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8-2-11 作者：(孙殿才, 梁大均)
(孙殿才、梁大均)中共甘肃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彻底地揭发和批判了省委常委、副省长孙殿才，前副省长陈成义(已死)，省委委员、银川地委第一书记梁大均，省人民委员会秘书长陆为公，民政厅副厅长刘余生，司法厅副厅长王新潮，银川专员曹又参，交通厅副厅长林里，商业厅副厅长梁克忠，前文化局局长马济川等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
会议揭发的大量材料证明：孙殿才、梁大均与陈成义、陆为公、刘余生、王新潮、曹又参等同流合污，结成了一个右派集团，以省人民委员会和银川地区为据点，以地方评论为纲领，以实现个人野心为目的，进行了一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
孙殿才是这个集团的主帅，他对党进行了一系列的恶毒攻击。陈成义说自己在政府工作是“傀儡”，孙殿才说他也有“同感”。他们共同攻击说省委“包办一切”，“管的真宽，连芝麻、绿豆都要管”。说党委是：“以党代政”，政府是“有政无令”。陈成义落选后，他说这是“宗派打击”。关于增加两个副省长的人选，会上他们都同意，但会后却对省委一个常务委员(地方干部)说：“某某人当副省长我们不同意，你应该当副省长”。在酝酿宁夏回族自治区区划时，他主张将平凉专区划入自治区，当他的主张被党外人士质问得不能自圆其说时，便说“这(18)是省委决定。”事实上省委当时并未讨论过这个问题，更无权决定这样的重大问题。当省委批评了他的这个错误之后，他又在一些回族同志面前说：“我因为对成立自治区太积极，主张把自治区划大，受到省委的打击”。但当中央决定给自治区调外地回民干部时，他又与梁大均密谋，企图多摆当地汉民干部，“顶住”外来回民干部，使之不能到自治区工作。他反对羊群入社，为地主富农叫喊。他在视察银川吴忠途中，到处指责下边羊群入社搞得太快了，折价太低了，自留量太少，分红比例太低了。并命令县区党委给有些地主富农退回一些羊子。他主张：“三百只以下自留百分之五，三百只以上自留百分之十，三、四十只以下不入社”。“不论大小，平均折价绵羊每只十二元，山羊每只八元”(高于当时折价一倍多)，当省委否决了他的意见，另提出一个指示草稿要他们在省人民委员会讨论下达时，他和陈成义与党外人士扭在一起，四次不予通过。党外人士说这简直是“二次土改”，他便说这是“一步登天”。他视察工作时只听地主、富农和右派分子反映，代表那些人诬蔑农业合作化后“今不如昔”，“社员没钱买油、盐、洋火，几家子点一盏灯”，“拉双轮双铧犁，把妇女们的身体搞坏了”。“银川种了六万亩棉花，百分之九十没有希望”。推广“京祖一○七(水稻良种)连种籽也收不回”，“复种的庄稼都没结好”。他还对统购统销、价格政策和税收政策等有一系列的反社会主义主张。他的生活腐化、道德败坏。这次他估计到自己问题严重，过不了关，便与梁大均密谋破坏党代表大会，拍着口袋说：“我这里有一口袋材料，我要过不了关，我便亲自写大字报，现在有许多人对省委不满，不敢讲。我要一连出他几十张大字报，我的大字报一出，你再看这个热闹。”
梁大均是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之一。一九五六年秋季以后，特别是酝酿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期间，与孙殿才一起，进行阴谋活动，反对省委，分裂党的团结。诬蔑省委是“谗臣当道”。挑拨省委同志之间的关系，说省委委员某些人是红人，某些人不在话下，某些人自顾不暇，某些人是挨整的。说批判“甘肃落后论”是某某人反对某某人。酝酿自治区区划时，他私自增加人选和首府两个项目，要各县讨论，进行“民意测验”，制造舆论，抬高自己。