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8-1-21 作者：[待确定]
【整理者周成林按：根据家父周钦祺笔记，一九五八年一月八日北京大学江副校长作了处理右派分子的报告后，一月十日、十一日、十三日、十四日、十五日，历史系54级考古班的学生都有小型辩论，意在统一思想，认清右派分子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危害。有关辩论的原始记录已见上列数则附录（十四日、十五日的讨论暂未整理），以下则是反右派斗争进入具体阶段的一些记录。
战斗计划：
二十一日：准备会——干部联席会（和史一（3））（整理者按：王曾瑜先生的文章《北大五年》提到“57级最初分三班，我所在的三班被分配参加54级考古班的反右派斗争”。）
二十二日：上午酝酿，小组讨论六项标准，结合班上清查漏网右派。下午全班大会讨论六项标准，划清思想、政治的区别，把右派孤立起来，由群众中提出。（什么是政治上反党反社会主义。）最后留出一个钟头，有几个人提出段的名字来（整理者按：即段静修，据《北大五年》：“54级考古班新增两名右派。一位是段静修，他后来改名一平，经劳改后，转到我们57级。他显然颇为桀骜不驯，其右派言论有讽刺一位党员女同学为母系氏族社会氏族长等。在批判的全过程中，他始终保持不卑不亢的姿态，如今回想起来，是极为不易的。”）。同时提出主要材料和理由（先不谈历史，谈鸣放表现），不一定先扣上右派帽子。然后让其在次日检查。晚上出大字报。开团员大会。
二十三日：交代、追材料、揭露，对一些主要问题批判——肃反问题、等级论。
二十四日：继续批判，打垮态度，揭露历史上的右派行动，流氓、道德败坏适当打击，但不宜过多。
二十五日（星期五）：战斗告一段落，速战速决。
...............
明天上午座谈会要求：
1．从六项标准，右派是政治问题，从新温习一下辩论的收获，在阶级斗争面前思想问题实际上是政治问题。段是有意识的反党、等级论，而有些团员是思想问题。一定要划清政治、思想界限。
2．战斗打响了，一年级再过来。
3．斗争目标、攻击的焦点，集中在右派言论，不集中在历史、流氓、违反纪律。
工作方式——由近及远，适当揭露流氓面貌。
分工：
1．掌握总的情况，研究战略、策略，发动群众——王俊□、周、义、仁、卿
2．材料工作：记录，右派发言，外来材料，处理材料——301找两个团员、汪
3．宣传工作——大、小字报，广播稿——殷、张、高帮助他们
4．保卫工作：不要怕！提高警惕，防止万一！——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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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义：右派是特殊形式的反革命分子，所以不办罪。右派就是反革命分子，这个问题还值得好好体会、认识。
夏：右派、反革命都有罪，罪有罪恶、罪过之分，犯法的动机。
陈：犯法的效果，处理上有不同。右派仿佛是理论上是反革命活动，但与直接拿起武装有所不同，是违犯宪法，但又未构成刑事犯罪。
王洪玲：对右派的处理不按反革命，因为形势的关系，可能以后能够使它又转化为人民。
徐：七一社论左右，才明确了右派是反动派。右派可说是反革命，因其本质所致，但又不叫，是因为要和一般反革命区别开来。今天对右派的处理不像一般反革命，这是体现了宽大的精神，因为国内外形势所然。
王洪玲：我非常同意徐见。宽大是因为争取中间偏右，从国家长远利益来着想。
段：据国内外形势可从宽。我同意这点。劳教条例规定，反党反社会主义被开除者，或已犯罪但不到刑事申诉，社会影响已很重就送去劳教。右派对人民犯罪，但未能犯到具体法律条文。斗垮右派是通过社会舆论进行惩罚、制裁。政治监督是舆论上不再准其发表反动言论。
汪：右派与我们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反革命分子（当然与明火执仗的反革命有所不同）。处理的问题，不同意王洪玲的意见。要考虑到罪恶轻重，区别也在这里，本质上无区别，但量上有区别。但也可说是宽大的体现。右派猖狂进攻时，自己有些讨厌。反右斗争初期自己又有点同情。鲁迅“打落水狗”的观点，我当时不同意这点，正反映对敌人的是非观念不强。
