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8-5-2 作者：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教授, 王钧衡
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教授、王钧衡鸣放期间，我发表过一系列的谬论。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某些重要方面，如“内行当家”、“民主办校”、“家天下”、“现在的选举办法不够民主”……等等，由于我的思想深处和右派息息相通，外因通过内因，不等程度的都起过共鸣。
反右派开始后，怀疑右派分子是否真正反党、反社会主义，因而恨不起来，下不去手，怕主持斗争会，又怕发言。
尤其严重的是，很长时间我不认识资产阶级右派的反动本质。我曾天真地这样想：在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铁的事实面前，谁还能反党，还会有变天思想。直到不久以前我还怀疑是否所有右派都自觉的反党、反社会主义。
以上充分说明了我的政治立场不只是摇摆，而且时常丧失立场，我的右倾思想，严重到敌我不分，认敌为我，老怕把自己划成右派。
按照我现有的认识水平，就三方面来检查分析批判有关我的政治立场和右倾思想。
(一)为什么过去认为右派分子不是自觉反党、反社会主义?
抛开了阶级观点，单纯从个别右派、个别事物来分析，必然被假象所迷惑。用无产阶级观点来分析，任何右派，不管大的小的，都是和党和社会主义背道而驰，都是阶级意识的自然反映。他们都是要党和社会主义事业顺从他们的思想意识，都是要把社会主义拉回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
中间派由于思想意识落后于客观形势的发展，对于党的某一或某些方针政策、基本制度有抵触甚至反对，而不是坚决抗拒，不是敌对，不是全面否定。右派分子则完全两样，他们对党、对社会主义怀着忿恨敌对的心情。他们向党、向社会主义或全面攻击，或从根本上攻其一点弃其全面。
通过这段思想检查，我已认识到超阶级观点和不用阶级观点分析问题，是阻碍我根本思想改造彻底转变立场的主要病根之一。
(二)为什么怕把自己划成右派?
怕的心情持续时间相当长，经初步分析，怕的原因主要有三：
第一、由于思想未获得彻底改造，在许多大是大非问题方面，如对于党的领导、党的重大方针政策、历次重大运动等，自己的想法看法，和右派分子有不少相同之处。因此在鸣放期间，自己的思想意识跟着右派跑了一阵，作了他们的俘虏，这就必然是到反右期间做贼胆虚，怕这怕那。
第二、正因为自己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不能用无产阶级观点看问题，一味疑神疑鬼，患得患失，对于右派分子的反动本质不能认识，这样就越发加重了怕的心情。回忆反右派初期不了解什么叫右派，以后说应以毛主席所指示的六项标准来认辨香花和毒草，我认为还不够具体，同样犯错误，可解释为右派，也可以不，反正还不是碰运气，该谁倒霉谁就是右派。这充分说明了我当时的右倾思想是严重到什么程度。右倾思想和温情主义越不能克服，在反右斗争中越不能得到应有的锻炼，越不能洞察右派的底细。
第三、由于我对于大是大非模糊不清，对于右派的反动本质不真认识，因此不能把右派分子和中间分子很好地区别开，时而感到自己是中间派，时而又感到也可以说是右派，莫名其妙的疑虑和惊慌心情，不自主地油然而生。
有同志问反右派期间为什么我怕右派，特别是怕和他们打交道?——其实直到今天这种心情还隐隐约约的有。小巫见大巫，同是巫，见了面没话说，也说不到地方，甚至不但摸不到右派的底，还可能被他们摸自己的底。右派分子某揭发我曾向他说“没啥，检讨检讨就行”，这是一个例证。
(三)为什么我安於作中间派?
当同志初次给指出这一点时，我还不大服气。谁甘心落后，作中间派呢?深入检查，确是这样。反右末期，别人说“争取中间”、“中间派也可以挂帅”，我听到不但不引以为戒为耻反而欣赏、心安理得，处理右派时，过严伤心；这不充分说明是安于作中间派是什么?
