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8-4-1 作者：中共民政局党组
中共民政局党组吴忠亚男47岁，湖北云梦人，文化程度大学，家庭出身官僚，本人成份高级旧职员，现任市民政局教养科副科长。
1917年--1926年在云梦私塾及汉口圣保罗中学读书
1926年12月--1927年6月武昌军事政治学校学生
1927年11月--1928年12月湖北工矿局任办事员
1929年3月--1930年1月伪国民党汉口市党部任办事员
1930年--1933年武汉大学学生
1933年--1936年武昌高级中学任教员
1936年--1937年伪湖北省教育厅任督学
1937年--1938年伪第九战区政治部任秘书
1938年--1939年伪长沙阵中日报任社长
1939年--1944年伪湖南沅陵国民日报任社长
1946年3月--1946年9月伪汉口新湖北日报任副社长
1946年10月--1947年2月伪徐州绥靖公署任参议
1947年3月--1948年2月伪整编十一师师部任参议
1948年9月--1948年11月伪湖北省政府任设计委员
1948年12月--1949年5月江汉军区城工部“地下工作”
1949年6月--1949年12月华中局社会部“派敌区工作”
1950年1月--1950年8月华南分局南通部“香港”
1950年10月--1954年10月中南行政委员会民政局
1954年11月--现在武汉市民政局副科长吴曾在xx年参加国民党、中国国民党忠实同志同盟组织。并隐瞒以下主要历史及反动职务：
1、曾在伪18军胡琏部内任过政工处长（代经鸿枞举）。
2、在郑州薛岳的“剿总司令部”内任过少将参议（军衔未交待）。
3、“12.9”学运时吴曾得到反动头子王世杰的支持任学生会总务干事（实际是破坏学运）。
4、政变后通过陈希平的关系任汉口市党部总务助理干事，后及负责正理学生会。兼武汉市学生筹备委员会的委员，还负责c c的中兴周刊，中兴书店。
5、1948年经大反动头子张历生介绍在华中剿总当政务委员，吴自称未去，也曾追逐过王世杰的政学系。
6，在武大读书时，参加过“复兴社”他是c c的重要负责人之一，具体领导过省师高的学校c c组织。
7、1938年与中统特务廖仁鹏军统特务阮齐等九人结拜兄弟组织小集团，调合湖北的中统与军统之间的矛盾。
8、吴于1949年2月经傅平民介绍参加我“地下工作”（实际是利用并非正式参加），以上历史尚未结论。
吴忠亚一贯表现沉默寡言，不接近群众，处处阴险园滑世故，存在着浓厚的旧意识，旧思想作风。背着严重的历史包袱。经常说：“我是个旧人员”等话。所接触的人不多，但这些人在政治历史方面都有些问题。吴在镇反时准备镇压的，后因诸多问题未办。在工作上拖拖拉拉，推一下就动一下，不主动想办法，推托责任。如在防汛后处理救济遗留物资时，有一批树皮存放在武昌大成路湖北建设银行后院内，银行催促将此物资早作处理，如不处理就要登报，吴忠亚听到此消息后，即说“登报才好”。同时在防汛将要结束时，灾民们尚末恢复元气，政府发放了大批救济款，照顾他们生活，帮助灾民恢复生产。而吴忠亚确否认党和政府对灾民的这些照顾。并在他写工作报告中说：“救济工作搞得很糟”。工作中有还表现主观臆断，不经领导私作主张，不能很好贯彻领导意图。经常迟到早退，当科里同志向他请示工作时，而吴忠亚哼哼哈哈，半天说明不了问题。另在防汛斗争中，吴贪生怕死，曾将他全家人搬到在原中南民政局办公室内避灾。在各种政治学习中表现消沉，不愿参加，既是参加也不发言，不经领导允许擅自不到。在肃反运动中拒绝改造，消极抵抗。当领导命其停职反省时，不但不认真枞查和交待问题，竟枳极写小说，并唉声叹气的对同志们说：“死不死，活不活，真叫人难过，还不如去劳动教养好。要我反省，又要我工作，真是左右为难”并说：“行将就火”等话。因之在思想上对肃反长期不满，消极怠工，直到整风运动的开始，吴忠亚趁此机会大肆向党进攻。
