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8-3-0 作者：清华大学电机系系主任 章名涛
清华大学电机系系主任 章名涛自从解放以来，我参加了历次的运动。在每次运动中，感觉到有收获。在党的教育下也初步认识了一些问题。但到现在为止进度是迟缓的，比起许多同志来是已经落后了。经过同志们的帮助，才知道自己始终没有暴露过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没有把它批判掉，所以在整风运动中犯了错误和在这次双反运动中显得很被动。现在我才明白，如果不把包袱扔掉，以后会越来越沉重。为了澈底扔掉包袱，我现在把我过去的一些思想活动提出来，请大家来烧。
只要教得好，饭碗不会有问题，而且很喜欢自由散漫，安逸的生活。后来有好几次出现了“学而优则仕”的念头，苦无攀登之径。最后想出搞电气铁道来当做出人头地的捷径，实际上这已经是脱离真才实学的想法，而是籍以卖弄一番。所谓“工程救国”无非是个幌子。因为绝大部分时间是教书，自认为凭学问吃饭，又满足於闲逸的生活，对於政治不感兴趣，对於爱国也只是一般的概念，并没有深刻地去想这问题。对於教学满足於用杂志里的东西来补充教本，没有想去搞一些实际有用的东西。只要把理论讲得深奥，就会得到好评，理论脱离实际早就种下了根。教学方法的原则是“自圆其说”，只要看不出矛盾就算高明，不想去用实验方法证实，这是用唯心主义的方法来教工程技术。这些思想活动一直在影响着我。
我对政治学习的态度是不正确的。我也明知道这是为了思想改造而奠定其理论基础，学习接受唯物主义。但是学的时候不知不觉就忘了这一点，把它当成一种新知识，用客观态度来学，从逻辑性的观点而不是从阶级观点来分析，等到学会了一些名词，定义，条文之后就觉得学起来劲头不大。党教育我们要重视政治学习，我有时也想多学一点，但是终因为拿它当知识来学，就被工程技术业务所挤掉。
人民日报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但我看报的态度不严肃，主要目的限於看看今天有什么消息，即便於对社论也只满足於一般的了解，有时因工作忙还不看。至於社论的意图是什么，要点是什么，与我当前的工作有何联系，从不加以分析研究。因此看完了社论印象不深，不久也就忘了。等到党委提到要学习，重新拿出来看。这次是仔细地看了，可是上次看过的也等於重新看一样。用这种态度来学习，对於思想改造不会起什么作用。这也是因为对思想改造的要求不高，才产生的这种现象。
在解放以前，我已经担任过系主任的工作，思想上认为在学校里主要是教书，搞学术。系主任的工作是附带搞的。喜欢有这样的地位，但把工作看成是负担。认为要搞行政，就要出去搞(指伪政府下的工厂或行政机构)，系行政没搞头。解放后在院系调整前基本情况及思想情况和在解放前一样。院系调整后，设系秘书。那时候开始有两个看法：①系秘书是助手，解决许多问题，有许多事我可以不必管了，可以减轻我的工作负担。②和系秘书有时意见不一致，自己的解决权受到限制。后来实行党委制，成立党总支，参加系务会议和系核心。同时因系工作繁重，系秘书的人数也逐渐增加，原来由我管的事也逐渐交给系秘书，只依靠系核心会来听汇报处理问题，只有一些临时发生而比较重大的问题才与系秘书共同处理。
这里的问题是对党参与系工作和在系里贯澈党的方针政策的看法问题。从表面上说，也知道系应贯澈党的方针政策，通过党总支才能保证贯澈。但在思想感情上，并不是完全欢迎的态度，而是被动的不得不接受的态度。我也不能不提一下，党总支确实在系里做了许许多多的工作，从这个角度来看是欢迎的。但总存在着顾虑，就在意见不一致而党坚持原则时心里感到不痛快。例如在留新助教问题上，表面上我承认留下政治水平高的毕业生，而心里所注意的倒是他们的业务水平，认为这样才能保证教学。我的说法是选政治和业务并重的。往往看到其业务好政治不够的毕业生不能留下，不免有些惋惜的心情。如果当初完全依我的意见，恐怕右派分子的数目要大大增加，给系带来不可估计的损失。
在学校提出在系里设置新专业而培养目标并不很明确时，心里感到学校对设置专业太冐进。我的想法是要调查清楚了之后再设。其实国家需要设置新专业，一边设，一边摸索是符合多快好省的方针，而我不这样去体会学校领导的意图。总之，在系工作中不是自觉的按社会主义的需要，而是处处渗入资产阶级的观点。时常有这样想法，总支的看法是符合党的政策，因此每逢遇到难解的事去请总支决定，由这里就逐渐形成放弃领导系工作责任的倾向。心里想总支有办法，你们去搞，万一搞出问题，我没有什么多大责任，於是就采取了旁观态度。这分明就是不合作态度的一种表现。这种态度要发展下去，必然给全系带来极大的损害。
校领导提出增加付系主任，目的在加强系的领导。在系主任安排分工时，按各人的条件分别担任某方面的工作，我来总其成。本当钻研四位系主任如何共同领导的方法，但我竟而以师生关系，以老资格自居，把事一交了事，只期待在核心会上听汇报。有事大家商量，而自己不开动脑筋去抓关键来指导工作。
