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8-4-3 作者：[待确定]
古念良，男，四十岁，广东中山县人，家庭出身地主兼工商业，本人成分学生，一九三九年二月参加共产党，一九四五年参加革命，原任市人委财贸办公室副主任，级别十级。
1，污蔑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建设方针。一九五七年在北京党校时说：“我国建设重工业片面了，全国农业产品一共只值四百亿元，拿这样农产品的产值来建设重工业，不成比例。匈、波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注意。”“财政不平衡，信贷不平衡，使购买力向生产资料突击，目前已到了农产品了。”他说：“我在香港时，看到有些大洋行，机构小，人少，工作效率高，这是因为他们是私有制，大家都好好干。我们的社会主义，总的说是有优越性，但具体说，机构大、人员多、工农干部多，凭资格吃饭，没有能力，工作效率不高。由于我们有些干部对公有财产的爱护，不如资本家对他的私有财产爱护。”
否定肃反运动成绩和诬蔑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在党校时说：“在肃反运动中，我是小头头，斗争时拍桌子。开始把一个肃反对象判了两年徒刑，最后定下来是劳动教养，这是否可以说成绩是主要的呢？”“如果多讲成绩少讲缺点，就不是实事求是，这种说法有危险性。”“我们有些同志对肃反缺点认识不足，不去认真赔礼道歉，被斗者对我们很不满。”他在检查中(305)说：“在写肃反总结时，我就想到写肃反具体成绩，但是很难写出来，后来还是写了成绩是主要的。”他很赞赏右派分子费孝通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的文章，认为它细致的道出了知识分子的心情，又说：“党在解放后，对一些知识分子使用安排不当，使他们的作用未能发挥。”一九五六年在广州时曾对人说：“市里有些单位对知识分子干部有宗派情绪，表现在对有些知识分子的安排、使用有缺点，在肃反运动中的重点也是知识分子的比例大。”
为右派分子说话，诋毁党的反右派斗争。他说：“当我听到有些知识分子说“六八”社论有点厉害时，我又认为不如在象梁思成、程潜那样的文章先发表几篇以后，再发表社论好点。”“社论痛斥了右派的言论，是应该的，不过要注意，不要使别人认为我们要“收了”，又不虚心了；不要光从我们自己出发，也要从六亿人民出发。”他说：“右派不是反革命，仍然可以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即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来处理。”又说：“反对社会主义，不一定反对共产党。”
赞扬右派分子的谬论，同情和包庇右派分子。他说：“葛佩琦的言论很反动，但有人认为很好”，“赞赏葛佩琦的话的人，不一定是反革命。”右派分子袁永熙说：“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世界上没有一个政治家当工科大学校长的。”“如果蒋南翔当副校长，刘仙洲当校长，就主动了。”古说：“此话有道理。”右派分子徐盈说：“学校(指高级党校)有教条主义，教研室脱离实际，半年备课，半年教课，真是误人。”古说：“对!有道理。”袁永熙被开除党籍后，古认为“袁怎能说得出这些话呢?有些情节会不会搞错呢？”还经常到方×家里打听袁的消息，十分关怀。当同志们发现徐盈政治上有问题时，古说：“徐是个老实人，书呆子。”支部决定让古对徐进行批评，但古始终未对徐进行批评。在支部向徐展开斗争时，他却擅自与徐谈话。并几次找其他同志打听徐的情况。在批驳徐盈时，有人指出徐向党进攻是想在政治上捞一把，古认为“原则提的太高”。以后(七月底)同志们公认徐是右派分子时，古还认为徐“仅是思想上相当严重的右派观点。”
2、攻击领导，排挤外来干部
在财政局期间，古对麦扬说：“要有几个‘死党’搞工作才好办”，“士为知己者死”。他在财局，主要依靠他所信任的地方干部搞工作。如把麦扬安排当预算科科长，唐怀当供给科副科长。工作上重大问题，都和他们商量着办。市委要调麦扬去广州日报工作，古不愿放，并亲自向市委提意见不要把麦调走。对赵元浩等人说：“现在广州市局、处级的地方干部就是我们几个人了，我们要好好地工作。”他们间经常自由主义的议论，如古对赵元浩说：“你在华南党校受留党察看的处分是市委的意见。”对陈文川说：“你有些问题是“莫须有”的，是章璇加上去的。”“旧社会来的怎么没关系，没有关系就活不下去。”又对麦扬等人说：“南下干部不了解地下党的历史，又不了解旧社会，对地下党员的历史就不易正确了解。”“傅维新屡次提出要把陈文川列为重点，其实傅完全不了解情况，显然是‘乱弹琴’。”唐怀的提级没批准，他就对唐说：“本来财贸战线已同意提你一级，上报时漏了，以后补报人事局就不同意了。”古很替唐怀担忧，在高级党校时说：“如果唐怀在党校，我看一定当右派。”他们互相吹捧，古公开说：“我和唐怀是臭味相投。”古说陈文川、唐怀是“作家”，陈、唐就吹嘘古是“专家”。
