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8-3-15 作者：[待确定]
从写上次思想汇报到现在主要是过了一个春节，另外是到十三陵水库进行了半个月的劳动。
时间比较长，又经历了一番生活的变化，体会和感受是很多的，能写出来的只有很小的一部分。
春节以前，我写了一封长信给我的弟弟，告诉了他我成为右派分子的经过和我的思想和态度。过去，我一直没有把我的问题告诉过家里，把这样一个消息告诉我的家里，对我是十分痛苦的。我原来想在处理以后再告诉家里，但是因为处理拖延了，我觉得不能再等待了，同时我也有意乘全国跃进的高潮，使我的问题能对我的弟弟起一些刺激他努力学习改造思想的作用。
过了春节初一，我就接到我弟弟的回信，我的信确实给了他极大的震动。同时他的信也给了我很大的感动。我弟弟是一个十分落后的人，一个只想关着门研究学术，而不愿教书，不愿搞实际设计工作，甚至在前年拒绝随学校迁移去西北的人，从来就是只想专不想红的人。这次整风运动，也因为自己处于游离状态（只领学校薪水而无职务）而没有参加。但是他给我的信却多少出我意外，第一，他采取了有原则的态度表示要和我划清界限，而又愿意帮助我，并说如有材料也要揭露我。他并不对我表示无原则的同情与温情。第二，他提到今后决心努力学习政治，改造思想，争取又专又红，并且提出争取入党，这是过去9年间从来没有提上他的日程的。而现在他提出这个要求，而且口气是真诚的，勇敢的。他完全没有因为我成为右派分子而感到共产党“翻脸无情”，“伴君如伴虎”（这是许多右派分子对人民和党的关系的诬蔑），也没有因此而产生“是非只为多开口”，以后“莫谈国事”的消极情绪（这是许多中间分子都一度曾有的情绪），总的态度是虽然惊愕沉痛，然而积极进取的。不久以后，我又接到我姊姊的来信（她是一个正派、忠实、朴素、勤劳然而十分平凡的职业妇女，近两年来已逐渐成为政治上的积极分子），我是她从小带大的，一向在政治上佩服我，现在忽然发现我是右派分子，也是感到悲痛异常，但是她也责备我“祸由自取”，今后应当好好改造，站稳无产阶级立场，争取回到党的怀抱中。
我一家兄弟姊妹的感情一向极深，而且有着浓厚的封建的“友于”之情。然而现在对我的问题却表现了如此的反应。这不但使我感动，而且使我受到极深刻的教育。我看到党的力量，党的思想教育的作用是无处不在的。我过去赞扬“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封建道德。现在事实证明只有共同的政治理想，只有统一的是非好恶的标准才能不但团结广大人民，而且团结一个家族的成员。这种社会现象是对我的右派思想的当头一击，是对我的一次很好的教育。我曾把我的感想又写回信告诉了她们，要求她们严肃地给我以帮助。我曾设想，如果她们给我的是一片无原则的温情，那么无论对我自己还是对她们都可能陷入难堪的痛苦与危险的思想混乱中。这使我更加坚定了自己在被斗争以来的一个方针：“要求真理，拒绝温情”。
到十三陵去参加劳动是我久已渴望的一件事，没有想到过完春节后一天这个希望就实现了。这次去参加劳动的多数是右派分子。出发前一天，普金同志特地召集这一批人（包括我在内）交代任务和政策。关于任务，我因为除夕曾去劳动过，是比较了解了。关于政策，普金同志的一番话却使我极为感奋。如我在上次思想汇报中所写的，我在去年九十月间曾对党内右派分子保留党籍有幻想。以后克服自己种种不正确的看法，却又产生了另一种极端的看法。以为这次犯的错误是攻击党的根本理论，攻击社会主义的根本方向的错误，实在是“非同小可”。党对这样的错误是永远不能饶恕的。党从来只开除屡戒不改“无可救药”的人，而这一次却是对青年初犯也是一样断然处置，看见这次的错误实在带有异常严重的性质。虽然我曾有一个相当时期实在无法忍受像“叛徒”“敌人”这样的谴责，但是我终于认识到这次错误正犯在历史转变的关头，实在是属于叛变投敌的性质。正视这一点是极其痛苦的。然而正因此我也就明确地感到决不能饶恕自己。由此再想到党的纪律，又在重读整风文献时看到陈云同志对党章的解释，“凡变节分子永远不得重新入党”。我就感到再回到党的队伍里来是不可能了。我只能立志争取早日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做一个非党的布尔什维克了。在上一次的思想汇报中，我就是这样写的，但是，普金同志在这次谈话中却传达党的政策说，“右派分子只要改造好了仍然可以重新入党”。这对我无异是拨云雾而见青天，眼前顿觉大放光明。我深感党对右派分子的政策是十分宽大的，给他们的机会是无限的。我的前途现在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我决心不辜负党过去给我的多年教育，不辜负党今天对我的期望。
15天的劳动，给我的好处是极大的。这样比较朴素的生活，我有9年没有过了，这样的劳动则出世以来就没有干过。但是我自己觉得还能干得下去。
应当说，这次的劳动是重的，以定额说我的定额就是民工的定额，还超额完成了50％以上，劳动强度是不下于一般的民工，但是就生活言，却不能说艰苦，衣、食、住，都比在老根据地的时候要强得多。住在昌平镇上，有洗衣房，有澡堂，有饭堂，各色供应一概俱全，人人口袋里都有几块钱，生活实在说不上有什么苦。我过去一再要求下放，但心里却也有一点怕刚一下去就干重劳动，身体是不是吃得住，经过这半个月的考验，觉得虽然劳动得不好，还能勉强跟得上，身体则没有出任何毛病，因此对于将来的下乡改造顿感信心大增。
