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8-2-15 作者：[待确定]
【政协广东省委员会机关干部从1957年7月开展反右斗争以来，至1958年1月间，先后在本会和平解放台湾工作办公室（四办）揪出右派分子本会常务委员兼该办公室主任张显岐，秘书组组长林侠子，组员徐智；在社会知识分子工作办公室（三办）揪出右派分子该办公室主任李则谋、副主任钟锦棠，秘书组组长陈孝伟，组员李玉、徐福海、张羽、吴曾让；在学委会办公室揪出右派分子该室工商界讲习班工作组组长梁伟；在秘书处揪出右派分子总务组组员蓝中青；在本会委员工作组秘书组揪出右派分子该秘书组组长林志光等共13个右派分子。他们被打成所谓的“张显岐、李则谋右派集团”。】
经过最近几天来领导上的启发教育，及群众的批驳帮助，使我对于自己罪行的严重，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特别是对于我和张显岐之间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
过去，我对于自己罪行的严重，是认识得非常不够的。我只把我的主要罪行，仅仅看成是不满领导同志，及怀疑党的某一些政策，并不是立心反党反社会主义。对于与张显岐的关系则认为只是由于自己丧失立场与他臭味相投的问题，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经过近几天来领导上和同志们的教育、帮助，我作了进一步的反省：我究竟是不是仅仅不满领导同志和怀疑党的某些政策呢？客观的事实，说明不是这样的。因为如果只是对领导同志不满，则为什么我会从多方面诬蔑攻击党的方针政策？为什么会诬蔑攻击省协和省参组织？为什么会污蔑攻击人事室、党支部和积极分子？又如果不是别有居心，为什么会不断这样做？对于上述问题，反躬自问，亦无词以自解！因此，所谓没有居心反党反社会主义，只是由于不肯正视自己罪恶的严重性。至于我与张显岐的关系，是否只是一般的共事关系？我又反躬自问，如果只是这样，为什么在近一年多来，张显岐在四办会那样倚重我，信任我？又为什么我会和他鬼混在一起并助桀为虐？可见我与张显岐的关系，并不只是业务上的关系。根据饶部长对右派集团有各种形式的解释，则我与张显岐之间，实在是右派的关系，彼此是朋比为奸的，我的罪恶是异常严重的。
为了好好接受党与人民的挽救，为了决心从右派集团中跳了出来，争取早日回到人民的队伍，我今天谨把我过去的丑恶面貌和罪行，及张显岐右派集团的关系，暨它的阴谋活动，毫无保留的向组织交代，请组织给我以严厉的处分。
从这个集团的四办中所表现出来的事实来看，是在“志同道合，臭味相投”中形成起来的。这个集团有下列几个人：既张显岐、我、徐智、罗百先、曾其清和钟世谦。从各种表现来看，上述各人所起的作用，大概是这样：
（1）张显岐无疑是一个领导人，是集团中的头子。他是起了旗手策动和组织者的作用。这表现在：1、在四办成立开始，他便要违反党的方针指示，主张着重搞策动争取工作，及大轰大擂的做法；2、在四边成立后不久，便开始串连活动，带头诬蔑攻击领导同志，特别是党员领导同志；3、一贯串连煽动室内右派分子及群众对党的方针政策不满；4、四出招兵买马，拟收罗右派分子（如陈孝伟、徐福海等），企图增强进攻党的力量。5、在四办内设立“领导核心”，加强串连活动，并拟借此统一反党步骤。
（2）我是集团中的核心成员之一，在集团中是起了“幕僚”“管家”等骨干作用。这表现在：1、对张显岐诬蔑攻击领导同志和方针政策常相唱和，有时推波助澜，有时挑拨煽动，例如对领导上关于四办分工的指示，又如说各室的公章仍未交与各室等等；2、参与四办的“领导核心”3、帮助张显岐招兵买马，物色人选，企图充实进攻党的力量；4、贯彻张显岐的意图，协力把持四办排挤异己（如何中行同志），使成为独立的小王国；5、尽力扩大对外影响，例如夸大四办工作成绩；6、沟通集团内一些右派分子与张显岐的关系（如劝罗百先不要闹情绪等等）。
