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79-1-8 作者：[待确定]
高沐鸿，男，现年七十八岁，山西省武乡县人，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份自由职业者。一九三六年入党，一九三七年参加工作，历任县长、《黄河日报》主编，太行区文联主任、山西省文联主任、山西省人民检查委员会付主任、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付部长等职。一九五八年整风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工资由行政十级降为十三级。同年，调山西省图书馆任付馆长，至今。一九六二年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工资恢复到原行政十级，一九七八年十一月重新入党。
根据中发(1978)11号、55号文件精神和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标准”的通知》中的有关规定，以及高沐鸿同志的申诉，我们对高被划为右派分子的政治结论进行了复查。高沐鸿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主要依据是他在一九五七年前后写的《追根》等文章中的一些观点以及他在一九五七年与姚青苗(山西大学中文系付教授)、任一的(原山西省文化局干事，一九五七年被划为右派)的关系。现就高的几篇文章及与姚、任关系的性质问题提出如下复查意见。
原结论说，高的《追根》等文章“具有严重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性质”，“对当前的现实生活、马列主义的某些基本原理，以及党的文艺方针路线进行了恶意的曲解和诽谤”，“是他的反动世界观的总暴露，是他企图以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改造党的总纲领”。经查对原作，我们认为这个定性是不准的。高在《追根》等文章中批判了教条主义、官僚主义和文艺上的宗派主义，其中某些观点有错误，但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一、原结论说，高以反对教条主义为借口，系统地曲解和诽谤马列主义，要打倒马列主义，主要依据是：
第一，原结论引高文说：“教条主义已经几乎抢占了思想界的统治地位”。高在《追根》一文中的原话是，“那些被叫作不肯费脑子、不肯进行独立思考而来的浅薄思想，却有时几乎抢占了思想界的统治地位了”。高所说的有时几乎在思想界占统治地位是指一种所谓“浅薄思想”，并非指教条主义，“有时几乎”也不是“已经几乎”，原结论引文不确。
第二，原结论把高文中说的“教条主义的信徒们，毛病就在于无所思考，不肯思考，尤其不敢思考，在思想领域里完全没有个自己”，推论为高认为“思想领域里大公无私，完全没有自己的人，就是教条主义，就是要打倒的对象。”这是倒换了概念。高所谓“思想领域里没有自己”即上文“无所思考、不肯思考、不敢思考”的意思，不能同“大公无私，完全没有自己”混为一谈。
第三，原结论引高在长诗《故乡春吟》中的话，“蛤蟆你不往水里跳，为什么站在岸上学人吹喇叭?老鼠你不往洞里钻，为什么作模作态学人样?”说这是把农村干部当作“教条主义者”进行丑化。这几句话是高在《故乡春吟》初稿中写的，定稿时已删去，而且该诗亦未发表，作为结论依据，不足为凭。高把教条主义者比之为“蛤蟆吹喇叭”、“老鼠学人样”，虽然这种比喻是不妥的，但高讽刺的对象是指少数人云亦云者，并非丑化农村干部。
第四，原结论引高文所写的“打倒教条主义!打倒教条主义的权威!”说高“要以一种‘勇士’的姿态来打倒马列主义了”。高所说的“教条主义的权威”，概念不清，但通观全文，矛头是指向不敢思考、人云亦云的教条主义的。原结论认为高所批判的教条主义，就是指马列主义，根据不足，结论不妥。
二、原结论说，高“对于党提出的克服官僚主义问题，首先下了结论，认为这是‘有点贼嚷捉贼的形态’”。高在《几个问题的我见》中说有人对官僚主义“大睁眼看不见，或者佯装看不见，或者有意蒙混，企图模糊了他的存在与它的面貌。这种现象，就有点‘贼嚷捉贼’的形态”，显然不是对党提出的克服官僚主义问题下了“贼嚷捉贼”的结论。高文中列举了官僚主义的几种表现，并不是把矛头指向了整个党和国家的干部。但原结论却认为这是“把我们的国家机关和干部，描绘得比国民党还更加可怕”，“把忠心耿耿为人民服务的党的干部形容为一群为了‘升官发财’，‘无穷富贵’，‘吃喝玩乐’的剥削者”。这是不确切的。
