的立场不变,一听见有熟人犯了嫌疑,我都替他担心,我关心反革命分子的情绪随时不知不觉地暴露出来。数学会昆明分会理事会开会时,我向中学老师打听,我问:“许多老师都回来了,为什么反革命分子邹象乔还没有回来?”当史良部长来昆明召集座谈时,要大家提问题,反映意见。在那个时候,我们学习八大文件刚结束,我读了董必武院长关于法制问题的报告,我对法律是外行、但因史良是司法部长,我即钻空子,给她提出反动的怪问题,我说:“政治罪犯被判决后,可不可以上诉?例如严重的罪犯赵匪岑纪,可否上诉?”我不但关心反革命份子,而且说可能有他的亲友学生关心他,我提这个问题一方面是同情反革命分子,一方面是给司法当局提难题,可见我的反动姿态疯狂到了极点了。甚至彭德怀付总理莅校开座谈会征求我们对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的意见,当时我竟敢明目张胆地提出这个怪问题,我说:“周总理把知识分子分为三大类,其百分比的数目字是如何计算的?”当时我思想上还以为我个人是进步的那一类,其实是反动透了。但是彭付总理仍是很从容和蔼地,根据马列主义的原理解答我的问题。我在混合小组上时常发表谬论,不胜枚举。我说毛主席说马列主义是批评不倒的,但没有说可不可以批评。这证明我不但对马列主义怀疑,而且是站在反马列主义的立场才会说这样的话。我说我听了周总理所说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紧密联盟”,我觉得很兴奋,但听了刘付委员长说:“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即不舒服,这在表面看来,好像资产阶级这个帽子给我戴不合适。其实我暗指刘付委员长不应该把劳动的知识分子和剥削的资产阶级混在一起等等。有时文老同我谈及“开远事件”,文老说:“刘诚那一套,一定不是刘诚自己发明的,”我觉得很有道理,我说:“不是他发明的,或者是在斯大林那里学来的,”我之想起周保中付主席在批判刘诚时说过:“共产党员中,盲动主义者不止刘诚一人”。至近来在政协学习毛主席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小组上有人提起“刘诚事件”,我又想到毛主席的报告中有“西天取经”等句,我即钻这个空子说:“我们的斗争运动,有些方式方法是不是斯大林主义的残余”?从而诬蔑党领导的运动。由于站在反社会主义立场上看问题,对缺点特别敏感。在民盟云大支部会上,当大家谈到有人批评教育部只信苏联专家不信中国专家之际,我马上想到盟中央印发下来的一个文件,右派分子钱伟长在武汉工程界会议上的报告,我宣扬其中所指出淮河等工程计划中的缺点与错误,说大量水力的损失,不可补救等等。过去云南日报曾揭发某些地区,个别干部的违法乱纪事件,说在评薪工作中有的小学教师被斗,情形很严重,文老说:“实在惨无人道。”我也同意并觉得“惨无人道”这四个字很有力量,所以有时我在混合小组上说,有些小学校把小学老师搞得“惨无人道”,其危害性在挑拨小学教师对党的不满。记得当时刘绍文同志和别个同志曾对我的谬论加以批判过。

(4)关于思想改造和三、五反

对于这些运动,我的反动本质和错误思想表现在前二次的检查,已被各位先生严厉地批判干净,我完全接受,我之所以觉得思想改造运动没有成绩,效果适得其反,是由于我思想特别顽固,反动立场坚定,缺乏改造的自觉性,我有时还以为别人也可能同我一样,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这次运动更明确的验证我的荒谬,我的反动面目因而毕露出来。

总而言之,我是一个有罪恶的人,我愿向人民低头认罪,决心努力学习,改造自己,重新作人。我这根毒草不是最近才出土,而是久已长在地面上,面貌非常丑恶,毒草被拔掉,且可以作肥料,我前半生作了许多坏事,危害学校非浅,冀这后半生能够改造过来为人民作点小事。

这篇也算初步检查,非常浮浅,今后自当继续努力深入。

王士魁 7月15日

来源:《右派言行集(上集)(全校教职工中部分右派言行)》(中共云南大学委员会,一九五七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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