（3）徐智是集团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他起着对外联络及策动等作用。这表现在：1、他经常代张与刘绍武等及民革方面联系；2、他支持及执行张显岐的策反的主张，与从港澳回来的旧军政人员，及政治面貌不明的人联系洽谈；3、他在室内为张显岐吹牛，压制同志对张的批评（例如去年夏检查工作时，他曾打击叶广良对张的批评）；4、他对张显岐的诬蔑攻击领导同志及党的方针政策，常与唱和，并推波助澜。
（4）罗百先也是集团中的成员之一，他起着煽动的作用。他的造谣惑众，污蔑攻击领导同志的猖狂，为张显岐所赏识。张显岐所以竭力要求升他的级，大概是由于这个原因。他在集团中所起的作用，表现在：1、他支持张显岐诬蔑攻击领导与党方针政策的叫嚣；2、他在室内散播道听途说的谰言，煽动群众对组织对党的不满。
（5）曾其清是集团中的人物之一，他在集团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这表现在：1、他支持张显岐着重搞策动争取工作；2、他常与张显岐唱和，诬蔑攻击领导同志及党的方针政策（如统战政策、肃反政策等）；3、他不对煽动串连其他右派分子对组织上不满；4、为张显岐对外拉关系；5、他参与四办内“领导核心”。
（6）钟世谦也是集团中的人物，他起着对外策动联系等作用。这表现在：1、他常代张显岐与刘绍武、黄大锵、陈郁萍等联系；2、他支持和贯彻张显岐对在港澳的旧军政人员策动争取的工作；3、参加四办的“领导核心”；4、他沟通曾其清与张显岐的关系。
在这个集团中，我所起的作用是最坏的。因为一方面张显岐很多事情多告诉我，有时并和我商量，对我的话亦多采纳；另一方面，则有些右派分子（如罗百先等）及部分群众（如李汝祥等），亦唯我的“马首是瞻”，附和或盲从我的意见。如果说我能左右这个集团的人的话，是不为过的，因此，我的罪恶是比较最大，今天我应当承认自己的罪恶。
集团的形成，约有几个原因：第一、先从历史关系来说：张显岐和我是伪第四战区的旧同事（但不是同一个地区）；张显岐和徐智是伪第四战区干训团的同事，徐是张的部属；张显岐和曾其清是伪广东师管区的同事，都曾任伪师区司令；张显岐和钟世谦是伪第64军同事，先后均曾任伪师长。第二、彼此都同在四办工作，四办一成立，张显岐找我做他的助手，后工作需人，张拟找陈孝伟及蓝举初，但因均在民厅工作，不能前来，张叫我介绍人选，我介绍钟世谦。56年8月间，罗百先来室，同年9月间，张找黄治平、林仲芬等来室，同年11月间，曾其清来任副主任。在彼此都有不满思想及互相影响下，特别是在张显岐的不断煽动串连之下，于是彼此在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想的共同基础上，便逐渐形成了一个小集团。第三、从彼此不满的事实来说：张显岐是背着北江起义领导人的“功臣”包袱对他的安排及对何衍章问题大大不满的；我则因54年升级不遂，及56年不能评升两级而不满的；徐智则背着在广宁策反“有功”，升级不遂，在旧四办和四办都只是充当组员而不满的；罗百先则因为前在科普工作犯了错误受到批评，及56年升级不遂，和他的爱人迟迟未安排工作而不满；曾其清则对于他是省协专职委员而长期“屈任”旧四办的组长，认为是“豆泥委员”，及对他的工薪只得180元认为比不上省人委，及对他学习编组没有被编在高级组等而不满的；至于钟世谦则因背着阵前起义的伪师长“包袱”，但长期是18级的研究员，而又做着总务工作而不满的。
由于上述3个原因，及其他外在的因素，于是这个右派集团便形成了。说到集团形成的时间，大概是从56年9月间四办成立3个组之后开始的。在这个时候，张显岐因人马稍齐，“工作顺利”，得意忘形。我也因得到张的信任倚重而得意忘形。到同年11月间，曾其清又派来四办，跟着何副主任兼任起义人员工作小组工作，没有在四办负实际责任。57年2月，何中行同志调往二办当副主任，钟世谦升充副主任。同年3月间，张显岐又找徐智来室，于是张显岐更毫无忌惮，而右派的气氛便充满了全室。在这个时候，虽有李汝祥、叶广良、傅善亭，但他们对张显岐来说，是没有被放在眼内的。因此，右派的谬论时有所闻，变成了公开的秘密。加以李则谋、陈孝伟右派分子又时来四办闲谈，对领导及党的方针政策多加诋毁，于是右派言行，日益发展，明目张胆，恬为不怪。及至鸣、放开始，特别是在北园聚餐后，这个集团的右派分子以为有机可乘，便起来猖狂向党进攻了。
