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8-3-13 作者：宗柏生
宗柏生我参加革命工作有八年多了，在八年多的时间里，党和同志们给过我无数的帮助和教育，但我没有成为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左派，却堕落成为了可耻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当我想到我犯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心情是沉重的，我请求组织给我最严厉的处分。
我犯下的罪行是不轻的。我有着顽强的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并已按照我的这个观点，趁党对自己的信任或不备的时候，通过报纸向读者贩卖过大量的资产阶级的货色，这个影响是非常恶劣的；从前年的改进报纸运动起，我就充当着报社党内反党小集团的爪牙和走卒，猖狂地向党进攻；在反右派斗争期间，党是耐心地教育和帮助过我的，希望我忏悔罪过，参加斗争，立功赎罪，重新做人，而我又在党极力挽救我时辜负了党，表现得很差。
我的顽固的资产阶级立场和观点是如何形成的？其历史根源如何？我又是如何走上反党反社会主义之路的？
旧社会的教育和生活，使我建立了反动的人生观，在旧社会里我走的是爬到人民的头上去向反动统治者投靠的路。
我出身在一个城市小职员的家庭里，从小到我长大成人，都是与工农劳动群众相隔绝的，根本不知道工农劳动群众的疾苦为何物；思想感情也与工农劳动群众无任何相同之处。我的父母对于自己所处的卑微的社会地位是不满意的，我是父母的独生子，他们就把改变这个家庭社会地位的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我在小学毕业后，本没有经济条件上中学，父亲原打算把我送到南货店去当学徒，但当他想到自己默默无闻的状况(他也是当学徒出身而成为店员和私营轮船公司的职员的)时，还是转了念头继续送我上学，我入了中学后，他特别要我学好英语，好将来找个门路去海关去做事，这是因为他在轮船上做事，与海关上的人打交道打得多，他认为这是最能搞钱的差事。母亲的想法又进一步，他希望我将来当上大官，他常常用我的一个并不很亲的反动舅父罗心冰发迹的榜样教育我，他总是对我说：“靠前人丢点东西(田、房子)下来，虽也可过享福的日子，但你不是那号命，必须靠你自己白手起家。你舅父罗心冰没有进过什么学堂，外边也没有好亲戚，但人聪明、能干，现在还是当上了大官，你呀，看能不能跟屋里挣这口气。”所以，当我在初中刚读完一年级，父亲得疾病死后，虽有亲戚看到我家穷，劝我母亲死了送我读书的念头，找过关系送我去当学徒时，母亲拒绝了这个建议，借钱扯米继续送我读书。我对母亲的叮嘱是记在心中的，我很希望自己长大成人后成为一个“罗心冰式”的人物。我在十岁左右曾随母亲来长沙罗心冰家小住过一个时候，我看到罗心冰住在一栋小洋房里，出进坐“洋包车”，每天都要接到几张宴会的请帖，在家里呼奴唤婢，出进都是些阔人，有一间小房子专门放别人送的礼物。这种景象对我有极大的引诱力。罗心冰是由一个穷知识分子，千方百计爬到了劳动者的头上去的。家庭教育使我树立了这样反动的人生观：读书是为了将来做大事，当大官，好光宗耀祖，成为一个剥削者和统治者。所以，我在初中毕业后，根本没有条件再读书，但我却千里迢迢由常德跑到湘西去读不要钱的师范。进入师范以后，我又自修高中的很多课程(有些高中课程，师范不教的)，准备用同等学力资格考大学。我的想法是：只要能读完大学，一切事情都好办了，名利就可以到手。
十二年的国民党的反动学校教育，更加巩固了我爬上去成为剥削者和统治者的人生观。初中毕业后我进的是国民党专为安徽流氓学生创办的一所师范学校，这个学校的校长是国民党的正统人物，他推行“党化教育”是不遗余力的。这个学校里连“学生自治会”都不许成立，重庆大公报都列为禁物，学生不许搞社团，只许以班为单位出“班刊”。同学中又多是流氓出来的或湘西本地的地主或资本家的子弟，他们根本不读书，吃、穿都很讲究，而我只能靠学校发的津贴过日子。我很羡慕他们，总认为自己家里没有钱是件“丑事”。我当时立下的志向是：到社会上后，再看高低。我自负自己的成绩强过他们，进入社会后一定能凭本领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