当本局尚未开始鸣放前，有一天吴忠亚对管家杰同志（群众、知识分子）说：“整风对民政局对领导是不能起作用的，整风是改变不了民政局的不民主空气的”。又一天对管家杰同志说：“华中师范学院这次整风有热闹看，肃反搞得糟得很，把一些20多岁的青年学生也拉来斗，以致逼死了人”。（见证明材料第1、3页）
在本局开始鸣放前几天，本局有一个肃反对象李天泽将由原籍公安机关释放回局时，吴忠亚在教养科对管家杰同志说：“李天泽也要放出来了，原来罪恶是假的。”并十分感慨的补充说：“你看，唉……”。（按经查证李天泽系恶霸地主，有血债，后宽大处理释放。见证明材料1、4页）
本局鸣放未开始前，吴忠亚有一天看到报纸上程千帆恶意攻击“红色专家”提法的文章时，背后与管家杰同志说：“有红色专家那不是还有白色专家吗？”（见证明材料第1页）并且背后与管家杰同志十分自得的说：“王任重同志作报告说，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有些党员还是特殊坏材料制成的。”（按系断章取义的歪曲诬蔑，见证明材料第1页）
于本局鸣放前几天，吴忠亚下到本局所属采石场了解工作情况，该厂领导人对工作问题向他汇报，他发愁似的对邹水善同志（采石厂付厂长、党员）说：局长多，又不统一，工作很难搞（按系挑拨造谣）。（见证明材料第7页）
本局教养科干部金建光同志（群众）有一天因公去青山遇到王汉贤（按原在局所属收容所任所长，肃反对象，去年调至其他机关工作），回来金与吴说了。吴忠亚惋惜地说：“民政局对王汉贤这种人就是用不好，王汉贤放到收容所糟蹋了。”（见证明材料第9页）
本局于6月11日一开始鸣放，吴忠亚在这天下午整风小组会上始终未发一言，表现“沉默”，观察“风向”，坐在会场的一角假装打盹。会上李佐贤（右派分子）发表了对党攻击的谬论。在次（12）日下午整凤小组会上，吴忠亚开始作“试探性”发言，从工作上提意见说：“游民是内部问题或属于专政对象，中央不明确。彭真认为是专政对象，内务部认为是内部问题。只要解决他们的生活，解决他们的办法是自愿的，但忽略了游民的特点。游民改造方案提游民改造，而又不许提游民，改造也不定时，内务部自相矛盾”并且发表他的见解说：“管教工作不只在于成立反省室，而在于政策问题。有的游民拿刀杀人，我们也无法。”吴忠亚接着建议“我想今后的只有二个（1）贯沏自愿，走留听便，在社会上犯法，由司法部门负责；（2）强制改造与公安部门配合，用枪杆强迫干，这样才能解决矛盾。”（按游民改造性质过去规定不够具体，自国务院颁布《劳动教养条例》后己解决）。吴忠亚在给工作提意见的掩护下，接着又提出主张说：“民政局还应该让己调走的同志回来，鸣一鸣、放一放。如黎局长、王汉贤、徐洪涛等人，他们提意见会客观些。”（黎系民主人士，王、徐系群众，王是肃反对象）（又按这个小组会上发言情况很热烈发言人占50%）（以上见吴忠亚鸣放前后言行材料第一页）于这天小组会散会人们将要离开会场时，吴忠亚笑着向大家说“整风评不评积极分子呀？”（见证明材料第10页）
6月12日后，袁局长作了深入呜放的动员报告，在全局掀起了鸣放高潮。群众对领导作风方面的缺点提出了尖锐的批评，魏辉太（右派分子）写大字报乘机对党进行攻击，吴忠亚这时认为“是给自己壮了胆”。
