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8-0-0 作者：河南, 张乡朴
河南、张乡朴认识钱继扬是在省文化局和文联合署办公时期，但那时很少接触，没什么私人交往和谈话。来文联后，我对钱的情况也没向任何人打听过，只是觉得他的职位和待遇都不低，觉得他身上可能没什么严重问题。因为在我看来，只要是肃反对象，他就不可能有如此高的职位和待遇。又因为他去年参加了中国作协召开的编辑会议，回来的传达，他有意识加以强调和散播的个人讲话，很中我的思想；他在去年学习八大文件整风中的一些发言，也很合于我的右派的心理，因此从思想上相通了起来，从而促成了我和他的多次的谈话，而且谈得很投合，看法很一致，反动思想互相影响了起来，在大鸣大放中反党向党进攻的步调也一致了起来。现在在我向党向人民请罪的时候，我把我和他的交往和谈的反党的言论交待如下。
1．去年冬季，听了他传达的编辑会议的文件后，一天晚上我在创作部看书，他到那里去，就谈了起来。谈到去年秋季省开的一系列的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座谈会的情况。他知道我是从省话剧团来的，他谈到报上也刊登了几篇省话剧团有人写的那几篇文章。我说那些文章中谈的住房等问题是实际问题，在夏天几十个人住一间大房子的确不像话。接着从谈反教条主义问题，我谈到了省话剧团的反形式主义的情况，他说形式主义是应当反的，我说重要的在于划清界限等等（谈法和我在文学工作者鸣放会上的发言相同）。
2．去年冬天，某天晚上在编辑部烤火，提及苏联文学，我说有些得奖的作品我看了，实际并不很好，“远离莫斯科的地方”我看前两部好，第三部简直像是大事记。他说：唉！有些作品严格说起来，真是“愚民政策”。记得这个话，栾星在某种场合也说过。
3．去年冬天某晚，仍是在编辑部烤火，又谈到文学问题。我说：真正好的作品，古典中的东西，十有九都是悲剧，写了“人的伟大的痛苦”（这话的来源是车尔尼雪夫斯基说的），这些作品有传之千古的价值。像“茶花女”那样的作品，一方面真正的批判了现实，另一方面也真正作到了对于人的歌颂。他说他也有这样的看法，而且外面也在流行着这样的一个看法。我又谈了苏联文学中的几部好作品，如“夏伯阳”是一个革命者的壮烈的悲剧，“毁灭”中一支游击队虽然失败了，但却作到了对一群革命者的真正的歌颂，“静静的顿河”则更写出一个天才绝顶的葛利高里的悲剧。我的这些看法，是不一定错误的，但“醉翁之意不在酒”，言外之意，是说我们现在作品中，真正的生活悲剧却没人敢写，是创作的不自由，是在被一种思想的压力在束缚着。他又谈到印度影印“流浪者”，他认为是真正的文艺作品，中国影片没意思，并且说，好的作品，应当首先是有艺术的感染力，否则就不是艺术品，我们过去的问题就在这里，并说老舍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救救电影”，他说他极同意这个看法。艺术品激发不起人的美感怎么能行？老舍的文章我没看过，但从名子上我可以猜想他写的是什么，所以我虽没表示态度，但我是同意这个看法的。