检查起来，这个右派集团的分子的诬蔑攻击党和领导，当然不是从鸣放时才开始的。远在56年5月间，四办成立后不久，关于四办工作的方向及做法，张显岐不满党与领导上的方针指示，便开始诬蔑攻击马皓处长与叶副秘书长。及至56年9月间，叶、胡两秘书长批示四办分工问题之后，张显岐更大肆叫嚣，我与罗百先等又相与唱和。此后，在一碰到有进攻机会的时候，便纷纷起而进攻。例如在56年10月间本会检查工作及57年4月间增产节约检查工作时，集团分子便纷纷诬蔑攻击领导同志及人事室、党支部等，这是一个显明的例子。
在后，要谈这个右派集团内的分子之间，是不是完全没有矛盾呢？当然不是的。例如张显岐与曾其清之间是争权夺利的，我与张显岐之间互有不满等等。虽然如此，但在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想的共同基础上，即是说，在“志同道合臭味相投的基础上，上面所说彼此之间那种矛盾，并没有影响到这个集团的活动及其发展的。在这之间，张显岐的不断耍花招玩手法，不断去串连活动，及我在这个集团所起的影响作用，更使这个集团的活动日益猖狂。”
在张显岐的串连和不断唆使或暗示之下，这个右派集团的分子对党和领导的不满情绪日益发展，串连活动也愈加频仍，一方面集团内分子彼此之间有所活动，他们三三两两，常相交谈，互相串连煽动（例如领导对四办分工批示事，及诬蔑胡秘书长拉拢人等便是我对张的煽动。例如省参评级，我不能评升两级后，张对我说评级有偏差；鸣放中，屡次要我在小组带动群众鸣放时，在我面前说彭浩修养那样好都忍不住开炮了等等，便 是张对我的煽动）。又如曾其清与罗百先及徐智常相聚谈，钟世谦与曾其清均常常在一块串连活动，互发牢骚，诬蔑攻击领导及党的政策。凡此种种情况，显然是属于一种串连活动的。我认为集团中各个分子如能从彼此之间诬蔑攻击领导及党的方针政策的私房话方面，深入去检查反省，是会认识到自己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及其严重性的。以上是第一方面。再从另一方面，即就共同的阴谋活动这方面来说，则这个集团的阴谋活动是更清楚。首先应当指出，这种共同阴谋活动，是假借第四办公室这一个合法的组织来进行活动的。在这一个合法的组织的掩护下，在张显岐的领导之下，利用室务会议，或以行政为单位的学习小组，或检查工作会，或室内“领导核心”组织，或则在外品茗聚餐，分别进行了诬蔑攻击领导同志及党的方针政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阴谋活动。
为了说明这一方面的共同活动，可以就时间的先后，概括的来交代。第一、在这个集团形成后初期的一般情况：从1956年9月间这个集团形成开始后，张显岐以人马差不多，便忙于设置室内的机构及人员的分工，设立秘书、宣传、调研3个组，要我充当秘书组长，钟世谦充当调研组长，每组配备一两个组员，象这样配备签呈奉准之后，张显岐为了进一步容易控制这个集团，极力利用拉拢我做他的助手。在室务会议上提出要我负责初步核阅3个组的文稿，当时我以为我只是秘书组的组长，与其他两个组的组长是平行的，不便核阅为词，推辞不肯担任，张显岐便提出，在3个组之上设置秘书一级，负责协助正副主任综理全室工作，当时罗百先等奉承张显岐意旨，均附和张显岐的意见，由室务会议通过。再把室内的编制及业务分工，列表签报领导。同时并强调正副主任的分工，列表签报领导。隔了几天，领导上将这个业务分工的签呈批回，指出正副主任应该共同领导全室工作不宜过于分工，并应注意避免不要使副主任有职无权，同时应经常举行室务会议，研究推进工作。