安于作中间派的原因，在于不真正认识它的本质和危害性。
中间派是一种过渡状态，是有两面性的，也就是说，既有社会主义的一面，又有资本主义的一面。中间派或者是在一些问题上明确，在另一些问题上怀疑。例如我，我对镇反运动的意义明确，而对于反胡风运动则发生怀疑；或者是在原则问题上明确，在具体问题上模糊，例如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对国内外敌人作斗争，这一基本原则我是认识的，而到右派猖狂向党进攻时就模糊了，就怀疑他们是否真正反党；或者在政治问题上明确，在业务问题上模糊，例如我对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一真理是认识的，而在党能否领导科学，在所谓“内行当家”问题上就模糊了；或者这一时期坚定，那一时期动摇，我的政治立场正是这样；或者是在别人的问题上明确，在自己的问题上模糊，例如我痛恨贪污，必须彻底反掉它，但三反时，有人怀疑我经手的小家底，我总是耿耿于怀，搞不通。以上说明了中间派的实质，也说明了我的政治立场。
这种不稳定的过渡性的中间状态，不是向左，便是向右，在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不调和的你死我活斗争中，在政治上长期保持中间状态是无法想像的。如果安于现状，不再前进，不向左转，以求社会主义思想压倒资本主义思想，那么就有向右倒过去的危险。中间派是半个敌人。今日的中间派，不加速自我改造，发展下去就可能成为右派。这是多么可怕。
解放后几年来，党非常信任我，让我担任重要教学工作和职务，给我高的政治待遇。我参观过土改，充任过省的特邀代表，出席了科普协会和北京市教育工会积极分子大会，听过多次重大政治报告。党一直在培养我，教育我，爱我弥深，望我弥切。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条真理我是理解的。我在历次运动中是没有或少有抵触情绪的。我内心也是热爱党和毛主席的。我看到祖国到处洋溢着新的生命新的气象和无限光明幸福的远景，我听到毛主席越来越健壮的情况和为国勤劳到各地视察的动人事迹，内心感到万分兴奋和欢欣鼓舞。我过去总认为是永远跟着党走，和党一条心。通过这次思想检查却不是这样，不是和党一条心，而是三心二意，和党有距离。
党信任我、培养我、爱护我，而我却和党三心二意，貌合神离。什么道理?现在，从以下三个阶段来检查分析：
(一)解放以前
我出身地主剥削家庭，在旧中国又是一帆风顺，解放前虽然看到国民党反动统治腐朽透顶的情况也很气忿，但由于资产阶级统治和我自己的阶级利益基本是一致的，因而我受旧社会的腐蚀毒害颇深，我躲开革命走，我为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利益而服务。这就阻碍着我不可能对党有所认识。这从以下的事实可以说明。
我曾同意救国必先统一、攘外必先安内的谬论，曾对蒋匪怀着幻想。回忆西安事变时，希望蒋被释放，抗日战争时，对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说法半信半疑，直到解放初期，我听到喊打倒蒋介石，还觉得刺耳。
那时，我对革命运动，如罢课、罢教、反饥饿等等，能躲就躲。不上课，正好乐得清闲。
直到解放前夕谣传共产党残忍，如活埋人、拆散家庭等等，相信的多，怀疑的少。偶尔听到、读到进步的言论，也欣赏，但只限于欣赏而已。
(二)解放后到1956年社会主义革命高潮到来
总的说来，我对历次重大运动的意义和必要性，有一定的认识，也不抗拒，但思想深处多半另有想法和看法。认为土改对地主斗的过火。抗美援朝初期，有崇美思想，害怕，在相当时期内还希望调到距海远的内地工作。儿子参军时，口里同意，心里反对。镇反时，因家人无镇压对象，不大关心。反胡风认为小题大作。肃反时觉得过火，而且还有怕搞到自己头上的隐约心情。对农业合作化运动也欣赏兴奋，歪曲的谣传，一般不相信，但有时又动摇。有过这种想法：误认为历次运动都是党一号召，少数积极分子看眼色行事，群众跟着跑，并不是大家自觉地干，想到谁，谁倒霉。
我对于党和国家的政策法令和基本制度，同样是理论上认识，也拥护，但一碰到某些同个人利益有冲突或同资产阶级阶级意识有矛盾的具体问题，就动摇、模糊以至抵触。我拥护宪法，但自从党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特别是两个万岁时，思想深处有民主党派和党平起平坐的因素。我赞成民主集中制，但又觉得集中有余，民主不足。所谓资产阶级的民主，在意识里时而冒尖。我理解并拥护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但是由于解放前我在某警校兼过半年多课，在国民党匪军某部演讲过一次，由于我不能正确地对待自己的历史问题——实质是不信任党。当肃反时我便疑神疑鬼，自外于人民。我理解统购统销政策，但一到排队时，就有点心烦，甚至怀疑制度的本身。
以上说明了在我的意识中，不可协调的社会主义思想和资本主义思想是同居共处的。自然它们不是完全相安无事，而是互相消长，一起一伏，在很大程度上，资本主义因素占主要成分。以上也说明了我的政治立场是左右摇摆的，我对党是有信有疑的，并且是向右摆和怀疑的时候多。在这种情况下我同党的关系必然是不即不离，貌合神离。
