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8-5-0 作者：[待确定]
梁家，反右斗争前任思茅地委书记。
(一)污蔑省委领导同志，反对省委领导，破坏地委集体领导。他到处散布说：“宋政委在的时候待人很热情，现在的省委接近不上”，他在干部面前到处污蔑谢富治同志说：“谢政委不了解情况，乱批评我们”。“二月地书会上谢政委骂了我二十八次，骂黄天明三十一次”。高喜峰在元江开会，电话传达谢政委的指示，梁家每看到电话记录就说：“哼!倾盆大雨又来了”。高喜峰从元江开会回地委，当讲到谢政委批评思茅的时候，梁家就恶狠狠的说：“谢政委就是骂人”。污蔑于一川同志，“没有锻炼，说话没有谱气”。他对省委各部门的负责同志，也统统进行过人身攻击。他对省委两位主要负责同志这样的丑化污蔑，绝不是一般的不满，而是证明他对党有刻骨仇恨的实际表现。
对省委请示问题，梁家说：“我有一条经验，请示省委解决问题，要放连珠炮，机关枪，一个接着一个，否则，不解决问题”。他就是用这个“经验”，为澜沧粮食问题，接连向省委发了十三份“通谍书”(这是郑敦在那里时发的)，煽动干部反对省委说：“对省委各部和上级党委不要迷信，思茅区的干部对省委太老实了，老实人会吃亏的”，“省边委就是只从民族方面考虑问题，省委宣传部就是不行，它下发的东西要顶回去，云南日报没有思想性”。对调干部问题，办农场问题，修建房子问题，地委搬家问题等等，他都煽动过干部反对省委或者挑拨过省委各部的关系。
他对反党集团的头子和骨干分子郑敦、王镜如和谢加林，则是另外一种态度，尽量为他们吹嘘，在干部中树立他们的威信说：“郑敦进步快，到晋宁是为了创造当好县书的经验”，“王镜如是老干部，老县委书记”，“谢加林忠诚老实，态度很好”。这与他对待省委的态度就成了一个极为显明的对照。
他对省委一切指示不传达，破坏地委集体领导，宣扬个人一套，他破坏地委集体领导的主要手法是吸收很多没经过改造的知识分子干部(科长、副部长等)参加地委扩大会，以代替地委常委会。常以“统一思想”为幌子，使别人接受他的反党阴谋，企图使地委会成为他反党的工具。
(二)忠实的执行郑、王反党集团的干部路线。梁家在思茅到处打击老干部，拉拢、重用知识分子干部和对党不满的干部，包庇地、富、反、坏、右分子。
一九五六年党代会期间，打击老干部尤为突出。他假传是省委指示(郑敦策划的)骗取地委同意，斗争孙明同志，三次斗争马田存同志，企图把他们赶走。他利用党代会，除强调选县委委员要：(1)本地干部；(2)民族干部；(3)基层干部。企图把外来干部全部赶走外，还亲自跑过普洱、墨江、景谷等县，策划以毛岗(右派)代替马田存，以孙忠秀(本地知识分子)代替芦修桄，以宋光(右派)代替王希圣，企图把外来第一书记赶走。并散布“老干部只能当总统，不能当总理，不能放在最重要的工作岗位上”等等谬论，在思茅区到处流行。对边疆军队干部兼县委第一书记，梁家始终反对。拒绝要转业干部，说：“都是些干脆不要”。
到处封官许愿安钉子。封王坚为地委常委、组织部长，尹宜公为地委委员、宣传部长，苟彬为地委委员、文教部长，昌恩泽为副州长(均系地方干部)，省委未批准，梁家又挑动他们对省委不满。
到处散布地方主义，拉拢对党不满的人。昌恩泽找他谈思想问题，梁家就送他一首诗：
想当年， 绿叶婆娑； 自归郎手，
青少黄多； 休提起， 提起来珠泪洒江河。
他形容地下时期如何得势，解放后如何倒霉。梁家说：“老干部提级是照顾，新干部提级是应当的”。老干部衰退，蜕化，新干部文化高，进步快，作用大。
(三)积极破坏反右派斗争。在整个反右派斗争运动中梁家的态度是：(1)当右派猖狂向党进攻，反右派还未开展时，梁家积极召开各种座谈会(文教界)，煽风点火，组织平反，配合右派向党进攻。右派骂我们之后，梁家——握手道谢说：“人不伤心不落泪，树不剥皮不会死”，肃反伤了大家的心，我们这些人脱光了衣服都是一样的人，我代表地委向大家道歉”；(2)反右派斗争刚开始，思茅区还未认真鸣放，他即违背省委“想尽一切办法放透，把右派放出来坚决反击”的精神到处作报告，大叫彻底反右派，组织右派退却，造成鸣放困难；(3)反右派激烈进行中，他又到处作“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的报告，污蔑党对知识分子是宗派主义，党对工人农民是官僚主义，党对少数民族是大汉族主义，党对商业工作是主观主义，并把这一切归罪于老干部的蜕化。他强调“反右派斗争是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要和风细雨”，“一面反右派，一面反三个主义”。有意转移反右派的斗争目标，制造混乱；(4)处理右派分子的时候，梁家又强调“宽大处理，多加照顾”，开右派座谈会，给右派带信去北京控告，并煽动右派翻案。因此，右派称梁家是“思茅区的太阳，梁家的声音，才真正是党的声音”。
尤其阴险的是他趁分区负责同志多数外出剿匪之机，积极策划破坏分区的反右派斗争，企图把分区领导赶下台，掌握武装，进行他的反党活动。
(四)对边疆民族政策方针问题上直接和省委相对抗，他积极主张边疆要全寨入社才适应民族特点。他很早就主张地主入社，地主子女入党入团。他重点试办的一个“高级社”，地主分子，民族上层占一半多。主张扩大自留地。在直接过渡地区对待债务问题和奴隶问题上，他背着省委，对下提出与省委完全相反的政策。对奴隶解放政策篡改为：“奴隶主和奴隶一齐入社，发展生产自己赎身”，对边疆镇反省委一九五七年提出的“零打碎敲，不放松有利时机捞一把”，故意改为“零敲碎打，碎步前进”的方针。恶毒地是所有这些，都是省委明确提出以后，或他提出经过省委驳斥而仍然背着进行的，显然是反省委的。
对边疆干部，他主张党委机关尤其是党委领导干部要民族化，污蔑汉族干部有统治民族干部的“五条绳子”。到处骂大汉族主义，根本不提反对地方民族主义。
(五)对于农村，他和郑、王一样，到处找阴暗面说，农村有“四死五不够”，“支部是脱离群众的宗派主义集团”。富裕农民骂“社会主义是有柴无米，火烧锅底”，他赞扬说：“这才真正是代表了农民的要求”。
梁家的全部反党活动，证明他的政治纲领，组织纲领和郑、王完全一样，而且在时间上，手法上也几乎完全是一致的。梁家是郑、王反党集团的骨干分子。
中共云南省委批示：开除右派分子梁家的党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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