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7-15 作者：戈扬
戈扬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在“新观察”主编这个岗位上，犯了严重的错误，给党给人民带来的损失是难以估价的。
我的错误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我执行“新观察”的领导工作离开了党的路线，使编辑部走向资产阶级的方向，因而刊物也带有严重的资产阶级倾向；第二部分是在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时候，“新观察”射出了向党进攻的毒箭，使刊物起了配合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作用。后者是前者的发展，总起来说，在我个人还有更深远的思想根源。
一年来“新观察”放出了许多毒草。在小品文方面，有“死里逃生”（1956第10期，陈鸿凯作），“西游记新编”（1956年22期，送炭作），“新年献礼”（1957年1期，小山作），“只有他合适”（1957年1期，郭健作），“三个第三者”（1957年3期，杨田村作），“六亲不认与‘墙’”（1957年11期，朱滔作），“给‘罗立正’的信”及“关于书简”（1957年12期，沈雁、方今作）等。杂文方面，有“××则可论”（1956年18期，洪禹平作），“乱弹杂记”中的“八股文领导”（1956年18期，闻壁作），“风雨小集”（1957年12期，高水作）等。报道方面有“人民代表大会会后记”（1956会年14期，费孝通作），“女工的要求”（1957年1期，朱布生作），“记者是干吗的？”（1957年11期，黄沙作），“重访江村”（1957年11、12期，费孝通作）等。漫画方面，除了以上一些文章的漫画插图外，尚有“机关即景”（1956年19期，廖冰兄作），“因为他没有领到招待券”（1956年20期，李滨声作），“杂技团的新节目”（1957年3期，高翔、王伟作）等。
以上这些小品文、杂文、报道和漫画大部分都是经过我的手发出去的，在群众中散布了或多或少的毒素，总的来看，它的严重性是通过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用片面夸大的手法挑起人们对党对政策不满，起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作用。
由于我以资产阶级的观点理解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在放出这些毒草时，事先没有经过认真的识别，有的是把毒草当做香花；有的是经过不同意见的争辩，我采取了错误的决定；有的已经发现是毒草，但采取了调和和妥协的态度，只作了一些敷衍塞责的修改。这些作品发表后，读者来信提出批评的意见，又采取了错误的态度，既不发表读者来信，又不组织批评的文章。只放毒草，不拔毒草，使毒素长时期蔓延，这就不只是错误地理解和执行党的方针，而是抵抗党的方针。
为什么会抵抗党的方针？这是由于我在领导刊物和编辑部的工作上，离开了党的路线。去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下达后，我没有领导编辑部认真地进行学习。许多同志和我一样对这个方针理解得不够全面，或是从资产阶级立场理解这个方针，因而众说纷绘，莫衷一是，编辑部的思想陷于混乱。这种思想上的混乱状态，正是右派分子活动的温床，一时右派思想、右派言论、为右派分子捧场的谣言充斥于编辑部，足以代表的就是费孝通的学生黄沙所传播的费孝通的论调——认为郭沫若同志所说的，应该象一支乐队在统一指挥下争鸣是限制争鸣。显然费孝通企图利用“百家争鸣”来宣扬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反对社会主义，可是我没有察觉这种论调的反动性，加以批驳，而是同意了这种错误的看法，可耻地做了资产阶极右派分子的应声虫。
在编辑部内部的各种错误意见面前，我也采取了可耻的妥协、附和和讨好的态度。小品文是阶级斗争的尖锐武器之一，在思想混乱的情况下，应该更加加强领导，我却相反的削弱了小品文的领导。去年秋天调整组织机构时，小品文组有人提出和党员组长脾气合不来，我便把这位组长调开了。这一年来，小品文组放出大量毒草，和这个错误措施是有联系的。也是这个时候，有人提出通讯报道一般化，要求取消通讯组，我同意了这个意见，便把通讯报改为调查组和社会生活组，其结果，原为“新观察”特点的经济建设报道减少了，而调查组致力于揭露缺点，其代表作便是那篇夸大缺点、不加分析的报道：“女工的要求”。杂文是新增加的栏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后，写杂文的人增多原是好现象，然而杂文的斗争对象到底是什么，我也没有加以考虑。有些毒草，编辑部还请漫画家配以插图，更是毒上加毒。艺术组的工作，资产阶级倾向比较显著。主要的是强调资产阶级的“美”和“趣味”，脱离政治。我不但没有纠正，相反的还加以鼓励。这一切都说明刊物的编辑方针起了变化，原来的编辑方针是以社会主义的精神教育人民，现在是走向资产阶级的方向了。
编辑方针有变化，组织稿件的路线也有变化，刊物上经常出现熟悉的名字，说明我们原来所坚持的群众路线已经转向非群众路线。紧跟着，读者对象也在起变化。我们原来坚持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这时候工农兵读者减少，刊物停留在大、中城市。而在发行工作上，竭力以封面和渲染性的预告去吸引读者，说明企业经营方式也随着追求资产阶级方向。
这样的做法，读者是有意见的。今年年初，根据上级指示，和爱护“新观察”的一些朋友们所提的意见，对错误进行了纠正，使刊物在一个时期内，保持了比较正常的状况。但是由于我的思想已经离开党的立场，这次改正不彻底，所以到大鸣大放的时候，便又迷失了方向，而且犯了更严重的错误。
