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6-0 作者：冯亦代
冯亦代反右派分子斗争开始后，盟内曾布置讨论和表明态度，但我自己的思想一直是麻木的，没有想到同时应该怎样总结盟的两次座谈会，和检查自己发言和所起的影响。一直到同志们出了大字报，对我提出了批评起初还有委屈之感，经同志们帮助，才开始端正了学习态度，平心静气地检查自己。我发觉在“鸣放”的阶段中，由于我的立场不稳，我的确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盟开的两次座谈会和我自己在党总支召开民主党派座谈会上的发言，在社内助长了一阵歪风，弄得是非不分，界限不明。开始时我还沾沾自喜，认为是帮助了党的整风，今天看来，我的立场大成问题，而且犯了极大错误，是应该负责任的。
社里开始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盟支委会决定召开座谈会，由盟员带头鸣放。荒芜同志打电话来要求参加，当时因为荒芜过去对社的领导有意见，我们认为他来谈谈也好，就同意了。在开会前一晚，荒芜来我家，要求座谈会中有党总支和社的领导同志参加和群众参加，他才肯来。我当时告诉他已请了孙衷文同志，盟所联系的同志则没有请，他不肯来，我说你有意见在盟内讲是一样的，为什么要许多人来听，和他起了争论。第二天我临时召集了支委会，大家同意请盟联系的同志也好，这样当晚就开了第一次座谈会。
荒芜同志在座谈会上的发言情绪很大，有些措辞很荒谬和有挑拨性的(如提到叶君健同志)，会后我就和同志们谈起这样不好，后来他曾来我家一次，我批评了他，他也承认自己的发言不当。但是我当时的认识，只以为这是他个人的问题，而没有估计到这样的发言是立场问题，会在社内影响了整风。
第一次座谈会后，有已离社的同志如曾维祺、刘邦琛要求回来发言，当时支委会讨论时曾经提到：(1)有人要求发言，我们可以同意；(2)有人不愿在小组发言而愿意来盟内发言的，也可以同意；(3)除了请党总支和盟所联系的同志参加，其他同志不邀请，但来了也不拒绝。我主观上认为当时这样做是为了展开“鸣放”。第二次回社发言的有曾维棋、李家乔、刘邦琛、江沃垓四人。江沃垓是会前一日到社里来看文焘同志的。文焘同志没有空叫我和他谈，说他有意见要说，最后还要求参加盟的座谈会。后来支委会同意他参加，并请杜维中同志对他说明不能在会里谈肃反的案情。曾、李是盟员，刘是肃反对象，但作为审干处理的，当时江在会上也一再强调自己是审干对象。开会前学委已决定不能谈肃反的案情，所以我在会前请盟内同志通知他们，在会中也特别宣布。那天会中江沃墉临时也要求发言(我当时还不知道他是个有严重问题的人)，但因为排名在后，时间不够而没有讲。以后向盟要求发言的有程远、黄永繁、任家桢、马卿云四人，起初是延了二次会，后来因为任家桢已在党总支召开的会议上说了活，其他三人也没有坚决要求，盟内要讨论展开反右派斗争，便决定不开了。
这是两次座谈会的前后经过。我自己检查当时的思想情况是这样的：(1)我对于鸣放只想到大鸣大放，因此只鼓励别人说话，根本把鸣放中应分清阶级和明辨是非这个重要原则忘掉了；(2)我一直认为本社的肃反运动没有做好善后工作，他们有意见，应该让他们说出来；(3)我自己一直错误地认为我在肃反运动中是受“委屈”的人，思想上和他们有共鸣。显然我这样的想法是错误的。首先，盟是一个政治组织，不能阶级不分，是非不清，立场不明。而盟召开的两次座谈会，事实上在社内起了很不好的作用，混淆了视听，我作为社的民盟主要负责人，是应该负责的。其次，我认为在会前会后都向文焘同志作了汇报，便算是已经得到了党的领导，但是我从来也没有想到遵从党的政策办事，才是真正接受党的领导，而我的做法客观上是不符合和不维护党的利益的，因此，我应负的责任是严重的。甚至有次和唐恺同志谈起第三次座谈会事，他说程远和黄永繁应该到小组去谈，我说他们不愿去，既然他们愿意在盟内谈，就让他们谈好了。这也说明我的政治水平低，连盟应该如何帮助党做好整风工作，都搞不清楚。
自从“三反”之后，我一直有一种错误的“委屈”之感，虽然一直自己努力克服，但一有机会便会发泄起来。这次肃反，我又增加了错误的“委屈”之感，因此在座谈会上的发言，情绪很大，火气也很大，发言之后心里很难受，过了好几天情绪才平定下来。正由于这种不正常的情绪，和过去一些不正确的看法，使我在发言中，犯了严重的错误。