并声称自治区首府如不设在银川，银川将退出自治区。他保护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骂粮食干部是“不顾眉眼为国家积累”，讽刺国家税收政策应该“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他同情私商诬蔑我们“比马鸿逹刮得还厉害”。他对于单干户的所谓八大自由，不但不批判，反而认为省委提出批判是给“干部泼冷水”。他号召群众做生意、跑运输，在他的“社开大片(荒地)、队开中片、社员开小片”和“胶轮小车拴一辆，挣下钱来归自己”的口号鼓舞下，资本主义一度在银川自由泛滥，致使一九五七年全区三十二万亩地未种或荒芜了。梁大均也是生活腐化，道德败坏。他也知道自己问题严重，难于过关，便向自治区工委负责同志要求，不参加党代会，与孙殿才密谋“抖乱”党代会，会前在银川地委进行非法活动，并装病十多天不到会。
陆为公是这个集团的成员之一。他在省人民委员会与孙殿才、陈成义一起以政抵党，说“省委管的太多了”，认为省委领导政府是“干涉”，他在政府是“有职无权”。他反对合作化，否定一九五六年的工作成绩，他说，“说一团糟的有的有根据，有的随声附和”，“单纯的任务观点，加上不纯的动机，就把事情办坏了”，“把十二年任务想在一朝完成”，“牲口死了这样多，原因何在”，“五百多万亩水地，是六百条人命换的”(实际死了一百多人)。他认为，“官僚主义大部分在上边，越上越多”，党的领导“总是喜欢听好的”。他反对文字改革说“改得不三不四，不象样子，现在圣人太多了。”说“拉丁化以后，兼奸不分，教育厅长兼(奸)女中校长，就会闹笑话。”他反对批判“甘肃落后论”、散布地方主义，说“甘肃本来就是一个落后的省份，在历史上就是受外省人统治的”。
刘余生是这个集团的成员之一。他积极主张“甘人治甘”，排斥外来干部。自封他是“甘南民变的领袖”，是“甘肃第一个拿起枪杆的人”。说“外省人不了解本地情况，当领导人不合适”。诬蔑外来老干部说“古瓷古画还可以当古董，作摆设用，光凭老资格，有什么用处?地方干部生长不起来，就是被一些老资格压住了。”党给民政厅派干部时，他首先问“是不是甘肃人？干部要地方化，外省的不要”。陈成义落选，他认为是“人身攻击”，他说陈成义“总是从甘肃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上想问题的”。他常常玩弄两面手法，在干部中播弄是非，挑拨离间，对逢迎他的人，封官许愿，提职增薪，对批评他的人，想尽办法，打击排斥。在反右派斗争中，说“反对找，就是反对党”。把给他贴大字报的同志，说成“反党联盟”，把支部汇报说成“秘密会议”，并追问谁是后台老板。他认为民政厅整风是“外来人整地方人”。他说“棉布供应有问题，很多人劳动一天，回来没被子盖”，“粮食统购太死了，只留一些口粮，连种籽都不留”，又说“农民生活太苦了，工人生活好，工人、农民生活相差太远”。
王新潮是这个集团的成员之一。他与孙作宾共同撰写甘肃地方主义纲领——孙作宾一九五二年“关于甘肃民族统战问题的报告”。右派分子说“共产党同民主党派中间有沟和墙，这是白眼窝的人(小丑)造成的”。他即说“这样的人不仅党外有而且党内也有”。右派分子说“共产党打墙，共产党在墙内，民主党派在墙外，积极分子骑在墙头上”，他赞扬说“讲的很好”，在大鸣大放期间，他希望组织劳改释放犯和反革命分子家属参加鸣放，他把一些五方面敌人吸收为民盟盟员。在反右派时，他说民盟只出现了一些右派言论，没有右派分子。他还在“甘肃盟讯”上发表文章提出“采取更积极更有效的办法，放手发展组织”，并批判“盟内有些同志要求过高过严，束手束脚”。他否定统战工作成绩，攻击党的领导说，肃反后民主人士来统战部的少了，(21)过去对民主人士思想改造“过火了”，民主人士感到统战部是“冷冰冰的”，因而是“敬而远之”，“要求多统少战”。他对陈成义的落选，表示不满。对党处理严重违法乱纪的地方干部张友三，认为是打击、排斥。他在自治区区划问题上玩弄两面手法。