思想上的体会，是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在劳动中，一方面是在生活中。
关于劳动方面的体会有三：一是关于劳动本身的伟大，二是关于集体的力量，三是关于党的领导作用。
在这样伟大的工程面前，弯下腰铲起第一锨土的时候，常常先感到的是个人的渺小，双手的无力。费尽力气一锨铲下去，地皮上却连个痕迹都看不出来。对于知识分子说来，实在比不上读书容易。读书一天可以读一本，抓住一言半语就可以吹得天花乱坠。然而一铲一铲地干下去，地皮慢慢也有变化。而这个变化却跟读书不同，它是根本。田是这样开出来的，米是这样种出来的，人类是这样繁衍孳生的。自己的力量虽然不大，但是想到今日风沙扑面的荒山秃岭，几个月以后就要成为山明水秀的膏腴之地，就感到这种平凡的劳动的伟大。在劳动中我常常想到，人生的目的的问题，深深感到仔细分析起来，归根结底，只有增加物质财富造福人民才是人的行为的终极目的，或者说最高理想，我尝以为民主不仅是手段亦是目的。即此一翻为两元论，开了一个口子，就把社会主义完全否定，亦即失去目的，失去原则，理想主义也成为没有理想了。再由此考察人生境界，越劳动就越觉得“一间屋两本书”本身不能成为一种追求的境界，“学术”“真理”本身不能有独立的价值。只有当这一切组织到劳动的集体中时才具有意义。就我个人的感受说，劳动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活、思想、感情，这点是初步体会到了。一般来说，只要有必要，我过去在生活上尚能刻苦，但是喫饭却从小要挑食，不好吃或者吃不惯的东西宁饿不吃，在老根据地3年的时间中，不论环境多艰苦，宁喝白粥，不吃咸菜。张贻同志屡次要革我的命都革不掉。这次却不但一天能吃十个窝窝头，而且也啃起咸菜来了。初去昌平的第二天，看见街上有牛肉卖，受不了那诱惑，曾花一毛钱买了二两，当时伙食较坏，自己还想，不要营养不足，每两三天花一毛钱还不为大过。但是后来，竟没有再买过，而且也还不是完全由于自我压制，而是实际上吃得很多很饱，也不大感到需要了。我自己也觉得这件事提高了我今后长期下乡的信心，当然下乡和老百姓一起吃是要比我们在工地苦，但是既然第一关能过，第二、第三关我自信也是能过的。另外一件事，主席说，劳动了，会感到粪是香的。我们有两天的任务是挑粪，当时是初学挑担，肩头压得很痛，只能弯着腰走路。十个人干了一天半还没有把这堆粪挑完，以后就改换任务了。但是心里老惦记着那剩余的半堆粪，不知有无妥善处理，会不会被人用土埋没，最后去看一看，发现后继的人都挑好了，才感到心安。大家说对这堆粪有了感情。在挑以前，我很看不起这“一小堆”粪，挑了一天半没有挑完，才真感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才真感到劳动是锻炼阶级意识的必由之门。
关于集体。唯其感到个体力量的渺小微弱，才更感到集体力量的伟大。我们第一天的任务是去翻土。60个人干了一天，真是使尽平生气力，但是完了一看，不过才扒去了三五亩地的一块地皮，有同志说，如果是一个个体农民来单干，不知要干到什么时候，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个体农民根本就不敢也不会给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当人类是孤立分散的时候，他对自然只能是敬畏恐惧，个人只有在伟大的集体中，才能自觉到自己的力量，才敢于提出伟大的任务，才敢于树立宏伟的理想。对集体力量的感觉还不仅应当停留在“人多好办事”上面，而且应当自觉地认识集体的意义，信任集体的力量，发动集体的力量，而且也把个人一己的力量融合进去。这才能从感情上的欢喜赞叹进到人生观的转变。
关于党的领导作用，在十三陵水库工地确实比在任何别的地方更容易看得清楚。且不说把几万人调动到一个工地上来劳动所必需的组织工作，只要看一看来往人群的情绪气氛，就可以深刻领受党把什么样的思想给了人们。每天早晨4点钟起，从昌平到工地十多里的大路小路上就满是上班下班去参加劳动的人群，整齐奋发，使有的同志说，只有淮海战役的时候才看到这种场面。所有的人，尽管十分劳累，都是十分愉快的。尤其是每天下班的时候，常可以看到许多青年男女高歌行进浑似毫无疲劳。我们队伍里也有人说怪话，说这些年轻人“唱歌劲头这么大，干活不见得行”，这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成绩较好而瞧不起人，然而我总觉得难能可贵的正是这种热情。我们周围的工地上，有的机关劳动成绩是差一点，然而原因恐怕是在于没有苦干的经验，而精神却是永远焕发的，偷懒松劲的现象也是看不到的。劳动，成千上万人的劳动，在十三陵过去也有过，为明朝皇帝修陵的工程也是不小的，然而像这样热情的愉快的劳动却只有党领导下组织下的人民才办得到。我曾接触过一些老乡，对修水库，对支援的干部很热情，并不亚于或者还超过老区的农民。这使我深深感到党与人民不仅可共患难，而且是可共安乐的。一天清早上工的时候，我因为解手落后了一步，一个人在山里走错了路，碰到一个50多岁的老乡，跟我讲了一路对水库的感想。他曾在城里工作过，年纪大了本来还可以在城里找一份清闲事，但是为了不愿花费国家的钱而回乡种地。现在又参加修水库，不久前因为爆破而震聋了双耳。然而他同我说起这些的时候，并没有感到任何的不满，反而对能经医院、经大夫用“探照灯”给他治耳朵而表示感激。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一再要问我有什么困难，愿意给我帮助，表示要来看我。此情此景，我是不会忘却的。