今年4月，费孝通到苏州农村调查前，曾来编辑部吹嘘他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如何得到中央负责同志的赞赏，并说现在许多地方还没有“解冻”，“新观察”也没有“解冻”。我又一次向这个右派分子无条件的投降。在编辑部召开会议，讨论“解冻”问题。一位编辑在他的直接交谈和影响下，根据“光明日报”和“文汇报”写了一篇集反动言论之大成的报道“蓓蕾满园乍开时”（1957年10期），进—步发展了费孝通的所谓“春寒”的右派论点，用本刊记者名义发出来，更助长了他们一伙人的声势。由于我的思想已陷入资产阶级泥坑，根本没有察觉出它的毒性，便把这支毒箭射出去了。与此同时，我自己所写的“春风及其他”（1957年9、10期）两篇短文，也是承认了这个右派分子所谓“春寒”的反动论点的。而且在这个基础上，我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越发抬头，感到刊物鸣放不够，便召开会议，决定“大鸣大放”。竭力想赶上去。我提出对外稿放，对内稿也放，用“本刊记者向编辑部的汇报”的方式发表文章。于是派兵遣将，分头到教育界、文学界、戏剧界、美术界采访。结果写出了一批稿件，那就是：“北京大学是不是在闹事？”，“为什么放得不够？”和“工艺美术界的风波”。最后我还写了一段批评“人民日报”标题的文章，作为“为什么放得不够”那篇文章的补白。这一批文章中，绝大部份都是向党向人民进攻的罪恶火种。只是“工艺美术界风波”经过补充采访作了修改，但问题的实质仍然与事实相去很远；右派分子庞熏琴被揭露以后，更证明这篇文章是错误的。
“北京大学是不是在闹事？”是以反动资产阶级的观点，宣扬学生闹事是为向政府要民主；鼓动鸣放，实际是鼓动学生闹事。“为什么放得不够？”不但攻击文艺报编委会不放手，鼓励人们向文艺界领导进攻，还为右派分子萧乾等撑腰。尤其严重的是我亲自动手批评“人民日报”的标题，将6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中央统战部消息标题与北京日报同一标题作比较，认为“人民日报”将李维汉同志报告中所说“有相当一部分意见是错误的”作为标题，没有贯彻鸣放方针。这时我的思想已经完全倾向右派分子一边，严重的丧失了党的立场。虽然这段文章以及“北京大学是不是在闹事”经上级决定抽下，没有在读者中散布影响，但不能丝毫减轻我的错误的严重性。
经过反右派斗争的教育，我的思想逐渐醒悟过来。当我发现自己犯了严重的错误，给党造成如此重大的损失时，自己也大吃一惊。我感到很痛苦，党长期来教育我，培养我，使我能做一些工作，而且交给我这样重大的任务，我却辜负了党的教养和信任，在风浪里站不住脚，倒向阶级敌人一边回过头来向党进攻，我的罪过是不可饶恕的。
我为什么会犯这样严重的错误？经过反复思索，我感到我犯错误不是偶然的。
我从小受了资产阶级的教育，资产阶级的根子，在我的思想里埋得很深。参加革命后，我虽然在革命队伍中受过一些锻炼，犯过错误，也受过批评，但是由于我没有正视自己的缺点，对自己没有作过严格的要求，因而这个根子没有挖掉，遇到一定的气候、土壤，便露出头来兴风作浪。我在“新观察”工作七个年头，刊物在党的领导和同志们努力下取得一定的成绩，而我却以此骄傲自满起来，1953年以后，我便滋长了严重的个人主义思想，不安心工作，对工作采取了不负责任的态度，竭力想摆脱自己的职务去搞创作。当我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时，内心里便产生了对党不满的情绪，认为领导不重视“新观察”，认为自己没有作品便低人一等，不能得到照顾。由于这样一些错误的思想意识的作祟，自己的感情上便和党有了距离。
一个人的思想和党有了距离，他便会越走越远，最后离开党。这几年来，我逐渐的放弃对马列主义和党的政策的学习，不积极阅读党的指示和文件，而另一方面，一些错误的言论，我却逐渐的感到兴趣。因而对许多问题，我产生了错误的看法。除了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我作了错误的理解外，对于肃反问题，我的看法也是错误的。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肃反，是彻底肃清反革命而又防止肃反扩大化的一个最英明的措施，而我却错误地认为采取审干的方式要比群众运动的方式好。甚至想入非非，狂妄地猜想：如果苏共20次代表大会早开半年，我们肃反的方式也会改变。关于党的文艺方针，特别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题，我的看法是动摇的。有人提出不提社会主义只提现实主义，我也感到这样可能更好些。因而同意某些人的看法，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世界观，不作为创作方法。关于教条主义与修正主义问题，我的错误是过分的反对教条主义，对修正主义表示好感。我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反对教条主义的，把党的原则也看作是教条主义，以致黑白不分，认为坚持原则的人是保守力量，相反的，认为那些具有右派思想的人，是先进力量。因而当陈其通等同志的文章受到批评时，我便把曾经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过这篇文章的人，如朱行，看作比我先进。
思想和行动，永远是一致的。由于我有如上的错误思想，因此这一年多来，我的一系列的行动，也都是错误的。加上我的机会主义思想，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左的时候唯恐不左，右的时候，唯恐不右，错误就犯得很大。这就是我所以在右派猖狂进攻的压力下，说出一连串丧失立场的话和把“新观察”编辑部导向资产阶级的方向，以致最后向党进攻的思想根源。由此，我也从自己的错误中体会到：右倾机会主义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这句话的深刻意义。
我犯了严重的错误。这，也正是我改正错误的机会。我要紧紧抓住这个机会来拔掉资产阶级思想的根子，把毒草变为培植香花的肥料，以便从头学习做一个共产主义的战士。
来源：《新观察》1957年第1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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