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8-4-25 作者：[待确定]
陈孟汀，男，四十四岁，四川省达县人，地主兼资本家出身，学生成分。一九三八年七月入党，曾任区委书记、县委委员、西南文教部高等教育处副处长等职，现任中共重庆市委文教部副部长。
陈孟汀是以张文澄为首的右派反党集团在文教战线上的一员悍将。在去年大鸣大放期间，他与党内右派分子张文澄、王匡时等串通一气公开叛党。他利用具体领导文教、卫生系统整风的便利条件，四出作报告、演讲，大肆煽风点火，鼓动右派分子猖狂向党进攻。在三月十六日市民盟高等学校基层工作会议上，他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对党进行攻击，他说：“马列主义者不迷信自己的学说”，实际上就是号召盟员不要信仰马列主义；他说：“如果相同才谈那是逢迎”，实际上是号召盟员同党唱对台戏；他说：“思想工作的任务”和“团结知识分子的先决条件”是“使大家思想活泼起来，敢说，愿说”，实际上是煽动民主党派向党进攻。六月上旬资产阶级右派向党进攻已达到登峰造极，但陈孟汀意犹未足，竟进而明目张胆地号召群众反党反社会主义。他在师专对学生讲话说：“党的荣誉是不能保证的”，公开号召学生要“破除对共产党的迷信”，要象储安平那样的“放”，“要用‘五四’爱国运动的精神来对共产党进行一次总检查”。他还在大会上攻击市委书记辛易之同志要党员站稳立场的指示，公开号召党、团员不要立场，不要原则。并提出“愈闹得凶、愈能发现人才”，“向党提意见最多的才是正面人物”。他还支持右派分子推翻学生会说：“要是学生硬要推翻学生会，那就让他推翻，推翻了还好些”。八月中旬反右派斗争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但是陈孟汀仍有意违抗党的领导，在普通中学教职员大会上，公开号召要“破除对共产党员的迷信”。
在此期间，陈孟汀还竭力反对中央、省、市委关于鸣放的正确指示，积极主张不要领导，不要有计划地放。在三月十六日市高等学校院长、党委书记会议上，他歪曲中央宣传工作会议的精神，公开反对党委对鸣放的部署，污蔑省委扩大会议精神是“收”；在五月二十七日和二十八日北碚区和沙磁区高等学校会议上，他公开反对当时中央关于学生暂不鸣放的指示，认为“学生的问题不在于如何放而在于放够”，主张“学生应立即鸣放，以争取主动”；六月在师专他违背了市委关于控制广播电台的指示，放任右派分子继续控制电台，在八月十二日中专干部大会上，他公开反对市委书记辛易之同志关于整风应马上转入反右派斗争的指示，主张继续鸣放和辩论下去。
陈孟汀这一系列反党罪恶活动，助长了文教系统右派分子的猖狂气焰，特别是师专由于他的亲临兴风助浪，情况更为严重，牛鬼蛇神一时十分嚣张，以致激起周围农民的愤怒，都抱着标语，提着浆糊桶到学校来向他们兴师问罪。
在反右派斗争中，陈孟汀公然篡改党中央反右派斗争的方针政策，竭力保护右派分子过关。他公开提出“既有右派言论，又在鸣放中积极煽风点火的人，不能算是右派”；他主张不要对右派分子进行斗争，公开提出对右派分子要本着“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实行和平谈判，不要逼之过甚；他主张不要对右派分子进行严肃处理，公开提出“对右派分子，不论罪恶大小，只要自动坦白交代，一律不登报、不斗争、不处分”，并号召群众“不要对右派分子过分敌视”。陈孟汀对省委关于右派分子教师应向学生作检讨的指示，他擅自决定中学党委不予执行，当中学又查出一批右派分子需要及时进行斗争时，他却强调要中学党委“在各校一律开展大辩论，并把右派分子摆进去一齐辩论，不单独进行反右派斗争”，以致使中学在查漏中已查出的一批右派分子，一直无法展开斗争。
陈孟汀还利用文教部口审批右派分子的职权，反对和阻止基层党委把一些罪恶昭著、众所公认为右派分子的人划为右派。他曾反对和阻止西师、西农、师专将右派骨干分子罗容梓、任达远、蒋同庆等划为右派。并多方保护右派分子张文澄、龚灿光、李忠禄等人，阻止群众对他们进行揭发斗争。
陈孟汀这一连串的破坏、阻挠，给文教、卫生系统的反右派斗争造成了很多困难和一定损失。
陈孟汀还妄想从思想上瓦解和腐蚀我们党的队伍，经常利用各种机会，明目张胆地系统宣传他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思想。他竭力取消党的领导和贬低党的领导地位，在民盟干部会上公开说：“党的力量达不到的地方，盟的力量可以达到”；在普中和卫生界的整风报告中，公开提出要与包括右派分子在内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建立集体领导，并称他们为“高级将领”。