两个星期的短时间，说体会很多，可能是一种夸大，但是，如果当文章来写就已经是写不完的。但是，上工几天之后，我就觉得，对于这些“体会”，必须做到两点：第一，把感性知识提高到理性知识，我深深体会到“感觉了的还不是认识了的，只有理解了的才是认识了的”。为什么追随革命十多年，也见过了不少事，感动了很多回，最后却落得成为一个“反革命派”？这是我终生无可忘怀的惨痛教训。而究其原因还在于我并没有真正理解在我身边的革命的环境。而资产阶级的思想却披着理论的外衣盘踞在我的内心深处。这方面特别要求我今天不但要以一颗新的心去感受四周的一切，而且学习做到真正的“好学深思”去理解它，使我今天的肢体肌肤所感受的寒暖饥饱，甘苦劳逸能锻炼成为自觉的是阶级意识，只有如此才能有所破，有所立，才能真正达到劳动改造的目的。第二，我深深感到，不仅要力争在身体外貌与劳动成绩上做到像一个劳动者，而且应当力求在精神面貌上也做到像一个劳动者，换言之，要使我所得之于肢体肌肤者能够有所裨益于思想修养。穆之同志在动员下放的大会上曾引用孟子“天之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一段来阐释党的干部政策，鼓励干部下放。我在劳动中，偶然默诵全文，觉得孟子所说的实是一个完整的实践过程，从“……必先劳其筋骨，苦其心志，饿其肌肤，空乏其身，行拂逆其所为”到“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实是说明了要从身体的变化，达到“心性”的变化，方是有进步，有“增益”。半个月中农民的朴实勤谨，总算多少接触了一些，对之常常自惭形秽。自己的骄气浮气，尽管自觉已无存在的理由，还是不断有所表露，劳动给了我一个环境，使我有所警戒，有所学习。所憾的是时间太短了。我真愿意长此下去，使已给我带来如许痛苦的书生狂气，永远不能复辟。
这次劳动是我多年来生活的一个变换，特别是这半年来生活的一个大变换。到十三陵，我算是重新走回到生活中间，到集体中间来了。虽然身负重罪，怀抱隐痛，我不能说自己是多么愉快，但至少可以说心情是半年来从来没有这样平静，这样正常过。半个月的时间，对我说过得正如像飞一般快，同时就每一天来说，又觉得要远比在城里的时候独坐斗室，读书默想要过得充实。我给普金和王飞两位同志的信里说，“我在劳动中感到幸福”，这是一种确实的感情。也许只有负罪犯众，深受被孤立被鄙弃的况味的人才能理解。有许多右派分子，我目之为“愉快的右派”，似乎从来就能任情笑谑，放浪形骸，我不能理解他们的心情。就我来说，我以为一个人发现自己所为不义的时候是没有权利愉快的。然而在劳动中，我却常常不自觉地感到高兴。我曾注意到另一个党内右派分子方德，他住在我隔壁，原来也是一个气焰较盛的人，近来却很沉默，直到去十三陵的前一天，我才知道原来他也是犯了错误。几天中，我看他平常几乎是从来不笑的，然而每当他满头大汗把一辆车终于拉上了坡的时候，就不自禁地笑了起来。看着他笑，我也就不自禁地高兴而且笑起来。劳动达到了目的，确实令人有衷心的喜悦。半年以来，我常感到“耳不能听靡曼之音”，因为那只能造成我感情的波折与紊乱，然而在工地上，对于广播的进行曲的节奏却感到是对劳动的一种伴奏。我由是悟到“劳者欲歌其事”实是一切正真的艺术的起源。
在集体生活中，我能够感到党的关怀和温暖，几乎所有的同志，包括我素未见过面的电务处的许多青年同志，对我都是关怀备至，给我上土总是上得少，遇见重活总是争着不让我干。走路喫饭处处予我格外的照顾，实在看不出丝毫因我犯错误而对我有所歧视，队的领导特别是如此。种种表现不唯使我感动，而且使我得到鼓舞，增加了回到人民中来的勇气。
另外一方面，这次去十三陵，也有一点使我深感彆扭和戒惧。那就是同去的有一大批右派分子，而这批人的多数是历史复杂，品德恶劣，对党有仇恨，我平素所尝耻与为伍的人。现在要在一起劳动，而劳动又必然要在生活上互相帮助合作，发生关系，我常常感到同这批人相处是竖又不是，横又不是。特别是其中有一些我认为是老奸巨猾心怀叵测的人，我对之不能不心存戒备。今后不免要长期同这些人相处，如何相处，是我今天尚要仔细研究的一个问题。因为自己是右派，因此就去亲近右派，大家来个“同恶相济”，这是我自信决不至于的。但是如何能按照党的政策，在进行自我改造的同时，也坚决和帮助其他可以改造的右派分子进行改造，而又不至于使自己的言行产生反面的结果，致为某些坚决仇恨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所利用，这是一个不易处理的问题。我自己给自己的戒条是：自己立即向左转，对其他右派小心又小心。许多问题还得慢慢学会解决。
这次队伍中一个比较不大好的现象就是许多右派分子太“亲密团结”了，我曾想这样是不是有利于孤立与分化“右派分子”。但是分队长李枫同志召集了一次党内右派分子的会议，传达了党委对我们的关怀，并且要求我们注意反映情况，努力改造。这次会议给了我极大的感动。我具体地体会到了冷西同志对我说过的话“党是永远不会忘记你的”，而且我也看到了自己努力的目标。同时也想到了党“一视同仁，有所不同”的一贯政策精神。那天晚上，因为时间关系我没有发言，第二天早晨行军的时候，李枫同志又同我谈了一次话，转达了党委对我的关怀，并且给了我很多鼓励。他又一次明确地传达了党的政策“右派分子只要改造好就可以重新入党，不是右派分子，如果思想改造不够也不能入党”，党是宽大而又至公的，我深感路是党已经指明了，个人的前途是掌握在我自己手中。党的关怀是及于每一个人的，我不必为自己的命运操心，我所应当考虑的只是自己如何为党为社会主义做好任何力所能及的工作，而且完全贡献出自己的一切而无所保留。