任：反右是政治上思想上的革命（不是武装斗争），社论又一再提出争取中右。江副校长一再提到争取中右，考虑到有些右派的社会影响。打垮右派，也教育人民自己，这点是始终强调。对右派并不实行专政，仍给以公民权。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来对待右派的处分，我是这样理解的。
陈：右派有些是可以改造的，有些是不可以改造的。处理右派文、理科要有所区别，分别对待。
袁颖：我认为宽了一点，但总的从国家利益来看也无坏处。法律为政权服务。听报告前认为□□要□刑事处分，一般的也要强制劳动。
段：法律是统治阶级的意志。我们的法律，自己规定，自己执行。
袁颖：处理右派的宽严，以人民意志为转移，而不受法律限制。人民要求严就严，要求宽就宽。
王洪玲：对右派和反革命分子处理不同，是否就因为罪恶不同，才有所区别呢？
王文清：听江副校长报告后觉得有些宽。学生中的开除比教职员的开除要重些。对整个右派的处理又轻了些。右派学生中调干，假如在机关里就不会被开除，而在学校中就被开除了，可以讨论。又：学生中也有专长或才能者，也可和对教职员的处分一样适当考虑。
夏□：对右派的最高处分是开除，这是否叫专政，是否只有刑事处分才叫专政。
陈：右派的社会影响指的是什么？
徐：右派是触犯了法律，劳教正是体现了宽大，但必须严肃，不然容易混淆，不足平民愤。留校察看应当和我们的生活有区别。
陈：对给以处分的一般右派分子可以剥夺公民权，不然处理后，仿佛和一般人一样。
孙善德：处理右派的方法类似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团结——斗争——团结。处理右派要考虑到国际影响（帝国主义、台湾对右派的支持），故采取“严肃、宽大”。过严则可能给帝国主义、台湾以造谣口实，在华侨中造成误解。
袁俊卿：右派分子利用合法的权利进行不合法的勾当——反党、反社会主义。
王明哲：前二条严肃，后二条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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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右派分子和现行反革命不一样，对之也不如现行反革命那样恨。最初认为不一定一律开除，因为对反革命也有区别对待。
右派分子在本质上和反革命一样，但从表面现象不一样。
现行反革命直接与反动派有联系，公开进行暗害活动，而右派对此不同，只是提出一些具体问题。手段也不一样，用隐晦的手法。
对之处理不和反革命一样，因为国内外形势、条件所然。再次，右派分子人数虽少，但接触面广，如用镇压、宽大的办法，不一定解决问题，争取中间派。处理时也得考虑到有些“头面人物”的国内外影响。国内的影响指华侨、留学生（资）、科学家等的情绪，对祖国的向往心情。同时给帝国主义以造谣诬蔑口实。因之严肃、宽大政策是正确的、必要的。
这个办法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办法”不一样，因为本质不同，但又和反革命分子不同，“特定类型”的方针。
林：右派是反革命，但是现在仍有政治权利，和一般人一样。一般右派分子的特点：1. 目的是夺取政权的情况不明显，没有这个行动。2. 以合法的形式进行不合法的行动。3. 在目前他们主要通过理论斗争，否定一些重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然后再逐步地或者夺取政权。这就是特定类型的含义。此外，右派都是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产生出来的，有深刻的阶级思想根源，严肃、宽大是为了争取改造中间派，因为右派主要是进行了理论斗争，所以处理不能和一般反革命一样。