他公开反对批评“先专后红”的思想，说“不能要求先红后专或先专后红”，实际上是主张干部只专不红，他还污蔑省委批评某些人“向科学进军变为向人民币进军的提法是一竹杆打死一湾湾人”；他恶毒咒骂党的积极分子：“是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的天才结合家，是对上唯唯诺诺，对下打击的人”，声言“要以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的心情来处理共产党员”，以平所谓“民愤”；他竭力取消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灭资兴无”的任务，否定思想工作中马列主义的指导原则，公开污蔑“典型批判是牺牲一个人”，是“两千多年前秦始皇的作法”，污蔑“省委对毒草“草木篇”的批评是引伸，不能服人”；主张“以‘能言’、‘能辩’、‘能合’作为政治思想工作的标准”，主张“香花与毒草应有平等地位”，主张“思想工作应求同存异”，他混淆敌我界限，甚至袒护反革命分子，把有的反革命分子当作是有缺点的好人，主张“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他还为反革命分子、贪污盗窃分子翻案，恶毒攻击历次政治运动，污蔑“三查三整”、“三反”、“肃反”、“思想改造”都左了，并在民盟干部会上讲：“三反前重庆工作是粗暴的”等等。他歪曲党的民主集中制，认为“尊重少数人的意见是新的民主的含义”，他竭力污蔑、诋毁苏联，散布各种破坏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的言论。在匈牙利十月反革命事件发生后，他公开说：“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也有分裂的危险”。
为了篡夺党的领导，陈孟汀除与党内右派分子张文澄、王匡时等相互吹捧、勾结，结成右派反党集团，站在一个政治立场上，共同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以外，并以封官许愿和加高薪等种种私人拉拢办法，在党内外竭力培植个人势力，同党对抗。他还与社会上的右派分子情长谊深，亲如兄弟，如右派分子管相桓给他私通密信，无话不谈，管在给他的信中恶毒攻击“党委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假手群众，借刀杀人”，但却称陈孟汀为“家长”，并叫他不要把此事告诉党组织，而陈孟汀就照办了。陈孟汀自解放以来他还安插了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政治面貌不清分子王良枢(肃反对象)、杨开勋(历史反革命分子)等多人在国家机关和事业机关工作。在作市文教口肃反办公室主任时，陈孟汀还曾违抗党的政策，甄别时他对该定为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主张不定为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对该捕的主张不捕。如对银行学校的反革命分子郭作仁，他认为是政治历史问题，主张“不以反革命分子论处”。对地质学校殴打领导的现行反革命分子郑宝琪(已捕)，他认为开除也不好，送去劳动教养也不好，学校开大会斗争也不好，“主张把他调离学校就行了”。最为严重的是市广播电台反革命分子康捷，市委已批准送劳动教养，但他却擅自将他留在机关工作。
以上事实充分说明，陈孟汀是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是一个穷凶极恶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是党的叛徒。他之所以成为右派分子，决不是偶然的。他出身地主，资产阶级家庭，从小就立志要扬名显亲，光耀门庭，做地主父亲的“忠顺儿子”，而且被家里人誉为“少有大志”。他抱着这种资产阶级个人野心混入党内，二十年来，虽经党耐心教育，但他一直坚持原有立场，不愿意接受改造。他对地主资产阶级生活念念不忘，直到解放后，他还为他父亲画象“重温儿时旧梦”。他一贯在党内争名誉、争地位，同党离心离德，对党极不老实。一九四二年整风，为入党时隐瞒参加复兴社外围组织“忠义救国会”的历史，曾受过审查斗争，而对党不满。一九五三年在西南文教部工作时，因闹分散主义，搞独立王国，又曾受撤销党内职务和行政撤职降级的处分，因而对党更加仇恨，竟至当资产阶级右派向党猖狂进攻的紧要关头，公开出卖党和工人阶级的利益，并和张文澄等右派分子结成反党集团与党外右派分子里应外合，猖狂向党进攻。在这次反右派斗争中，态度极端恶劣，经过多次斗争，非但毫无悔改诚意，反而猖狂向党反扑，对党进行恶毒污蔑，为了严肃党纪，纯洁党的队伍，经支部大会讨论决定，开除陈孟汀党籍，并建议撤销其一切职务。
原载 《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五)》，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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