4．去年底，我写了一个独幕话剧，是有关肃反的，写一个女青年美术工作者，错爱上一个历史上有过血债的男青年，男的解放后一直隐名埋姓，后因苦主的老太太到省里开会，约这位女画家给自已被害的姑娘画像，结果三下见面，这位女画家终于认清这个男的真面目，把他检举了。剧本写成后曾请徐慎和长俊看过，他们很称赞其中的戏剧安排，并要我作一些修改。后来我请钱继扬看，钱看后认为写肃反没意思，过时了。谈的结果，他给我出了个主意，说是你干脆把这个男的写成个反革命分子，问题解决后而女的仍然爱他，并举例说，比如李根红，他在肃反中有着很严重的问题，但李枫并没有给他离婚。并且说，生活中这类事情是不少的，写写这才是新东西，才不一般化。他谈时我原没表示态度，觉得这样写法是无法写好的，压放了很长时期，后来又慢慢的觉得可以改改试试看，于是我把男的写成一个在旧社会中，当阶级斗争剧烈的时候，一失足而造成了无可挽回的过失。解放后隐名埋姓，后和这位女青年画家相爱，但终天内心很痛苦，后因受害者的母亲到省来，三者相遇，最后把事情的原委弄清后，男的被原谅而解脱了痛苦。这样正在改写的当中，一天夜晚我到办公室，遇见钱正在办公室值班，于是我说我决定接受你的意见的一部分进行修改，把男的写成一个负有严重的历史包袱的人，使其最后得到开脱的故事。在谈话中，并且说到生活中因为有些人有历史问题，结果解放后一直婚姻问题很长时期没有解决，没人爱他，这的确是很可悲的事情。说是××就是这样的人，今年将近三十岁了，前几天才结婚，××很长时间关于这方面是很痛苦的。我这样说过后，他鼓励说你改好后看看，这的确是一个新题材，还没人写过。我写好后，让他看了，他说比原来好多了，并说“奔流”上可以考虑采用。但说关于男主角的写法和他原来想的有距离，是否可以再给他加重一些责任。后来我下乡了，下乡回来后，我又进行了一次修改，但觉得不能接受他说的给男主角加重责任的写法，只能写成失足者，而不能写成反革命分子。改好后，他又看了一次，认为戏剧性很强，结构得很好，所感不足的，是应当再加强它的悲剧气氛。后因编辑部其他同志提出异议，他虽然仍要我给男主角加重责任，我不敢接受，他也不敢发表，所以罢休了。
6．在编辑部我常听他谈到人口问题的谬论，他说群众闹事的基本问题是吃穿问题，政府能解决群众的吃和穿的问题，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春天我从郸城县的灾区回来，谈了灾区的情况，说有不少人一天只能吃到三分钱的红萝卜的情况，他更发挥了他的理论，觉得群众的问题，最基本的是吃穿问题。
我从下边回来后，和他又谈到文学中的所谓问题，我说我们的文学是无力的，歌颂批判都不深刻，歌颂的也是轻飘的，批判的更是隔鞋子抓痒。说是当群众还有那么多困难的时候，我们的报上在登打麻将问题，刊物上再发“星期天”这类的文章，实在是穷极无聊得很。我说，文学应当发挥它的力量，批判、歌颂都应当向深处写，往往悲剧里含着真正的歌颂，又谈到了“毁灭”和“茶花女”，他说在“大雷雨”中含有古典的美。后来谈到干预生活问题，我说斯大林的错误应当说是悲剧，可是他生前没人敢干涉他，法捷耶夫这样的大作家，是苏共中央委员，可是他好像也没出面干预过。钱继扬说：法捷耶夫自杀是和批判斯大林的错误有关系的。他说，法捷耶夫一些年来心情一直很阴暗，因此最后自杀了。我对这件事情不了解，但我见到报上发表的法捷耶夫自杀的消息时，一直觉得不可能，一个在文章中显得那样有高度思想性和原则精神的人，最后竟然会走上这样的道路。钱并且还谈到法捷耶夫的死，被帝国主义者利用对苏联进行攻击。我虽不了解事情的真相，但当时我觉得钱的话是有道理的。