三、原结论认为高“坚持反动的资产阶级文艺路线，反对社会主义文艺路线”，主要依据是：
第一，原结论说，“在高看来‘双百’方针是只准‘放’，不准‘争’。如果对于放出来的‘牢骚和偏激’，‘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不正确的东西’，根据社会主义的原则加以批判，那就‘明白是一种宗派主义在作祟’”。这一段话是拼凑起来的，并非高的原话，高在《几个问题的我见》中提出：在贯彻“双百”方针中，有一种消极的看法，认为人们放出来的“尽是牢骚和偏激，尽是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不正确的东西”，高认为这是“一种宗派主义在作祟”，并没有以社会主义原则批判不正确的东西就是宗派主义这样的意思。
第二，原结论说，高在谈工农兵方向时“写道：有人‘担心一个党员作家有时会忘掉了这个方向……为什么他们不去担心过去宣传工农兵方向以致于造成体裁与形式不够多样化呢?难到这种担心已经不必要了吗?我看未必。掩护在一句已经确定的口号之下，不去理解百花齐放的新意义!这乃是宗派主义思想情绪在作祟呀!在这里，意思是很明确的，他认为党所规定的工农兵文艺方向是宗派主义。因此说工农兵文艺方向会限制了人们的积极性，扼杀了人们的‘独立思考精神’。”高在《几个问题的我见》一文中，在“为什么他们不去担心过去宣传‘工农兵方向’”之后有一句“有人竟作了极其狭隘的解释”；在“不去理解‘百花齐放’的新意义”之后有“这也就是不十分欢迎文艺题材与形式上的多种多样”等语。原结论对这些话作了删节，而作出高攻击工农兵方向是宗派主义的结论。从高的整个文章看来，高所谓的“宗派主义的思想情绪”，是指有人对工农兵方向和“百花齐放”作了狭隘的解释，不提倡文艺题材和形式的多样化，并没有攻击工农兵方向是宗派主义，限制了人们积极性，扼杀了人们的独立思考精神的意思。
第三，原结论说，高“说我们的创作不自由，死气沉沉，没有生气，虚伪矫饰，对生活不敢进行大胆干予，因而只好阉割生活中的一切矛盾”。所谓“创作不自由，死气沉沉，没有生气”等语，未见于高的原文。至于说“虚伪矫饰，对生活不敢进行大胆干予，因而只好阉割生活中的一切矛盾”，高指的是在文艺界一些人中存在的一种倾向，并不是就整个文艺创作而言的。
第四，原结论说，“高分析党的文艺所以不敢尖锐地批判与有力地讽刺现实，是由于死抱着‘无缺点论’，‘无冲突论’的尾巴的结果!”高在《艺术上的典型与真人真事》一文所说的“在思想根源上还死抱着‘无缺点论’‘无冲突论’的尾巴”，是针对“不主张尖锐的批判与有力讽刺”的一些人说的，并非指整个“党的文艺”。
第五，原结论说，高“认为艺术家不来批评社会上一种概括的典型的错误和缺点，那就是要求艺术良心同这种错误和缺点和平共居，那就是要阉割艺术的天职，使艺术家停笔”。这段话出自高的《艺术上的典型与真人真事》一文中，高歪曲了艺术的使命，作家的责任并不仅仅是揭露黑暗，高的说法是片面的。
如上所述，高在文艺问题上的几点看法，有正确的，也有错误，是认识上的是非问题，不属于“坚持反动的资产阶级文艺路线，反对社会主义文艺路线”的性质。
四、原结论中说，高“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同流合污”，依据是：
第一，一九五七年，姚青苗在一次会上鸣放后，高给姚写信说：“咱们携起手来，一同前进!”姚后来并未定为右派。
第二，一九五七年，任一的(右派分子)曾向高提出办“同人刊物”的问题，高表示赞同。经省文化局党组最近复查，认为任提出办同人刊物不是以反党反社会主义为其政治目的的，所以高赞同此事，也不应定为“在资产阶级右派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不但不保卫党的利益，反而和右派分子站到一个立场上”。
根据以上情况和党的政策规定，我们建议撤消一九五八年四月《中共山西省委关于开除右派分子高沐鸿党籍的决定》，原定为右派分子的结论应予改正，恢复高沐鸿同志的党籍和政治名誉，对其家属、子女、亲友档案中，凡涉及这一问题的材料，均应抽出并销毁。
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一九七九年一月八日
来源：《摘帽工作简报》第二十八期，中共山西省委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编，一九七九年二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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