18岁起我即进入旧社会做事，我是在对旧社会充满着希望，对反动统治才满怀着幻想的心情下进入旧社会的。我觉得：像我这样的人，一定会得到赏识和重用，而个人也一定会有所作为。但是，情况并不如我想像的那么好。我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搞到一个小学教师的工作，这种工作不是“铁饭碗”，教了上期不知道下期还要不要你，就是在任职期间，应得的薪水也拿不到手，但还得低三下四地巴结人，至于大干一番“事业”，那不更谈不上了。按理说，当我教了将近两年的书后，应该对旧社会的真面目有所认识，但我的眼光不是向下看而是向上看。我想到罗心冰就是摆脱穷小学教师的地位只身跑到长沙去，而搞出一番“事业”来的，再加上我本来就有“凭本事，闯天下”的本领，我又常常看到武汉等大都市的反动报纸上登有“事求人”的广告，又听说大都市都设有职业介绍所，于是，我就中途丢掉了小学教师的工作从常德跑到了武汉去闯天下。到了武汉，不但没有闯出天下，连吃饭糊口的工作都没有找到，甚么“事求人”“职业介绍所”都是假把戏。但我还是没有从这些遭遇中，丢掉对反动统治者的幻想，我却得出了一条“经验”：必须找到“关系”和“背景”，恰好这时，罗心冰正从福建失意丢官回到长沙，我就转到长沙投奔到罗心冰的门下，希望能借重他谋得一职。这样，我就走了向反动统治者靠拢的路，以后在解放前一段时期我的所有的活动，都是围绕这个思想进行的。
我希望很快的成名获利，我要求罗心冰介绍我到反动的报社中去做事，因为我看到这是一条比较容易取得社会地位的捷径。罗心冰满足了我的要求，介绍我到伪长沙日报去担任助理编辑，由于我的卖力、再加上罗心冰的介绍关系，我很快就被提为正式编辑。这时，长沙有一、二十家报纸，有“官报”，有“民间报”，我看到“官报”的气派大，在那里做事不但钱多，在社会上也跑得起，我就很羡慕“官报”的人，很想到“官报”去工作。所以，1948年，罗心冰出任了伪常德绥靖公署秘书长时，打算办报，我就跟着去了，以为自己此去可以有一番作为，后来只是因为罗心冰很快因故离职，报纸没有办成，我才回到长沙来。这时正是1948年下半年，国民党长沙市党部的机关报“伪市民日报”复刊扩版，我找到了关系到这家报纸去工作，在这里，我工作得同样卖劲。这家报纸的总编辑吴伯卿是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的专员，一个有名的文化特务，但我对他的印象并不坏，关系也处得很好。“市民日报”在1948年年底前停刊时，他还答应帮我介绍新的工作，由此可见，我当时的政治立场和态度了，不然，文化特务为甚么会那样关心我？当时，我与伪三青团机关报“中兴日报”的副刊编辑陈文晞的关系也搞得不错，我是他主编的文艺副刊的经常撰稿人，陈在主编文艺刊物“种子”时，也经常约我写稿，“市民日报”停刊后，我求他替我介绍工作，他也欣然应允了，并积极活动把我拉到“中兴日报”与他一道去编副刊，后来，只是因为我不是“国民党员”和“三青团员”，才没有搞成功。陈文晞也只能是看清了我的政治立场和态度后，才会这样欢迎我跟他一道工作的。
解放前，我结交过一些朋友，但与我往来密切、推心置腹地都是几个右派立场非常鲜明的人物，我结交这些人，这也是我的反动政治立场和态度的具体表现。他们中有的是反动党棍、地头蛇的子弟，有的本人就是反动统治者。我与他们一道等办过社团，商量过开书店，办以儿童为读者对象的报纸等事情，我们想搞这些事不是为了其他，只是想干出一番“事业”后，作为爬上政治舞台的资本。我们这一伙人常在一起纵谈天下大事，也谈文章、女人，总之是推心置腹，无所不谈、情如手足。我也有过机会结交过一些进步朋友，但我与他们的往来就不是那么密切，我就没有把他们视为知己。1949年初，有一位进步朋友曾经真心真意地教育我，要我不要离开长沙，跟他留在长沙参加一些有意义的活动，他并向我讲解了当时的时局，告诉了我时局发展的前景，但我没有听从他的劝告，却在革命大风暴即将来到的前夕，跑到长沙县乡下教书去了，一直到教完了这期书，长沙解放前夕才回到城里来。晕时，我看到解放大局已定，才没有活动新的工作，等待着解放。