首先，是我对于社内肃反工作的看法。我一直片面地认为我社肃反的准备工作没有做好，善后工作没有做好，因此，我用了“仓促应战，草草收兵”的八字批语，这八个字在文化部的座谈会上我也说了。事实上我根本不了解本社肃反的全部情况，但是我武断地说了。在社里的发言，我还加了一句“严肃的斗争不能凭主观、教条、宗派办事”，我轻率地否定了本社肃反工作的全盘成绩。但是我的错误还不止此。叶君健同志要我把他的发言送给钱部长和黄洛峰同志，我附了一封信。这封信里的措辞已经不是什么“大气”或“情绪”了，简直是荒谬至极，把外文社肃反工作的成绩完全一笔抹杀，与报纸上揭发右派分子否定肃反成绩的话没有多大分别。虽然我的思想中是把肃反工作中的缺点，认为是师哲同志个人的错误，但我在发言中把缺点加以扩大，在社内造成一种错觉，使反革命分子有钻空子的机会，破坏了党的威信。我在发言中说党员在拆党的台，但今天检查起来，真正拆党的台的是我，而不是其他同志。
今天的事实是明明白白的，我社肃反工作虽然有缺点，但成绩是应该予以肯定的。反革命分子春晴和江泽墉不是到今天还在企图反改吗?如果没有这次肃反，那我们又怎能发现他们的反动言行呢?如果没有这次肃反，我们又怎能提高认识，站稳立场，分清敌我，明辨是非呢?
事实上，我在肃反后，是承认这些成绩的。但我对于自己所谓“委屈”之感，没有正确的认识，因此一提到这个“委屈”，就使我迷糊了眼睛，胡说乱道起来了。
究竟我受了些什么“委屈”呢?
我的历史复杂，我的社会关系复杂，那末在肃反中组织上要我进一步交代清楚，又有什么不可以的?我自己也说肃反中，组织掌握材料要同志交代，要斗都可以，但是我都认为要我去出版局大礼堂听报告是失了我的面子，因此一直耿耿于心。要我交代，要我听报告。是组织上给我的爱护，因为只有把我的问题搞清楚，组织才能信任我，这对党有好处，对人民有好处，对我自己有好处；但我不知感激，却自动地对组织筑起了一道高墙。我失却了立场，混淆了是非。“咎由自取”，而我却怪在组织头上。今天看来，我自己才应该感到“痛心”，我应该向党认罪。因为党是要援取我的，而我自己却拒党于千里之外。
其次，是我对于“鸣”、“放”的看法。我对于社内过去没有很好讨论知识分子问题是有意见的，我以为只有每个人说出心里话,才是“鸣”、“放”。同时我对于文化部所号召开小组会不开大组会，有错误的认识，以为是怕听意见，因此，我在文化部和社里的座谈会上，都说了“今天整风的火气就是当时没有让人说话的后果。我以为本社大民主是不会有的，小小民主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小民主是必须有的”这句话。那时因为社里有若干部门都要求开大组会(这是我指的小民主)，因此我又得出了“有公愤”的看法，还说“现在盖子还没完全揭开；还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谈出来，还有许多人不敢讲话”等。这些话由一个民盟基层组织负责人来说，势必受到注意，因此，在社内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为什么我说这样的话呢?除了我的“怕听意见”的错误认识外，我有个不实事求是的态度。当时我主观上是要帮助党整风，使每个人说出心里话，因此我觉得自己应该表示一下对于社内“鸣”、“放”的看法；还因为我惟恐自己说的话被同志们认为不痛不痒，所以不惜夸大其词以哗众取宠，而不是根据党的政策来办事的。
今天看来，我说的这几句话，作为一个学委，是不恰当的。作为学委，我应该很好地掌握党的政策，使学习能正常开展，相反我却主观片面地乱发议论，不好好执行党的政策，使学习进入正轨，把党中央号召的和风细雨的精神和毛主席指示的“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全盘忘掉了。
再次，是我在发言中有不实事求是的地方。(1)我说“党外同志不被信任，好像对待资本家利用，改造；我们只是利用而不改造，只有挨棍子”。这是对党的政策的污蔑，因为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是团结教育改造。是不是没有改造呢?这不是事实，历年的政治理论学习和多次运动以及最近的脱产学习，就是给知识分子的改造。至于吃棍子，如果工作做得不好，棍子应该吃的，不能含糊其词，说非党同志只有吃棍子。(2)我说“一位党员同志说：你为什么要和周总理相识，是不是要向上爬?说明有些党员同志的‘家天下’的看法”。我说这位同志有宗派情绪也许还对头，说“家天下”就不恰当，帽子太大了。而且是一种不正确的看法。(3)我说“冯雪峰报告事，差不多使盟垮了台”这句话也是不符合事实的，因为在这件事上，盟的工作有很大缺点，作为一个盟的工作人员，我也要负一部分责任，不能把责任完全推在党身上。(4)我说“政治思想加强，同志们积极性取消了”这句话也十分片面。首先，提“同志们”即不符合事实，其次有的同志积极性取消，有他们本身的原因，不能笼统说是由于政治思想加强的结果。我又说“师哲同志的家长式统治……使所有同志的积极性都没有了”。这句话中的“所有同志”也是夸大了的。(5)我说“外面有人叫外文出版社和编译局是兵营，是帝俄时代的兵营，关犯人的”。我是指师哲同志的不许大家搞“小生产”，必须遵照他的命令办事，决没有煽动之意，但那句原话只说是“帝俄兵营”，“关犯人”是我加上去的。我当时不实事求是引用了这句话，而且把人民的机关视为关犯人的，我的立场到哪儿去了，完全采取了对立的态度，这是我的严重错误，也是对师哲同志的恶意中伤。