(三)从1956年社会主义革命高潮到来以后
按理讲，我应该越来越进步，事实不然，自从社会主义革命高潮到来以后，越来我的立场和思想越右倾了，同党的距离更加远了。这在本小结的一开始已作了一定的说明和证明，这里只补充一些重要的事实，并着重地进行分析批判。
首先就对我校党组织的看法和态度来说。我误认为党主要是搞思想工作的，特别是搞运动的。我不了解党和行政的关系，认为党政不分，认为大小事不通过党办不通，认为非党员领导同志没什么权，我知道党员领导同志都是从事革命多年出生入死的老干部，也佩服他们，但认为如果不是大学毕业，没当过教授，难以领导高校业务。这是“内行当家”思想，实质上是否定党对高校的领导。
党基层在系里如何发挥领导作用，如何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我不了解，不问也不敢问。我同样认为党基层主要是搞学生思想工作的。我系的党员同志，究竟有多少?有哪些人?模模糊糊，我申请入党动机不纯，主要是想镀金，中请后久无下文，心想不入也好，放松了自我改造。
一句话，不真正认识党的性质，口头上拥护党，主观愿望也要跟着党走，思想深处是怀疑党能否领导高校的业务。
再就同党的关系来说。我因宗派思想浓厚(后边另有检查)，便认为党是会有内外之分，远近之别。我自外于党，想靠近，但又怕又疑。
显然从1956年以后，我对党的看法更不正确了，我同党的关系更疏远了。鸣放期间我几乎离开了党，离开了人民队伍。那时我已成了右派分子的俘虏，为他们起了助威作用，给党带来了大的损失，每念及之，十分痛心。
我所以越来和党的距离越疏远，基本原因在于我在民主革命时期，思想意识还能跟上革命形势，还能接受新事物，即使有些抗拒，也不大；到了社会主义革命高潮到来，客观形势一日千里在发展着，而我的思想远远落在后边，正像毛主席所说的我成了梁上君子，和新事物有了更大的抵触。
以上所述充分说明了我长期处于中间状态，而且是向右多于向左摇摆的中间状态。
在我的思想意识里，存在着浓厚的资产阶级腐朽的个人主义。这突出表现在名利思想、宗派思想、骄气暮气和抱残守缺四方面。
(一)名利思想
关于我的名利思想，在向党交心和别人揭发的大量事实中，已充分说明，已尽人皆知，不拟再多叙述。
我的名利思想，有其阶级根据、历史来历和发展过程。我出身破落地主家庭，在求学时代，一方面因为家里长期负债，亲身受过高利贷剥削的苦处；另方面又因为我母亲有体己(私产)，放过帐，也尝过剥削人的甜头；特别是后一方面对我影响更深更大。回忆我在十五、六岁时，到寒暑假为母亲记帐、算帐、收帐，眼看着一百串钱上长成为百二百三，在我灵魂深处，种下很重的发财观念。我1942年大学毕业后，拼命攒钱，寄回家去，曾幻想把外债偿清后，重想在家置田修宅，重爬上不大不小的地主崖上；曾幻想有良田三几顷，好宅一所，以娱晚年。
这种幻想，抗日战争以后，由于正像毛主席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里所分析的那样：想发财但是赵公元帅总是不让发财，因此开始破产了。到解放以后，按理说应该完全扑灭了。不然，在1957年以前，因为得了一些稿费，成了小有财者，在名利双收的情况下，我的腐朽的名利思想，反而又滋长了。在名利思想支配下搞工作，为害之大，遗毒之深是莫可言喻的。
(二)宗派主义
我的宗派主义思想根源也是深的。我在大学时代已开始搞小圈子，有小集团。我有宗派主义思想。我这种宗派思想，虽然经过三反运动被彻底批判了，我也曾主动地克服它，但根子没挖净，它随时在冒尖。
宗派思想是阶级社会的产物，是资产阶级进身的阶梯之一。有这种思想必然是有亲疏之别，发展到严重程度时，便会不论是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我在这方面曾发展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抱有这种思想不可能搞好团结关系。我和同志搞不好关系，责任主要在我，而我的宗派意识又占主要成分。
(三)骄气和暮气
解放后因为搞冷门，和苏联专家一知半解地学了一点东西，曾一时博得了所谓不相称的专家称号，自己莫名其妙地骄傲起来了，正像青年同志送给我西瓜里所指出的飘飘然了。
1955年前后，在中学里，这讲演，那报告，凭着一张嘴，曾博得一些掌声，自己便腾云驾雾莫知所以了。近几年早已感到腹内空空，声誉日非，不但不急起直追，迎头赶上，反而要装门面，撑架子。通过双反运动，经同志们的帮助，当头一棒，才使我开始清醒。清夜扪心，每念及此，实不寒而栗。
尤其痛心的是，我才五十刚过，正应鼓起干劲，力争上游，正应把自己的所有力量献给党和人民，恰恰相反，我已满足现状，开始有退坡思想。很多工作不能按时或很好地完成任务，不是更加鞭策自己，而是自谅自解。自骄使人退步，再加上暮气，长此下去，何堪设想。
骄气、暮气的产生，在于我目光浅短，只看到个人眼前的利益，看不到六亿人民的利益，只为自己打算，作个人生活的奴隶。
(四)抱残守缺
首先就红的方面说。我抱着处处为个人打算和个人享受的人生观，当然谈不到红。我自知政治水平低，思想落后，却时常想表现进步，装出积极的面孔。通过反右派的考验，已充分说明了我已落后到可怕的地步。
再就专的方面来说，地理教学法这门科学建筑在地理学和教育学两方面的基础上。我的专业基础不坚实，而且有很多空白点。我在教育科学上可以说一切都得从头学起，我的真实情况就是这样。这是多么残多么缺！