1949年10月我参加了革命工作，我是怀抱着卑鄙的找个人出路的动机到革命队伍中来的。在旧社会我没有捞到“名位”，我想在新社会里捞到“名位”。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八年来，我对待很多问题，都是以资产阶级唯我为中心的原则去处理的。我与党不是一条心，而是两条心。党不能满足我时就对党不满。
长沙解放后，很多人都响应革命的号召，热情地参加了工作，而我在参加革命工作前却动了很多脑筋，费了不少的心思。当时公开招考的有革命大学，军政大学和十二团等。我听说“革命大学”不是什么大学，只是进去搞几个月，就派到外地去做地方工作，我一来不想离开长沙，二来认为干地方工作苦得很出息不大，也就不想去。我是不想参军的，参了军天南地北，将来不知会搞到那里去，所谓我也没有投考“军政大学”和“十二兵团”。最后听说新湖南报招考新闻干部，我就通过很多关系，找可靠的人介绍我投考。我怕考不起，在投考前，临时抱佛脚的大准备了一番。我原来的想像是：进报社、当记者、写文章、将来只要好好干，个人必大有可为。报社提前分配了我的工作，我更欣喜若狂，我想：这真是达到了个人的目的了。我分到常德工作一段时期后，我们一道去的几个人被留下来办地委报了，这时我后悔得很。我想：假如我没有提前分配工作，而是留在长沙参加新干班学习，就不会由“大报”搞到“小报”来。这段时期，我的工作就是不安心的，当时说：业务上还由新湖南报指导，我就借此机会积极写稿与新湖南报联系，希望报社记得我、看中我，有朝一日把我调回长沙去。次年，我的个人目的果然达到了，我被调回了长沙。按理说：我回到了“大报”，总可以安心了。但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又不安心起来：一是我听说有些新干班的同志下放到县后，很受到重视，很快入了党，有的还被提拔为领导干部。我自思自己的能力并不比那些同志差，在下面工作也可能“卖力”“工作一定会表现得好”，那不是“名位”可以到手了吗？在报社，都是些知识分子，自己的条件并不比他们好，同时我又犯过错误，有“名位”也轮不到自己身上来。二是我还听说“革命大学”分配到各地工作的同志，经过几年以后，都成为了地方干部中的骨干。我有个熟人分配到花垣县后，很快就被提为民政科长，我又自思自己不比这个人差，如果现在在下面工作，也可能被提拔了。三是我解放前有几个朋友，原只是对文艺有些兴趣，解放后专门搞文艺工作，几年来写出了一些东西，小有了名声。我又自思如果我在解放后也走那条路，就一定会更有成就。总之，我东想西想，有后悔、有不满，最终就表现为不安心现职工作。在报社工作八年多来，我也是挑精选肥的。我乐意做的工作，情绪还不错，不乐意作的工作，情绪就很低，对党也就不满。这八年里，我搞过通联工作，也做过编辑，也被派出当过记者。但我不愿搞通联，在记者与编辑工作中又只愿搞记者。1950年，报社把我从衡阳调回做内勤，分配我搞通联工作，我就暗暗地闹过一次大情绪，一直到后来改为编通合一后，我的工作情绪才好一些。1952年报社成立群众工作组时，我又被分配搞通联工作，我这段的工作情绪也是特别差的。后来群众工作组缩小了，我原以为会调我到专业组去，但仍把我贸了下来，我心里也不满过，当时工财组撤消，单独成立财经组，我自思自己是财经组的“老人”，就多方设法想回到财经组去，后来调我担任记者，我的工作情绪才开始转好。1955年到1956年，我被分配在记者部做联系记者的工作，这本是一件很重要的工作，但我还是不安心，我曾经公开表示过；我不愿在记者部工作。1956年下半年调到农村部后，我的情绪又才好转。我不愿做通联工作的根本思想是：这是一件既不能出名、成绩也不易表现出的工作。像我这样热衷于“名位”的人，当然不会热心去做的。组织上曾经分配我做过较长时期的记者工作，从表面上看，我应该是安心的了，但也不然。因为在记者工作中虽较易出名，但仍然不能满足我的欲望。我很想用自己的立场观点，搞些哗众取宠、一鸣惊人的东西，但这样的货色是登不上报的；报社根据党的方针政策需要记者搞的东西，但我缺乏那种无产阶级的思想感情，也就不能在党的方针政策指导下写些有份量的东西出来，这样，“名”就无从出起。另外，报社对于所谓“扩大记者在读者中的印象”，本来已有了很大的尺度，但我仍然不满足，所以，我曾经提出“正名”，要把“记者衔”挂出来。其动机也就在这里。另外，我还曾经公开叫嚣过：如果要我当记者，我只愿意去山区；又说：我不愿当地方记者，愿意当带题目、意图下乡的机动记者，其目的也是为了“名位”。