李德金：本质上看，右派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从行动上来看也不只是理论斗争。右派早就等待时机反党反社了，有实际行动，他们用理论来号召，拉拢中间派进行反动斗争，理论斗争只是一个方法，而不是主要的方面。
“特定类型”：本质上一样，方式上不同而已。利用整风时期来进行攻击。
陈：“白马非马”，“马非白马”。右派分子=白马，反革命分子=马。右派分子具有的反动思想反革命都有，反革命的右派就不一定全有。反革命的现行活动，基本上右派是没有的，因此在处理右派时就采用严肃、宽大的办法。本质上一样，但是有区别。“特定类型”的处理的提法是可以的。
周庆南：强调“严、宽”，体现了战略精神，这是很重要的。江副校长的报告中也体现了战略精神。宽大的精神决不是考虑到罪轻的原因。这样作可以分化敌人，争取中间派。阶级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没有必要考虑敌人罪恶情况轻重，一切要从对人民有利的角度出发。
殷：反右不只是思想战线——这只是一种工具一方面。这是阶级斗争，其中包括了许多方面，而思想也只是其中一方面。
李作智：右派分子主要在思想上活动较多。现在的看法：对党对人民有利出发来处理。右派分子和反革命不同，不仅是方式上不同（他们没有具体条件，所以方式不能一样）。用解决敌我矛盾的时机，也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些问题。
陈：右派分子是说了话，但毕竟还没有进行一般反革命活动，所以还没有行动。张元勋（注）被抓也还是在八人反革命集团被破获后执行的。质相同，量不同。
对右派处理是敌我矛盾，但在处理是有许多客观条件，故可以采取特殊的处理办法，根本不考虑罪行轻重，不合适。“攻心为上”是厉害的，但究竟还是攻心和实际行动有不同。右派违宪，但未违刑律（根据刑律未发生直接破坏）。
汪宁生：先辩论右派分子和反革命分子不同。
王洪玲：不同类型的两种反革命分子——右派；反革命。现在武装的反革命分子对我们还是不更凶恶，更主要的凶恶的是右派。因为目前我们处在政治、思想上的革命，而不是武装革命时期。而右派在以前又和我们和平共处，故其影响更坏。右派、反革命不能比较，罪行一样。分子个人之间可以比较，有轻有重。宽、严的方针，丝毫也不意味着是因其罪轻，而是从人民利益出发，是战略问题。
高：本质上一样，只是形式上有区别，而不是量的不同。
徐：本质上一样，是没法比，但可以说是相同的。
李志义：汪、陈提出一些问题，引起了我的一些问题。右派分子和反革命是有不同，但也不同意说右派罪恶比反革命还重，为什么有些人很容易变成右派，而不太容易变成反革命分子呢？汪、陈所提的分量区别，这个“分量”解释得尚不清楚。
邵望平：质上一样，不同点只需找各种反革命的特点就行了。资产阶级右派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有阶级影响的，这就是特点。对资产阶级右派就不能实行专政：1. 因为他们曾和我们渡过民主主义□。2. 这些人对中派有影响，专政则使这些人寒心。反右争取中间派与此有关。镇压与宽大根本不包括争取中间派的意义在内，而严肃、宽大则充分包含了争取中间派的意义。量的不同是次要的。
张：区别在于活动的形式。罪恶的大小，对于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比反革命分子还要大，但从每一件具体事实来说，有的就无反革命那样大。质的不同是阶级、思想本质不同。右派、反革命的区别，在于前者无具体的反革命活动。——在反革命活动的历史条件下采取了不同的形式。右派、反革命罪孰重孰轻问题，我认为右派的危害性更大。之所以采取宽大严肃，是因为考虑到对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从战略意义出发，可以起好作用，争取中间派。
李作智：右派就是有具体的反革命活动（和现行反革命一样），只是采取的形式不同。
陈德钧：行政的处分并不等于犯罪。他们有罪恶，但未采用刑事处分。是否除了质以外的任何东西都属之（形式、罪恶轻重……）
邵：右派、反革命只是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反革命。