不知、不行，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知以为知，不行强装行；可怕的是抱残守缺，固步自封。校长曾说有人正在吃老本，我感到像说我一样。
在全国各方面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大跃进的形势之下，在全民开展整风人人自我革命自我改造无限振奋心弦的形势下，我有信心有决心脱胎换骨地割去资产阶级的尾巴，彻底改造自己。
我深切体会到，不烧不痛，不痛不破，不破不立。破和立是互为推动相辅而成的，是矛盾的转化和统一。我除保证把心向党交真、交净、交深、交透，争取同志们帮助、群众监督外，并将在思想小结基础上，订好个人红专规划，争取在三年内达到红透专深，成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
1958年5月2日
我的主要问题，在政治立场方面是：安于中间状态，和党三心二意；在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方面是：名利思想严重，宗派主义根深，暮气沉沉，抱残守缺。根据我的主要问题和现有基础，提出以下奋斗目标。
以党员标准要求自己，彻底转变立场，尽早作左派，并争取入党；遵守又红又专、虚实相结合的原则，不断充实、提高业务水平，出色地完成党和政府交给的任务，于三年内把自己改造成为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
1、在已破和继续大破的基础上，及时巩固收获；在破而立、再破再立、破和立相辅相成的过程中，彻底改造自己，达到大破大立。
2、时刻检查思想，特别是名利思想，事事考验政治立场，坚决服从党的领导，把心交给党，随时向党总支汇报思想情况，暴露政治观点。
3、虚心接受别人批评，克服过去把意见包下来而不坚决改的缺点；积极给别人提意见，扫除过去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错误思想，真正作到闻过则喜，与人为善。
4、主动参加政治运动，在实际斗争中锻炼、提高阶级觉悟；认真学习政治理论，有计划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提高政治理论水平。
5、积极参加平时的劳动锻炼，争取利用假期下乡从事农业生产，树立劳动观点，培养工农所具有的思想情感。
6、遵照我校所制订的教研组的工作条例，作好教研组领导工作。在工作中，切实贯彻党在文教方面的方针政策，认真执行校系的决议。协调同其他教研组的关系，作到互相配合，密切合作。保证和同志推心置腹，彻底而干净地消灭不团结现象，发挥集体力量。
7、清除过去认为搞全校教育实习是额外负担的错误想法，认真负责地协助教育实习主任委员，搞好全校教育实习的领导工作。
8、克服业余办社而又不办的思想，依靠党的领导，密切联系群众作好九三学社交给我的任务。除在执行任务中锻炼、改造自己外，并在九三从资产阶级性质政党向社会主义政党的转变过程中，发挥自己应发挥的作用。
1、按期完成教育部委托编写专业教学法试用教材的任务，钻研并消灭教学中脱离实际的现象，在教学中贯彻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批判资产阶级的学术思想和教育思想，并深入学生中，对他们全面负责，作到保教、保学、保用。
2、随时学习中等教育的政策法令，严守教育为政治服务的原则。到附中兼课，开辟试验田，总结教学经验。扩大面向中学的范围，争取到外地按不同类型的中等学校参观专业教学，从中发现问题，研究问题，总结经验，以便从中学里吸取新营养，以提高本身的教学质量。
3、打掉臭架子，剥去假面具，不知不会的从头学起，有计划有步骤地补足业务方面的不足，为进一步从事本专业教学法的科学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4、根据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方针，结合着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教育组的规划，展开本专业教学法的研究工作。
5、制订并严格执行培养计划，按期完成培养助教和进修员的任务。
6、在社会工作方面，扭转过去“抓的面广都作不好”的现象。今后要致力于以专业学会和科普为中心的社会工作。其他临时工作，则根据当时具体情况，量力为之。
三、克服个人主义思想，改进工作方法，保证规划的实现
1、常找党员同志谈思想问题，主动争取党的教育培养。在小组生活中，在教研组里，大胆暴露思想，争取同志们的帮助和监督。
2、今天的工作，今天一定作完，决不拖拉，向暮气进行不调和的斗争。
3、订好工作计划，遵守多快好省的社会主义工作方法，定期检查工作并向党委总支汇报情况。
1958年5月17日订
来源：《拔白旗、插红旗： 北京各高校双反运动大字报选》，北京： 人民出版社，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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