我自思：山区的稿子，只要你抓住了特点，就容易见报；在湘潭、常德专区，中心报道的任务重，领导意图又变得快，千辛万苦写些稿件却不易见报。至于当机动记者，既然是带题目、意图下乡，登报的可能性就特别大，出名的时候也就特别多。唯我为中心的卑鄙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在工作中还有很多的表现。如得意时气焰嚣张、失意时情绪低沉，被领导重视时情绪饱满、自认为被摆在不重视的工作岗位时情绪消极，对党不满，很喜欢与人评高低、比才干，只能喝彩、不能批评，等。如1954年成立湘南记者小组时，开完记者会下乡采访前，我的雄心是很大的，一定要把小组工作搞出一番成绩来。但下去以后，由于自己工作不深入，又没有紧密依靠当地党委、争取编辑部领导的工作也做得很差，小组工作搞得很差。后来回来开会时，受到了批评，第二次下去我的情绪就特别低沉，小组工作我也不管了，自己一个人跑到衡山去，想孤军作战捞回一把，以挽回个人“名誉”。并长期的对领导的批评不满。又如1956年下半年我调到农村部时，开始看到蔡克诚对自己还不放手，如成立报道小组，首先指定杨德嘉负责，后来又指定欧阳楠负责，我心里就有很多不舒服。后来蔡克诚看中了我，对我放手了，我的积极性就高了，不但全心全意贯彻执行他的反党决议，还多方面向他献策。在部内，也自以骨干自居，后来蔡克诚提出主要编辑负责制时，自己的情绪就更高。总之，在对待工作中，我是丝毫没有考虑到党和人民的利益的，我唯一考虑到的是个人会如何？能不能从中捞到对个人有利的东西？如果捞不到手，我就对党不满。
1956年8月在参加党课学习后，我曾经向党提出过入党申请，我虚伪地对党说：我申请入党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而真实思想是：我想混到里去，并从中获得对个人有利的东西。从参加革命到报社公开建党时止，我没有入党的要求，一是没有这个觉悟，二是还没有迫切感到需要混入党内以牟取“名位”。1953年我担任记者工作后，由于与外界接触多，认为“不入党面子不光彩”“不是党员工作不方便”，主要又是为了达到个人向上爬的目的，我开始考虑了如何获取“党员”这块金字招牌的问题。我要求入党的动机是这样引起的：这一年(1953年)我在衡山采访，当时的县委办公室副主任胡心平在闲谈时告诉我：现在培养提拔干部，都有了具体规划，只有在政治上有培养前途的人，才能得到提拔。同年冬天，我去衡阳采访，会见了当时的县委副书记黄道奇(解放前我与他在衡阳的一家报社同过事)，他关切地问我：是否解决了入党问题。我说没有。他问我是甚么原因，我回答说不知道。他后来说：在县里，只要历史上没有问题，已经在革命中锻炼过几年的干部，入党问题都好解决，他还鼓励我积极争取。于是我想到：“形势”不同了，是应该“积极”争取了。随后我又看到报社在一般干部中提拔了一批党员担任负责工作；记者采访证又分为了党员和非党员的两种；在听传达、看文件上，党内和党外也有了分别；编辑部在建党后，党员又日渐增多。于是，我混入党内的要求就迫切起来，我想到：如果不入党，莫说提拔谈不到，说不定有一天连报纸工作都会干不成。1955年成立记者站时，从下面调来了大批党员记者，我的思想波动很大，对党的不满情绪也高度发展了，但由于当时蔡克诚找我个别谈了一次话，说我在入党问题上没有什么不可克服的困难，打了一针“吗啡针”，我的不满情绪也就有所克制，后来，党通知我参加党课学习，我就把自己的反动思想全部掩盖起来，深藏不露，准备等待学习后再见分晓。随后，我看到蔡克诚等人对我的印象还不错，就以为解决入党问题已有了希望。而在这以前，我私下对新湖南报的党组织又作过卑鄙的诬蔑性的分析：我认为蔡克诚是当权派，凡是他看中的人都有可能入党。于是从1956年下半年我调到农村部工作起，就下决心按照蔡的样板来改造自己。特别注意体会蔡的意图，并全心全意支贯彻执行，力求做到让蔡识好；在工作中我还表现得特别卖劲，休息时也争取干事情；在生活上也力求与蔡克诚等人接近。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达到混入党内的卑鄙目的。而混入党内，又是为了便于向上爬获取个人“名位”。