新华社的分队在这次劳动中成绩是比较显著，然而因此也在一些人中间普遍地滋长了一种骄气。常常公开地夸耀自己，看轻别人，公开地讥笑外交部的“青年突击队”，“没有突击出名堂来”，教训一机部“学学我们的先进经验”，也曾同技术员争吵，说什么反保守运动没有反到他头上。我已经注意到了这点，并且常常自思，前来劳动决不仅是为了多挑几筐土，而是为了改造自己的思想面貌。有一次，当着许多同志（也有一些右派分子）和技术员争吵的时候，我忽然想到主席的话：“骄傲使人落后，虚心使人进步”。回想自己这次犯错误，固然有其久远的根源，但是就其近因来说，却未始不是近两年来飘飘荡荡海阔天空忘其所以的结果，警惕一松遂至堕入万丈深渊，永抱无穷之痛，如果稍知谦逊，也许还不至落到如此地步。而现在这些与人争吵者之中有些是好同志，然而还不够注意谦虚，有些人是已经犯了罪摔过跟头的人，然而尾巴依然还时时翘着，由别人想到自己，由自己想到别人，不禁悲从中来，到附近的树林中独自洒了一番眼泪。然而，虽然如此，我并不是没有翘尾巴的时候，我只是没有对人家当面去顶牛。在背后评论的时候，也还是多少要说一两句，“我们的车是装得满”，“他们工作方法不好”之类的话，这些话客观上也助长了别人的骄气。由此可见积习之深，实非一朝可改。曾记得离开北京的当天早晨，我在光明日报上看见程潜的一篇文章引了郭沫若过春节时做的半联对子说“夹起尾巴做人”。从那时起，这句话无日不在我心里翻腾，对我说来，这句话不但是悟道之至言，而且别有极其惨痛的意味，它值得永远作我的座右铭。
3月5日，我们在干完了一天活之后，为了利用大车，加了一班夜工，一直干到晚上十点半。这天有云，十六的明月只透出一点淡淡的微光，我们就靠着对面坝上的灯光工作。我因为眼睛不灵，不能拉车了，只能在暗地里装土。默默地劳动中，我忽然想起昨天才听人说今年又是戊戌年。由此想到60年前的中国是何等的黑暗，而今天在这个荒谷中，却是灯光如昼，人语如市，大家正在兴高采烈地建设社会主义。我的思想乃从康有为公交车上书，谭嗣同殉国柴市开始把一页页的中国近代史细细回味，想到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所描写中国革命的先辈为寻求民族解放走过多少艰难曲折的道路，志士仁人前仆后继，一直到有了共产党才算从重重压迫之下杀开一条血路，使中国得有今日。我又想起冷西同志对我所说的话：一个政党一个个人，都要犯过错误才能寻到正确的道路，又想起他对我说，有许多人曾犯过严重的错误，以致被开除出党，但是后来还是一直追随革命，最后证明是好的，那时的条件是十分坏的，犯了错误极易再进一步堕落。而现在整个环境是革命的，是有利于犯错误的人改正错误的。我又想到，一些同志如李立三同志在犯错误以后，历尽了极度的困苦而对革命还是忠贞不贰的故事，也想起我所认识的一些经历与表现类似的同志的形象，不禁万感交集，不能自已，渐渐在一锨一锨铲土的时候，凑成了这样八句：
地覆天翻甲子换，功成历尽几艰难？
欣看赤帜腾华夏，犹怜碧血溅长安。
兴邦曾经三折肱，树才须炼九还丹。
苦吟何事青衫湿？我比前贤路已宽。
（总理每以孙猴子入八卦炉比喻锻炼，近来谢冰心更以孙猴成佛的经过，比拟知识分子的改造，绝妙绝肖。）
这首“诗”固然文辞鄙陋，意思浅薄，但是对我来说，也是记一时之感，为今后的勉励。
在十天的劳动中，也使我扩大了对人的了解，对各种各样右派分子的印象，我已向党委汇报了。给我印象比较特出的是，我看到了反右派运动的伟大的教育作用，它激发了许多一贯有严重错误思想的人自我改造的愿望，我过去尝以为运动不过是立威，只看到群众“畏威”的一面，而没有看到他们“怀德”的一面，这次才亲自体会到这个。
分队长李枫同志还有许多小队长，一般说来都是年纪较轻，未曾负过什么领导责任的人，然而他们的工作却做得很不错。面对他们，我常常自愧过去未能知人，深感地位常常可以使人高瞻远瞩，却也可以使我这样的人狂妄愚暗，同时也深感力量与智慧实在是渊源于组织，个人依靠组织就可以做出工作来，而离开组织，谁都会无能为力。我听庄重一再向我表扬三小队的小队长张民杰同志，他一再向我称赞张民杰同志能关心人，有组织能力，善于组织大家的劳动，善于推广先进经验，在劳动上能够身先士卒，起带头作用，在生活上又能克己让人，绝甘分少。张民杰同志是国际部的人，负责核稿工作，过去在核稿与利用材料方面，我是办公室与他接触比较多的人，我一向只感到他忠实勤恳，却以为他在业务上并不精明，而完全不了解他的这种德性，听到庄重的介绍以后，我感到双重的惭愧。我恐怕国际部领导上，对他的了解也还有不全面的地方，特在这里提出，也许可以作为考察这样一个干部的一个方面。半个月来，我常常觉得世界上有许多精金美玉的人品，而个人主义者以地位才力骄人，常常是视而不见。近几年来，我主观上常常以多看人的长处，少揭人的短处自勉，然而由于自己的虚浮肿胀，实际上适得其反。现在，一个跟头翻过来，春梦乍醒，应当是自己谦虚老实一点的时候了。
