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8-8-1 作者：[待确定]
干部档案副本目录
4 思想检查 1 10 √ 7 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审批表 60 10 18 1 1 √ 7 定案报告书 58 8 1 1 15 √ 7 有关材料 60 10 23 1 5 √ 3 关于张寿荣鉴定记录 60 10 22 1 3 √ 4 决心书 59 7 25 1 2 √
经过大家的批判，使我更进一步的认识到我的错误的严重性，和所造成的危害是多么巨大。我感谢大家的帮助，大家的揭发和批判使我更深入地认识了我的错误的本质，使我对错误的认识提高了一步。大家以治病救人的精神来挽救我，我非常感动，我更深地体会到党的温暖，同志们的爱护。今天我在上次检查批判后认识提高的基础上，来回忆和分析我的错误。大家所说的对，我和右派分子不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差，而是一个等号。大家把我和钱伟岳划为一类，我认为这些分析都是恰当的。看了公布的我的两篇大字报和一篇谈话，我自己也毛骨悚然。我现在先把我这些毒草的本质加以分析。
和李志润的谈话是在公司的小整风时，刚刚开过座谈会。党委派人下来收集情况。我谈的主要内容是：1.说在很多工作上缺点很大，工程质量不好，浪费很大；2.干部作风不好，特殊，以个别人代全体，说明公司没有树立正气；3.认为生产准备处的工作不起作用，应当取消，抹杀生产准备处的成绩。所有这一切全是用个别缺点当作全体，说明成绩是次要的，如铁山、土建、培训工作中的缺点是主要的，把武钢建设说成一团糟。同时还表示了向生产准备处要闹独立性。这是我说公司成绩不是主要的开始。也是我向公司党领导攻击的开始。这次谈话中我也反映了两位同志的情况，他们不安心工作，主要的是庞大维不安心工作。所谓杨之不安心也是庞大维告诉我的。我替庞大维反映实际上是为他要地位。我当时所受的待遇是处级干部待遇。我说要照顾科长实际上是为庞大维说话，因为庞大维那时很有意见。我这样说既表示了自己清高，又照顾了庞大维。实际上是起了为别人向领导要待遇。我为什么为庞大维讲话呢，因为他在不满李仁的领导上支持我，我和他气味相投。
现在看来我这篇谈话是毒素很大的。因为谈话歪曲了事实，用个别代整体。我在这次谈话里没有谈出我对这些缺点的原因的分析。我那时已经在认为公司所以有缺点是因为技术领导不力。这次谈话没有讲。而所谓技术领导不力的实质就是“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这是为了我不要党的领导找nn
高炉外传是在去年末写的。这篇大字报的毒箭是：1.否定武钢建设的成绩；2.散布高炉不能开工的悲观论调；3.污蔑与丑化领导。把问题说是“天昏地暗，地动山摇”，与浪费展览会的对联“触目惊心”“惊心动魄”是一样地。在丑化干部上，不仅骂了方总，而且骂了公司全部领导，说全是三大主义，而且是不管事的，而玉皇大帝与土地也是丑化部的与公司的领导。这篇大字报，所起的作用是否定党对技术的领导，并起来推翻党的领导的作用。
②设计专栏的推销广告，是对设计工作的恶毒攻击，实质上是反对党的多、快、好、省的路线的。反对降低机械化、自动化、电气化，反对降低标准，同时就nn。一方面为我的保守思想泄愤，一方面否定了设计节约的成绩。这篇文章歪曲多、快、好、省的方针，又为自己的保守做了辩护。这是为了个人和本单位利益而否定国家利益，不执行方针。
除了公布的三篇材料外，在生产准备展览会我还编写了一些稿件。其中有为焦油车间不开工叫困难的。为耐火厂叫困难的。批评计划多更影响工作的。这一些文章都有一定程度的毒素，夸大缺点，起着攻击党的领导的作用。在设计修改方面也有一些是就个别问题攻击设计院的。为保守辩护，将国家利益置于不顾。
生产准备展览会是从生产准备的方向攻击党的领导的。为该展览会帮腔，作为该展览会的编辑之一，专管设计与进度的人，负有重大的错误。
根据大家的揭发和回忆，我的右派言论除上次检查之外还有一些：
1.去年我带大家参观，先看高炉，再看焦炉、耐火。使大家都能看见好的，也看到坏的。目的是向参观的领导和同志们暴露工程事故。我那时见人常常讲工程质量，既然参观当然要看一看。
2.对夏部长关于武钢工程的总结：“好的多，坏的也不少，性质严重的”的结论有意见。认为应当是“好的多，坏的也多。”目的在夸大缺点。夏部长报告最后一部分，事故的处理没有谈，说是以后再谈。我当时有意见，认为该返工就返，该加固就加固。我说过，夏部长对李总经理客气一些，李总干部大，所以不说。其实这是对党的原则的歪曲。把工作看成个人问题。
3.平常爱讲工程质量，我讲的话给右派分子言论很大支持，不知替右派射了多少毒箭。
4.对58年底高炉出铁没有信心。我谈了很多，在高炉外传中也写了。在群众中影响很大。
5.对生产准备规划大纲大加批评，在处务会议上说得几乎一点用也没有，实际上是否定处的成绩。
6.对公司整改的看法，只对王经理的独立感兴趣，别的不感兴趣。
1.在和陈茂力、徐芝应一起闲谈，感觉到公司总经理原则领导强，但在具体业务上抓不具体。我们认为专业经理抓不好。大家对总经理感觉是原则多，具体少，开会原则指示，具体问题不决定。我曾说过：“总经理下决心就解决问题。汉口搬家，专家招待所交工，总经理限期完，否则撤职。结果就解决了问题。”总的意见是公司业务领导不行。实质是说党不能领导技术。
2.认为在企业内党是政治领导，具体工作上业务挂帅。在生产准备处处务会上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记得当时参加会的人都同意了。要技术挂帅实质上是不要党领导技术。