由于我具有着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我也就具有着严重的宗派主义思想，我需要用宗派活动，作为满足个人野心的工具。我的宗派活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我对邓苏右派集团的人物推崇备至，把他们吹嘘成为办报的专家，党性最强的人。我认为邓钧洪有水平，分析问题细致深刻，在朱九思走了以后，领导新湖南报很有成绩。对苏辛涛，我一直认为他有理论，看问题能提到原则高度去分析，精通新闻业务，是办报的行家。对傅白芦，我认为他能写、能讲，是新湖南报的一枝笔，在湖南文化界也是少有的人物，办报就更有一套。对蔡克诚，我更是钦佩得五体投地，我对很多人都这样吹捧过他：蔡克诚是最好的领导，原则性强，决定问题大胆果断，对干部既放手又要求得严格，在他手下做工作进步最快。对于与我具有着同一立场和观点的人，我也是不惜吹嘘和多方扩大其影响的。如欧阳楠，在我未调到农村部前，我对他的印象是很坏的。我去农村部后发觉他与我是一样的货色，我就主动跟他亲近起来。在团内上光荣簿时，我积极主张把他的“事迹”登上光荣簿。在党组织征求对他入党问题的团小组上，我专门说他的好话，并说：党吸收他入党并没有降低党员条件。当同志们对他有意见时，我又不惜多方设法为他解释。(二)我对宗派以外的人就攻击得不遗余力。如当我听到官苏关系后，我就公开表示：这件事可以拿到群众中去评论评论，我个人是不同意说苏辛涛搞宗派活动的。我诬蔑这是老官好猜疑。我又攻击老官驾于编委之上，破坏了集体领导原则。又说甚么老官来到报社以后，没有把群众提高，有些问题还把人搞糊涂了。我又说：大众报办得很出色，但也是傅白芦等人办的，有些编委委员(指右派)还是想把报纸搞好，至少把自己领导的一个部搞好，但总编辑不相信他们，不放手，让他们发挥积极性。对于老孟，我一直把他看成为挑起争论的人物。我认为他的思想僵化了，革新的精神太不够了。(三)在鸣放期间，我热心参加了党内反党小集团策划的一些非组织活动。我不但参加了三次由陈望岳召集的“黑会”，还与反党分子保持个别的密切接触。陈望岳等人策划到攸县去告状时，他们没有约我一道策划，我要求参加。在鸣放期间，我还向陈望岳表示，希望找蔡克诚去谈谈，实际上是想请蔡克诚指示机宜，如何更积极的反党。我之所以敢于如此明目张胆地参加反党的宗派活动，这是由于我对当时报社形势是如此估计的：我认为省委和官孟犯了官僚主义的错误，“真理”在我们这些右派分子方面，将来争论获胜的是我们。如果胜利时，由于我积极参加过反党的宗派活动，论功行赏，我也有一份，那我个人图谋私利的目的就完全可以达到。
还由于我具有着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在一些重大的原则问题上，我要求个人利益能摆在党的利益之上，如果不能满足我这个卑鄙的欲望，我就对党不满。我是个骄傲自满情绪非常严重的人，我常常犯目无纪律、反对领导的错误，当我犯了错误以后，党和同志们总是耐心地帮助我，批判我的错误思想，并鼓励我改正错误走上正路。但我对待来自党和同志们的批评，总是抗拒。认为这是对我个人抱成见，故意整人，因而对这些帮助，我是“含冤在心，如骨在喉”。1951年社会镇反时，我的反动舅父罗心冰被公安机关逮捕了，组织上要我写信给他，表示与他割断关系，但我没有写，组织上批评了我，说我立场不稳，这种批评本来是完全正确的，但我也不能接受。后来开展“查关系、查立场、查思想”时，组织上要我就与罗心冰的关系问题，从思想感情上进行检查，我虽做了，但由于思想不通，检查得很潦草、肤浅，因而收效不大。对这件事，我对党也是有不满情绪的。1955年肃反时，党对我在衡阳的一段历史进行审查，这本来是应该的。因为我自己对这段历史没有交代清楚，我又与当时在伪警察局做事的周伯濂有非常密切的朋友关系，而又有人检举我在警察局做过事。但我对这次审查也曾心怀不满。张志浩被列为肃反对象开展斗争后，党根据我与他解放前后的关系，要我提供情况和材料，本也是应该的。但我也不满过。所有这些事实，说明在我的心目中是没有一丝一毫党的观念，假如我只要有一丝一毫党的观念的话，我就不会有甚么不满。但在我的心目中，自我的利益是唯一的。
我敢于向党宣战，猖狂地向党进攻，还由于我站在资产阶级右派立场，对一些根本原则问题有成套的阴暗看法。当社会上的右派分子掀起了反党黑浪时，我不认为我的资产阶级思想是丑恶的了，我甚至认为这些思想是正确的。