这个时期读书很少。只是在春节的时候读了一部杰克·伦敦的小说《铁蹄》。这是一部著名的社会主义小说，就文艺的手法而言，它并不很吸引我，然而书中的强烈的革命热情和对资产阶级民主的无情的揭露却使我感动，而且特别是在此际给我以极大的教育。如一位评论家所说：Jack London对马克思主义懂得并不很多，然而却十分彻底，正是在这种彻底性上，他表现了就如火花迸发的革命热情和才华。书中大量雄辩的对话，真是“刀刻出来的”一样，使这本书足以以一部革命的古典著作而永垂不朽。这本书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与策略上的错误见解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它革命的彻底性都正好作为我这样一个动摇的知识分子学习的榜样。
到工地去的时候，我带了一本整风文献，但是没有读，有一个休息天因为没事干曾去书店买了一本《红旗飘飘》第六集，其中有几篇文章，我认为缺点比较明显，总的讲也没有给我特别的印象。倒是2月28日《人民日报》刊载周扬同志的文章《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给了我很深的印象。我觉得这篇文章有助于使我对自己的解剖比去年十月检讨时更深入一步。周扬同志精确地描写了中国几代知识分子由革命民主主义走向革命的道路，他们中间绝大多数成了优秀的共产主义者，而一小部分却倒退为资产阶级右派，而我所走的正是后一条悲剧的道路。周扬同志对文艺界右派的解剖，有许多可以移之于我身上，对于提高我自己的认识是有好处的。另外全文使我感触最深的是引用主席在去年3月全国宣传会议上的话“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我在去年所写的反党文章中也曾引用过这句话。由于我自己的立场站错了，我完全误解了这句话，甚至以这句话认为是对自己的右派思想的支持。现在重读才比较彻底地搞清楚了它的真实含义与我所曾理解的正好百分之百地相反。我曾自以为是那样的一个唯物主义者，因此竟至敢于大放其反党的谬论，回头看，不可挽回的错误已经是永远地铸定了。我只能在今天仍然自勉做一个真正的唯物主义者，无所畏惧地对待阶级所在我身上制成的悲剧，对待历史所加在我身上的惩罚，并且按照社会发展的规律来勉力寻求自己的新生。我现在对自己的错误的认识自分还是坚定的。学了一点哲学之后，我曾尝试为自己辩护，然而越是为自己辩护，越是把自己的错误到客观中去找原因，就越是感到这种错误的社会性、阶级性和历史性，就越是肯定它确是错误而且必须予以严厉的惩罚。我但愿后此余生，能永远以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态度来对待生活，无所怨尤亦无所畏惧。
回社以后，倏忽已一星期了。鸣放跃进的高潮，使我感到兴奋一时，也不无迷惘。言彪同志曾对我说，你也来写几张大字报，但是我还一张都写不出来，此际的心情颇似西厢记所言“眼花缭乱口难言”。因为参加了一份筹备展览会的工作，我得以读到全部大字报的底稿，内容深深令我惊讶。过去以为只有少数领导人才能考虑得到的问题，现在已由一般群众提出了。多少年来，我私心梦寐以求的理想，在一年前，在整风以后，反右派斗争以后，甚至整改以后都还以为无法实行的事情，现在有的已成为事实，有的即将成为事实了。以我与国际部的因缘，许多事情不能不使我内心深感激动，然而面临着这样变动的局面，我实在无法整理出一幅比较清楚的图景来，因此自己也就觉得没有什么中肯的建议。在这种奔腾前进的形势前面，我自己感到在一切一切方面都是落后了。看到许多同志订出的个人计划，我不胜羡慕、钦佩而又惶悚。我尝自问：我自己是不是也应当有一个什么计划呢？我觉得几年之内，我实在不敢想像其他同志那样的跃进。我只敢黽勉自己三点，（1）踏实、谨慎地做好一切分内的工作，做得愈笃实愈好，愈细致愈好。（2）保持不间断地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首先是读社会主义教育课程阅读文件，彻底清理自己的思想。（3）每天划出一定的时间进行自我反省，锻炼自己的阶级意识和思想修养。我不能像别的同志那样在多方面大踏步前进，于我个人实在不无痛感。然而以我的条件言，却还必须警惕不要连这个最低纲领都做不到。
伟大的整风运动越来越使我感到根本的问题是是否信任群众的问题。这对于我这样一个惯于把少数杰出人才视为“社会之花”的人来说，将是一个思想上的根本革命，然而对种种现象，我的理解还远远不深不够。我愿尽我的力量来思索，来理解，在下一次的思想汇报中写出我的心得来。
附
1958年家信
正弟：
我以至悲痛，至恳切的心情给你写这封信。
你还记得前年我回家的时候吗？有一回，在去上海的火车里，我给你看《批判斯大林问题文集》，同时对你发了一通议论，后来，你疑心地问我：“你这种看法会不会犯错误？”当时，我很不以为意，然而，不料，时间不到一年，你的话竟应验了。
看到这里，你也许已经了解怎么一回事了。我成了一个右派了。
这个消息，对你想必是一个极严重的打击，但是你也一定会相信，这件事情给我自己的打击要更严重一百倍，一千倍。
确实，如果说，你不会想到，那么，我更是绝对不可能想到事情会这样的发展。但是回头检讨，则所谓“不会想到”正说明了自己从根本上说是完全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完全沉醉在资产阶级民主的理论里，因而不辨是非，把毒草当鲜花放，做了错事还自以为是好心好意做好事而已。