6．大鸣大放前，一次在钱继扬屋谈到党内党外关系问题，我说，争鸣、齐放、争鸣的结果能争得一个更多的信任，更多的给一些工作就很好了，但愿争鸣中得来一个党内外平等共事就好了。过去的政治运动在党内党外集结成的隔核很多。钱说，唉呀肃反运动一开始时候搞的真是厉害，特别是搞李根红时候，我真是看着这一回是没他的命在了，那时的情况，现在真是不敢想。钱又谈到说是上海在肃反运动中百分之十五的干部挨了斗，你想问题咋会不严重？看来人民民主专政制度的本身就有阴暗面！他说：在我看来中国只有审干就行了，肃反这种作法有没必要很值得考虑。我说：这次整风，让党外的人都说一说，可能问题就解决了。谈到我们机关的整风时，我说，我看我们机关的党内外的关系问题不大，青勃你们的待遇和职位也不算低，如果放在别的单位，那情况就不同了。钱继扬说：你不了解情况，这里的基本问题是党内外关系问题，什么时候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什么时候文联的工作问题也解决不了。他这样谈法，我知道他是说的肃反问题，我没向下问，当时没有深谈下去的原因，也可能是因为有别的同志在场。记得有徐慎或者是有德在场。
7．一次在编辑部，在钱的桌跟前，我说中共中央宣传会议也请了苏金伞这样的党外人士去参加，可真是广开言路哩！钱继扬阴郁的淡淡的说：“唉！去是去了，可是待遇也是各式各样的！”
8．大鸣大放中间，一天我到编辑部去，钱正在写他那篇“解除思想上的禁令”的文章。他问我河南原来禁戏的情况和这次开禁的情况。我供给他了两个材料：我说河南禁戏最厉害的是中南会演时提出批评的驻马店，那里解放初禁的只剩了四出戏，结果剧团没戏演吃不上饭有意见，群众看不上戏也有意见。开禁后的情况，我把市曲剧团张禄同志在剧协鸣放会上的发言告诉了他。说是，剧团说“大劈棺”只要有人看，他们打算一直演，已经演好几天，群众还有排队买票的现象，大概群众有看“希罕”的情绪。关于戏问题，记得钱也谈过他在豫北看到演出的“活捉王魁”，他说我看不出这个有什么毒，应不应禁值得考虑。我也谈了我对这个戏的看法，说是这是川剧的著名的剧目。
9．大鸣大放时，钱和仲主任去豫北，回来后宣扬着说：唉呀！过去我是常呆在编辑部不了解外边的情况，原来问题这么严重啊！许多人谈起来都哭了。
10．大鸣大放时期，一天上午在收发室，徐慎拆看钱继扬给王大海的信，读时我听了一部分。钱说：外地不了解情况的，说河南是出人才的地方，实际上河南的人才被几年来的教条主义给捆死了，今后百花齐放，可能会放出几个来。又说：大鸣大放，我们是愿意放的，现在是看党的态度了。说是刊物上欢迎香花，也欢迎毒草，并说，在我看来，不发表毒草反而是错误的。可是现在是香花没来，毒草也没有，因此每天是渡日如年。……徐慎正读时，钱继扬和仲主任同时去了。我后来到编辑部，钱红着脸鬼鬼祟祟的说：你怎么把我的信给拆开看了？我说是徐慎拆的，不是我。他说：徐慎说是你拆的。我说：我得去找徐慎和他谈谈去。他制止我说：甭去了，越问越不好看，信反正让仲主任看了不合适。我说怕什么？他说：你不了解，反正是不合适。
11．我的那篇毒草小说“雷村风云”，在写前没和钱继扬和其他同志商量过，写成后徐慎先看，看时在编辑部拍案叫好。（李索开在当天下午告诉我的）徐慎看后告诉我说前边写的很好，结束的一段写得太一般化了。后来钱看的，钱看后也很称赞，说是还可以，写的不错。后来编辑部散文组传阅之后，一致认为是一篇不坏的作品。后来在钱继扬主持下开了一个座谈会。会上惠敏提出了群众闹事的原因写的不充分、不明确，有为闹事而而闹事的感觉，我当时说这个意见是对的，后来作了修改。徐慎要求我把那几个坏干部再写的神通广大一些。钱说这篇东西是从生活出发的，并说我最后把闹事的原因归结在干部贪污这件事情上太浅了，应当写官僚主义、不关心人等等（不关心人是×××的谬论）。徐慎也很支持这个意见。我作修改时，再三考虑了钱的意见，觉得不好改。后来添上的县上来调查案件的几个干部，并对他们作了淡淡的讽刺一节是改时加上的。第二次座谈会上，钱继扬特别提出添上的这节改的好。因当时文章长达三万三千字，“奔流”很难用，所以要求我删节，有说是要二万字，也有说要一万八的。徐慎背后告诉我说，我们的编委们难说话，你这篇东西改好是一篇上等水平的东西，我们这里说不好了，你给大刊物寄去好了。我改的结果，删去了几个情节，结果压到二万六千字，徐慎说是可以了。后来仍显长，我实在压不下去了。惠敏以散文组长的身份给我传达了钱等的意见，说是：你压缩不下去了，我们帮你压缩，二是我们以编辑部的名义给你推荐到大刊物去。我说你们压缩好了。现在发表的本子，就是编辑部压缩后的本子。钱继扬对这篇东西，从头到底都是支持的，他说他当时很冷淡这不合于事实。