曹又参也是这个集团的成员之一。他积极支持孙殿才反社会主义的纲领。由于积极支持孙、梁的右派活动，梁大均称赞为“好外交家”。他有意压低银川专区粮食产量，抗拒负担和统购任务，说“一九五六年生产任务订冒了，负担重了”。他说“我们的各项工作都冒了。合作社办的太大，超越了历史界线。开荒、植棉和造林任务都是冒进的，技术改革搞坏了。这都是领导上脑子发热以风为准造成的”。他反对肃反运动，说“肃反运动搞糟了，斗争面太宽，搞的过火了”。党外右派分子反对党的文教政策和肃反工作，他赞扬说“你讲的好，将文字加一下工，送到报社去刊登。知识分子已经改造好了，共产党还缺少一课——不懂业务”。
这次会议上，除揭露了孙、陈、梁右派反党集团以外，还揭露出右派分子林里，阶级异己分子梁克忠和颓废堕落、违法失职、反党反领导的投机分子马济川。
梁克忠是一个以欺骗手法混入党内，地主阶级本性未改的阶级异己分子。他身为商业厅副厅长，却极力攻击党对私商的限制改造政策。反对民主评议税款，反对饮食业定质定量定价，反对国营公司控制货源供应，反对限制自由市场。他诬蔑“私改工作一塌糊涂”，他同意李康年“定息二十年”的谬论，同情私商装穷叫苦，亲自给私商发放救济款，搭配热货，多方照顾；并鼓动私商控告国营公司，因而私商称他为“梁青天”。他攻击社会主义商业，说国营公司职工加班加点“和资本主义剥削职工剩余劳动一样”。他一贯播弄是非，搞宗派活动。他把省委领导干部划分为陕北派、晋绥派、庆阳派，并诬蔑省委排挤打击晋绥干部。诬蔑省委提拔某某是“朝里有人好坐官”，某人当省委书记是凭地方干部，某人当副省长是凭民族干部，提某人是因为“书记看得起”。又常在部长面前说厅长是宗派主义，在厅长面前说部长是主观主义。
他在商业厅组织小宗派，打击别的副厅长和科长，把持总支、支部、人事科，破坏党的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和建党的阶级路线。称赞一些政治历史不清的分子“文化高、业务能力强”，是“好苗苗”、“台柱子”，给他们封官许愿，提职提级，硬要把这些人拉入党内，并纵容包庇他们贪污、套购、走私等。他厌恶老干部，骂他们是“老顽固”、“老狗当道”，要他们“腾板凳”，鼓动青年“向老家伙开火”。他支持右派言论，包庇右派分子李韫章、张汝云等。他在大会期间，仍诬赖别人，向党反扑。
林里也是一个右派分子。他在政治上藏垢纳污，变成了反革命的保镖人。他在交通厅大量提拔、任用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几年来，他提拔了二十八个有政治问题的人，其中有十九个反革命分子。在肃反运动中，他利用职权，极力包庇这些反革命分子，以“留用人员，经过民主改革，已作了交代”，“历史罪恶已处理”等作借口，为他们开脱。他极力主张从轻处理已查出的十二个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他攻击肃反运动，夸大运动的缺点错误，抹煞运动的成绩。在鸣放阶段，他以推举中心发言人“代表鸣放”，“大字报底稿要审查”，“要用真名实姓”，鸣放第二天就提倡争鸣、反驳等手法阻挠鸣放。在反右派斗争中，总说右派排的多了，百分比大了。他不但不去挖掘右派，领导斗争，反而七十四天关起门为自己所受的处分写申诉书。他借口整风业务两不误，在反右派斗争最紧张的三个月里，先后召开了五次共三十八天大型业务会议，有意用这种办法挤掉反右派斗争。因此该厅虽有四十多个右派分子，但三个多月时间只定了三个，而且把不少右派分子划为左派，有的还担任了战斗小组长和整改副组(23)长。斗争极右分子杨子恒时他有意压抑群众斗志，使斗争软弱无力，迟迟不得开展。