总的说来，我对系工作的责任心很不够，没有主人翁态度。这种态度与社会主义原则是背道而驰的。
问题是我是否衷心拥护三勤方针，还是有怀疑及保留的态度。我开始时想，过去没搞过三勤，到底三勤在高等学校能否搞好是怀疑的。但又不去花时间钻研这问题。后来又想，既然是党的方针，就照做好了，一件新事情，不做也不会清楚。但在思想上并未重视这工作，认为如果搞得出来，三勤方针和学校的办法是正确的，否则就是有问题。用这种态度来对待三勤而不去主动争取完成任务，遇到困难采取躲避或拖延的方法，丝毫没有革命的精神。不但如此，对党提出的方针表示不信任是不能容忍的。这是严重的错误。抱有这样观点的人不可能留在革命的队伍里，迟早会被清除出去。
大字报上写出了我在整风期间极端错误的言论，说明我当时对党委制和党委在情绪上是抵触的。当时右派进攻达到高潮的时候，自己平时对党的不满情绪也就乘机发泄。党对我是照顾备至，本来毫无理由来发泄怨气。如果说有时党委不理我，怎么以前也没与旁人提过，也不致没有这样大的怨气。这主要是因为党委会是贯澈党的方针政策，这和我的资产阶级思想有格格不入之处。解放前教授生活自由散漫，在学校里纯粹做些业务性工作，有大量时间可以自由分配。教学改革后终日碌碌。满以为1955教改过了河，可以松口气，但以后的高潮一个接一个。总觉得党对自己的要求越来越高，觉得这种要求是脱离现实情况的。於是逐渐滋长着不满情绪。所以整风中的言论说“拿着鞭子赶”“蚕吐丝”“将熟未熟的馒头”“党委不懂教学”这些话，都是以这种情绪出发的。不但如此，在系工作中也受这种思想的影响。心里时常觉得有不少事可做，应该找人谈谈，开个会商量商量，但总觉得大家忙得很，不要再去惊动大家，因此许多事就停滞下来不能开展。凡遇到可以从长研究的事，心里比较主动。遇到上级布置紧急任务就很不习惯，有抵触心情。例如这次勤俭生产要在短期内完成，心中就无数。对於叫教师同学去修水库，生活这样艰苦，心里也觉得要求过份，而且不一定必要。这些想法是和过去资产阶级的思想和生活习惯分不开的。反右斗争开始后一直在思想上没有解决这问题。但是这次工人阶级又一次地教育了我。他们的干劲和豪迈的气概震惊了我，各处建设出现新指标。去十三陵水库后知道是农民自己要求加速修库。又看到同志们同学们的情绪普遍高涨。参加生产的同志们同学们日以继夜地劳动着。自己感到落后於群众，感到过去自己的论点是完全错误的。这完全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而且这种立场平时给它隐藏起来。在旧社会里资产阶级是不劳而食的人，有浓厚的剥削思想，看不见劳动人民的辛苦劳动，好象是天生应该的，而自己坐享其成。所以在我的工作里，凡有他人可以代劳的，我就自己不动手。分工本是对的，但错误的是将我的分内之事也尽量推到别人身上。推脱责任，轻视劳动，是我的突出的表现。在思想上如不清除这一点，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只能做促退派，不可能促进派。今后一定立志跟工人阶级走，建立起工人阶级的思想意识，建立劳动观点，学习他们的优良品质。
过去我曾经有要求入党的愿望。自从去年整风以后，认识到自己的思想感情和党有抵触，因此也就取消了这种愿望。在政治要求上满足於做个盟员，等待着一系列的新事物来提高我的思想认识，而不是走在新事物的前面。自己觉得与党员要求有了距离，於是就在政治要求上自暴自弃。
自从这次双反运动开展后，眼看着各地的科研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纷纷要求进步，自己才着了急，也想在这次运动中改造自己，但总觉得有东西扯着后腿，阻碍自己前进，总找不到这个根本原里。虽然也下过决心，但这个决心是没有基础的，自己没有想到要把自己思想的阴暗面拿出来给大家看，满想闭门思过的方法来改造。这种方法我使用过的，数年来不但没有进步，反而退步了。大家给我贴出了大字报，贴在极显著的地方，把我的肮脏的一面给公布於众。我的名字联系着“资产阶级思想”六个大字，这是多么不光彩，面皮已经撕下，想躲也无处躲。这一来倒给我开放一条路，从此找到了摆脱资产阶级思想枷锁的钥匙。大家把我从囚笼里拉出来，我是很高兴的。这个高兴的心情是真实的，因为多日来我感到苦闷，思想上想找出路总是找不到，所以我衷心的感谢大家。虽然我的名字曾和“资产阶级思想”六个大字联系过，我一定用锋利无比的刀把它割断，扔掉这个包袱，轻装前进。回想过去实在对不起党对我的培养，对不起人民给我的信任。这次一定下决心作一个新人，决不再辜负党和人民。决心把一切责任担负起来，把全心交给党，力争把电机系在双反运动中改变面貌，首先自己改换一个新面貌。以上旨在说明以往的主导思想，关於各方面问题以后再批判，希望大家经常监督我，多多批评，我保证接受和改正。
章名涛
来源： 《清华大学双反运动大字报选辑(第十二辑)》，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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