关于这篇东西中我所犯的错误，我同意“奔流”十月号上对我的批评，这里就不多说了。
12．关于“悲剧”问题，和钱继扬谈论的结果，认为某些事情就是不能写。他谈到老舍的“论悲剧”，他打算继续写文章。记得谈时徐慎也在场，徐慎谈了他打算写两篇小说，一篇是回汉的男女青年通婚问题，一篇是一个有意犯左倾病的人，为了表现积极！最后终于入党了，定名为“他入党了”。我们两人都觉得不太好，最好不写这东西，写了没好处，特别是回汉通婚问题，那是违反民族政策的。
如果说我和钱继扬是他的阴暗的社会思想和文艺思想影响我，我也影响了他的话，那么李索开是对我作了许多拉拢和向我表示了好感和亲近的。在大放大鸣前和中间李索开常拉我到他屋子里坐和谈话，甚至三天不去，他就不乐意。而我也常到他屋子里去看“参考消息”，所以交往也就密切起来，许多反党的罪行也就日渐深一日的犯了下来。
1．李索开常向我谈，说：你光注意小说和戏，你也看看我们发的诗，看看够不够全国水平，等等。我平常看“奔流”上的诗很少，就是看一些也并不感到太大的兴趣，认为水平不高。
李索开对长俊在黑板报上对他批评，徐慎对他上班晚的批评是深有恶感的。他不只一次给我说：长俊黑板报批评我，不知道这些人是在怎样的辛辛苦苦的工作，他们认识几个作家？我向外面写了许多的约稿信，他们约了几篇？又说，今天办刊物我看上下班早晚都不是主要问题，只要能弄来好稿子就是好编辑。又说：因为我上班晚了几分钟，徐慎就说我，你每月拿九十多块钱，你上班这样晚，你的革命良心安在？李索开对我恼怒的说：什么叫革命良心？毛孩子，狗屁不通。
我向他谈说过徐慎同志让我给他找几个好的短篇看，我给它介绍了“套中人”和“郭尔内·瓦西利也夫”等，徐慎看后说：“套中人”没一点意思，“郭尔内·瓦西利也夫”如果我当编辑，根本就不给他发表等。我把这话告诉李索开之后，李就说：他什么也不懂，根本还是个毛孩子，还是个小苗的可就自大起来。我的这些话，助长了他对徐慎的不满，是起到挑拨作用的。
2．鸣放开始时，“文汇报”上开始发表了大量的向党进攻的文章。我因为对巴金和傅雷向来很崇拜，所以特别看了他俩个人的文章。尤起欣赏的是傅雷分析的“沟墙”形成的原因，他说肃反本来是种大民主，因而一些积极分子的糊涂，结果弄成了大大的民主等话。巴金也说“家”的电影没拍好，是因为层层有领导，编导者不能发挥其才能的结果。这些话看好说中了我的反动思想，所以李索开到办公室去时，我特意给他介绍了这两篇文章，他一看也拍案叫好，说是说的对，说的好。
3．在李索开的房间里，我们共同谈过臧克家在“人民日报”上发的那篇“六亲不认”的毒草，特别欣赏其中所说的过去朋友们在工作之暇在一块吃吃酒和谈谈话，结果有的竟成了材料被装在了档案袋内的话。臧的这些话，说中了我的反动思想，也说中了李索开的反动思想，所以我们俩人都很同意臧的看法。
也正因为我热烈同意臧克家的这篇文章，机关中不少人也同意这个文章，特别苏金伞在鸣放会上说了他在北京时，听郭小川说“人民日报”发了臧的“六亲不认”的文章，很多人都同意。所以在反右开始时，仲主任提出讨论这个问题，我很抵触，说是这个意见党是应该考虑的，为什么也不同意呢？当然这个话是强烈的反映了我的右派的顽固思想。