袁俊卿：右派、反革命无所谓罪轻罪重，因为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有区别只是指在右派之中有首、次、轻、重。右、反主要区别在形式上不同，利用合法手段进行非法活动，活动形式不同重要的问题在于历史条件不同，采取的形式也就不同。反右派的重要问题在于争取中间派。
段：本质上是反党、反社，表现形式不一样，区别在这里。反对革命者即反革命，革命在各种时期的内容不一样，资产阶级右派任何时期都没有和党接近，罗隆基当时是资产阶级左派，而现在革命内容不同，所以罗成了资产阶级右派。右派的危害性大，多出在知识分子中，可以争取中间派，值得深思。
王洪玲：罪：过错、罪恶不同，性质上不同，右派分子未判罪，并不是无罪恶。
林：段提工、农中右派分子少，我想这个提法不对，工农中现在还未听说有反右派斗争。
殷：其他班有把右派和胡风反革命集团相比较，即是反革命问题。
陈：没有判刑，并不等于不是专政，“无产阶级对敌人专政，可以采取不受法律制约的手段”。对右派的处理就是专政，专政所以有不同形式，而对右派的处理就是特殊的专政方式。
汪宁生：右派就是反革命，是有罪的，应判罪而未判罪就是宽大，但罪有情节轻重。
桌、凳的例子只是区别两个事物，前、后打人才是右派、反革命区别的不同。
右、反都是反革命，罪恶轻重有不同——量的不同，量是可以比较的。提出量的概念，也考虑到形式的，判罪大小也要考虑到形式。就是形式太绝对了些。
提到右派分子过去还是左派，我不同意，有些民主革命时就是右派，宽大因素不在此。
考虑右派罪行就是对现行。
邵：为什么不提镇压、宽大，而提严肃、宽大，强调一些问题如历史条件、思想上政治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有好处的，更容易理解革命的性质。
李作智：同一类型的反革命，有大小、治罪轻重不同，右派亦然。不同意用量的区别来区别反革命分子和右派分子。
黎：右派也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右派有行、有言，构成现行罪，但和特务、行凶不同，故后果不同。从总的来看，罪行相等。内部可比，集团不可比。
徐：我们这样处理右派，不在于罪轻重，而在于思想上政治上争取中派。中间派现在还处于中间，故从严可能还会产生兔死狐悲，因为争取是十年八年，而不是一两天。
王文清：对量的理解，汪、陈认为罪行大小不同而来，故争论焦点在罪行大小，对此的理解。以罪行大小或其它条件来说“特定类型”吗？一方面要从形势，一方面也要从特定类型。
李作智：宽大并不是对反革命分子宽大。
张：“特殊”不在罪恶大小、处理不同，而在于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历史条件下采取了不同形式。宽严政策的提出，主要在现在的历史条件下提出来的，而不决定于其罪行大小。
汪宁生：反、右的不同到底在什么地方，是否罪的轻重？
陈：处理反革命、右派是不是要考虑到因罪轻重而宽严，这个论点不推翻，下面的问题就无法讨论。右、反，区别在哪里？
高：没有逮捕右派，并不是因为其罪轻。□□□的理由，是由于条件。我们强调不同是形式，而非量（或情节）的不同。
李志义：右派就是有反革命行为，而且是现行的。不能用逮捕与否而看其罪轻、重、大、小。
注：张元勋，祖籍江苏，生于一九三三年，五四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五六年与同系女生林昭一道参与编辑校园文艺刊物《红楼》，五七年因主编学生刊物《广场》划为「极右派」被捕判刑八年，六五年刑满留队管制劳动。六六年五月前往上海以「未婚夫」名义探望狱中的林昭（林昭六八年四月被秘密处决）。文革开始再被投入劳改。结婚生子。七七年解除监管，七九年获平反，宣告无罪。安置于山东曲阜师范大学任教，九０任教授，九四年退休。（资料来源：中国新世纪读书网）