3.我说过方总仿造专家建议。我知道的有两次。一次是听工程技术处说焦炉不用耐热混凝土是仿冒专家建议，是否确实，不知道。一次是我碰到的。高炉基础浇灌前，工程技术处张力处长说，方总说专家建议砼浇灌根据冷凝，我们怀疑，和王经理一同去问专家，专家说没有建议。我对事实并未调查，随便乱说，降低领导威信。
4.说“老干部要高官厚禄养起来”根据思想分析，这种思想是存在的。因为我否定了党对技术的领导，老干部当然要下台的。我这种说法与钱伟岳相同。
5.和庞大维、石磐一起谈过，生产准备处是个过渡处，说在各组工作作不好，将来仍然是各组的事，处长不会负责的。这是对处长的攻击。也是对党的攻击。
6.说技术设计不应给老干部看。
7.说边改和nn一样。
8.对总经理的报告说没有用。
9.在鞍山时对领导的否定。
1.向鞍山多次要过任蒿菴、葛庭敏。韩树人是鞍山要项机械师调来，我们未同意。我为了要任蒿菴曾通过干部处要了多次。要的时候李处长是知道的，但名单是我提，他根本不了解。我曾给杨来鹏写信要他设法调任蒿菴，直接给任蒿菴没有写过信。所以不写信，是为了鞍钢非常讨厌直接搞，并不是不想写。周尉回鞍山时给杨来鹏带了信，托周转告任蒿菴请求来武钢。
从这里检查，我对干部的使用只看工作能力，不看政治。去年指名向鞍山要的人全是以技术为标准要来的。去年赵经理去鞍山时指名要了三个人，杨来鹏，任蒿菴，葛庭敏。其中两名是右派。
在武钢调的两个人，全是政治上落后的人。我这些作法同右派分子只重才不重德的看法是一致的。
2.对漆来哲一贯反党言论置之不理，一概以个人情绪看待，原因是我自己立场是资产阶级立场，当然看不出来。
3.以前55年在鞍钢时曾和谢厂长谈过派出国的人员要理论基础高一些，学习收获才大。谢学新的揭发我认为从思想上看是对的。我的确以往只重技术，文化。认为如果向深里培养一定要大学生。我记得好像在鞍钢说过，鞍钢出国实习自己挑人就注意一些，挑了徐矩良。对武钢就不肯再挑几个。
实质上这是重才不重德的表现。
4.看不起高职学生，瓦斯技师向鞍山要了几次，只同意给工长。又感到国外的金世斌理论不够，以后漆来哲要来，就同意他来。我当时知道他以前消极怠工，但听了几句好话就同意来。可是红白不分，一点原则也没有。
此外，在保守思想，骄傲自满，主观不相信群众大家都揭发了很多。不一一详述。除了大家所讲的例子之外，我在这方面的表现是枚不胜举的。
分析起来，我所放出的右派言论联系起来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夸大建设中的缺点，说缺点是主要的，成绩是次要的。二、把工作中的缺点归咎于领导不好，不服从，看不起，攻击，谩骂，污蔑以至于丑化领导。三、为什么领导搞不好呢？是因为缺乏业务领导技术领导的关系，由此而得到结论是不要党领导技术，只承认党空头的政治领导。事实上是要否定党的领导。这就是右派向党进攻的毒箭。
这些右派言论的根源是什么呢？大家分析过了，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名利观点发展到极端的结果。成名的方法我采取的是资本主义的道路。所谓资本主义的道路是为了成名，不择手段。是为了个人成名而工作，是个人英雄主义。当社会主义建设与个人利益一致时，愿望得到满足就能够做社会主义的同路人。当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矛盾时，就会牺牲整体利益以达到个人目的。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剥削阶级思想意识的表现。
高炉是我成名成家的本钱。我爱高炉如同资本家爱他的工厂，强盗爱他的枪一样。我是依靠了高炉发家，今后要依靠高炉成“名”成“家”，我对高炉的利益维护备至。为了达到个人主义的要求不惜使用任何手段，不顾整体利益，来保护高炉。
在鞍山时就非常严重。我专管二组高炉，无论在原料使用上人员上都要占先，以达到我使二组高炉成先进单位，我也可以先进，在这些高炉搞些试验，以便为自己著书立说找基础。曾经为了烧结矿的问题和选矿厂纠纷了几次。有时硬不同意烧结检修，有时烧结多了，硬不加烧结矿，使烧结厂到处告状，为烧结矿发过不少牢骚。在鞍山时就狂妄自大不尊重领导，不仅看不起外行，也看不起内行。那时就有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思想。
到武钢后首先审查设计，在审查时提出要求，唯恐其不是世界最新，世界最高。其目的是为了我将来也可以成为世界最新和最高。
其后到了生产准备处工作，提了些意见，处长意见不同，他一方面伤了我骄傲自大的自尊心，一方面有损于我的利益，就是意见愈来愈大，而至对立。
在这种情况下，他伤了我，我也看不起他。我背后攻击，当面顶嘴。以后干脆到不要领导，直接越级而上。我认为这个处妨碍了我的工作，希望取消这个处。当时很多人同意这个意见，于是大家思想一致，我争取他们的支持，目的是把李仁赶下，各组独立。
开始向公司提了些意见，有一部分也解决了。公司领导很重视，自己也满意。以后要求也太多，也不能一下都解决，我就开始对公司领导不满。
个人英雄主义的人，逞能干，好居功。有一点成绩，即盛气凌人，不可一世。骄傲自满好为人师，总想爬在别人头上，而不受别人指挥。我狂妄自大，看不起李仁。但他又和我老有顶撞。他也有些自以为是的毛病，凑在一起，我就在背后说他：“又不懂又不虚心学，一点办法都没有。”“这种处长有没有一样，反正他管不了。”我为了达到自己的愿望，不管党组织的原则性，不要领导了。可以说不管手段，只是希望早由他的管理下独立起来。
我和生产准备处争执最大的是搞不搞基建工作的问题（即甲方工作）。生准处认为不要搞。我主张要搞。原因不搞就不能取得施工中的经验，我为了成“家”，一定要搞才会为个人获取更多的经验和技术。另外，好为将来个人工作准备些好条件。我想抓基建工作，而生准处不同意，双方矛盾很大。我当面和背后都说，生准处是过渡处，反正将来生产好坏他们不管，对领导进行污蔑。