古的地方主义已发展到敌我不分。解放初期，接管了财政局，把档案材料交给一个民社党的党员来管。安排周维平(叛徒)当收管科科长；陈恺(叛党分子，历史反革命分子)当副科长；古介绍入伍的黄伯申(脱党分子)也是一到财政局就当了副股长。另外由麦介绍入伍的廖延(历史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唐怀介绍入伍的焦沃南(肃反对象，右派分子)等人都是古所信用的。并说：“你们很多人没有经过监狱的考验，不知道里面的(307)苦。”对周维平说：“我们处一级当中，叛变自首的，也可以当秘书长，如饶银华就是。”傅维新同志几次提出要调查周的历史问题，古不表示态度也不给予支持。
对工农干部、外来干部，古采取打击和排斥的态度。先后派到财局工作的南下干部都受到古的排斥。如经常在背后说：“何庶仁不正派，很阴险”，“虽无大过，面目可憎。”“孙伽俐比何庶仁高明，但不好相处。”古常常粗暴责骂工农干部，如骂张钧是“草包”，事后张找他交换意见，他不理；王子文认为陈文川应列为肃反对象，古就骂王是“品质恶劣”。又说：“工农干部文化水平很低，很难搞好财政工作。”这些同志，先后被调离了财政局。以后组织调傅维新同志(南下干部)到财政局工作，古几次都不愿要，后来组织命令他接受，古才不得不同意要了。三反时，傅批评古排斥外来干部等错误，他大为不满，说傅“识不抬举”，“别有用心”。一九五七年在北京党校时对黄士风说：“干部要地方化了，估计王德、赵武成两同志很快要调走，钟明同志可能当市长，吴有恒当市委第一书记”。
3、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很严重
一九五六年市党代会上选举市委委员时，古落选后，到处说：“市委既然把我提了名，对干部就应该有个基本认识”，“许多批评是片面的，不实事求是的”，“市委没有澄清是非，大会一轰就名誉扫地”，“市委不出来解释，令我下不了台”。
一九五六年间，市委要调古到广州日报工作，他怕熬夜，不愿去，对组织调动甚为不满，说：“会念经的和尚不念经，偏偏要不会念经的和尚学念经。”但，他积极活动要到科学院去，“专门研究一门，将来也可以写一本书”。找许涤新同志，请许调他去中国科学院，没去成，就活动到科学院广州分院，表示“科学院广州分院不行，调到中山大学也好，反正不做行政工作就好了。”
古在生活方面腐化堕落，一九五零年和一九五四年曾先后两次搞不正当的恋爱。
他在党校检查时说：“过去当官的，现在是当干部，有共同性，也有个性，个性是时代不同，共同性是处理人与人间的关系，要处理好，必须有一套，就是对上边一套，对下边一套。”“我不是把自己作为党的工具，而是把党作为我向上爬的工具。”“我对各项政治运动和党报都不感兴趣，人民日报是老一套，教条主义，每次运动都是提打通思想，也是教条主义，运动就是整人。”
古对高级党校关于延长学习时间，继续进行整风的决定，抵触情绪很大，写信给唐怀说：“我们这里自从提出整风为主，学习为辅，并要求做到理论学习和整风两不误之后，学习空气为之一变，而‘风’也没有什么好整似的，看样子，‘两误’已成为定局”。
古在党校的错误言行经党校支部及小组同志多次帮助和批判，但古对错误仍没有作深刻的检讨。对错误躲躲闪闪，避重就轻，只扣大帽子不讲具体事实，或有时承认一些事实，但不彻底挖思想，有时装着在写检讨，实际上是开着灯睡觉，有意拖长时间，蒙混过关。并且在检查时说：“我一不该来党校学习，二不该五月间没退学，三不该编在第七支部，四不该当支委和小组长。”但是又说：“回广州联系我过去历史会比这里整的更惨。”古回到广州后，对麦扬说：“在党校犯了严重错误，还未结论，主要是严重右倾。在党校时受严厉批判，自己把什么帽子都扣上了。’
在市委扩大会期间，极少发言，对于平日来往密切的同志(如余美庆、唐怀等)的错误，没有揭发出什么材料，战线领导小组责成他写书面检讨也迟迟不交，态度十分消极。所写的检讨很不深刻，仅根据同志们揭发的问题进行检查，没有暴露自己的错误和思想，对错误的认识是很差的。
广东省委批准划古念良为一般右派分子，开除党籍，撤销原有职务，另行分配待遇较低的工作。
原载 《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五)》，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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