在和李索开的谈话中，还谈到过任访秋的发言，特别欣赏任访秋说的入党是“一登龙门、身价十倍”的毒言。也很欣赏罗绳武说的我们学校的积极分子的资本是几次政治运动，他们在运动中光知道给别人洗脸，不知道给自己洗脸等话。这些话正合于我对党的提拔干部的看法，由于右派的气味相投、观点一致，所以我很欣赏这些恶毒的攻击党和积极分子的话，而李索开也很欣赏，而且他还说：不是大鸣大放，真是没人敢讲出来。李索开的这些话，也十分鲜明的表示了他的右派心理。
李索开还不只一次的给我谈到他常说的“在运动中骂人挨骂都是为革命”的这句对政治运动的诬蔑的话。
我向李索开谈过关于肃反运动的百分比的问题，我说：我真想不通，毛主席为什么要给提出个百分之五来？反革命分子那还能在各个机关中有个比例数？我说毛主席这样提，而下边作起来就会一强调特殊情况，就可能是百分之六、之七等等。而李索开听我这样谈，他也是愤愤不平说：唉！文联的肃反你不知道搞的太狠了，太过火了。
4．省委文教部召开的鸣放座谈会前，李索开去的时候，他把我拉到他屋子里去，说是：我今天要到省委去鸣放，你有什么材料没有？让我去放？我想了一下，接着就给他谈了关于剧协吸收干部要求“听话”那个材料，（具体谈法和思想情况与检查我在省委文教部座谈会上的发言相同）我一谈，他认为很好。接着我又说，现在报上每天都有人在谈提拔干部问题，我说我的看法是，他们是“运动中的左倾冒险主义者，工作中的庸人，提拔干部时是对象。”我一这样说，李索开就说是对！对！他就问我是否有具体例子，我说这就难说了，很难说是那个人，但事实上是有的。我向李索开供给的这两个材料，都是恶毒的攻击和诬蔑了党和积极分子。李索开在会上谈了第一个材料，第二个因不具体，所以他没谈。中午李索开回来向我谈到他鸣放时第一个材料很“叫好”，并问我有根据没有？我说有，后来把那分记录交给他看了。这是我和李索开勾结起来，策划于密室，向领导向党开炮的具体罪恶事实。
6．李索开和青勃被分配到洛阳市去征求会员意见，我到他屋子里去，谈到洛阳市在1956年时分配艺人救济款中的问题，说是艺人有很多意见（具体情况是我在曲艺委员会成立会上听洛阳的艺人谈的）。又谈了省文化局在禁演刘胡兰时是先禁的洛阳市五月剧社的，结果让人家赔了许多的钱，后来才禁省歌剧团的，禁演后，歌剧团导演杨兰春在西安的医院中说糊话等情况（具体情况是剧协鸣放会上姜鸣轩发言时谈的）。李索开到洛阳后就召集了艺人们谈这些事情，李又回来散播了禁演后艺人失业、自杀等等听起来令人不寒而栗的事情。这件事情，更十足说明了我和李索开是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的，唯恐天下不乱的具体的罪恶行为。
李索开往洛阳回来后，又向我散播了胡风被放的谣言，并且问我说：胡风是不是不作反革命看了？我说他那问题应当说是严重的，组织集团、盗窃情报等等。他一听我这样说，他就连忙说：就是，就是，过去我们总是把反革命分子看作是特务和现刑犯。言外之意，原来胡风也算反革命，他好像很惊奇似的。
6．一天中午在李索开屋里，我向他谈到刘炳善和陈局长因为“李闯王”剧本而争论的那件事，我说是你批评了领导同志，他就说你反党，这样谁还敢和领导上争论哩？他说就是，陈局长那幅面孔真使人望之生威。谈这种中伤领导同志的话时，徐慎可能也在场，后来徐慎发表在河南日报上那篇“护身符”和“填脚石”的毒草中，也谈了这件事。而我对这篇毒草也是作了供应素材的罪恶的。后来又谈到仲主任和冯局长，我说这两位还是不错的，给党外的人还谈得来，冯局长没架子，工作也很艰苦，很有学问等等。谈到老仲时，我说仲要说宗派主义恐怕谈不上，这人好拉摊子，对工作很放手，官僚主义可能是不少的，他对人肯发脾气，但过去就又好了，不好记交私人恩怨，还是不错的。