在这里政治和技术是不能分开的。为了成名搞技术，到一定程度就要抓技术领导，只有抓了技术领导才能达到个人主义。在鞍钢不问政治，因为我那时个人主义已得到满足，只搞技术就可以，所以仅仅表现为单纯技术观点，骄傲自满。到武钢之后，自己的打算不能如愿，就想抓技术领导。这就是资本主义的道路，为了满足个人主义，不择手段。
要抓施工质量监督，要抓甲方工作，我喊了不知多少次。为了要抓起来甲方工作，我向公司提干部名单。我主张机构在精不在多，我就单纯由技术的观点上挑了三个人，通过赵经理向鞍山要人，要抓施工领导就要有足够的力量。我对力量的看法是技术力量。我与杨来鹏通信，要他快来，要他带一批人来，都是为了抓甲方工作出发。
也许有人要问，我愿望达不到开始对领导不满，说生准处不愿意各组独立，说公司领导怕管理麻烦。一系列的牢骚、抱怨。
我到武钢之后，在自满情绪的支配下，以鞍钢的优点衡量武钢缺点，只见坏的，不见好的。已经有一个武钢一切都落后的论调。我有不满情绪之后，更加只谈缺点，不谈优点。无论会议上，在学习会发言中，在背后，都强调缺点。我目的在于耸人听闻，使别人得到印象，只有抓技术领导，才解决问题。而抓技术领导是我的个人成名的需要。凡是对高炉开工不利的，我全有意见。我说条件有利，事在人为，就是说，如果让技术挂了帅问题就解决了。我和李志润谈缺点的目的就是要公司以技术为纲，最后我说生准处要取消，是我的真正目的。
为了个人名利，我对高炉开工条件要求甚严，我吵得最利害的是焦炉开工进度问题。我也想让烧结选矿提前，最后看办不到，专门要焦炉早开。为开工进度，我在公司的大小会议上弄了多次。最后目的也未达到，心里十分不满，有机会就讲困难，说高炉生产没保障。为什么焦炉提前不了，主要施工单位有困难，不同意。我就发施工单位的牢骚以及施工领导的牢骚。
个人主义出发的种种愿望达不到，对公司领导不满，说公司领导抓不了技术，不懂技术，认为公司要加强技术领导，我用各项缺点来证明不抓技术领导搞不了建设。我这种说法就是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将缺点归于领导就是要证明领导不搞技术不行。我背后讲总经理不具体，光原则，中层干部不称职都是为了证明要内行来领导。如果内行领导，我抓高炉建设的技术领导一定会实现的。我幻想鞍钢调来经理领导，因为鞍钢来的经理一抓技术自己一定也会得些好处。我因为抓不到技术领导而说工作不好作，我甚至想：“在武钢真不如在鞍钢，在鞍钢可以搞出些成绩来，来武钢什么也搞不出来。”
我的个人主义使我把高炉看成看家的本钱，成名的手段。为维护其利益不惜不顾上级的原则。在修改设计中就表现出严重的本位主义，不怕一丝一点，只要有些影响，说破了嘴也不同意。为了达到目的，用各种办法证明不能节约。不仅高炉本身对炼铁有关的其他问题也不同意。最后改了，牢骚满腹，严重不满，一有机会就攻击设计院。我不同意而改了，也伤了我的个人英雄主义，打击了我的自满情绪，当然和设计院就处处合不来了。
个人主义得不到满足，发展而为对公司一切都不满，所以就夸大缺点，抹杀优点。个人主义使自己“利令智昏”，即便看到了这么多优点，也视若无睹。夏部长的结论与我不合，我就不仝意。我把缺点归于领导，攻击领导，说领导不行，最后在极端不满情绪促使之下，使我污蔑以致丑化领导。其目的不外在于说外行领导不了内行，党不能领导技术，要内行领导，以达到个人主义的想法。
回想写高炉外传时就是这种情绪。为攻击领导，夸大缺点不择手段，以致大加丑化。那篇大字报就是我攻击党的领导反党的领导的集中表现。
回忆以往我的思想变化，我就是这样由个人主义名利思想，发展而为个人主义的野心家，不择手段，以取名利。
我在各方面的保守思想，如对成本计划及修改设计等等方面的表现都是这一个思想思源。
综合上面分析，我是一个站在资产阶级立场的名利思想严重的极端个人主义的野心家。为了成名，不择手段，而走向反党的道路。
我和漆来哲的不同是向党进攻的方法的不同。我是由技术方面向党要“名”，达不到愿望，而走向反党，最后陷入右派泥坑。
我的个人主义使我不愿意放弃资产阶级立场，为什么是“先专后红”甚至“只专不红”呢。那就是说我要专不要红。专了就有了向党要名的本钱。靠本领吃饭发展而为技术至上主义，最后只有一个下场，即成为右派。
用上面说的主导思想来分析我的右派言行是完全可以贯串起来的。我的资产阶级立场解放这些年来未得到改造，所以直到这次反右斗争，立场仍在摇摆，与资产阶级右派思想上藕断丝连。
为什么我散布高炉开工的悲观论调？因为在右派分子的眼里，社会主义前途是黑暗的。我的思想使我带了黑色眼镜，所以我就得了这样的结论。
为什么我说缺点是主要的，为什么我攻击丑化领导，为什么我否定党对技术的领导？其原因就是为了实现我个人目的，在目的达不到时即和疯狗一样向党进攻。
用中南设计院所提出来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病症的四条：狂妄症，梦游症，色盲症，疯狗症来对照我以往言行完全可以得到证明。我犯了第一条罪状：“与党闹对立，样样看不惯，处处闹别扭。”结果就走上反党的道路。
为什么我在用人上和那些资产阶级思想的人相投呢？主要是物以类聚。就看中了他们。自己脑子里的资产阶级思想使我认毒草为香花。漆来哲的言论我认为是闹情绪。他写的大字报我也只认为是牢骚，而代为抄写。是没有什么奇怪的。
我以前所走的道路是一条资本主义道路。个人主义发展到最后就只有一个下场。
思想上充满着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他的一言一行都表示着他是右派，无论如何伪装都伪装不住。