领导上这个批示，本来是十分正确的，是教育张显岐不要专横独断，不应排挤副主任的，同时也是提醒及教育室内全体同志要尊重副主任的。但批示一交回来的时候，我首先发觉领导上没有批复室的编制及人员的分工问题即未明白批示是否同意我当秘书，这和自己一向追求名位的思想抵触，于是不假思索，便随口对张显岐说：“上级的批示，似答非所问”，诬蔑攻击领导，便挑起张显岐的不满。张显岐在看完了上级的批示之后，便大肆咆哮，对叶、胡两副秘书长进行漫骂及恶毒的攻击。随又纠集室内全体人员，对群众声称，要与领导上分清是非，说叶、胡两副秘书长十分官僚主义、宗派情绪，要大家发表意见，看副主任是不是有职无权？并对群众公开污蔑何中行同志，说何中行同志不应向领导作小报告，当时何中行同志适不在室内，后何中行同志回到室内，他便向何中行同志提出质问，当时，我支持张显岐的叫嚣，一方面附和他所说叶、胡两副秘书长是官僚主义，说找不出副主任有职无权的事例，又说室务会议早已经常召开；一方面则攻击何中行同志，说不应不在室内会议先提出，便向领导反映情况。当时罗百先、钟世谦、李汝祥、黄治平、林仲芬等亦随声附和，纷纷展开攻击。第二天晚上，小组学习阅读文件时，张显岐叫我到六角亭里谈，又大肆漫骂叶、胡两副秘书长及何中行同志说“几大就几大”要与叶、胡两秘书长拼命。他表示要将事情闹到饶部长去，当时我虽曾劝他不应把事情扩大，但只劝他应以个人事业前途为重，并提出不妨把事情经过告知肖老，请肖代为“转团”。他没有做声，临走时，他仍表示要和叶、胡两副秘书长展开“斗争”。隔了几天，在一个礼拜天上午，他第一次到我家里，又大发牢骚，主要是污蔑攻击何中行同志说“一向不知何的为人是这样，如果知道，真不敢和他共事，也不敢当四办的主任”，同时并用煽动的口吻说：“和何中行交朋友，真要小心！”当时，他不只污蔑攻击何中行同志，而且恶毒地诬蔑攻击胡副秘书长，说胡副秘书长与何中行同志有宗派情绪，说胡副秘书长想拉拢何中行同志与苏主秘，企图改善与叶副秘书长的矛盾。后来他去和叶副秘书长争论，给叶副秘书长教训了之后，他更发不满，但对群众说，他已把叶驳得“哑口无言”。从这件事发生之后，张显岐屡次对室内人员，个别或对三几个人大肆攻击领导，由于张显岐这样不断的煽动和串连，加上我又助桀为虐，于是四办充满了与领导对抗的气氛，使得何中行同志完全陷于孤立。何中行同志这时虽要和张显岐继续展开斗争，但已孤掌难鸣了！
从56年10月间本会检查工作开始，直到57年4月间本会增产节约检查工作时，可以说是是这个集团的中期活动阶段。在这个阶段里，由于集团内各分子彼此的影响，特别又遇省参评级，各人的不满情绪更加发展，加上，前后又增加了曾其清、徐智两个来室工作，同时被认为是接近领导的何中行同志又调职，于是使这个集团的阴谋活动比起初期更加猖狂。这除表现在集团内各个分子的三三两两之间，对领导与党的攻击更明目张胆，毫无忌惮之外，最突出的表现，是表现在下述两个方面：第一、表现在56年冬本会检查工作四办小组会上的猖狂向党进攻。在好几次的检查工作会上，张显岐这个作为旗手的头子，首先发出了攻击的号炮，而作为助手的我，亦发挥了骨干作用，与张显岐唱和。例如张显岐在56年5月间，四办成立后不久，因不满领导上的方针指示，即开始攻击马皓处长及叶副秘书长，说领导上对和平解放台湾工作的做法是“外行”。在这个时候，他更荒谬说“领导上不是在四办成立前有整个计划和做法，而是心中无数”象这样似是而非的谬论，其他分子包括我，当时均以为然。在平时，张显岐在室内作挑拨串连时，亦不只一次说：“省统战部和领导上对四办没有具体领导，对四办工作应当怎样做，完全心中无底，什么都靠军区，而军区又事事都不放手！”到了这次检查工作的小组会上，张显岐更加诬蔑攻击领导上只注意事务性工作，没有贯彻本会的方针任务，而是“本末倒置”等等。同时又诬蔑攻击领导上不信任下级，对工作不放手。当时我与罗百先等均相与唱和。我且荒谬地引各室的公章仍放在人事室未交与各室保管为例，支持他的谬论。