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8-2-23 作者：(方一臣)
(方一臣)方一臣，男，三十六岁，山东省沂源县人，贫农家庭出身，学生成份，一九三九年四月入伍，同年九月入党，历任县大队文书、连指导员、区长、县科长，辽东省监委处长、副秘书长、原住辽宁省监察厅副厅长、党组成员。方一臣在一九四六年曾被敌人俘虏，被监禁在敌人的集中营。
(1)肃反初期，因撤销其五人小组成员和审查其爱人(姜浩云)而对党不满，进而蓄意攻击肃反。肃反初期方系监察厅五人小组成员兼肃反办公室主任，在其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支配下，极力散布“监察厅无反可肃”，说，“厅里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党员，都是当地人，经过各项政治运动考验，不会有反革命分子。”因为他存在着严重的右倾思想和本身有政治历史问题，撤销了他领导肃反的职务。于是他更加对党不满。说：“肃反究竟谁对谁不对用历史来作结论”，其妻姜浩云(右派分子)是自首分子，因受组织审查对党不满，肃反运动中表现不好而被批判，方一臣对这事也怀恨在心，说：“打狗还得看主人的脸面呢!”以后为了达到他所谓“算肃反的账”、“争一口气”的反动目的，便煽风点火，极力歪曲事实制造谬论，丑化和攻击领导肃反的同志，用以反对肃反。
(2)反对对坏分子滕剑的斗争，诬蔑确定滕剑为斗争对象是：“矮子里拔将军”，并鼓动坏分子翻案。方一臣为了达到他反对肃反的目的，寻找根据，在斗争和处理滕剑案件中进行了一系列的非法活动，他和右派分子张静超、王景山、刘绪城等人互相串通，方说：“滕剑不够反革命，投敌叛变也值得考虑”，并诬蔑领导肃反的负责同志“不实事求是”“有个人主义”“滕定为坏分子是郑克昌和王生天同志再三坚持的结果，否则坏分子也不够”，在方的策划下，早在肃反期间，刘绪城、王景山就鼓动过滕剑翻案，在定案后，方又亲自找藤谈话，并制造谣言给滕打气说：“你的问题你要沉住气，我估计顶大是个坏分子(方认为是属于百分之九十几好人之内)”，“肃反难免出偏差”，“有意见可以向中央申诉”等等。后来在方、张的煽动下，滕于一九五七年六月向省委五人小组提出了翻案申诉书。
(3)对机关肃反进行了一系列的诬蔑，并丑化肃反领导，策划反党分子向党进攻。厅内肃反期间，在干部分类排队时，只确定一名肃反斗争对象(即滕剑)，但方一臣却造谣说：“肃反面宽了”，“有一点政治历史问题的人，都当了肃反对象”，无中生有的捏造说“三类加一起打击面百分之四十以上”。在思想建设阶段，我厅正确的贯彻了省委的指示，收到了很大的成绩。在思想建设当时，方向同志们散布说：“我们机关不象别的机关，思想建设不必单独搞，可以结合党日进行”企图取消思想建设。思想建设以后又在群众中散布说：“处、科长以上干部，除搞肃反的就是被斗争批判的!”面宽了，对重点批判的几个人，他说：“不必要过分了”，特别是对王景山、姜浩云的批判，方采取了对抗的态度说：“既然斗了就要作结论，组织上应作出斗错了的结论”。自肃反以来方一臣与王景山、姜浩云等人经常串通在一起丑化、谩骂机关领导肃反的同志，诬蔑领导同志“不实事求是，有个人主义”。当王景山、姜浩云谩骂领导肃反的同志时，方一臣还从中挑拨，并支持鼓励王、姜到省委去诬告。方还散布“肃反耽误了业务”，“肃反花了不少冤枉钱”。
(4)到处煽风点火，争取同情，借党整风时机，纠合反党分子，攻击肃反。肃反以后，方一臣向机关中的一些肃反积极分子散布说：“机关肃反存在严重问题”，“膝剑的结论不切合实际，思想建设有错误”。当党提出整风，方认为算肃反账的时机已到，即到处煽风点火，向郭永平(工业处处长，肃反时被批评过)煽动说：“整风了，你有意见就提吗!”郭说：我对肃反没有意见，又没有把我当反革命斗。方说：“你别太天真了!”在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张静超召开“解决”肃反问题的党组扩大会议(把郑克昌、王生天同志排斥在会议之外)，会上方系统的攻击了监察厅的肃反运动，他说：“监察厅的肃反确实违反了方针、政策，作法也有问题，闹了个乌烟瘴气”等。特别是在党中央发布了整风指示以后，方、张便一呼一应，极力策划向党进攻。在制定整风计划时，方找整风办公室的齐康同志谈，除了系统的攻击肃反以外，并指令齐康同志说：“我厅最主要问题是肃反和肃反遗留问题，这次整风的主要内容，应当解决对肃反的一些意见”。企图借整风之机向党进攻。在鸣放时方鼓励王景山“有啥说啥，对领导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王在鸣放会上用方供给他的反党材料，集中的对肃反进行了系统的污蔑，在鸣放会上叛变分子黄宪德(原肃反办公室成员)和王景山、姜浩云一唱一合攻击肃反，当同志们对黄的反动言行提出批评时，方一臣就找黄谈话鼓励他说：“你为人公正、直爽，敢大胆提意见，坚持原则”等。并又向黄散布了有关机关肃反问题的一系列谬论。如说：“咱们机关肃反问题我也有很多意见，几个处长都斗了，是违反方针政策”等等。