我的错误是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严重的教训。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想改造思想，不争取当左派，仍然坚持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追求名利，实际上是和右派分子在一条线上，一定要成为右派。以前满足以“中间路线”的人，从事实上看到没有中间路线，非左即右，要不要红，想不想当左派就是要不要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
我所以能认识错误，不致愈陷愈深，完全靠了党的挽救。同志们的批判使我思想认识得到提高，看到了实质。党对我的培养和爱护我没有言语可以形容是多么大，多么温暖。我的错误使我背叛了人民。对不起党和人民。我痛心，悔恨无法形容。我要痛改前非，重新作人。对我的错误要求领导上予以严格的处分。我一定要走社会主义的路，脱骨换胎，作一个工人阶级知识分子。
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审批表
姓名 张寿荣 性别 男 年龄 31 文化程度 大学 别名 男 家庭成份 资产阶级 本人出身 学生 原工作单位及职务 炼铁厂工程师 籍贯 河北定县 主要错误事实：在整风运动中攻击党的领导，丑化和谩骂党的领导干部，企图推翻党的领导，否定武钢建设成就，夸大缺点，并鼓动群众闹对立，因此张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在反右斗争中态度老实，愿痛改前非，故免予处分（58.8.经武钢炼铁厂党委批准） 群众鉴定：张寿荣划为右派后?表现老实，守法认罪，没有反抗和不满言行。 *在劳动中态度老实，服从监督，遵守制度在劳动中把眼镜烧坏了仍坚持干活。 *在高炉操作时认真负责，勤检查，勤操作，未出大的事故，抢救一高炉事故中表现积极。 *找出了二号称量车误差800－1000公斤的误差，初步解决了长期炉凉原因 所在单位党委意见：该员经半年多的体力劳动和我国连续三年的大跃进，对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错误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其历史也比较单纯，在冶炼技术上有一定真才实学，因此同意摘其右派帽子。 10.24 上级党委批示 同意摘掉右派帽子 60.11.26 备注 --
定案报告书
单位 武钢炼铁厂
职别 工程师
姓名 张寿荣
性质 右派分子
张寿荣，男性，现年31岁，家庭成份是资本家，本人系学生出身。汉族，大学毕业，任工程师，河北省定县人，现住武汉市青山区蒋家墩。
于1949年毕业统一分配至鞍钢工作，同年参加工会与中苏友协。
家庭情况：土改前（五反前）制服庄一个，计七口人，土改后（五反后），人口九人，制服庄倒闭，靠工资生活。其父亲张会承，抗战前做山东民生银行会计主任，沦陷后，做山东伪农业银行副经理（由42年－44年），后经营货栈。解放后，在济南商业学校任教员，现在淄博建筑工业学校任总务科长，其母是一般妇女。爱人张好学现为武钢一小副校长、党员。
舅父陈功钱，是国民党上校军官，济南解放时，曾为我军所俘，后从青岛逃往台湾。
表弟蒋春元，是国民党海军学生，解放前随校由南京去台湾。
表兄刘茂，是国民党军官，现在济南工作。
曾于鞍山市第一次工程技术人员代表大会得奖，55年因对技术有贡献，受过先进生产者奖励。
1937年前 山东省立第一实验小学念书
1938.9－1939.7 济南教学街小学毕业
1939.8－1945.7 山东省立济南中学毕业
1945.10－1946.10 天津工商学院土木系肄业
1946.10－1949.7 天津北洋大学冶金系毕业
1949.7－1949.8 北京高等学校毕业生学习团学习
1949.9－1956年 鞍钢炼铁厂见习技术员、技术员、助理工程师
1956年－现在 武钢炼铁厂工程师
张寿荣解放后49年至56年在鞍钢工作时，有一定的技术水平和实际工作经验，并具有一定的组织能力，在工作中不怕困难，能完成任务，对生产技术方面有一定贡献，所以55年被评为先进生产者，但该人纯技术观点较重，主观性较强，听取工人、工长的意见较差，强调个人作用，逞能干，好居功，好为人师，总想爬到别人头上，而不受别人指挥，政治觉悟不高，政治学习不重视，对党组织、工会组织的作用看不起，尤其是他认为党群干部没有什么作用。
在鞍钢解放初期，炼铁厂有以日本工程师为首的一批人，有以白荫章为首的小圈子。同时，另有当时的领导者和苏联专家为首的先进工作者，张属白荫章为核心的小圈子里的人，平常他所接近的也是思想落后的或政治上有问题的人。
对其社会关系，不诚恳的向组织交待，在民主补课时，才交出台湾关系。
来武钢后也目空一切，在设计处工作时，总是摆架子，命令别人工作，经常以鞍钢如何如何来压人，在设计处公开说：“设计分院的易大元，郑执信两工程师没有什么水平，不如鞍钢的技术员，到高炉当工长也不用”，党支部书记曹华同志督促他参加政治学习，他说：“他没有时间学习政治理论”，到生产准备处时吹嘘自己是处级干部，组织未批准他享受处级待遇，思想抵触就很大，对生产准备处领导不满，瞧不起领导，不服从领导，闹独立。
总之，张自参加工作以来，技术业务进步较快，因此滋长纯技术观点，不问政治，瞧不起领导，而他平时所信任和要求从鞍钢调来武钢的人，如他到武钢后同意把漆来哲和肖雄飞调来厂，漆系右派，肖对组织不满，一贯消极怠工，张竟把他们视为重要人才，他还极力推荐沈乃敏来武钢设备处，极力要任蒿菴来厂（沈、任均系大右派），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张与他们是有些气味相投的。
