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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国青少年报社第二支部关于开除刘绍棠党籍的决定

日期:1958-3-5 作者:(刘绍棠)

(刘绍棠)

刘绍棠是党一手培养起来的青年文学作者,但因他一贯坚持卑鄙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强烈的名利欲望,拒绝思想改造,发展到鸣放期间终于恩将仇报,反戈一击,向党进攻。他大肆宣扬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猛烈攻击党对文艺的领导,反对党的文艺路线,否定我国和苏联的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成就,并进行了宗派性的反党活动。彻底堕落成了右派分子,成了青年作者中最典型的反党急先锋。根据中央关于处理右派分子的决定,和中国青年报整风领导小组对他的政治结论决定开除刘绍棠的党籍。

一九五八年三月五日

附:关于右派分子刘绍棠的政治结论

一、简历

刘绍棠,男,22岁,河北通县人,出身于破落地主兼商人家庭,本人成份学生。一九五三年五月在通县中学入党。一九五五年五月,从北京大学弃学。来中国青年报文艺部帮助工作;一九五六年四月从事专业创作。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二、主要右派言行

(一)猛烈攻击党的文艺路线

(1)否定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他狂妄地把这一代表党的文艺路线的文件割裂为“纲领性理论”和“策略性理论”两个部份。把文艺为政治服务和以普及为主的文艺工农兵方向,都歪曲为“策略性理论”。并说:“策略性理论已经过时了”。他歪曲说:策略性理论的指导作用即是:“根据某一宣传意图写出作品”,“只要它比空口讲白话形象一些就可以”。他反对作家热情地迅速地为政治服务并歪曲说:“要求文艺及时地为政治服务,是违反唯物论的原则的”。而且“会陷入公式化概念化的泥坑。”他说文学作品“只有艺术价值才是真正的价值”,“追求作品的强烈的政治目的,是会损伤作品的艺术含蓄与魅力的”。这些谬论的实质是要全盘否定毛主席“讲话”中的根本原则,否定党的文艺路线。

他反对文艺的普及。说“普及和通俗化的问题,作家没什么责任”,而是“国民教育的普及”的问题。他百般讥讽赵树理等坚持文艺工农兵方向的老作家。他诬蔑周扬同志把赵树理等称为艺术大师,是因为赵树理是党员,要占个“席位”而“赵树理是不考虑艺术和不顾艺术价值的”他借攻击赵树理等同志,攻击党的文艺政策。他大叫:“今天应该以提高为主了!”他还狂妄地呼吁作家们丢开作品的思想性去追求所谓“艺术价值”。他借口“提高”,彻底地反对了以普及为主的工农兵方向,宣扬了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反动的艺术至上的思想。

他还否定在毛主席的“讲话”指导下的十五年来文学事业的巨大成就,他认为一九四二年后以工农兵为主题的文学成就不如一九四二年以前十五年。他说:“十五年来的主要成就,就是那些文艺宣传作品——政策条文的形象化图解。”这些作品的“寿命的暂短,并不比一则新闻通讯来得长。”“尤其表现在某些电影文学剧本上,甚至可以说是不算小的悲剧!”

刘绍棠还更恶毒的攻击否定了伟大的苏联社会主义文学事业近二十年的成就。

(2)诬蔑党对文艺的领导是教条主义的“统治”。

他说:“全国解放以后,我们的理论指导思想是守旧的”;是因为所谓毛主席的“讲话”中的“策略性理论”部分一直被做为“正统思想传袭下来”;而且还是“机械地、守旧地、片面地、夸大地执行和阐发了毛主席指导当时文艺运动的策略性理论”。所以,“形成了教条主义的束缚”,于是“教条主义把艺术的生命拖到了死亡的边沿”“最可怕的是教条主义的批评和行政力量相结合”他更煞有介事地说:“我自己的思想中也不是没有教条主义的毒,这正是一般青年作者自身的悲剧。不过这不可怕。只要勇敢起来,闯起来,这些孽障会消除的,但是,不勇敢也不敢闯,怕要酿成终身悲剧了。”他正是这样打着反教条主义的幌子来猖狂向党进攻的。

(3)要求取消党对作家的领导,反对对作家进行思想改造。

他要做“自由鸟儿”,“要写什么就写什么,想怎样写就怎样写”。他把党对作家的正当的领导和批评,都说成是“干涉”、“限制”、“清规戒律定得太多,十分可怕”,还把对他的批评诬蔑为“最后一招法宝……这批锹头是常常使人颇伤脑筋的”。

他认为“近年来,我们的作品粉饰太平的多,描写真实的少。有的作品在生活的描写中掺了假”他提倡的“写真实”,即是所谓“揭露阴暗面”。他要党“检查一下几年来我们作品中存在的说谎现象”。他说,只有“真实地恰当地揭示生活中的落后面,这才是现实主义实事求是的态度,这才是现实主义忠实生活真实的精神”。他要求党给他宣传农村中社员打破了社主任的头、抗日英雄搞破鞋的写作“权利”和“自由”。鸣放期间,他在“新港”上发表的反党小说“田野落霞”,就是他捏造“阴暗面”,诬蔑党的老干部的反动作品。此外,他还从理论上攻击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

(二)组织上搞反党宗派小圈子

以刘绍棠为核心,有青年作者中的右派分子从维熙、邓友海、鲍昌(邓、鲍之间尚无联系)等参加,已经形成一个反党的宗派小圈子。刘绍棠和从维熙等早在鸣放初期,就开始了共谋反党的活动,如刘绍棠在北京市委宣传会议等处散布的反党言论,他们事先即有过商谈。他们还共同打击赵树理、老舍等老作家。他们还想与“新港”,“东海”等刊物的右派分子纠合起来,企图利用这些刊物做为向党进攻的阵地。他们还曾计划倡办一个不要党来“干涉”、“过问”的反党同人刊物。刘绍棠是有政治野心的,他曾提倡一种所谓约请撰稿人的“组阁式”刊物,企图用来篡夺“北京文艺”的领导权。

(三)反党的政治观点

他认为官僚主义是党“执政以后才产生的”。他认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中有“贵族”。对中央和党的领袖,他诬蔑为:“谁当权有势力谁就正确”。他认为“过去工农干部改造知识分子,今后是知识分子改造工农干部。他攻击粮食政策,说:“给农民留的粮食少,老百姓很苦,缺吃少穿”他诬蔑党内斗争是“墙倒众人推,破鼓万人捶”。他诬蔑今天的社会“只有同志没有朋友,说话都得注意。”他硬说集体主义教育,是对大学生的束缚。他的反党小说“西苑草”,宣扬了这种思想。

三、运动的态度

第一次批判并定他为右派分子后,并未真诚向党低头。后经数次小会批判,才比较全面系统地交待了自己的反党言行,但在交待中还宣扬自己的名望。团中央、中国作家协会等联合举行的三次批判大会后,他表示服气了,但对自己反党错误的认识仍不够深刻。

四、结论和处理意见

刘绍棠是带着“光宗耀祖,出人头地”的“家训”和卑鄙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强烈的名利享受欲望,从事创作和入党的。他平时极端狂妄,不知天高地厚,自命为“神童”、“才子”,他不但无视党和人民对他的培养教育和帮助,而且坚决抗拒思想改造。最后恩将仇报,向党猖狂进攻,成为青年作者中最典型的反党急先锋。处理意见:开除党籍。自谋生活。

来源:

原载 《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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