第一、由于我追求的是资产阶级民主，对于我国实行民主集中制而出现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我是根本否认的。我的总看法是：民主不足，集中过多。我觉得：强调了集中，就使少数人或某个人拥有过多过大的权限，容易产生独断独行。我又觉得：集中常常会妨碍民主，就不可能做到民主，民主就会成为空话。我还觉得：强调了集中，就不得不使一些人在服从纪律、遵守领导决定的前提下，放弃个人的意见，这对调动人们的积极性是不利的。我反对省委关于民主办社的指示和省委关于鸣放的五点指示，就是认为这种有领导的民主，会破坏民主生活，我心目中所向往的就是乱鸣乱放，无原则的揭露矛盾。我的这种想法不是从这个时候起才有的，以前我就这样认为过：如我曾诬蔑过周惠同志太强调集中，独断专行；又认为斯大林之所以犯下了专横、破坏集体领导的错误，也是与强调集中有关系。我还觉得：少数服从多数一般说来是对的，如果机械地理解，就限制了民主。去年我积极组织了关于社干部如何对待社员的反对意见的讨论，就是提倡无原则的倾听群众的反对意见，提倡要迁就群众的落后反动思想。如就这个具体讨论说，就是提倡社干部对富裕农民钻空子攻击农业社的行为也要迁就。
我对于革命纪律也是非常反感的，我觉得在革命队伍里缺乏就在的自由，我最反感的是组织生活中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因为这种批评，妨碍了我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发展。我所追求的资产阶级自由，其反动实质还可以从如下三件事上看出来：一、我主张办一张“同仁报”，这是我追求所谓“新闻自由”的具体表现。我在鸣放中，攻击省委对报纸的干预过多、审稿过严与交发稿件过多。我又乱说甚么1950年李锐领导新湖南报时，敢于与张孟旭同志对抗。在省市新闻出版座谈会上，我准备大谈新湖南报与业务部门的矛盾问题。并怂恿龙国屏也谈这个问题，还为他找“根据”。所有这些，都说明我在办报问题上反党反领导的追求资产阶级自由的丑恶思想，我不但主张可以办不要党委领导的“同仁报”，还主张把党委机关报也办成“同仁报”。二、沈志远提出开放人才自由市场的反动口号后，我也是非常赞成的。我觉得人们应该有选择职业的自由，这样可以避免“用人不当”的情况；可以激发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还可以刺激那些凭资格、凭关系吃饭的人，不能凭资格、凭关系吃饭，而不得不也“钻研业务”。我的这些想法，根源在于我对于现行的干部政策和从事制度的严重不满。我觉得，现在是一切听从安排，你想干的事不叫你干，你不想干的事又非叫你干不行。一个档案袋子把人的生庚八字全部抓住了。我想：如果能够开发“人才自由市场”，我就可以朝自己有兴趣的方向去发展，不到老是盒“万金油”，“甚么都装懂、其实甚么都不懂”。前些时，我听人说；有许多文艺工作者现在都在为储备“万元”资金而努力，有了储备资金，就可脱产专门搞创作，既不愁生活、又可以想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我非常羡慕。看苏联电影时，我看到很多复员军人愿意到那里落户就到那里落户，有些人(如医务工作者、教育工作者)的工作也可以自由选择地方，我就曾经问人：苏联的人事制度为甚么与我们的不一样。三、大鸣大放期间，我不但支持陈望岳等人的告状，还与罗光裳商量写信向中央宣传部告状。这也是我追求资产阶级自由的具体表现。当时我觉得向中央告状是合法的，因为我们所反对的是“官僚主义”，所反映的是“真实情况”，而实质上是我想借此来诬蔑党(省委和报社领导)，反对党和攻击党，除此而外，我还有如下的一些想法。我认为：在党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前，在文化学术上的自由争鸣是非常差的，“粗棍”之下人们根本不敢发挥自由思想和新见解，只能是“人(指领导)云亦云”，看领导的眼色行事说话。因而在整风中出现的乱鸣乱放、针对着党的领导问题而鸣放出的大量毒草状况，我却看成为“新气象”，是一种正常的“民主生活”。对于报社整风初期的情况，我也就同样认为是“健康的正常的”，问题只在于报社领导(指官孟)鼓励支持得不够。我觉得：在党内对重大问题展开自由讨论的空气是非常淡薄的，我就诬蔑性的想到：所以新党章中就特别规定了党员对于党的方针政策，有展开自由的、切实的讨论的权利。