5月3日，小整风会讨论整风指示的第二次发言中说：“公司大有为工作而工作的现象，如计划处就是为计划，只要把计划安排一下，投资安排一下就算完成任务；劳资处是单纯的调人观点，只是完成调人数目，不管调来的人如何？是否与机构相适应；设计处也只是负责来了几张图纸，关于设计修改的事，就是不大愿意管。
总的来说，是没有为生产，为现场服务的观点，就是为单纯的局部的任务而工作，就生产准备处也就是单纯的考虑生产准备。”（附录材料第一页）
9月18日，小组会发言说：“武钢管理的很混乱，一般武钢经理没有经验，但是有些客观原因，公司只采取外出学习的办法。是否可以由鞍钢调来一些有企业管理经验的经理，比如芦经理派去学习，是否和鞍钢换一下，实习工作一段时间，一些工程技术人员是否从鞍钢调来，而经理也应该是比较有经验的，有实际的具体锻炼，才能够搞好工作。”（详见附录材料第一页）
9月23日小组会发言前，对尹宗发讲，“我们公司缺少一个象鞍山马经理（指鞍钢马宾经理）那样的副总工程师，李总经理恐搞不好。”
在其发言中说：“公司最关键的问题是表现在始终不离机关作风，每天上班就往办公室一坐，吃杯茶，喝杯水，有事就干，无事就看报，不像企业的样子，一点不着急，有很多问题只要深入一点就行了……。”（详见附录材料第二、十六页）
他为生产准备处展览会写的大字报，主要有“高炉外传记”和“设计总公司第一分公司产品推销广告”。
在“高炉外传记”中说：计划安排不好，焦炉质量不好，质量事故的造成是由于遇见了狗头医生“那不懂装懂的方副帅”冒充专家建议将使焦炉“命当夭折”并且散布不能开工论调，说：开始高炉“兴高采烈”但等了解到这些情况之后就垂头丧气，结果是哭得天昏地暗地动山摇，并且惊动了“玉皇大帝”赶来抚慰与调查，听到“土地”的报告，而“玉皇大帝”对高炉说：你之遇难并非天命，乃是三大主义作怪，那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尤为利害，各级领导深中此害，以致不知下情，每日清淡度日，不问大事，把重要问题全误了，如今人间大反三大主义，我想“害人精”将无立足之地了……。在“设计总公司第一分公司产品推销广告”中以一首门联为结论说：“只设不计；只求今日节约，不管他日遭殃。”（详见附录材料第3、6页）
1957年6月20日，向党委李志润谈话摘要如下：
“工作拖拉，如辅修供电问题，拖了半年多未解决，在汉口办公时，有人上班打扑克，工作一点也不紧张，这样的情况不改，明年生产不了，没有着急的事，有事咱着急，公司不着急，许多工作进度也很慢，不像搞建设的样子，有些领导干部作风不好，有点情绪就不上班，半夜里找门诊部，病又不大，有些生活腐化，风不正，对干部姑息，李处长的爱人什么事也不干，叫别人给她送饭、水，服务员专门照护她，黄秘书长领补助不像话，领导同志应刻苦些，帮助教育不够，姑息有余，我希望全公司彻底检查，来纠正作风，发扬正气，朴素的人不是很多的，武钢在一些人中间严重的存在着特权思想，官僚主义，等级观念……
我们公司“大少爷”作风重，自己花多少钱，不知道效果如何，如铁山工程化7000万元，今年要化将近1亿元，是全国露天矿中最高的，可是到61年还达不到国家规定的矿石产量，机修厂房柱子歪了，工地食堂柱子也歪的不敢进人，耐火洋灰狗洞，空得可放进人头，四号水泵站几天出了六次事故，安装质量不好，这就是“大少爷”作风，只花钱，不问效果。
在生产准备工作上爱求表面，不实际培训，一千多人培错了工种，搜集资料去的人多，搞了材料，不能用，这也是“大少爷”作风。
生准处综合科没有多少工作，对李处长有意见，各筹备组具体工作管不了这么多，帮助不够，对关系支持上也不够，反而碍事，这机构尽早考虑解决，李处长不是兢兢业业的，而是加使人的，不作具体工作，去年去搜集资料，化了很多时间，浪费人力和钱，没有解决多少问题，我们现在的情况，就像远离莫斯科地方书中的开始建设的情况。（详见附录材料第9、10页）
57年11月中旬，在第一次鸣放会上张说：李总经理在工作上处理问题不果断，决心不大，他说“他（指李总经理）只下两个决心，办两个事。?公司办公地点从汉口搬到青山。?专家招待所命令限期完成”（见检举信（黄士兴同志检举）附录材料第11页）
57年5、6月间，张对顾传沂工程师说过：“各种技术资料，用不着发给经理、处长，发了是徒然浪费”又说：“武钢技术力量太薄弱，事情搞不好。”以后又说“鞍钢有个杨树棠（工程师、生产处长）武钢就缺少出名的人。”（见顾传沂检举信附录材料第12页）
57年7月公司进行修改设计节约投资时，张等参加设计会议，在徐芝应谈及修改设计内容，在谈到公司领导不争气，设计院占上峰，徐说：“自领导到下面应当自鞍钢搬一套来”张即说“是呀！武钢缺乏有名望的人，顾工程师也缺乏名望，像包钢从鞍钢调了杨树棠去，下面工作就好搞。”
又在同年5月份，有一天跑到焦化组，当时焦化组（焦化厂的筹备组织）正在谈论煤源问题，张即插上说：“怎么你们王汝源工程师还没有外出，你看我们搞铁矿的早就走了，这事找李处长没有用”（见杨云检举信，附录材料第13页）
57年曾有一次对石磐、庞大维讲过：生产准备处是个过渡处，现在各组工作做不好，将来仍然是各组的事，处长不会负责的（详见附录材料14页，石磐检举信）
57年11月冶金工业部夏副部长到汉来视察武钢工程质量，最后下结论说：“武钢建设质量，好的多，坏的也不少，性质是严重的。”张认为“应是好的多，坏的也多”还说：“李总经理级别高，夏部长不敢提意见就走了。”（详见张本人思想检查第4页，和黄世兴、王洪顺检举信附录材料第17、18页）。
张曾在会后说过：“李总经理还行，但也是原则性的掌握，不解决具体问题，……其他专业经理只是跟着李总经理后面跑，……”（详见附录材料第20、21、27页宋盛梅、庞大维检举信）