第二个表现，是表现在57年4月间本会增产节约检查工作的小组会上面。到了这个时候，这个集团在会上的叫嚣比前更为狂妄。例如张显岐在会上大肆挑拨群众攻击领导，他说：“本会的缺点是对于发现的问题，没有及时加以解决，比如对旧四办的任务及处理救济款没有及时加以解决。其次是无人负责，例如旧四办的正副主任过去都没有切实负责工作，但本会置之不理，没有去解决。还有，就是工作表面化，对方针政策不明确，致本会变成业务机关。而领导上又没有计划没有远见，致工作上是干部推动领导，这是官僚主义的表现，但领导上不信任下级，什么都要抓起来！”当时，曾其清也不落张显岐之后，与张显岐唱和，攻击领导十分官僚，说旧四办“四不管”，说党员领导同志（指旧四办正副主任）高高在上。说他受了许多“委屈”。又与张显岐唱和，攻击省协领导上宁愿把多余的房屋作为职工家属宿舍，却不肯把它腾出来交给四办做办公地址。罗百先则更造谣诬蔑攻击领导，说他：“听人说这次检查工作只是上级摸下级的底，不是真正要增产节约搞好工作的！”他诬蔑攻击叶副秘书长压制批评，说过去林志光、罗百良两人所以不能在省协立足，是由于这两人向领导上多提意见。又造谣说：“不只省参前年的评级工作偏向很大，就是省协方面评级也有偏向”。他捏造“省协评级有两种做法，一种是明升，一种是暗升”等谰言。当时我亦诬蔑攻击党支部对群众的思想教育、思想领导工作及联系群众工作做得不够，对行政领导帮助不够，致党支部成立后与成立前没有很大差别。张显岐、曾其清亦先后与我唱和，曾其清且丑化党支部，说经只有“万金油”作用。当时我又曾与张显岐、徐智等唱和，攻击人事室，说人事室未能将全部工作人员统一调配使用，要各室自行找人，说人事室只忙于接待外来了解材料工作；说人事室的工作只停留在了解同志们的历史材料工作上面而没有进一步去了解同志们的学习和生活状况，帮助及照顾同志们。
除了上述的表现之外，以张显岐为首的右派集团分子在这个时候亦常常三三两两活动串连击攻领导同志及常委会，以至于党的各种方针政策。例如张显岐、曾其清两人则诬蔑攻击叶、胡两副秘书长把持行政会议，说“在行政会议上讨论问题多没给充份时间让人讨论，只是匆匆作出指示”。罗百先则制造谣言，诬蔑常委会开会不足法定人数，我又转告张显岐，张显岐又提出公开叫嚣。又如张显岐曾好几次诬蔑攻击马皓处长“只偏信偏听叶副秘书长及苏主任的话”，说“马处长官僚主义，不了解情况”，我亦攻击马处长很少来省协指导工作。又如对统购统销政策的诬蔑，张显岐与李则谋亦有所串连，说政府收购农副产品特别是生菜的价格偏低；同时又诬蔑攻击统战政策“统上而不统中下”；又诬蔑攻击安排社会知识分子工作，说政府没有全部安排来会登记的旧知识分子，只是出“空头支票”。比较突出的，是攻击肃反工作，例如在前年冬至旧年春夏间，张显岐不只一次而是常常诬蔑肃反有偏向，他除了说起义人员许多不该杀的被杀及何衍章被捕问题之外，他曾在室内对群众挑拨串连，公开诬蔑攻击公安派出所对旧军政人员的歧视，又说有些人不应该被管制，例如对XXX等反动分子。他又曾在室内公开散播谣言，说某机关的一位干部，某天在路上忽被公安人员用汽车捕去，原机关既不知他下落，其家属更不清楚他的去向，隔了1个多月，公安局又用汽车把这个人在半路放了，又没有说明他被捕及释放的原因等等。又旧年4月间，曾其清拿出一封某机关的信，说曾的儿子前自杀的原因，给张显岐和我看，说肃反工作有偏差。当时张显岐即推波助澜，我亦荒谬地煽动他，问他“过去为什么不早反映给省检察署？”又在这个时候，集团内的其他分子如徐智、罗百先等人，对肃反工作亦多所诬蔑攻击，与张、曾两人唱和。我亦与个别同志分别谈及右派分子黄光卫差一些被搞错，及说右派分子张一元、马行健回省参后，未见组织上公开宣布恢复他们地位等谬论，把他们两人应受处分当作是搞错了，与张显岐等唱和，为反动分子叫嚣。就在这个时候，张显岐在行动上为反动分子或政治面目不清的人开脱或大加吹牛。此外张显岐与曾其清等则不时散播民主人士当了主管之后有职无权的谰言。在学习八大文件的法制问题时，张显岐等则捏造党团员违法的谣言，大肆诬蔑攻击，并煽动其他右派分子和群众。
