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8-2-26 作者：中国民主促进会上海市委会副主任委员, 华东师范大学俄文系主任 周煦良
中国民主促进会上海市委会副主任委员、华东师范大学俄文系主任 周煦良在去年右派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时候，我迷失了政治方向，在大风大浪中经不起考验，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
我的政治错误主要表现在：我在去年5月民进中央召开的江苏、浙江、上海两省一市工作会议上，竭力支持民进上海曹杨中学支部主任右派分子黄浚思的反党报告，我在会上不管多数人的反对，一再为黄浚思辩护，肯定他的“监督作用”和“反官僚主义的积极性”把他的露骨地向党进攻说成是提法不妥，而提法不妥是由于黄浚思政治水平低的原故。我这个错误产生了极坏的影响，我负有政治上的责任。
鸣放期间，我未经过民进市委集体的研究，就在基层宣传干部会议上号召大胆鸣放，并强调如有打击报复，民进市委撑腰，并号召会员要做志士仁人。当时基层尚未开始整风我这样做实际上起了点火的作用。
同时，我在文汇报发表的一篇论拆墙的文章，强调知识分子的进步性，同时歪曲党没有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
在国家制度问题上我也有荒谬言论。我曾经攻击人事制度，我认为党未必对每个人估价正确，我主张教育制度可以由各省市根据实际情况决定，不必由教育部统一规定，事实上是否定了中央对教育事业的领导。
此外，我的错误言行还很多，我把许多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歪曲为教条，夸大了教条主义的危害性，实质上是抗拒马列主义思想的表现；对储安平的“党天下”，我虽不同意，但并无反感，而且我也认为国务院副总理中可以增加一、二位非党人士等等。
从上面这些错误言行来看，我已经走到危险的边缘，就要掉进右派分子的泥坑里去了。我不但替右派分子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且在许多事情上和右派分子一样站在反动资产阶级立场。而且，由于我是民进上海市委会的负责人之一，因此，我的错误为党的事业造成了很大的损失，我有愧于党多年来对我的教育、培养和照顾，有负于民进中央和上海市委会对我的付托和信任。
我的政治错误首先集中表现在接受党的领导这个根本问题上，上述的许多错误正是从这个问题产生的。我对接受党的领导问题认识一直是不正确的。我强调接受党的政策方针领导，而不强调在工作岗位上接受党员的具体领导。我没有理解到，党的政策领导必须依靠组织领导来保证贯彻，民主党派成员必须忠实地接受单位里党的领导，才能成为党的助手。我还把靠拢党的积极分子看成是唯唯诺诺、不能独立思考的人，因此我就对右派分子鲁莽的发言的某些部分起共鸣。是不是我真正能接受党的政策领导呢？也并不是。由于我基本上还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我就不可能对党的政策方针有正确的认识。党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以后，我的理解就片面着重在“争鸣”和“监督”上，把党开门整风的伟大措施理解为党内三大主义很严重，非借重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不可。
我从未经改造的旧知识分子的反动立场出发，一方面夸大旧知识分子的作用、诬蔑党没有正确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另一方面片面理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这样，就导致我在政治上犯了严重错误。我在曹杨中学支部反党问题上的表现，正是由于我有和党对立的情绪所产生的。为什么我会一看黄浚思的反党报告，就会认为他起了监督作用呢？这正是因为我对党的领导存在着抵触情绪，特别是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存在着不满情绪，因此，把右派分子露骨地公开地向党猖狂进攻看成是民主党派对党的监督作用。从我在二省一市会议期间支持、纵容右派分子黄浚思的反党活动以及我在民进上海市委会召开的宣传干部会议上放火的情况来看，我的错误已发展到和党分庭抗礼的地步，如果不是党的挽救，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我的政治错误还表现在我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态度问题上。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泛滥在国际间的修正主义思潮和我本身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意识一拍即合，发生了深刻的影响。对波匈事件、党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政策，我就用资产阶级的观点去观察、去思索，去理解。我得出一个结论：社会主义民主必须扩大，而且正在扩大。事实上，我是对社会主义存在着抵触情绪，有一定程度的怀疑，特别是对党内三大主义起了强烈的反感，荒谬地归咎于社会主义民主的不够完善。因此，我攻击人事制度，主张用资本主义国家那种分散主义的办法来领导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用资产阶级六法观点来看社会主义法制。这些都说明了我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也极其错误。鸣放期间，我不但没有警觉自己修正主义的抬头，反而自鸣得意，认为自己是独立思考，是正确体会了党的政策方针。事实上，我是在用资产阶级民主“修正”社会主义民主，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我的言行在客观上就对社会主义事业起了破坏的后果。