张在整风中曾为右派分子漆来哲抄写题为“赠‘三大’头儿们”的大字报，这篇大字报把公司领导骂得简直一文不值，说领导“又臭又硬”、“锦绣其外，败絮其中”并声言领导“自取灭亡”等语，张认为漆会写，有意思。（详见附录材料第28页）
总之，张寿荣在整风会上发言较少，大字报也写不很多，但毒素是很大的。他并在背后散布流言蜚语，攻击领导，经常与一些同他意味相投的人谈论是非。
同意
张寿荣 8月26日
注：在检举信中，有右派分子庞大维写了一份，除庞外，其余不是有政治问题的人。
张寿荣在反右派斗争开始之初，认识到他在大鸣大放期间所放的一些毒草的严重性，因而在党委吕书记作动员反右斗争报告后，态度沉默，坐立不安，在斗争右派分子漆来哲时，更引起思想恐惧，在批判漆来哲过程中，表现软弱，并在某些地方对右派言论表示同情，造成了群众极大的不满。
张寿荣先后在大会上，对其错误言论，进行了两次检查，第一次检查基本是老实的，但分析得很不够，只检查了群众揭发的问题，错误根源亦未找出，经群众再次揭发批判，党委找其谈话，表示愿意缴械投降，在第二次检查时，态度比较诚恳老实，不但承认了已揭发的事实，而且还谈出了他在背后的言论，接触了思想本质，挖出了主导思想，承认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论点，其性质属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并表示决心，痛改前非，重新做人。
群众一致认为张寿荣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问题的性质是严重的，由于他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家庭对其严重的影响，解放后又拒绝思想改造，因而他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已发展到了顶点，成为个人野心家，乘党整风的时候，他的个人主义，名利思想，认为党的利益和他的利益不一致，大肆向党进行攻击，以企图推翻党在技术方面的领导，因而成为反党的右派分子。
主要错误：
1.集中攻击党的领导，丑化和谩骂领导干部，企图推翻基层单位领导。
他在大字报中把中央领导誉为“玉皇大帝”，公司领导比为“土地官”（意即虚设牌位）。背地里说夏部长级别低，所以来武钢视察，对公司领导“不敢提意见就走了”又说：“总经理下决心只解决了两个问题，一是从汉口搬家过来，一是限定专家招待所交工，”向人宣扬“有事找李处长没有用”，公司领导干部“朴素的人不是很多”，谩骂、讽刺方副总工程师为“狗头医生”，“方副帅”“各级领导深中”三大主义之害，都是“害人精”。
他说：“武钢领导没有企业管理经验”，认为“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党不能领导技术”，又由于对李仁处长（党支书）极为不满，而企图赶跑李仁，在原生产准备处各筹备组之间，进行不正常活动，鼓动各组闹独立。
2.否定建设成就，夸大缺点。
他说：“武钢不像建设的样子”。公司搬来青山后，上班“仍是泡茶，看报”由于某些工程质量发生事故，以致高炉“哭得天昏地暗，地动山摇”（以高炉与焦炉对话形式写的大字报）。他反对夏部长关于武钢工程“好的多，坏的也不少，性质是严重的”的结论，认为应当是“好的多，坏的也多”，目的在于夸大缺点，说明武钢建设成绩不是主要的。
否定设计节约成绩，污蔑是“只设不计，只求今日节约，不管他日遭殃”，还说“生产准备工作只求表面，不求实际”等等。
错误根源
张寿荣出身资产阶级，从小用功读书，特别是中学阶段，曾因学习成绩优异而得老师好评。高中毕业在选考大学专业时，总是考虑那一专业容易成名得利。大学阶段是在国民党统治年代，虽曾一度为正义感所激发，参加进步的学生运动。由于其整个的读书过程，是一帆风顺，学习成绩好，因而在其思想上逐步的形成较为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骄傲自满，主观性强的人。
1949年秋，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分配到鞍山炼铁厂后，工作负责，专心钻研业务，由于片面的倾向业务技术，单纯技术观点，越来越严重，决心从技术方面，去发展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想在技术方面成专家，成学者，或权威。由于存在这种思想，在实际工作中，技术提高比较快，相应的受到党的重视，职位一再提升。同时由于忽视政治，忽视思想改造，因此日益骄傲狂妄，目中无人，虽经党组织一再指出，但他并未引起警惕。
1956年调到武钢后，其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名利观点又进一步发展，他为了满足个人的欲望，乘武钢投入生产前夕，技术力量不足，自以为实现个人名利时机已到，开始提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得到领导的重视，但有些问题并未使他完全如意，伤害了他的“自尊心”和本位主义思想，而认为这是领导干部“官僚主义”造成的，由不满发展到闹对立和独立。
结论
张寿荣出身于资产阶级，严重的存在个人主义名利思想，在整风运动中，恶毒的攻击党的领导，谩骂和丑化党的领导干部，否定建设成就，夸大缺点和错误，并且鼓动群众闹独立，由此得出结论：张寿荣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同意以上分析。
张寿荣8月26日
支部意见：支委会认为右派分子张寿荣在去年整风运动期间所犯的错误其情节是严重的，但本人检讨较好，态度老实，愿意痛改前非可以从宽，不予处分，并且本人在技术方面有成就，目前工作相当需要，故决定免予处分。