(1)散布“党内不会有右派分子”，以保护他们的伙伴过关。当整风转入反右派斗争以后，方见势不好，就极力和张静超把持整风领导小组，保护他们反党伙伴过关，方在领导小组会散布说：“党内不会有右派分子，鸣放提的意见，绝大部分是正确的，有的情绪偏激，有的暴露了个人主义、平均主义，但我们厅内党团员多，现在还没有什么右派言论，也没有右派分子；不是公开骂党的就不是反党；虽然有的和右派的言论相同，甚至有过之无不及，但思想本质不反党，也不能划为右派”等谬论，企图转移群众视线，当省人委领导小组与省委负责同志批评了监察厅领导右倾时，方竟公然反对，狂妄的说：“让事实来证明，我们机关有没有右派言论和右派分子吧!”并向整风办公室的同志说：“党委袁书记偏听偏信王生天的话，你们给党委提个意见，我们搞的不好，叫党委派人来搞吧!”公开抗拒组织上的批评。
(2)利用职权，千方百计的反对追查右派的反动言行。当总支副书记王生天(领导小组成员)提出学习人民日报社论“在肃反问题上驳斥右派”等文件，应联系追查王景山、姜浩云等人的反党言行时，方一臣在领导小组会上向王生天同志大发雷霆说“学这个文件联系检查实际，想把对肃反提意见的人压下去是怎的！”并恶毒的污蔑说“是抓住几个对肃反提意见的人，企图逃避整改”。
方在领导小组会上也一再为右派分子王景山辩护(王景山在大鸣大放期间讲了“没有反革命非要弄成反革命不可”，“肃反造成了沟、墙，沟很宽，墙很厚”，污蔑“思想建设是思想破坏”等反动的言论)。方说：“王景山提出这些意见，虽然提的有些过分，但事实存在，不是借鸣放之机向党进攻”，他和张静超一致反对划王景山为右派分子，同时也不同意说这些是右派言论。当群众贴大字报要王景山出来答辩时，方当着办公室的同志发火说：“如果同意他们贴这张大字报，那我也写!”极力予以压制。
(3)向右派分子通风报信，指点其蒙混过关。一九五七年八月间，右派分子王景山由乡下回来，看了大字报以后，心里发慌，方一臣就告诉王说：“你的发言，领导小组中只王生天一个人坚持说是右派言论，研究了好几次，没通过，反正他一个人说了不算!”又说：“你的发言，有些说法不太恰当，我和张厅长很担心……错了就检讨检讨，反正搞不上右派”。直到九月十二日省人委整风领导小组决定撤销张静超的监察厅领导小组长及成员的职务，监察厅领导小组确定王景山为右派分子上报时，方仍拒绝同意。在划刘继民为右派分子过程中方深怕反击了右派，提高了群众的识别能力，把他们揪出来，所以也一再为刘辩解。
右派分子王景山在一九五六年一月至十月的农业监察工作总结中造谣说：“我省农业生产表面上看是获得了丰收，但丰收里面还埋藏着严重问题，在秋收分配中才原形毕露，有很多社不能增加收入；强迫农民大力打井，劳民伤财；盲目推广双株苞米，在全省范围造成减产”和“天没下灾，地没长灾，政府给人民造灾”。方一臣对这些反动言论完全同意，批准打印，以厅名义上报国家监察部。方一臣由部开会回厅后，向办公室的同志们赞扬说：“农村处总结写的很好”“有内容”。右派分子张静超攻击一九五六年辽宁省的农业生产成绩，说一九五六年度征购粮任务没完成的原因是“夸大农业生产成绩，粮食产量不实”，在给省人民委员会的报告中叫嚣“重新审查一九五六年粮食产量”，方一臣对张的这种谬论也完全同意，于一九五七年七月和张共同签发了这个报告。
此外，方一臣在总结一九五六年度监察厅的工作时，歪曲事实，向各处负责同志散布：“商业监察抓的零碎，没抓住要害；农业监察净跟农业季节跑；粮食监察净跟业务部门跑”。
方一臣之所以堕落成为右派分子，并不是偶然的，是有他的思想根源与历史根源的。方虽早年参加革命，但没有得到根本的改造，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很严重。长期以来一贯计较个人的名誉、地位、贪图享受，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乱搞女人、讲排场，并有过几次贪污行为(当副厅长期间还贪污旅差费)。当被提拔以后又得意忘形，骄傲自满，自以为是。肃反运动涉及本身问题时，就起来与组织对抗，站在坏分子、阶级异己分子的反动立场上，百般挑剔肃反运动的“毛病”，长期坚持反动立场，狂妄的说：“让历史作结论”、“争一口气”、要算肃反的账，到党提出整风的前后，就更加嚣张，到处拉拢，到处寻找机会与社会上的右派分子互相呼应，向党进行了猖狂的进攻，完全变为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代言人。方一臣所以堕落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正是他的一系列的反党思想行为发展的必然结果。
一九五七年十月二十六日到十二月二十六日，先后开了六次大会，十九次小组会对他进行说理斗争，在开始的六次交代中，还一直为他的反党活动作辩护，直到十二月二十六日曾一度表示低头认罪，但最后又全部推翻，态度极为恶劣，破坏机关制度，长期不请假也不到办公室来，不参加机关劳动，借机关购买公债之机，继续放毒，攻击机关的反右派斗争。直到反右派斗争以后，仍无悔改表现。
上述事实充分说明了方一臣是混在党内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分子，是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代言人，是一个无悔改之意的极右分子。
一九五八年二月二十三日
来源：原载 《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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