7．我和李索开谈过文化局基本上清一色了，党外的人很有限了。杨子固虽然还是那里的文化科长，但实际不问事，老头常在剧目委员会，能写就写一点，不能写也没人问他的事。我把杨子固写坠子和陈局长之间闹的不快，也向他说了（具体事情和说法和我交待我和杨子固的关系中的材料相同）。
我也向李索开说过，我说文联的党内外关系，我感到问题不大，你们的职位、待遇也都不低。我说这里给党外的人的待遇不低，自己有家庭负担，这不能埋怨党。我的这些话是不算错的，但是我又说，如果你和继杨、青勃在别的单，长俊就会比你们高。并举例说：比如群众艺术馆的王松，他是个党员，但他对编辑业务不懂，经常又不到编辑部去，但他仍是领导。李索开问我说：那他作什么事情呢？我讽刺的说：可能是作思想指导吧！李索开也淡淡的笑了笑。这就带有极大的挑拨性和讽刺情绪。
8．我也向李索开散播过从仲主任那里听来的郑州市让宋市长去看陈素真的戏，宋市长说让我去闻酸气去哩！的那件事情。仲主任原是在剧协研究工作时，向冯局长谈到这件事情，我是剧协的干事，所以也没对我作避讳，但我却随便告诉了李索开，从而伤害了领导同志的威信，罪责应当是让我来负担的。
9．我在交待我和王惠敏的关系的材料中所谈的关于田汉的那件事情，找也给李索开谈过。我攻击文化局领导同志们说是他们自己不学，反而压制别人意见。李索开说，他们懂啥，他们就不知道文学艺术的发展规律。我又说：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五四”运动时期的百家争鸣，各自行成了文化繁荣的黄金时代，这都是发展了思想自由的结果。毛主席研究了这种规律，因此才提出了百家争鸣的口号。他说，就是，德国的魏玛产生了歌德和席勒，英国的伊利沙白时代产生了沙士比亚，这都是明证。我们两个一唱一和的攻击文化局的领导。而且又说：那里没有争鸣的空气，那里工作非出问题不可，斯大林生前，后期没人敢批评他，所以他就要犯错误。陈局长，庄科长的水平显然要比斯大林差得远，没人敢批评他，不犯错误才怪哩。
10．“文汇报”上发表了访流沙河的文章后，文联机关的右派分子很为流沙河抱不平，我也是其中之一，对流沙河的造谣误以为真，认为四川领导上不该把艺术上的错误，当作政治问题来整等等。因此一天下午我到李索开屋里去，李索开拿出他写的为流沙河“抱不平”的文章来，我看了很同意，并且建议说，结尾部分要写得有力量，不能因为创作上的错误，结果搞的一个人无存身之地等等。
凡此种种，已足以说明，我和李索开是在他的阴暗的小屋子里是无话不谈的，犯下了诬蔑领导、攻击党、策划于密室、开炮于领导、点火于基层的重重罪行。李索开是苏金伞右派集团的老集团分子，我和李索开干下了这种勾当，党把我划为右派分子、苏金伞右派集团分子我是诚心接受、毫无话讲的。而李索开在反右之后，报上点了他的名，他仍在向我作解释，说他没有拉李晴写反党文章等等，仍拉我到他屋子里去谈，在栾星被揭发后，他向我说，我们的谈话都是“自由主义”等等。这在他来说是心怀鬼胎，别有用心的，我不敢到他屋去，我也是自知水之深浅，内心惧怕的。而我在鸣放中向文化局进攻时，李索开也总是鼓动我说是：你怎么只给文化局提意见，不谈谈文联哩？因我对文联的情况，一方面不了解，一方面又觉得文联还不错，所以在我放的毒箭中间，虽然已经是罪该万死了，而李索开还恨铁不成钢在鼓动我。我和他的这种关系，今天想起来，真是像一场恶梦似的。