马济川是一个只图享受、做官不做事，违法乱纪、颓废堕落的投机分子。审干时一直拒绝向党写自传；在他三进两出党的关键上，不肯提出证明人。他对中央、省委的许多指示和决议不学习，不传达，不贯彻执行，仅一次检查即发现把四十二份电报积压九个月，并丢了五份。他拒绝省委对文化系统工作进行检查。他不但不保证党的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针，而且放任“一鸣惊人”、“一本书主义”、“关门提高，争取成名成家”等资产阶级思想在文化艺术系统自由泛滥，他硬说“甘肃文化艺术系统没有丁玲、陈企霞问题”，“不要硬搞”，“不然会毁灭干部的”。他在文化系统私下封官许愿、拉拉扯扯，培植个人势力，造成文化局干部队伍的严重不纯。
鉴于这些人已经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走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道路，变成了党和人民的敌人，因此大会一致决议：把右派集团分子孙殿才、梁大均、陆为公、刘余生、王新潮、曹又参，右派分子林里和阶级异己分子梁克忠，投机分子马济川清除出党，撤销他们党内一切职务，向党内外公布，并且建议有关方面撤销他们的行政和其他职务。
代表大会指出：陈成义对党是有罪的，他干了许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事情，本应组织上给以严厉处分，但鉴于他已经死了，因此，决议只在党内外公布他的罪恶事实，进行批判，不再作组织处理。
我们和孙、陈、梁右派集团之间的激烈斗争，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在党内的反映。
这次大会彻底粉碎了孙、陈、梁右派集团，使党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取得了一个大胜利，这个胜利将加速社会主义事业在甘肃的胜利发展。党内出现孙、陈、梁右派集团，这当然是一件坏事，但我们揭发和粉碎了这个集团，解决了这个矛盾，并使全党受到了生动的教育，便把坏事变成了好事。由于这个右派集团的主要分子都有较长的革命历史，担任着党政机关的重要职务，既可以利用职权公开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又可以利用地方主义网罗人、煽动人进行反党活动。因此，对党的危害就特别严重，而揪出这伙暗藏的敌人，意义就特别重大。从这个斗争中，我们应该得到一个严重教训：“发亮的并不都是金子”，必须经常提高革命警惕性。要时常牢记毛主席的教导：“任何东西都用鼻子嗅一嗅，鉴别其好坏，然后再决定欢迎它，或者抵制它”。
“党的团结和统一是党的生命，是党的力量所在，经常维护党的团结，巩固党的统一，是每一个党员的神圣职责”。这次大会上，揭发和清除了孙、陈、梁右派集团和其他反党分子，这是我们巩固党的团结、维护党的统一的一个重大胜利。但是地方主义在甘肃的影响还是广泛而深远的，个人主义思想在某些干部中、党员中也是严重的。因此，继续开展反对地方主义、宗派主义、个人主义的斗争，就是当前巩固党的团结和统一的重要政治任务。在反对地方主义时，必须把利用地方主义来进行反党活动的人；和受地方主义思想影响的人严格区别开来。应该看到：坚持地方主义立场进行反党活动的，只是极少数的人，而大量的则是政治觉悟不高，有地方主义情绪，因而不自觉地犯了了些错误，这些人经过党的教育，一般的很快就可以改正的。还应该指出：地方干部对于地方的热爱，干部之间的友谊来往，党员及时向党反映各方面的情况和各地区的特点，对工作中某些问题提出不同意见，这些都是党内生活中的正常现象，是不应该反对的。
原载《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一)》，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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