上面这些十分错误的言论，也在社内散布了极坏的影响。
最后，则是我的错误的学习态度。同志们贴出了大字报，对我有所批评，给我的痛苦很大，激动得很利害，甚至怀疑这是组织上给我的打击，向吴文焘同志说了无原则的话，直到吴文焘同志给我严正的批评以后，我的头脑才清醒过来。我曾经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但是我经不住考验，既不虚心考虑同志们的意见，反而对组织产生不应该有的怀疑。为什么在这次学习中，我会犯了一个错误又一个错误，而且错误的性质会越来越严重呢?我在党总支座谈会上发言时，只有一个简单的提纲，有许多话都是临时加上去的，这些加上去的话，也正是我大量发泄我的情绪的地方；但是今天再把自己的发言严肃地加以考虑，则可以看到整篇发言中存在着强烈的和党对立的情绪。从我说“我是在像机器那样地被人利用着了”开始，我对肃反运动的看法，我对“鸣”、“放”的看法，把一切过失都推在党身上，以及把师哲同志比之于“兵营”的管理人等为止，我不是在善意地帮助党整风，而是站在和党对立的立场上，向党进攻。过去我一直自以为我只是对外文社党的负责同志表示不满，但是外文社的党不是孤立的，他上面有上级党的领导，因此一切不利于外文社党的言行，直接间接都是危害整个党的利益的。
我的发言中的语气，处处显露出我在代表外文社的知识分子讲话；发言公布后，也迷惑了若干同志，得到他们的共鸣，我真的沾沾自喜起来了，而且这种浮夸的感情也日益发展，认为自己很正确。今天检查起来，我是在代表哪一种知识分子说话呢?从同志们提出来的意见可以看到，真正进步的同志是反对我的发言的，那末我只是代表了一些落后意识浓重的人说话，而且把这种与党对立的情绪，在社内散布开来，我的错误是十分严重的。
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说对肃反肯定“成绩是主要的”，我以前是听过录音的，但是我对于本社肃反工作，都不加任何严肃的考虑，轻率地散布抹杀一切成绩的言论。毛主席指示判别是非的六条标准，并说“这六条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我的发言的精神却整个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而且和右派分子的言论，有其共同之处，和他们的谬论起了共鸣，我深深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如果这次同志们不给我批评，我会走到哪里去呢?仔细想想真是不寒而栗。
从个人出发，不从人民的利益和党的利益出发，这是我的个人主义的根源，戴了这副有色眼镜去看党，必然会造成对立的情绪。过去“三反”，我是受保护的，肃反也只是审干处理，只看今天党对我的信任，要我负责一个部门的工作，要我参加领导学习的学委会，但是由于我的立场不坚定，我不但没有做好工作，相反却破坏了工作。以怨报德，我对自己真正感到痛心。
上面是我的初步检查，是很不深刻的，因为我还没有挖出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老根。我诚恳地请求党和盟以及其他的同志对我提出严格的批评，帮助我认识我的严重的政治错误，我有决心改正自己的错误，和右派思想划清界限，因为我是有决心跟着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但我决不企图滑进社会主义，我要勇敢地批判自己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之后，走过这个社会主义的关。
我的“我的初步思想检查”是极不深刻的，我只把到25日为止自己所认识到的错误写了出来，还没有深入分析批判。我现在正在进一步检查自己的错误根源和言行，请同志们继续给我批评。
另外我再一次声明：我从来没有说过企图在本社发展盟员200人的话。本社盟的联系名单和发展对象是和当时总支统战委员李千峰同志商量过的，从去年年底到现在只发展了五人。但到去年年底止北京市的盟在全市要求发展300人(这是市委会的决定)，这是我说过的。
来源： 冯亦代《悔余日录》，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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