在大鸣大放中，我在机关中散布许多攻击文化局的话，在鸣放会上也放出许多攻击文化局和党的毒箭，道铎是称快的。一天在鸣放会开过后，道铎在他门口见到了我，说是：你给文化局提了不少意见，你怎么不给文联提提意见哩？我说我不了解。他就说：南丁和××的问题你谈不谈？我说我也不了解，我不谈。（实际我真正不了解，我也从没向任何人打听过这件事情，也没人告诉过我），这里道铎也是在鼓动我，态度上也是恨铁不成钢的。
我和苏金伞没有私下里个别谈过话。大鸣大放中，他从北京回来，我和有德一块到他屋去看他，只听他谈了一些蒙古的情况，我谈了鸣放情况，说是这回很解决问题，南丁等在宣传会议上提了意见，接着房子问题可就解决了。这话对他是有煽动性的。其他没谈过向党进攻的事情。
我对苏金伞总的是一方面觉得他没什么能耐，他的诗我也不大喜欢，觉得不是什么传世之作，河南日报上林召批评说他的诗是盆景式的，我倒是同意这个看法的。我觉得不管怎样，即如我不认为是好诗，但作为一种风格的诗，还是可以放的。而他的文艺理论，我是向来都听不下去的，总觉得他说不出什么新鲜东西来，浮浅得很。我的这种对他的作品和理论的看法，不只一次的是和仲主任谈过的。另一方面由于我的越来越反动的政治思想和艺术思想在作祟，又觉得机关中有这样的一位“民主人士”的主任，具体工作我们作，他在这里，机关里就不至于卡的那么死板，可以多有一些“自由”的空气。因此，在这一方面又对他有好感。今天想起来，坏事情也就坏在这种思想上面了，导致了一年来的政治思想和艺术思想不可克制的向右跑，最后在大鸣大放中大暴发了出来，成了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的右派分子，并和他的右派集团混在一起，对党和人民犯下了无可宽赦的罪行，而对自己也成了终生艰忘的又一次的严重的教训。
①我谈了剧本创作问题和剧本的发表园地问题。我说，省的文学创作小说与诗成绩比较好，那么剧本创作是最弱的。应当以创作引创作，领导应考虑设法组织力量写出几个较好的剧本，这样就会把戏剧剧本创作带动起来。关于发表园地问题，我说，“奔流”编辑部是有排挤剧本的情绪的；而“群众艺术”的篇幅则很小，一个上万字的剧本在上面很难发表，而剧本在一万字之内是很难写好的。我的这个意见，看起来是正确的，但是近一年来“奔流”的剧本稿子是我看的，编辑部以苏金伞为首的是在排挤剧本，对发表剧本不感兴趣是有的，但是否就除我所提出发表的“司马茅告状”之外，就没有可发表的作品了呢？今天连系我在对人民的文学创作的虚无主义情绪来检查起来，我对一年来在“奔流”上没能发表新创作的剧本，我是应该负责任的。因而在我看过的我们的长篇小说中，只觉得“保卫延安”、“东线”、“暴风骤雨”比较好，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后边还看得过去，但就这几部东西，我又认为和世界文学名著比较起来也只能算三流作品，“万水千山”结构不严，老舍的全部剧本创作除掉“龙须沟”的第一场外，其余全是轻率的胡来。这种严重的虚无主义思想作支配，因此看着这也不好，那也不好，用这种思想来当编辑，那就很难提出作品来。因此，我的那种提出没有发表园地问题，是工种不作自我批判，不负心自责，而反向党和领导身上推责任的乱叫嚣。
②我对省过去举行的文艺作品征稿评奖的作法是深有恶感的，因此持全部否定的态度，觉得这是形式主义。我在谈这个问题时，举出了去年青年创作会议时，有位代表所填的表中，说他得过省的文艺评奖的奖金，但作品尚未能发表。我说这就是说，得奖的作品，尚不够发表水平。因之我在会上提出建议说，以后不要搞征稿评奖了，报上可以登一下，每年从发表的作品中评出一些来，这样又实际，又从容不迫，征文一般是为了配合政治任务而举行的，如农业合作化高潮征文等即可说明。因此，我的这个建议实际上就是取消文艺紧密配合政治任务的作法。今天是应当作消毒的。