6月13日吴忠亚陪同刘平副局长及吴一农主任因公去本局所属一教养院，坐下以后，这时吴忠亚略有所思地向吴主任说：“唉！---唉！---民政局为什么鸣不起来，我看主要是群众还有顾虑。”吴一农主任问他，依你看群众还有什么顾虑呢？吴忠亚接着说：“主要是怕报复，根据现在领导上公开打击报复的情形是不会有的，但打击报复是多种多样的。比如在提拔上，入党入团问题上，和调动工作等等。如陈四元，袁局长对他不该一成不变的看法，总认为他是最反共的……”（按经查证系造谣诬蔑，是企图乘吴一农同志初调本局工作，对情况尚不熟悉，有意进行试探并挑拨中伤）（见证明材料第13页）
6月15日在整风小组会上，接着管家杰同志关于干部提拔问题的发言以后，吴忠亚这时说：邢云春1954年在救灾办公室工作时，我任组长，他是组员，大家对他有很大的意见，同志们对他的鉴定无法作下去，可是鉴定刚作完，就被提拔为副科长（按邢是共产党员经查证是在防汛以前就决定提拔的，同时在防汛中工作积极，鉴定也是优点多于缺点）；所以近两年来，我对提拔干部就不愿多提意见。因此我认为民政局提拔干部交群众讨论是假的，是骗人的。李克栋亦如此（按李是共产党员）。我建议将原来人事提拔档案查一查，研究一下，是何原因？向群众说清楚。此外还说何科长，我两年来很少见他上班，说病了吧？但我看他在家里精神很好，经常打牌看电影。不上班照样提拔，但在局里辛辛苦苦工作的人，却得不到提拔，真是‘是非不分，黑白不分’。”（按系扩大歪曲事实）（见证明材料第xx页）又说喻幼贤、何阶平等人贪污一二百元都受到刑事处分，但王吉友贪污达600元为什么不送法院？二等科员放鸭子不搞丢了，因为王是党员真是“是非赏罚不明”、“宗派主义有问题。”（按经查证王系工作失职，受到降职降级处分）对鸣放他提出意见说：“为什么鸣放不起来？袁局长在会上说的两种原因外，我认为群众不敢放，还怕报复，我认为就是不报复，成见是有的。”接着他举例说：“如对程四元，解放时程才15岁（青年团员），在学校读书与班上老师和同学闹意见，公开成立了失意青年社已受到团内处分，后来上告到中央，才恢复了团藉，领导上最伤他脑筋的是：在他第一次思想检查上写着我几年来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有很大的进步，但在后面的括弧中注明不是在民政局党支部领导，肃反中整了他一顿，上告到市委才未予处分，被调到采石厂工作，在那里表现得很好，准备调他到少年教养院工作。前几天袁局长到采石厂去时，在会上陈四元开始对肃反问题提了一点意见，袁局长回来时在船上对刘平局长说：这小家伙最反动，不同意调少年教养院。后来邹厂长还愿意将他留下来工作。邹说陈很好，就是意见提坏了。袁局长在一次局务会议上说陈四元最反对共产党，我认为不能这样看他过去还是小孩，目前党应对他做些工作。”（按经查证与事实有出入见证明材料第xx页）在这次小组会上，吴在结束他的发言时提出5点建议，说：“（1）党员同志不要光坐着听，也要鸣，也要放。如果有三大主义，党员更清楚，希望杨科长（整风小组组长党员）谈谈，启发大家。”（吴的这一主张当时得到会上一部分人随声附和）这时吴则进一步把矛头指向领导说：“（2）群众水平低，希望领导上现身说法来启示大家；（3）群众怕提了意见不解决问题，领导上应作些表示，过去很多问题无影无踪。55年节约运动中，群众提了意见就未解决。如刘影波同志提到袁局长到上海去参观时，把何科长（按袁局长爱人）也带去了，路费不应报销，后来袁局长找市长批准报销了。后来此问题就没有答复（按系歪曲见证明材料第11页）。然而一些单身汉在办公室内开灯看书也不行（按邓绍白同志原先对夜晚不准单独在办公室内开灯看书不满），强调节约。