在我负责组织关于制造推广新式农具问题的讨论时，蔡克诚在第一篇文章前，歪曲党章精神，写下了一条点火的按语(即指这一讨论是符合党章规定的就党的方针政策，展开自由的、切实的讨论的精神)我就特别敬佩，认为他能够联系党章来考虑问题，并自愧不如。在报纸上，只在“定论”(指党的方针政策)之下说话、作文、只登结论(正确的意见)不登事论(点火的毒草)，我也认为是思想工作不活跃的表现。并结论为：很多新的思想、新的问题、新的建议、迫切的呼声跑不到报纸的版面上来。因此，我就特别主张报纸要坚决消除各种有害于开展自由讨论的思想，提倡自由讨论的空气，尽量吸引读者就工作、生活、党的政策等方面发表意见和议论。我的这一主张实质是：可以不顾社会主义的利益而大登乱登不利于社会主义利益的东西。我追求的资产阶级自由、反对革命纪律的反动思想，还突出地表现在我所提倡的记者工作方法上。“新观察”右派分子黄沙所写的毒草“记者是干嘛的？”完全说出了我心里想到的但我没有说完整的话。新闻界的右派分子借所谓“左叶事件”所掀起的反党浪潮，和不少地方大吵大闹要改善记者工作条件，我都是拥护的。我曾经这样宣传过：记者应该根据自己的个性、喜爱，等，朝一个专门方向发展，如成为所谓“人物记者”“特写记者”“述评记者”等。我跟其他的右派分子一样，认为党所要求的政治上思想上的统一，使得人们“思想僵化”，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高度集中，使得人们“消失个性”，最终限制了人们“独立思考”。
第二，我对党和党的领导，也有成套的阴暗看法。所以，我曾经特别热衷于反对“三大主义”，也就是抓住个别现象、不惜歪曲事实，假反“三大主义”之名，向党进攻。
在领导工作中为甚么会产生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我是如此分析得出结论的：一、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事情很多又很复杂，万事都决定于党委，党委就不可能不发生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错误。二、我认为过多的召开会议、发布指示，内部下达文件，规定请示报告，都是促使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产生的原因。我一直认为本省的会议、指示等过多。三、我认为在现在的领导者中，是有一种“上面说风就是风、上面说雨就是雨”的人，上面怎么说他就怎么做，丝毫不顾及本地的实际情况，这也就发生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我分析到湖南推广双轮双铧犁是犯了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错误。我觉得：双轮双铧犁是外来的东西，本省没有试用过，只是因为中央推广才“盲目”制造推广。所以我污蔑制造推广双轮双铧犁是一种错误，并组织稿件进行批评。我认为乡、社干部中大都是农民出身、文化程度低、办法少，但他们的任务观点强，因而在所谓“单纯任务观点”的支配下，主观主义和强迫命令的作风就不可能不普遍存在，因之，我就对准乡、社干部，组织了大量污蔑他们品质的稿件。
我敢于猖狂反党，还由于我对于省委的工作抱着成套阴暗看法。我认为：湖南自几个中央委员走后，工作不是力争上游的。我污蔑省委的“根据”是：一、从全国说来，湖南的工作原来是第一流的，但从合作化运动起，就一直被动。全省不但农业生产发展得不快，一些重大运动也不是搞得很好。如合作化运动开始是保守，后来又冒进了，由于冒进了又不得不调整社、队体制来纠偏。二、省委的工作是不深入的，不像广东、湖北、河北等省的省委工作深入。因之，在领导工作上一般化，没有魄力，没有创造。省委负责同志的一些报告，不像有些省的省委的同样报告，对问题分析得深刻，有精辟见解。对于地、县委的工作，我也有我的右派看法。在地委负责同志中，我觉得除了王治国、孙云英等同志有干劲和钻劲外，其余的都缺乏干劲和钻劲。对于县，我也只认为平江，浏阳、宁乡等有到的工作还有一股干劲和钻劲，其余的、特别是偏远地区县的工作水平低。因为我有这个反动思想，我把省委对报社的领导，也一直诬蔑为官僚主义的领导。诬蔑省委不重视报纸的特点，不了解报社争论的情况，对整风运动的情况也了解得不多。所以我就污蔑省委干预过多、审稿过严、交发稿过多；多方打听省委是否了解报社情况(如我问孟树德同志，又建议罗光裳通过张式军去摸底)，我也积极主张向中央告状。