机关支部书记 李毓琉
厂党委意见：张寿荣出身于资产阶级，本人存在严重的资产阶级名利思想，一贯骄傲自满，在去年整风中攻击党的领导，谩骂和丑化领导（自中央部长以至各级领导），并且企图推翻基层单位领导；否定建设成就，夸大缺点和错误，因之他是一个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党委认为，反右斗争中，本人主动交待问题，检讨比较深刻。态度老实，愿意痛改前非，可从宽，不予处分。
炼铁厂党委1958.8.1.
同意你们处理意见，但，不能认为确已悔改，只能说是检讨认识错误较好，态度老实，愿意悔改，痛改前非，可从宽，不予处分。
武钢领导小组58.12.9
张寿荣，男，33岁，河北省定县人，汉族，现住址：青山区蒋家墩大街坊28栋6号，家庭出身资产阶级，个人成份，学生，文化程度，大学毕业，反右前任工程师。
父：张会承，曾当过伪银行主任，副经理，现在淄博工业学校任总务科长。
母：陈世敬，家务。
爱人：张好学，武钢教育处科员。
主要社会关系：
舅：陈功钱：伪上校军官，现逃台湾。
表弟：陈春元：国民党海军学校学生，现已逃往台湾。
表兄：刘茂，国民党任过伪军官，现在山东济南工作。
简历：
1937年山东省立第一小学校读书。
1938年——1939年 济南小学读书。
1939年8月——1945年7月 济南中学读书。
1945年10.——1946.10. 天津工业学院读书。
1945.10.——1949.7. 天津北洋大学读书。（冶金系）
1949.9.——1956年 鞍钢见习和助理工程师。
1956年——武钢至今。
由于张寿荣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参加工作后，对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未得到很好的改造，工作是为了名誉地位，达不到自己目的就对党对领导不满，所以在57年借我党整风之机向党进行了恶毒的污蔑和进攻，说：武钢管理很混乱，李总经理没有经验，搞不好，又骂方总工程师：计划安排不好，焦炉质量不好，质量事故是由于遇见了狗头医生，哪不懂而装懂的方副帅冒充专家建议，将使焦炉命当夭折。等……又说：开始高炉是兴高采烈，但了解到这些情况之后，就垂头丧气，结果哭得天昏地暗，地动山摇，而惊动了玉皇大帝赶来抚慰与调查，听到土地的报告，玉皇大帝对高炉说：你之遇难并非天命乃是三大主义作怪，那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尤为利害，各级领导深中之害，以致不知下情，每日清淡度日不问大事，把重要问题都误了，如今人间大反三大主义，我想害人精将无立足之地了。……
又污蔑说：有领导干部作风不好，有点情绪就不上班，半夜里找到门诊部，病不大，有些腐化，作风不正，对干部姑息。
又说：我们公司大少爷作风严重，自己花钱不问效果如何，李总经理处理问题不果断，决心不大，其他专业经理只是跟着李总经理后面跑。还说：冶金工业部夏副部长前来汉视察，武钢工程质量最后下了结论：质量好的多，坏的也多，性质是严重的，但李总经理级别高，夏部长都不敢提意见就走了，等……。
平时工作狂妄自大，“目中无人”摆架子，反抗领导，闹独立，经常接近的是一些政治面貌不清和落后的人物又视右派分子漆来哲为重要人才。
根据以上在58年经群众斗争划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在反右斗争中的态度还比较老实，交待问题尚好，最后定案从性质上划为右派，而未给其他处分。
二、划为右派后的表现和态度：
1.张在58年被划为右派分子后表现老实，守法认罪，服从监督，从未发现有各种破坏活动和违法的行为，特别是在各个中心运动中表现正常，没有反抗和不满言行。
2.在劳动中态度老实服从监督，遵守制度，如今年二月在铸铁劳动把眼镜（近视眼）烧坏了仍是坚持干活。
3.在高炉指导操作时，认真负责，作到了勤检查，细心操作，未出大的故障。在一高炉发生事故后日夜与大家苦战参加劳动和技术研究，为一高炉早日送风，在食堂早饭只吃了一半就跑上炉子操作，所以群众反映：“张寿荣不是过去指手划脚了，现在实际参加干工作了”，并有人说：“张对高炉产生了感情”。
4.今年10月在研究一高炉又一次炉凉事故中，张发现了二号称量车不精确（超载1000kg左右）找到了长期炉况不稳的原因，为今后高炉正常生产消除了隐患。
右派分子张寿荣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受资产阶级的反动腐臭思想较深，所以参加工作的目的是为了个人名誉地位，不能如愿就对党，对领导不满，虽在解放后经过了长期的改造和教育，而深溺其中不思自拔，遇到机会原形毕露，因此张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是有他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的。
但根据张解放前全部经历在学校读书；在历史上还未发现大的问题，反右斗争中态度老实，交待较好，划为右派后，认罪服法，接受改造，服从监督工作和劳动表现好，经群众评审同意摘掉右派帽子。
按五类分子评审的标准我们的意见应划为第一类，并摘掉右派帽子。
目前张在处理问题上不太大胆，怕搞不好，出了错加罪于自己，也是思想问题，另外现在表现的老实，也只是从表面上来观察，真正的是否从思想上将解决问题，还需在摘掉右派帽子后考察。所以虽然摘掉了右派帽子，尚在一定的时期内不能作领导工作。不能参加重要的会议。由于专长不能调离高炉，也还须要提高警惕，继续加强改造教育，以观后效。
中共炼铁厂党委组织部武钢炼铁厂保卫科60.10.23.