总这，在这一阶段，这个集团的阴谋活动的情况是十分嚣张的，是明目张胆的，毫无忌惮的。
以上所述，是这个右派集团在中期的阴谋活动的一般概况。到了57年4月之后到反右斗争前这一阶段，是这个集团的后期。在这个时期，集团的阴谋活动，更猖狂到了极点。这具体表现在下述几个方面：第一、宣布设置室内的“领导核心”，远在56年6月间四办成立后不久，张显岐即曾对我谈及拟组成“领导核心”事，当时他私自对我说：“今后为了搞好工作，先要使大家对问题的意见取得一致，不能有所分歧，然后才能把工作搞好，拟以你、我、何中行和钟世谦四个人为领导核心人员”，他问我的意见怎样，当时我唯唯诺诺，不置可否。到了旧年4月间，他没有和我再商谈，在室务会议上忽然宣布要在室内设置“领导核心”。关于设置“领导核心”的真正阴谋何在？虽没有向我明白说出，但从上面他对我所说的话来看，则可以明白看出，张显岐的阴谋是在于统一领导层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以便集中力量去向党进攻的。为什么张显岐在56年夏已有此意，却迟迟至57年4月间才宣布设立呢？过去我对此还不明其故，到现在才认识到大概有下列两个原因：第一、在四办成立初时，他的羽毛未丰满，力量单薄，特别是接近党与领导的何中行同志，尚任副主任，因此，他不愿先行组成。当时他之所以对我那样说，大概是暗示我，要我和钟世谦跟他去把持四办。第二、到57年4月间，集团早经形成而且发展起来了，为了统一反党的言行和力量，他便公开宣布设立。按之当时他召开的几次碰头会，虽则是商谈调整编制及人事问题，但张显岐却借此作串连、煽动对领导、人事室及省参这三方面展开攻击。例如他说人事室未能把会内工作人员好好调配，说领导上对四办工作不大重视；又说省参领导上本位主义，不肯让能力较强的人员调来。可见张显岐实欲借此作煽动串连活动的。这不是阴谋是什么？第二个表现是表现在大力招兵买马上面，57年5月间，室内又调整编制及更动人员，四出物色人马，后来他找不到如意的人选，于是便嘱我与钟世谦代他物色人选，张所以这样急于收罗人材，实在是企图充实资本，充实力量来向党进攻的。第三个表现是表现在北园聚餐的聚谈上面。旧年5月间，张显岐、刘绍武借口得到前联名致伪第64军公开信稿费，邀请陈郁萍、黄大锵、曾其清、钟世谦、凌仲晁、黄治平、林仲芬、胡付秘书长及我在北园酒家食饭。未开席前，大家交谈整风和鸣放的问题，怀疑党的鸣放政策，说鸣放之后会继以“收整”。进膳后，大家继续高谈阔论，诬蔑攻击党，说党不重视民主人士，说民主人士当了主管后便有职无权。他们又赞赏张穆在省协大会上的谬论。当时各人对鸣放都存有怀疑和顾虑的。自经过这次密谈后，大家看风头，后来刘绍武右派分子起来点火放毒，于是张显岐等也起而向党猖狂进攻了。第四个表现是表现在鸣放开放后的分头点火，互相呼应的许多事例上面。在这个时候，张显岐首先在统战部及省人委召开的座谈会上开炮，诬蔑攻击领导同志及党的方针政策，在未参加座谈会前，他分向四办群众及民革省协支部的群众搜集向党进攻的材料，在参加座谈会之后，即本会开始分组鸣放时，他则竭力煽动群众向党进攻，及唆使我及曾其清、徐智、钟世谦等要在四办小组及三、四办联合小组起带头作用，于是大家便纷纷点火放毒，并互相唱和。例如张显岐、徐智、曾其清、钟世谦和我，则诬蔑叶副秘书长官僚主义及架子大。张显岐与我则诬蔑攻击领导上在本会增设至9个正付秘书长，说增产节约的结果只是充实了上层，说增设的副秘书长只是个各个办公室的“太上主任”。曾其清则主张撤销学校党委制，徐智与张显岐则在小组上赞赏“党天下”的谬论；张显岐、徐智和我及其他右派则附和“党群之间有沟有墙”的谬论。我与张显岐、曾其清、徐智等则指尚未放毒的右派分子，及讲正面话的人是“精仔”。 张显岐、曾其清、徐智及我等则同情右派徐舜英及陈一林的叫嚣，认为他们是受了“委屈”。我与李则谋则要求二办将鸣放情况公布，向二办同志点火。又同情新安排的社会知识分子的待遇低，同情他们“鸣放”。关于这种种右派言行，先后均经群众揭发和批评，现在不在这里详细说。总之，在这个时候，在张显岐的串连挑拨之下，集团内分子的对党猖狂进攻，已发展到了顶点。