第三，我对国际国内的一些重大问题，也抱持着可耻的阴暗看法：苏联二十次党代会，成功地反对了教条主义，清算了个人崇拜的影响，我却想到：在我们所处的现实生活中，教条主义是严重的，个人崇拜的影响也不浅。我从资产阶级右派立场出发，怀疑到已经被肯定了的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还是否正确：如在所有制改变以后，思想改造(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问题还是否是个迫切问题，即在思想战线上还是否存在着两条道路的斗争。我又联想到在周恩来总理发表关于知识分子的报告以前，党在对待知识分子的方针政策上是否有过错误，又如有人提出：进入社会主义，各国可以有各国的不同道路，我就想到：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中，是否犯了盲目学习苏联的错误，我把日常生活用品曾一度供应紧张、农业生产水平赶不上工业生产水平、农村中有人(实际上只是一部分富裕农民)叫喊生活苦等，都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相联系去理解。又如提出两个“矛盾”的转化关系以后，我就想到：阶级斗争还是否存在？人民内部矛盾既然是当前的主要矛盾，就必须充分揭露矛盾才能解决矛盾。反对个人崇拜则使我联想到：像苏共这样久经考验的政党，仍然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可见党内的民主生活也是有一定的限度的，不然在斯大林死前，为甚么没有人敢于批评他。我就认为党内存在着“阴暗面”，是不可能避免的，我也就要揭露阴暗面，并认为这样做是正确的。近两年多来，党中央从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出发，先后颁发了一些调动群众积极性的政策，如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政策，关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策提出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又在各项工作、各个环节上制订了从社会主义利益出发的具体方针和政策，我都认为这是党对资产阶级以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态度的大转变，反过来就认为为前几年有卡得过严、统得过死、整得过凶的缺点。我又错误地理解到：既然连地主、反革命分子的积极性都要调动起来，非无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如像我这样的人)的积极性当然就不在话下了。我又认为：阻碍人们发挥积极性的主要障碍，在于党内存在着“三大主义”，“三大主义”不反，人们的积极性就无法调动起来，所以我热衷于搞批评、搞揭露新社会阴暗面的报道。
我犯下的错误的性质，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我的矛头是指向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在这里，我只是对自己的反动思想作了一些交代和检查，我远没有把自己反党的丑恶咀脸全部勾划出来，我所犯下的罪行，也不是这一纸交代和检查就可以赎回的。请组织和同志们继续教育我，帮助我彻底摧毁灵魂深处的资产阶级王国，我希望能重新做人。党和大家对我的帮助和教育，我将终生难忘、感恩不尽。
来源：《新湖南报人(反右派斗争专刊)》，1958年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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