【整理者按：根据前面的反右“战斗计划”，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三日的“战斗”，乃是“交代、追材料、揭露，对一些主要问题批判——肃反问题、等级论”。这当然是针对“漏网右派”段静修的。这一天是星期四，段静修的交代分为三个部分，首先交代他在学校内部的活动，接着交代校外的，最后是与本系、外系及校外右派分子之间的关系。以下就是当日的笔录。又：根据网上资料，段静修现于长春市吉林大学考古系执教博物馆学（或已退休）。】
班座谈会发言的动机——攻击党的基层领导，挑拨党团员的关系，从生活细节来攻击个别党员（如王文清开窗户问题），利用团员的一些弱点来挑拨分离，把团组织对团员的教育说成是统治，说黄官锐是职业批评家。罪行符合三、四条。（整理者按：参见附录六“一九五八年年一月八日江副校长作处理右派分子的报告”。）
在系里开的座谈会——利用助学金问题攻击李、高二人。当时李说“你不是自己人就不给你”，现在想来这话对。
在一些大字报上签名——“少搬教条，多作研究”，熊光祖的大字报上签名（我当时自己不敢写大字报），做为右派的帮凶向党进攻。在李铭清大字报上签名，质问党总支“王承□到哪里去了”，自己很同情王，想替他申冤，并要贴到党总支门口。在本班大字报上的签名。五年级一个同学找我要写一张李光海自杀的大字报，我虽不敢写，但留下来了，非常同情李光海。自己亲自写的“论官僚主义”一张，利用系里的官僚主义进行攻击。（因体育课不及格。）
给党委会写过两封信——1. 去年大鸣大放写的。2. 前一月寄出的。第一封有很多是错误的，自己初步检查，因此有第二封信。有些思想问题所以不在班上说，大部分是向党进攻的。第一封信进攻，第二封信初步认识错误，大家提了意见后再检查。（是斗争。——整理者按：“是斗争”三个字，或是“群众”所言，也可能是段的自我更正。）
在实习中的问题——分组时我在一个没有党员的组，当时感到非常合口味、自由，离党员越远越好。流露出对党不满。（岂止不满而已。——整理者按：这句话或是“群众”所言，也可能是段的自我更正。）在太原时，个人主义，不联系集体，不符社会主义立场……。
交出自己的日记。
监察部雷成志处，散布校内右派鸣放情况。
人大校长办公室秘书处，散布校内右派鸣放情况。
（两人都是党员。）
在补习学校给校长讲（校长也是资产阶级），讲得很多。
本系、外系、校外
熊——经济往来，行动联系，对之很欣赏，但也讨厌。给我看一封信，石幼珊的妹妹与之决裂的信（大鸣大放之前），我给他保密到现在。另一件事是帮他在北京找房子。
大鸣大放时，支持他的大字报。实习回来，对熊说不出来的讨厌劲。前一个多月熊还向我借钱。
许——以前和许一道喝酒，臭味相投。去过一次许家（杜宇一道），来往甚密。许还鼓励过我向党委会进攻肃反问题，我写成一个“意见书”交到党委会。
实习回来后，许已成右派。许向我借钱，我就借了一元钱给他，他拿去喝酒了。又借许与烟斗。
胡——过去在班上骂胡琪，但是从个人怨恨角度出发，虽无生活上联系。
数四张四民右派——一年级同住，见面时爱开玩笑。反右斗争时，他问我不是右派，感到很奇怪。给他照过一次像。
法律系助教潘——中学时同学（一九四六、四七），解放后也同过学。潘的爱人，也是我的同学。在他家听过一次球赛的广播（以前往来甚少），其爱人又找我给他们照相。到他家吃饭。其爱人下放，在他家喝酒。直接单独来往共一次。帮他借一本小说给他。虽很同情，但也不敢一个人去。
江副校长报告后，我给她看记录，算是报告革命内部的消息。她还来信问我处理右派的情况。
山西太谷中学教员潘绍杰（过去的同事）——就写过一封信给我，让我介绍工作。
路宝峰（街坊）——民促成员。过去借书（小说、教课参考书）来往甚多。大鸣大放时来往甚少。这学期开学时来往较多。当时他对我说他是右派很冤枉。
【整理者按：以上是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三日白天段静修的交代记录，他最后还谈了自己大鸣大放的动机，可惜没有笔录下来。当晚七点，又开了一次会，段继续交代和右派分子的关系等问题，比如与路宝峰的关系，“报告”和许南亭的关系。他引用一位潘姓右派的话，说五大运动“每次运动都要减少体重，少活几年”，段除了同意潘的话，并说自己“每参加一次运动，我就要失眠。……并用自己的情况来证明这个理论”。他还交代了收听“敌台”的事情：“在洛阳听台湾广播的动机，一方面好奇心，另一方面思想深处的一些东西（过去的反动历史）和台湾有联系。”还说自己“在班上‘报告’，就是公开攻击班上的党团员”。