你一定要想知道，事情的情节是怎样的。你久已脱离了机关生活与学校生活，有许多情况可能不大了解。但是实际上也并没有什么可说的，无非是5月初在墙报上写了两篇文章，以及在与几个下级人员的私人谈话中发表了一些“狂论”而已。在我来说，我简直不知道自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身为领导者，我在整风一起头就强调防止偏锋，加紧领导，并且自己曾成为右派分子攻击的目标，反右开始以后，我也积极参加指挥。我以为自己写的文章与说的话不过是“学术性的探讨”而已。然而不知道，在过去一年多中间，由于苏共二十大以后国际修正主义思潮同我原有的资产阶级思想结合起来恶性发展的结果，我的怀疑与否定已推广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上层建筑的许多根本方面去。因此在党仔细研究了我的文章与言论以后，终于确定了我是一个右派分子。而且由于我的地位较高，影响较大，理论涉及的面较广，较深，“情节”不能不算是比较严重的。
你感到惊奇吧！我也曾是惊奇的，但是现在不了。我的犯错误是有深刻社会根源（家庭出身、学校教育、职业环境）和思想根源的。而且，你可能也已理会到，在这一次出现的右派分子中，历史好、表现好、工作好，“政治好”如我者，不是一个两个，而是整整一大批（当然大多数并没有登在报上），我曾以为自己是一种例外，现在知道得多了，才知道并非例外，并不奇怪。许多在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表现得很不错的战士，因为没有巩固地建立共产主义的人生观与世界观，又因为接受了苏共二十大以后的影响，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都成了右派。我平素所倾心敬慕，而且一向为众人所交口称誉的人就有好几个。
我比较早地认识了自己的错误，但是为了要充分利用这个“反面的教员”，充分利用这株“毒草”来做肥料，对我的斗争曾进行了近两个月（9月中到11月初）。我已经坚决干脆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本来在这封信里不应该再说许多似乎为自己辩护的话，所以还多说这么几句，不过是为了让你知道，你的哥哥是一个什么类型的右派，是一什么样的人。
虽然你没有像我这样的政治经历，但是也许也可以想象，对于一个共产党员来说，没有比犯这样的错误更悲痛的了。这算是属于叛变性质的错误的，然而犯错误的人在犯错误的当时甚至以后很久都不知道自己已成为罪人了。忽然一旦发觉自己的处境的时候，那痛苦是远非“痛不欲生”这样的话所能形容的。有几个月，我天天半夜惊醒过来，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还是我不是我，也不知道自己应当有什么样的感情。
尽管有这种错误的出人意表的严重性质，但是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尽管从批判的角度来说，已经不能算是一个共产党员了）我是不会逃避错误的。只要需要的话，我甘愿让革命踏着我的尸体前进。我向群众承认了一切错误，并且作了检讨。这些是被认为是好的，但是，尽管如此，党是大公无私的，它的纪律是铁的，处理还得严肃处理，我要痛苦地告诉你，我不但已被撤销领导职务，而且已被开除党籍。
虽然如此，我也要告诉你，尽管我“触了这样大的霉头”，却并不是由于私怨，有什么仇人要整我，相反，领导上倒一直是关心我的，包括总理在内。然而党纪无私，我自己在白纸上写了黑字，砍也是砍不掉的。纵然有人想“救”我一把，也是没有办法的，“救”我的办法，现在只能是斗争我，处分我。但是，我知道，党会继续关怀我，只要我在今后的考验中表明确能改正错误，我就一定能够恢复过去的荣誉和地位，并且继续前进。
但是，不容讳言，现在是我最困难的时候，最痛苦的时候。考验的道路是相当长的，而我的信心还有时不足，两脚还有时发软，我必得咬紧牙，鼓足气来接受这一考验。
我原来准备在最后处理以后，再把这信寄给你，最后处理本定下月十日结束，但是，现在忽然又推迟了，看来还得个把月，为了怕处理以后，可能立刻走，我还是先把这信寄给你，无论如何处理的结果是定了的，开除党籍，降级撤职是一样都免不了的，我现在已经有5个月没有工作了，不过薪水还是照拿。
正弟：我初步要说的就是这些。这件事情，我瞒了家里快半年，现在至少必须对你说清楚。我的最后处理，不日即将作出，开除党籍，降个三四级，都是必然的。我唯一的要求，是去农村参加劳动。这一点愿望，社长最近同我谈话表示，大致可以实现，我的事情，我不能再不告诉你们了。
想来想去，这件事件必须要告诉你，但是无论如何不能让父母亲知道，也不能让芍姊、小姊知道，至于应当不应当让秾姊知道，我想来想去拿不定主意（我想总是越少人知道越好），我要请你决定，但是就是你决定要告诉她，也必须先写信征得我的同意。