（4）中央指示要边整边改，内务部有一个副科长补助错了80元，退出来了（按系捏造）。听我女儿说华中师范学院，补助错了已退了出来，提拔错了的己降了下来。希我局也采取这样的办法，这样比讲大道理要好得多（见证明材料第3页）。（5）下面单位最近也在放，希望将民政局的鸣、放总结一下，能解释的解释下，再召开一次大会，可能劲头要大些。”除此以外并在这次小组会中间休息时，又笑着问大家，“每次运动都评积极分子，这次运动评不评积极分子呀！”（按据吴忠亚在反右中暴露对当时全局鸣放情况感不过瘾，曾想把这种情况写信给市委，但又考虑到怕对自己不利，不敢写，所以就没写）。（按见证明材料第10页，以上见吴中亚鸣放前后言行材料第1、2、3页）
就在15日这天小组会，中间休息时吴忠亚背后与邓绍商同志说：“领导不好，坑害一生。”小组会后邓绍商同志问他，觉得今天的会开得怎么样时，吴不满的说：“大家提的意见转湾抹角，不痛不痒。”（按这天小组会上发言情况很热烈，尖锐）（见证明材料6页）
6月16日吴忠亚乘社会科钱光春同志（群众）去教养科倒开水喝的机会同钱说：“领导对人有成见，是一辈子都不能翻身，是不容易提拔的。”（见证明材料第12页）
又在这个时间的一天早晨，笑嘻嘻的走进教养科对赵雪柯同志（群众）说：“这次整风广西省长、省委书记，县长都撤了职。”赵问他：“报纸上尚未登出来，你怎样知道的？”吴忠亚证实说：“是在收音机里听到的。”（按广西省党、政、负责同志撤职事系因自然灾害饿死人，不是因整风。见证明材料第14页）
6月19日整风小组会上（因报纸上已登出北京武汉等地右派消息）吴忠亚这时的态度“沉默”了一些，但在有人提出一教养院医生邵鼎南、李哲民评定工资不满的问题时，他便接在别人话后发言说：“袁局长对李、邵问题这样迁就是为什么呢？如果光给自己看看病那就太不上算了。”（按经查证系诬蔑歪曲）当又有人提出，把生产自救工作交给财务科主管不满时，吴又接在别人话后发言说：“把生产自救交财务科，并未经局务会讨论，不知谁决定的，生产仍应归社会科和教养科来管，财务科管不了，在业务上也有矛盾，增加了不少麻烦”（按经查证是事实已解决）（以上见吴忠亚鸣放前后言行材料第7、3页）
此后在6月22日小组鸣放会上吴则销声匿迹，未发一言。
7月3日本局转入反右斗争，在这天下午批判章、罗等右派言论的小组会上，吴忠亚做贼心虚地，也在别人发言批判以后，以左的恣态发言说：“右派分子这些人的发言，是不足奇怪的。因他们一种人是大资产阶级，一种是官僚政客，实际上是反革命残馀。从毛主席报告中看，他们这些人就不属于人民……”但又赶紧为自己辩解说：“至于他们的这些提法，在我思想上是没有什么影响的，有人说党今天没有成绩，我说成绩是主要的……”自这次小组会批判以后，吴开始表现不安。
7月11日本局召开全局反右辩论大会，这时有人揭发并批判了另一右派分子李佐贤的右派言行。虽然在这次会上未把他的右派面貌撕开，但他的心情却不安并强作镇静，装模作样的以什么“亲身感受”，也混在群众的中间，对左佐贤的右派言行发言说：“（1）民政局肃反搞得很好，我自己列为肃反斗争对象，是没有错误的，我基本上没意见，只是时间拖得太长。（2）党外人士在民政局，我体会是有职有权的。”吴在自己的发言时，企图逃避群众的视线，故说：“从这两种情况看，李佐贤的发言是不符事实的，至于李佐贤说：我肃反受委曲，这没有引起我的共鸣，我与他联系很少……”最后他还要李佐贤“很好枞查”。
在7月12，17日两天的反右辩论会上，即有人揭发吴忠亚的右派言行，吴在这两次会上表示沉默，始终未发言。会后并有人贴大字报质问和批判他的右派言论。吴则采取不理的态度，但心情却十分沉重。