我的政治错误深刻地说明了我对党、对社会主义革命事业是不忠诚的。回顾我的一生，除了在学生时代曾经一度遵照党员同学说话行事以外，我对党的忠诚是很不够。解放以后，我主观上认为自己是欢欣鼓舞地迎接解放，认为自己是靠拢党的，是在党领导下积极工作的，我完全不自觉自己还站在资本主义立场来对待党和社会主义。一个真正对党忠诚，对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忠诚的人，在右派分子利用大鸣大放向党猖狂进攻时，是决不会迷失方向的，工人阶级就出于阶级本能，对右派的进攻进行反击。而我，也出于资产阶级本能，对右派的进攻视若无睹，或者是虽不同意，并无反感，对香花毒草视同一律。这不是别的原因，而是和社会主义之间，思想上、感情上有距离，没有把党的事业看成是自己切身的问题，因此我在鸣放时期，在很多问题上，和右派站在一起，推波助澜，助长了右派的声势。
为什么我会在政治上犯这样严重的错误呢？这是和我的阶级根源、思想根源、社会根源分不开的。
解放后几年来，我没有严肃地对待自我改造这个根本性问题。我和许多旧知识分子一样，听到思想改造总有抵触。我总是强调自己经过了许多运动，强调大家都有一点马列主义常识了。这就是说，够用了。我总是强调从实践中改造自己，而不喜欢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更没有认识到要改变自己的世界观。我的反对教条主义、实质上是反对马列主义。我的独立思考，很多表现是修正主义。我曾说过，这几年来，教条主义使我们不能自由思索，自由感受，因此写不出作品。我所谓思索、感受，也就是用旧意识、旧世界观来思索和感受新事物。这说明了我的资产阶级意识的深厚，有约束时，不大表现，在大风大浪中，就立即泛滥。几年来，由于对新社会无体验，有抵触，因此写不出作品。不过由于我不是资本家，而是个文教工作者，我对社会主义的抵触情绪主要不是表现在经济改革上，而是在文教改革上，如我对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和教学改革的冷淡、对教育制度的不满、对教学改革的成绩的视而不见等等都表现了我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文风未动。我把自己的腐朽东西视为神奇、没有认识到旧知识分子不经过根本改造就不可能真正为社会主义服务。
解放后几年来，党对我进行了团结、教育和改造，在政治上给我地位，在工作职位上也给我很好的安排，而我不是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事业尽力，相反地，我从浓厚的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出发，要顽强地表现自己，甚至认为自己还没有机会发挥作用。在党开门整风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我之所以不能发挥作用是由于三大主义的关系，于是就夸大了三大主义的危害性，对右派分子和落后分子夸大和恶意诬蔑政府部门和党员，逐渐信以为真。在和党员共事上，我自己一般还是尊重党员的。鸣放期间，我也驳斥过华东师范大学外文系某些教师说我有职无权的谬论，但是在右派大肆诬蔑煽动的时候，我又动摇，把三大主义看为虽非普遍而亦非个别的情况，我思想上和右派相通的一面在一个时期中大大活跃起来，起了主导的作用。在右派猖狂进攻的气氛中，我已经完全丧失了立场，我的反动资产阶级原形毕露，如果不是党向我伸出援助的手，向我指出正确的方向，使我恍悟前非，赶紧回头，我一定会发展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右派分子，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
通过了反右派斗争和一般整风，我比较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反动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严重性，认识到自己还基本上没有摆脱资本主义立场，我也认识到如果不对自己进行认真的自我改造，首先是政治立场的改造，就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的要求，就会被时代所抛弃。因此，我决心改造自己，从根本上转变立场，把自己改造成为一个新的知识分子。我要从下面的方向努力：
一、树立对党的忠诚。知识分子要在工作中不发生或少发生错误，在政治上不迷失方向，除了树立对党的忠诚方外，没有别的保证。我从这次深刻的教训中，彻悟到今后立身行事，处处要听党的教导，听党的话，这样才能为彻底改造自己打下基础。
二、通过工作实践和理论学习来破资本主义立场、立社会主义立场。今后，我要从工作实践和理论学习二方面着手来根除个人主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自由主义等东西，只有这样，才能消除自己思想感情上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距离，才能真正为社会主义服务。
三、彻底消除狂妄自大、目无组织的作风。这个问题在我身上表现很强烈，很突出，在反右派斗争开始以后，我已经在逐渐纠正这个错误，今后我一定在破资本主义立场时，彻底纠正我这个严重的错误，尊重领导、服从组织，虚心听取群众意见，在集体领导下努力搞好岗位工作和民进的工作。
我决心正视自己的错误，以努力改造自己来回答党对我的挽救，来回答民进对我的教育和期望。
来源：《光明日报》1958年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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