收获最大的是下放锻炼后
1.不通过劳动，是不能得到提高的
2.能下去和工农一起劳动，才能放下架子，思想得到改变
技术工作必须政治挂帅，大风高温是技术路线，还必须走群众路线，技术工作必须是政治挂帅后才能解放思想
参加小高炉之后，体会到了解放思想，越回头越感到自己的错误。只专不红不但说在政治上犯错误，技术上也会犯错误，特别是反右马钢宪法之后。
认识到了骄傲自满危害性，特别是这次下去之后，感到什么也不行，特别是小高炉很多东西过去是想不到的，过去是荒唐，这一年来收获最大。
1.57年错误，是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所犯错误原因是马钢宪法
2.最近下放回来之后不是光指示了，而是和大家一起动手干，研究
3.工作胆子还是小点，有时胆小害怕，在工作将功折罪
1.张到铸铁后和工人一起劳动，搬铁块，把眼镜都打坏了
2.劳动纪律，请示汇报还是做的较好
缺点1.参加劳动不扎实，开会不能大胆发言，对劳动认识不足，但对炼铁关键设备千方百计解决不够，有观望表现不够
2.相信群众不够
最近到高炉之后，大有转变，对新工长帮助也够，每班值班十六个风口经常看几遍。
1.但和群众谈心不够
2.不大胆怕做错了，必须加强锻炼
53年来犯错误到目前
1.在生产科那一段还是和过去一样
2.到一高炉之后，工作比较细致，放下架子，相信群众，贯彻大风高温精料的技术路线也较前明确，为称量车误差也能细致找出来
2.及时向支部反映情况，做的不够
犯错误之后光专不红，经过劳动锻炼后，对资产阶级架子有好转，二高炉有二次炉子凉，一高炉出事故，在食堂吃饭但想到了高炉有事后迅速小跑到了高炉忘吃饭。
在二高炉开炉后，二人闹的很不好，总认为自己行，限制压差nn压差，大风高温的正确性
处理一高炉事故中能做到和群众一起商量
应做到的是
1.党还是很关怀你
2.大风高温认识到党的正确
3.通过劳动学习工人老大哥本质
4.还不够大胆
1.下放到炉前劳动很好，一起劳动
1.从下放劳动锻炼之后，对生产有了感情，进步仅仅是开始，但是还是很不得了，表现吃饭就不安，和炉子有了感情，和群众有了感情，这是基本的，所以犯错误有二个，一个是否定党的领导，否定大跃进
对一高炉操作强调稳、准、细，光这样还不行
这次反右斗争使我受到有生以来最深刻的一次教育。经过党的挽救，同志们的帮助，使我能从过去的错误中认识到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本质，使我认识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只有两条道路，非“左”即“右”，没有中间道路，也使我认识到要不要“红”就是要不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现在看我在大鸣大放中放出毒草为之毛骨悚然！我已经走到多末危险的道路上了啊！如果不是党挽救我，我将永远不能再归到工人阶级的队伍中来。
这次教训使一向对政治冷淡的我迫切地感到非要当左派不可，非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不可。我今后能重新作人完全是党的挽救所给与我的。我痛恨过去的错误，我感谢党赐与我新的生命。我下定决心，要将今生全部贡献给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永远跟着党走，作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
我向党提出以下的保证以表示我的决心：
1.加倍努力工作，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全部力量，争取带罪立功，早日摘下右派帽子。
2.坚决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决裂，划清思想界限，永远跟着党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3.以跃进的速度在政治理论上补课，提高思想水平。
4.改进工作方法，学会走群众路线，坚决克服主观主义。
5.坚决克服骄傲自满情绪。
6.放下知识分子架子，深入群众中去，与工人一道劳动，培养工农感情，使自己真正脱骨换胎，成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
为了尽快地进行思想改造，我从昨天起开始对我的言行，每天一小查，一月一大查，使我自己能很快地赶上工人阶级的队伍。
回顾我过去的错误，我辜负了党对我的培养和爱护。解放以来，我受着党最大的信任，党给了我高的地位和待遇，给我重要的岗位，但我却背叛了党。我心情的沉痛是无法形容的。过去的引为教训，重要的在于抓紧现在面向将来。我向党表示我改过的决心，我要求党继续给我多方面的帮助。
张寿荣7月25日
档案袋
张寿荣档案中取出来的材料
来源：根据文件原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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