我现在就这件事情的家庭方面讲几句话。这件事情对我个人的物质生活与家庭生活无疑是有影响的，例如薪水收入就要减少几十元，但是这并不是很重要的。张贻已经证明是一个党在政治上的好同志，也是我在困难中的好妻子，几个月来，她表现了惊人的刚强与忍耐，处理了这样一个于她来说也是极其难堪极其矛盾的问题，她总是支持我而不包庇我，批评我而不疏远我，她负担着自己的、全家的以至我的感情重担，而表现得完全若无其事，我真是感激她到极点。对老家说，我认为对父亲母亲无论如何不必告诉他们，他们听了也许会急杀而事情（从其世俗的方面说）却并没有什么严重，你们回家，说起我，可以只当无介事，他们也不会生疑心的。至于每月费用，我同张贻两人每月还有250元以上的收入，按（月）寄回40元是没有问题的。经此大波，过去大手大脚，马马虎虎的地方抓紧一点，估计每月多积的钱倒反而可能比过去多一点。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白李。从你和秾姊的来信可以看出你们是主张她回北京的，而且在无锡长（期）下去也有缺点。可以说，张贻和我在去年六七月间本来已经决定要她来了，但是不料，发生了我的问题。现在按照张贻的性格，她倒好像不在乎，而且很愿意白李来的。但是，我的考虑，在目前情况下，白李还是不来的好。第一，我下乡以后，张贻一个人照顾3个孩子已嫌吃力，再加上一个实际上是不行的。第二，在我目前的处境下，白李来京，对她的（心）理状态很可能有不良的影响，而不是像过去那样，跟着我们只有好处，胖胖五零到底是小，不了解许多事情，但是白李是能领会的了。我相信，这个意见，你也会同意的。秾姊那里如果把我的情况告诉她，她也会同意，如不告诉她，就要你另编些理由了。下面一个关于家庭的问题是以后三四年，我可能不会回家了。父母年纪大了，我这几年心里有打算，如果有个三长两短，我是应当尽到儿子的职分的，然而现在，背负着这样重大的包袱，在得到机会把它卸下来以前，我是不会想回家的。正弟，我不是一个孝子，但是父亲从小教育我的封建感情，到现在还是强烈的，想到这个问题，我每每会泪下，但是，我现在宁愿负寡情不孝之名，而不愿在我摘掉帽子之前回家（现在回家，恐怕是要戴着帽子回的），带回我的恶名来增加他们的羞辱。正弟，多少年来，都是你代替我担负着对家庭的责任，解放以后，特别是这几年来，看到天下太平，我原来想，除了工作关系不能承欢膝下而外，其他方面是可以期望尽到儿子的职分了，然而不料，不自检点，居然出了这样简直不可思议的大毛病。写到这里，我的心里像刀绞一样的难过，然而，我又不能不再一次把责任推委到你和三位姊姊的身上。正弟，我不敢要求你原谅我，饶恕我，但是，我要请求你可怜我的不得已。
正弟：在你收了到我的信以后，请你立刻给我写一封信。要写得十分简单，但是要告诉我几件事，（1）收到我的信，（2）是否同意我对白李的处置办法，（3）是否告诉秾姊，我想，恐怕秾姊还是得告诉，但是我一定要请示你的意见，你一定在得到了我的回信以后再告诉她吧。
正弟：你一定关心我的前途。我曾是情况知道得最多的人，但是现在是什么都不知道了。一切都按照政策办事，我是彻底地被孤立了。每天我都一个人坐在我那空落落的大办公室里，看报，读书，写反省笔记，写思想汇报，除了参加一些极少的、人人都参加的会议而外，是绝对地不与人来往，只除了张贻，不过她是一个大忙人，一天要开好几个会，累得精疲力竭，同时她也应当同我“划清界限”，因此，就是我们也谈得不多，实在闷得发慌得时候，我就到城外去散步。你还记得那粪场旁的天宁寺宝塔吗？你以为很远吧，我现在随便一走就可以走到那个地方呢！
至于前途，处理是定了，就向我上面所说的那样，就世俗的意义上说，这可以说是很宽大的，在某种意义上说，简直照样喫饭穿衣，没有什么（也正因此，可以完全不必告诉父母），但是，就精神的意义上说，帽子要长期地戴在头上，要继续保持目前众人对我，我对众人的关系，而且，也不能不提到一个现实情况，这几年我实在是一个受宠过甚、踌躇满志的人，突然从云霄掉到深渊，从狂热之际归于沍寒，从自认满怀忠心而被认为叛逆，这个痛苦，我不能向你诉说。实在的，我并不知道有任何艺术作品曾表现过这样的痛苦。我觉得我的精神暂时是破裂了。举一个例子，我现在绝对不能听我所深爱的音乐，因为它会引起我无可忍受的混乱的反应，我觉得，贝多芬的慷慨悲歌，莫扎特的无邪的遐思，现在对我都是不相干的。一个人在能够喜悦或者能够悲哀以前，首先必须自以为是正直的，是诚实的，然而我却不能……
也许我不该跟你说这么多痛苦，但是我可以说，正是因此，下乡劳动，现在是我可能得到的唯一最大的幸福，在紧张的、单纯的体力劳动中，在一个新的环境、新的人中间可以忘掉过去的一切而得到新的感情。有不少（人）上山下乡去了，但心里有顾虑，有疙瘩，但是我，我却把这当作现在能得到的最大的幸福。正弟，你能了解我吗？
正弟，我真不知道如何诉说自己的惨痛，但是，我相信一切都会过去的。我还是可以恢复我的荣誉的。我定下了一个三年计划，如果还不行就来个五年计划，再不行就是十年计划，但是可能第一个计划就是现实的。在这个期间，我一定要争取摘掉帽子，然后，我还有信心，回到党的队伍里。固然，我现在是在极度的孤寂与耻辱中生活，但是，如我上面所说的，有不少负责同志是关心我的（就个人的角度说，我是好交结朋友的，说起来这些人，对我都还有较深的私交），他们都在期待我，在鼓励我，我的愿望是可以达到的。我希望父母亲能长寿，我还能以一个有荣誉的家庭成员同你们团聚。正弟，在这样一条漫长而艰难的道路上，我万幸有张贻这样的妻子，给我以力量和支持，现在，我请求你，也助我一臂之力。
正弟：我现在想谈一谈，我的问题对你的意义。
我相信，我的问题一定会引起你的震动，让你震动吧，震动得越强烈就越好。
你应当从我的问题得出深刻的教训，毕生的教训。你应当明确地看到，你的思想是几乎是完全没有经过改造的，你出问题、出危险的可能性是极大的。你不妨把你的哥哥看成是代你受惩罚的一人，如果你不希望他再翻第二次跟斗（一个人短短的一生，这样的跟斗是经不起几次好翻的），你也就要立志不再陷他的覆辙。