反右斗争整队后，个别之间仍有所维护，例如曾其清与张显岐之间，曾其清仍公开为张维护威信，说张没有当上核心小组的领导成员是由于领导上说张外出检查工作很久，对反右斗争的情况不熟悉；同时又因为领导上是要正副主任分别掌握业务及学习，并不是有什么原因。又向我及钟世谦说：“张公不一定是有问题”。而我亦在郑秘书长宣布领导小组成员名单没有张显岐的名字后向张显岐劝慰。
如上所说，就是这个右派集团的阴谋活动情况，不过这只是就我个人所知的一些情况而已。
从上述这个右派集团的各种罪行来看，可以看出这个集团的进攻矛头，主要有下述几个：即（1）攻击党员领导同志，包括接近党的领导同志；（2）攻击省统战部马皓处长；（3）攻击统战政策，包括人事政策、安排起义人员政策及安排社会知识分子政策；（4）攻击肃反政策；（5）攻击省政协组织，包括常务委员会、党支部、人事科；（6）攻击广州军区政治部。
至于阴谋目的，从上述一系列的事实所表现出来的大概有三点：
1、要党员领导同志曹副秘书长下台；2、要摆脱党的领导，使四办成为反党活动的据点，成为独立小王国；3、要省协变质，变成不是政治协商的机构（例如张显岐曾屡次叫嚣要省协“面向港澳，面向旧军政人员，面向各阶层民主人士”等等）。其总的阴谋目的，当然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企图资本主义复辟，但具体的来说，则是上述三点目的。
通过这一个检讨，一方面使我进一步认识这个右派集团特别是张显岐罪恶活动的严重性，及认识到这种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对党对国家对人民对社会主义事业及对省协、省参等方面所作出来的巨大危害；另一方面则认识到自己过去面貌的狰狞丑恶，和罪行的严重与反动，以党与人民对我的仁至义尽，无比的宽大，而我却没有好好认识过去反共反人民的滔天罪恶的严重，没有好好认识党与人民对我的恩情，不思立功赎罪，好好改造自己，转变立场，为人民服务，反而忘恩负义，不断向党进攻，抚心自问，真无以对党与人民，亦无以对一切爱护我的人，甚至无以对我后一代，想念及此，更是无地自容，惭悔交织。自经领导上及各位同志的几次教育批驳之后，更感到自己过去所犯的错误与罪恶，实在不可饶恕。今天我仅向领导及群众认罪，请组织给我严重的处分。
为了正视我过去罪行的严重，为了决心接受组织与同志们对我的最后挽救，我谨把我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及这个右派集团的罪行坦白交代。我深深体会到领导与同志们对我的批驳教育，的确是真正挽救我的，否则我便会走上更反动的反革命道路上去。同时我亦深切的体会到，任何抗拒运动顽强抵赖等行为都是自绝于人民和自取灭亡的，其结果只有增加自己的罪恶，因此我决不为任何右派分子陪葬，决心向人民投降，低头认罪，重新做人。我认为只有这样做，才有希望得到党与人民的宽恕，亦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党与人民的挽救。
今天，我能够稍有些微的觉悟，完全是由于组织上及同志们所给我的启发与教育的缘故。今天我应向领导及各位同志再一次表示衷心的感谢。希望各位能继续教育我帮助我。今后我决永远拥护党，依靠组织信任组织，转变立场，认真改造自己，争取早日回到人民的队伍里头来。
来源：政协广东省委员会机关干部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张显岐、李则谋右派集团及其他右派分子的材料》，1958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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