当晚参加“斗争”的学生，还包括历史系一年级的同学。与会者的名单，这里就不一一列出了。根据记录，有的与会者批判段“在暗地里用阴阳扇煽动妖风鬼火，这只能说是更阴险、毒辣，更恶毒”。
随后两天，段静修可能还有交代，但除了片言只语，详细记录欠奉。二十五日的笔记最后一行写道：“一九五八年一月三十日晚七点半哭了，解放后第二次。”根据我的揣测，这应该不是在说段流下了悔恨的眼泪，而是在表示，这一次，轮到记笔记的人“过关”了（参见“五八年二月六日在团支部大会上的自我检查”。】
【整理者按：批倒“漏网右派”段静修之后，从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九日开始，斗争的“火力”就集中到另一位“漏网右派”陈德钧了。以下是这一阶段的相关原始记录。】
潘：对党一贯采取对立的态度。有一次座谈他讲不愿入党入团。
文四（1）：右派反对“民族沙文主义”的大字报贴在文史楼，陈签“文学爱好者陈支持”。
周：学习□论时，匈牙利事件后他发表过什么言论？系里座谈会发表过什么言论？他说过曾经写过一篇带有修正主义倾向的文章，反对毛主席的文艺思想，这篇东西可让他交出来？
王：大辩论时他和汪宁生处于反对派的地位。“右派犯罪，中间派受影响，应由自己负责，不应归罪于右派。”对揪出陈，感到突然，思想准备很不够，对社会主义负责心不强。
西语系开控诉会，陈也去了。我问他的意见，他只摇头，没说什么，叹气。
这些论点，面很广，以前不了解。知道了，很吃惊。结合家庭出身、社会关系来看，可以说是右派。
△支持龙关华、写稿投校刊等在当时都是站在右派立场，是右派的帮凶。支持胡琪的社会民主主义党，也是一个立场问题，反对共产党。关于对肃反的看法，教育制度问题，都不是认识问题，也不是思想模糊。
△无论从其出身、个性和大鸣大放的表现以及一贯反对派的态度，都说明其立场是在资产阶级甚至在封建地主立场。对肃反的攻击是与家庭出身有关。
△“参加反右斗争是投机者”是诬蔑打击反右积极分子。性格和阶级仇恨有关，很深。
□□□：他有很深的阶级仇恨。对于谭天荣的支持，表明态度是右派，感情倾向右派。对肃反问题的看法和镇反有关，看成“生命当儿戏”。
周：阶级仇恨很深，由民主革命起就是敌人。转到社会主义革命又是敌人。大鸣大放时期他表现的东西比起思想上想的要少得多。好多都未表现出来。反对党的领导，很明确，不仅反对小单位的支部，而且对全国的领导也反对。在他眼内党员只有三类，没有好的，说党员不能管别人就是不要党的领导。
他反对卫道者，实质上就是对党员的诬蔑。因当时“卫道者”中多党员。
否认《人民日报》对全国报纸在政治上的领导。
（反对《人民日报》对《文汇报》的批判。）
李作智的漫画揭去，他说“你很怕天下大乱吗？”这反映了阶级仇恨。
△性格和家庭出身要联系起来看。对每件事都要反对一下，这就不完全是“性格”了。
“天下大乱”一话，包含了许多意义在内，有仇恨在内，阶级感情的流露。
对《人民日报》的看法，也反映了对党在新闻界的领导的反对。
说党员只是多填了一张表，也说明了对党员的错误看法。
在反右斗争的表现中说是投机，中间派不□这样的，会向左转。而他却认为是投机。
△对《人民日报》的看法和储安平要《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唱对台戏的看法同出一畴。
家庭对他有一定影响。
黎：鸣放中，中间派的立场一般倾向党。陈却不然，支持右派，并未支持好的东西。对谭和张—沈的支持，反映了反动立场。（是时候了，第一株毒草都是极其恶劣的毒草。）
反对罗蒙诺索夫像，正是鸣放时期，因此就有了政治内容。
非走火而是放火，自觉地放火。
从家庭情况，阶级仇恨重。
反对反右斗争，如对《人民日报》社论的看法，在洛阳的言论。
△“党支部不能代表群众利益”，说明他的立场。鸣放中表现不多，由于长期压抑所形成，心内想得会更多。
黎：陈在反右斗争中，长期不清醒，可以说明问题。一贯对右派支持。
□：他这样一个阶级出身、性格的人，讲每一句话都要思索，害怕露底。
对苏联罗氏像，贴小字报在28斋，也是经过思考，配合进攻。
把党员分三类，只抓住缺点，而不看其它东西。
黎：坚决反对党委领导，主张教授治校。可以回忆一下（似乎在新教育讨论时争论过）。