在7月27日反右辩论会上，群众问他为什么对大字报的质问拒不作答，吴说：“我无什么，答复什么呢？”态度十分嚣张，并且大声吼斥群众，“你们就是拿刀架在我的脖子上，我也不承认有反党言行。”企图以此狰狞面目吓唬群众。
9月6日反右辩论会上，群众进一步对吴的反动言行进行了揭发和批判。但吴自认为其在鸣放中，放的不多和语句片断，认为不易捉住其尾巴，态度仍然十分顽强。在被迫作交待时，矢口否定他有反党言行，积起全场愤慨。当有人提出，他每日低头进出，心思重重的。他竟反扑说：“提我低头进出，试问低头走路也不对吗？你们说头应该怎样个摆法？”还威胁群众“要以理服人，不要扣帽子”等等。这日会后，有人劝他应该赶快彻底交待，混是混不过去的。吴竟说：“我没有什么，怎样交待。”
9月7月继续批判他的右派言论，但吴忠亚把群众的说理斗争，认为可欺，并且看到会气氛，自知“闯”不过去就改变为承认鸣放中有些言论是误的，在这次会上又作了第三次交待，对承认的事实说是“当时只是由于认识不清，动机上还是善意的”如他说：“我提出整风评不评积极分子，是在自己对整风信心不大，情绪消极情况下提出的，但我确实希望别人能够积极起来帮助党整风。”并且又重复了6日会上的“丑表功”说“自己是个什么‘革命家庭’，子女很多是党团员与党有血肉关系，这那能反党呢？”还想以所谓“革命家庭”来吓人和封闭住群众的口。
9月13日反右辩论会上吴被迫又作了第四次交待，在答复群众的揭发中，支吾不清，泛泛的说“自己工作有缺点”、“对未提拔有不满情绪”；还说：“自己消极悲观，想回家靠儿女。”对主要问题却避而不谈，说是“别的记不清，大家提提看”等等。（按吴自反右斗争他的右派言行被揭发以来，他每次到会总是闭着眼睛，既不作笔记亦不细心听，一味顽抗，因此激起全体同志气愤）致建议要他开始作记录，从这时起，他才开始拿起纸笔来。
在这之后的9月14、18、20、21、25、27、28日7次反右辩论会上，他又作了7次交待，但态度都不老实，只说轻的和公开说的，不交待主要的和背后说的。承认了一部分事实但却又却不交待动机、目的。对于“自己住民用公房租金过高不满，在中南民政部时老婆也去参加聚餐等小事则喋喋不休”，对于“载入八大文件成绩讲得多，缺点不具体、太笼统，是歌功颂德的东西”。以及“整风对民政局领导是不能起作用的，民政局不民主空气，是无法改变的，等等”重要问题，有的只承认问题的一部分，但又深恐接触思想深处。只说：“对文件精神领会不够”或说“那是诬蔑”。在涉及到问题本质时则说：“立场站在个人主义立场上”。
在这几次反右辩论会上，由于他的谬论已被群众批驳得体无完肤，陷于理屈词穷，故态度上表面上看来已不再像开始时那样嚣张了。但却仍然耍滑抵赖。
10月初对吴忠亚的说理斗争，转入小组批判和对证事实。10月6日吴忠亚写了第一次书面枞查，对公开散布和背后散布（限于证据多的部份）的一些反动言论，承认下来。承认自己是站在反动立场。鸣放中的言行“不利于党的领导，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显然地不是香花而是毒草”立场是“站在了右边”；但由于这种枞查交代是在事实面前迫不得已，所以他把自己的错误说成是“在整风鸣放中，是犯了利用鸣放机会对领导进行攻击的严重错误”，把他的错误缩小到只是“不该攻击领导而己”，显然这是在耍花招，玩弄文字，企图蒙混过关。
以后在11月8日，吴忠亚又作了第二次书面交待，这次承认了较多事实，对承认的事实部分，有些交待了动机，态度稍有进步。但仍无悔改诚意，甚至对于不承认（群众揭发方面）的部分，在枞查中仍然在耍花招，说由于时间过久，我实在不能完全记忆起来。对于这些材料，我愿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精神，用作我枞查自己和警惕自己的参考。