由于你目前特殊的情况，你没有参加整风反右运动，我实在为你惋惜失去这样一个机会，老实说不经过这个运动，你要知道今后如何进行思想改造，如何在社会主义时代“做人”，几乎是十分困难的。但是现在是后悔也来不及了。我但愿我的教训能够深深地刺痛你，让你能发愤补上这一课。正弟，市面上出版了不少反右的小册子、大册子，我劝你务必不要爱惜钱，统统去买来，好好地精读，一字一句地读他两遍三遍，拿来同自己平素的想法对照一下，看看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以后一言一动好心里长存警惕。另外，我劝你，把你的“江南园林”放一放吧！到图书馆去把去年4月以来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好好地读一遍。花它个把月时间，如果你这辈子能免于遭受我已经受了半年，还要继续受几年的痛苦，这是十分值得的。开始有意识地自觉地改造自己的思想吧！这是第一件我希望于你的事情。
第二件事情，你不能再做“梁上君子”了。无论如何，要立刻参加工作。否则太危险了。许多像你这样生活着的人都出了毛病。我寄给你一张剪报“王科一的道路”，我希望你拿他作为镜子来进行自我检查，你上次来信谈到就业问题，我在复信中劝你立刻找到工作，但是因为我没有把自己的问题告诉你也就没有说穿，现在，我代你拿主意，立刻进民用设计院去吧！不要再犹豫了。老老实实受一个组织的管束，什么个人志趣，个人事业，先抛开一旁，等到组织上同意你做的时候再做吧！脱离了组织，脱离了群众，脱离了革命的气氛，受不到教育，暂时也许会“免于一难”，但是终究要摔大跟斗。我虽然在组织中，但是这几年实在也是走顺风，太得意，太浮了，自以为一切都看穿，看通、看透了，然而结果竟摔了如此惨绝的大跟斗。你看看我的榜样，下定决心吧！
愿你从现在起，即注意学习政治，学习理论，当然，我倒是一直学习理论注意政治的，但是我是以前的孽根未除，苏共二十大以后看了无其数的修正主义的东西，才出了问题。你现在学政治学理论，是不会碰到像我碰到的那类东西的。
以上，我以为都是你应当从我取得的大教训，也要取得小教训。用我自勉的话说，慎择交，慎择言，慎择书。我名慎之，然而却大不慎，出大娄子。希望你务必以我为戒，为人处世，说话做事，事事谨慎，谨慎又谨慎。像你那种烧利利的性子一定要改掉，庶几可以免于陨越。你现在见不到我，如果见到我，也许可以发现，我是换了一个样子了。真个是低头伏小，恻静无声了，然而我还害怕，我改得不够，对儿女，我的脾气还很暴烈，这说明内心还没有变透，你千万不要等到受了我这样的痛苦再改吧。
正弟：如果你看了我的信感到痛，那就痛吧！我只怕你不痛，我希望我的信会狠狠地刺痛你。如果你看了我的信，会感到吃不下饭去，会有几个晚上睡不着觉，会像我一样不知其所以地在马路上狂走，那么，我只会感到，我的痛苦多少有一部分移植到了你的身上，是给你打了防疫针生了免疫力。正弟，我不会愿意你痛苦，然而，这一次我却不希望你轻心地寻常地看待这样一件事情呢！
正弟，我这封信原来在9月间就准备写的，张贻怕登报急坏了二老，早就写好一信给你打招呼，但是我估计不至于，一直到现在才写。写了一个头以后，又因为宣布2月10日就最后处理结束，我想等最后结果出来再告诉你，但是现在又拖下来。大致可以确定最后处理（开除党籍，撤职降级）至迟2月底一定完成，而结果大致是在宣布以后即同意我的要求下乡了（下乡的地方在冀中，是很富的地方，并不苦，我的下去，也决不会到强迫劳动那一类，不过帽子是要戴着的）。虽然这几个月是拖着，但是行动起来也可能很迅速。想来想去，把我的问题告诉你现在正是时候，我希望在一周以后得到你的回信，再给你写一封信，在下去以前再得到你一封回信。以后，同你，同父母亲，同伊白的书信往还就同一般下放一样，谈谈家常不必介意那过去的一段了。希望你接信后立即给我回信。信请写得简单些含蓄些，就可以了。
话可以说的也就是这些了，再谈一点俗务。我下去以后北京家里的物质生活是基本上不会有变化的，你不必为我担心，我只请你在旧衣服方面支援我一下，我现在几乎已没有布衣裳了，为了准备下放，买了一套新棉袄新棉裤，已把一家五口的布票用去了四分之三，单衣衬衣之类还缺得不少。我希望你为我收罗一下你自己和父亲的旧衬衣之类给我寄一些来（你的单衣，我大概穿不得不必寄，但有相似者给我当衬衣，倒是欢迎的）。我请你做这件事，实在是因为跟母亲说了她总是不寄，或者一寄就寄新的，很是浪费，这回我请你帮我办一办，我也恳求你，千万不要买什么新的，我收到了，心里会不知怎么难过的。另外，张贻现在已是忙到极点，我走了之后，为3个孩子张罗更是忙不过来了。白李的旧衣服，过去给孩子们解决了很大的问题，但是母亲也总是无心想理出来，我也请你给我理一些出来，寄给我，不要以为女孩子的衣裳，其实五零五四都是可以穿的（包括旧鞋子，旧袜子，旧大衣等都可以）。这就算是对张贻的一个重大支持援了。但是我也求你，千万别买一件新的，过去就因为你们寄新的，使我不敢再开口，请你们相信我这话是诚心诚意说的。
这封痛苦的信，就写到这里吧！我不知道要用什么话来结束这样的一封信。不论我现在陷身于如何的痛苦之中，请你相信，我还是有信心的，我可以经得这个严酷的考验，你不要为我担心，我只希望你，充分地从我身上得到尽可能多的教训，在你的人生之旅途上顺利地前进。
也许要几年以后才能再见了，我希望那时我能以不辱没我们家庭的荣誉的一员的身份与大家相见。白李这几年的教育是要拜托你了，希望你把她当自己的女儿一样，严格地要求她吧！
慎之
1958年2月12日
来源：根据文件翻印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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