（待续）
周：二年级住在一起，觉得他喜欢个人行动，性情孤僻，是否和他生过肺病有关。现在看来不对头，陈的爱好还是广泛的。假如个性孤僻是在土改以后形成的，则很明显。如是一贯如此，则值得研究。
潘：面广而深，好多重要问题都接触到了。个性与家庭出身是有关系的，鸣放中的暴露，说明阶级本能所致。
△陈当时也是首先把党员分类，为什么不把群众也分成类呢？
周：陈支持张元勋、谭天荣的小字报，反映了他对他们观点的支持。
黎：个性问题，以赵晓庭为例。不单纯是个性孤僻，对党、团不感兴趣，为什么对鸣放感兴趣。
周：陈在反右斗争开始后，反悔表现稍有进步（七月一日以后才开始考虑到这个问题），比较有些右派稍有不同。在大辩论中，有些话是出于思想的（无产阶级陈革资产阶级陈的命），可以看看感情形成的历史过程。很明显，这些言论肯定是右派言论，以后即使不划，也要清算，严厉批判，因为这方面我们以前一直没有严厉批判过。
黎：“反对人身攻击”的小字报，只是举左派骂右派的例子，所以已不是第三者立场。在鸣放中他从未支持过正面意见。
△《人民日报》七一社论后，他的表现还不仅仅是一个思想问题，因为一个中间派在那时就应该转变了。
王：平常生活问题上不大愿意发表意见，而谈到政治问题则有说的，并且充当反对派。
黎：“肃反给群众搞，‘拿着生命当儿戏’”，后一句话实际上是对肃反的攻击和否定。
邹：可划可不划？应当充分辩论。
夏：陈在反右斗争开始后的表现，对《人民日报》社论，对控诉会，在郑、洛，在太原，大辩论时的表现，最近的态度。
何：对罗氏像的态度，不完全是思想问题，已是过之了。性格在一定的环境内造成的。
张贞（史一）：坚持反动立场。校刊稿陈是主动写的，情节就很重。对反右派的看法也是消极和反感的。实习小组不是自由主义，而是排斥党团。
对罗氏像…..联系其他问题，则不同于中间派，对苏联有特别的反感。并不是一切都反对（校刊稿的立场就不是一切都反对，支持□、龙）。反右斗争以后他并未很快转变。
史一（三）：现有材料已符合二、三、四等条。反右后很少转变。
李杰：“知识分子的自尊心最重要”……他好多论调与社会上右派的论调相似。
陈对教育制度反对最力，赞扬过去的教育制度。“治标不治本”。
【整理者按：本日发言的还有几位同学，但笔记没有详细记录。经过两三天酝酿，对陈德钧“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有如下概括。】
（一）对党的领导问题
对党、团的看法。对班上党支部、党员的看法。
分实习小组时的表现。“《人民日报》也是一家，《文汇报》也是一家”，“教授治校”等问题。
（二）对反右斗争的态度
a. 对右派进攻的同情、支持（校刊稿）
b. 对“控诉会”
c. 对《人民日报》反右社论
d. 在太原时的表现（“投机者”问题）
（三）对党的一些基本政策
肃反问题。教育制度问题。
（四）对苏联的看法
出兵匈牙利问题。罗氏像问题。
对中文系右派薛鸿时大字报的支持等等。
（五）对毛主席文艺思想的看法
文艺观点上的，修正主义……。（让他自己交代）
△特别注意一点：在每一个问题上，都渗透了很深的阶级感情。他的爱憎是分明的。个性是从属于阶级性，实质上就是阶级性的表现（人性亦然）。
△分析陈的问题必须一贯地从历史观点去看问题。
△对于他的每一个问题，要从纵、横方面来看。
邹：可划可不划？应当充分辩论。
_________
更正：“邹”应为“邵”。
【以下为家父笔录的“漏网右派”陈德钧罪状之一——小字报“坚决反对无耻的人身攻击”（括弧中的更正单字为整理者所加）】：
“坚决反对无耻的人身攻击”
“大字报”的出现，对活跃民主生活，帮助领导吸收群众意见，无疑地起了极大的推进作用。但是，也不能不指出，在一部分大字报中，出现了令人难以容忍的人身攻击。这说明在一部分同学中，对“人民内部矛盾”的认识还相当模糊，他们分不清是非所在，而采取粗暴的一棍子打死的办法，以图能压住阵足（脚）。
对“是时候了”的某些（如第一篇）评论，已不是文艺批评，而是用自己想像（象）来换掉客观的事实，用主观的推论来代替作者的思想。这种作法是错误的，既不符合文艺批评的原则，也不符合百家争鸣的方针。