总的说来，右派分子吴忠亚在反右斗争中的态度是极其嚣张恶劣的，使尽了右派分子所贯用的“闯”、“混”、“滑”装糊涂抵赖等一切手段。对自己一系列的反动言行，交待极不彻底，并且缺乏应有的认识和悔改诚意，在思想上仍然不愿低头认罪。
吴忠亚是一个名利薰心，极端自私自利的人（教养科共五个同志全体反映）。
吴忠亚参加革命队伍中来是投机，是想高官厚爵，所以对自己的职级一直不满，常发牢骚。（本局60余人的一致反映）
吴忠亚非常园滑世故，说话看时间地点，总是阴一句阳一句，头尾不接，突如其来，使人难以啄磨，阴险得很（本局60余人的一致反映）。
当吴忠亚在整风小组会上第二次放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后，被群众觉察到有同志反映说：“要注意吴忠亚不是帮助党整风，不是香花、是毒草（整风小组共14人有6人反映）。
有人反映说：社会科、教养科小组鸣放得不激烈，光谈工作，没有提到人。如吴忠亚等没有把心里话说出来，为此并贴出大字报。（反映者另小组一人，系右派分子）。
有人在鸣放会上说：吴忠亚在民政局工作像小媳妇（另一小组提，通过反右己认识到他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与事实不符，并受到群众的一致批判）。
有一人在鸣放小组会上说：民政局宗派主义比较严重，对党外人士排挤---如教养科吴科长（吴忠亚），没有人听他的，得不到支持（发言人系右派分子）。
全局60余人一致反映，吴忠亚的态度非常嚣张和恶劣，令人愤恨，是我民政局揭发出来三个右派分子中最阴险，最狡猾的一个，老奸巨滑的老狐狸。
在反右辫论大会上有三个同志建议，对吴忠亚这样一个抗拒到底的右派分子，不要老是说理，要快作结论采取组织处理。
群众对吴忠亚的抵赖的态度具非常气愤的，查吴作第二次交待时，本属在市委召开烈军属评模会议的工作人员---朱万烈同志（民革成员）头一天就问同志们打听说：明天是吴忠亚交待吗？我一定要请假回来好好的听听，以便好好的驳斥这个老奸巨猾的右派分子。
群众对吴忠亚的几次检讨，是非常不满意的。全局60余人一致反映说：吴忠亚在他的检讨中说：放出的毒草是认识不清，无什么动机。我们认为吴忠亚是大学毕业生，有较多的社会经验。在国民党时期，长期的任高职，日常在工作上说话、批文稿是斟字酌句，现在谈所放出的谬论无思想基础，连小孩子也骗不过去。
对其问题的根源及其本质，全局60余人一致反映：吴忠亚在国民党时期，曾任过少将高参、反动报社主编、社长等反动要职，一贯与党和人民为敌，是一个杀人不见血的文化特务的历史反革命分子，解放时未能逃掉，投机到革命队伍中来仍想高官厚爵，未能得逞。加上肃反运动中受到群众的斗争，为此更加深了他对党、对新社会的仇视。因此在借帮党风的机会，大肆向党进攻。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是个彻头彻尾的老右派分子。
人们对其处理的反映（注：此处复印中，漏印了半页，尽管很可惜。不过，还不太要紧。好在不是前面的“事实部分”，只是后面的归纳，即“无限上纲”的前半部分）罚不明。
他说：“对党员宽大，对非党员严格”、“领导不好坑害一生”、“领导对人有成见，是一辈子不能翻身，是不容易提拔的”。他又说：“有红色专家，那不是还有白色专家吗？”他在报纸上看到右派分子程千帆“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难道群众是普通材料制成的吗？”的谬论后，他说：“这句话问得有道理”。