③谈了领导上应和文学艺术工作者多交朋友，多下来的问题。我说，过去文学艺术工作者和领导的关系不密切，谈话不够畅所欲言，主要是一见面就谈思想，是谈思想的多，而谈艺术的少，太死板，共同语言太少。希望领导上多读一些文艺作品，古今中外的都读一些，文艺刊物多研究一些，这样见面就谈得来了。这里我把领导同志们形容成只能只会教训人，不能谈业务的人，这一方面反映了我对谈思想、谈政治的厌恶情绪，另一方面也厚颜的中伤了领导。
④谈了改稿问题。我说报纸上改编改的太厉害，许多文章总是删削的面貌全非。说是仲宇、南丁在省委宣传会议上的发言，大家看了觉得没提出什么吃力的重要的问题（实际是我有这种感觉，说是大家，实际是为了张声势），而对他们有意见，而实际上听他们说因为他们批评了省委、报社发稿时给他们删改了。我进攻的说，这样百家争鸣还争什么呢？批评了省委报社就不敢发表，那么争鸣也只可能是在枝枝节节的小问题上进行。又进一步挑拨的说，实际上报社编辑也有苦衷，关键问题在于领导上要不要他发，不要他发他不删改怎么办。我的这个问题的提出，实际上是在向领导上要所谓发稿的自由的招牌下，从而达到使党放弃领导，借口百家争鸣，从而达到反党的自由，把报纸变作所谓“自由论坛”。我的这个意见，是自己的彻头彻尾的无政府主义的骨子中散发出来的毒汁。
⑤攻击了北京会演中的一些所谓问题。我说，一个演员的生活是有限的，只可能演好一部分角色，这个角色失败，其他角色就不一定。举例说，省话剧团的兀翔凤演的张拴妻的失败是必然的，因为她不熟悉这方面的生活，结果在北京会演演出后，欧阳院长说她和你们（指省话剧团）演的根本上是两回事，不是一个路子。我说，结果兀翔凤落了个形式主义，回来后抬不起头来。我进攻的说：欧阳院长说的“你们”“她”就是不对的，一个团是谁给分的家呢？专家一句话打伤了一个人。我的这个话所以是进攻的，今天应看到欧阳院长的话是对的，关于“你们”“她”，这主要是对形式主义与现实主义而定的。我在这件事情上还进攻的说：得奖的演员是一是百是，回来都给提了级，评选先进工作者也要算作条件，群众有意见领导上还要硬坚持，诬蔑说：这是把好事作成了坏事情。在剧团中演戏演的好，给以提拔和评先进工作者算作条件都是对的，而我要加以攻击，这是应当请罪的。
我还谈了剧团的反形式主义“问题”。（虽没提名是那个剧团，实际是指的话剧团）说是形式主义是应当反的，但是界限不清，在泼污水时，也有把孩子泼掉的情况。剧团中把青年演员都当作现实主义的代表，老演员都当作形式主义来反，因而形式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界限不清，所以反来反去戏演出反而很枯燥，观众不喜欢看。但是从来不从这种界限不清的反形式主义中去找原因，而往往说是因为剧本写的不好，向剧作者身上推责任。并且说，这些问题，省文化局是应当负一定责任的，领导上如果很清醒，下面直属单位就不会那样来作。今天回想起来，这些话所以是诬蔑，是因为反形式主义是有界限的，在舞台作风上和程式化表演方面是作过许多严肃的斗争的，青年演员中的形式主义倾向，也是不断的受着批判的，所以这个意见，不但是诬蔑，也是造谣的，而这个意见中的几句话，反而登在报纸上，更是罪不容宽的。
来源：《苏金伞右派集团言论与作品》（河南省文学美术工作者联合会，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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