对谭天荣的某些“批评”更远离了与人为善的原则，公开号召“不要理他”；怀疑谭的政治面貌，甚至觉得称一声同志或同学也沾（玷）污了自己；在辩论的场合下，限制谭天荣同学的发言，而用执（质）问来规定命题；有的不懂装懂，明为反驳，实漏洞百出。……这些“铲除毒草”的呼声，只表明自己无能为力，恐慌，害怕毒草，拿不出正面反对意见。最可恶的，有的以“卫道者”的身份出现，指责谭天荣否定一切，而在他们自己的言论中，对谭天荣却正是采取了抹煞一切的态度。
漫画如何正确讽刺人民内部矛盾，是全国漫画界都没能很好解决的问题。现在有人挑剔漫画，加以胡乱引申，得出荒谬绝论（伦）的结论（如对“狗咬式理发”）。
这种人身攻击是极端无耻的！对鲜花毒草都不应如此。
“毒草”应自由地放！
为了及时指出问题，不能具体深入分析，特致歉意。——谨此
陈德钧执笔
由于出身，同时在各项运动中又未很好改造，资产阶级立场未改变，所以在鸣放中犯了政治错误。
所以鸣放中，认为什么都可以谈，首先谈到教研室的教条主义，并且谈到团员有两面派。
第三次座谈会与党员有对立情绪，进城参观车上，对胡琪的观点，承认，支持。
对《广场》的出版，也认为可以出，从错误立场出发。
5.19对龙英华大字报的支持，当时认为很客观，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立场，幻想绝对民主、自由。
另外，对罗氏像问题，两方面大字报都看了，自己觉得很公正，发表小字报，认为放在外宾参观处，不恰当。
对中文系文学史教学的大字报，也表示反对盲目崇拜苏联，表示狭隘民族主义，大国沙文主义，而是较长时期存在的问题。我们是大国，什么东西都可以自己搞，用不着别人。
人身攻击问题，谭是第一个进行人身攻击者，当时有一些人反击时，认为不够冷静，现在想来绝不是人身攻击，而是他们立场鲜明，当时好像是客观，实质上是没搞清根本问题，支持了敌人进攻。对谭也认为一个理科学生可以把马、黑学说夸夸其谈，可以谈上一些，有一套，但又觉得骂倒一切。
关于肃反问题，我也参加了肃反，本身对之无意见，可是当时右派猖狂进攻时，由于自己立场不对，所以发生了怀疑，觉得“有错必纠”，同时觉得错在用群众斗争方法，容易伤感情。
实习分组时，明显地说明了自己的立场，与组织有严重的对立情绪，找了一个乌合之众。想绝对民主、自由。实习的结果，给自己一个严重的教训。
立场不对，观点方法也是错的，在很长时期同情和支持了右派。个人主义也很严重。同时自己也受了一些社会主义教育，所以还未坚决支持右派，只是碰到了一些就说上一两句，虽不积极，仍支持、同情他们。《人民日报》社论后，仍惶惶不解，对矛盾性质不了解。《人民日报》发表百花学社反动消息后，才大吃一惊，与右派分子就差一口气，当时也不甘心反党反人民。
实习回校后有了转变，开始向左移动脚步。
觉得旧社会比新社会生活要差，在学校中□□把病医好。地主出身，但在学校中未被歧视。
生活为个人，对不起党和人民。
性格问题，都不成立，实质上说明立场未得到改造。要革自己的命，敌人很强大，自己力量是如此单薄。
自己对错误认识还不深刻，开始愿意改变自己的立场。
【整理者按：陈德钧检查完毕，接着是“群众”发言，其中史一（3）班同学的发言记载最详，至于其他同学的发言，则只有发言者的名字与简单的主题，兹不一一钞录。根据记录，第二天（二月一日）还有一次批判会，可惜记载不详，但陈德钧终于低头了：“面对着这些事实，我承认自己是犯下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大家的分析批判都是事实。”结果如何，可想而知。】
史一（3）：检查中力图把自己装扮成一个中间群众，而不是右派。只搞业务，不管政治，为什么在大鸣大放时期如此积极呢！另外，他说自己在鸣放时以公正面目出现，但从给校刊稿中的态度却又那么鲜明。支持谁，反对谁是很清楚的。
把自己说成是爱党、社（会主义）的人，不是右派，仿佛未向党、社（会主义）进攻似的。
陈对反右斗争是有反感的。
假惺惺的态度是得不到同情的，右派还是右派。
陈对罗氏像的攻击，是利用民族尊严来达到中苏关系的目的，其狠毒可见。
来源：根据网络材料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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