（4）诽谤党的重要文件，抹煞成绩，诬蔑党的整风运动，抹煞党的重大成就。“八大文件成绩讲得多，缺点不具体，太笼统，是歌功颂德的东西”。诬蔑整风运动他说：“整风对民政局的领导是不起作用的，整风是改变不了民政局的不民主空气的”。他又说：“为什么鸣不起来，我看主要是群众还有顾虑，主要是怕报服”但“打击报服是多种多样的，比如在提拔上、入党入团问题上和调动工作等等”。
吴忠亚出身于反动的官僚家庭，历任伪国民党报社社长，副社长及军事机关高参等要职，一直帮助反动派与人民为敌。在1949年革命大风暴中，在革命已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影响下，怀着资产阶级升官发财的个人欲望，披着革命的外衣，投入到革命队伍中来。由于历史上长期为国民党帮凶，压迫剥削人民和过贯了资产阶级的腐朽生活，这样就使他在内心里从根本上潜伏着对劳动人民极其深刻的阶级仇恨。但因他一开始在我们的国家政权中，就当上了中级领导（副科长），故在一定时间里，他的资产阶级“向上爬”遭到了破灭，其阴暗的一面又形复燃，对党的不满则加深，经常以“未得到提拔”发牢骚泄愤，以至在肃反运动中，又因政治问题禁足反省七个月，则由对党不满的加深，进而为极其强烈的仇恨。当时即以“行将救火”、“死不死”、“活不活”其类活句，表达了他对于新的社会制度的反对。到了审干阶段，他的反动立场，更明显的呈现出来。他曾以生命担保一个已被捕的反革命分子“没有问题。”
肃反后，又回到工作岗位上来，不知洗心革面，立功续罪。相反竟将人民对他的宽大成仇。这说明他根深蒂固的反动立场。由于他平时不好好学习，不接受改造，以致一直未能改变过来。在工作中认为“一不反革命，二不犯错误，三完成领导交给的任务，消极对待党的事业，”吴忠亚经过八年来党的教育，并没有丝毫改变自己的反动立场，以致一有机会便爆发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具体行动。因此，他的反动言行是由他的反动立场决定了的。
吴忠亚出身于反动官僚家庭，在解放以前，曾历任伪国民党反革命军政要职，长期从事反革命文化破坏活动，cc骨干分子，反动思想根深蒂固。参加革命后，拒绝思想改造，在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期间，他以帮助党整风为名，疯狂向党进攻，攻击党领导的肃反运动和攻击历次政治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攻击党员干部和党的干部政策，挑拨党与群众的关系；攻击党的‘八大’文件，抹煞党的重大成绩；诬蔑党的整风运动等。他这一系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错误，是他坚持反动官僚资产阶级立场的本质暴露。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吴忠亚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开除公职。
中共民政局党组（袁文印）1958年4月1日
来源：吴厚礼《梦泽世纪老人吴忠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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