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8-5-10 作者：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所长, 王应睐
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所长、王应睐我出身于资产阶级的家庭，青年时期受资产阶级的教育，抗战以后到国外留学，对国内情况长期隔膜。抗日战争胜利后，我抱着很大希望回国，但国民党对进步人士不断迫害，使我对政治深感不满，一心从事科学研究。解放前夕，我对国共和该还存有幻想，当时对共产党不认识，甚至还抱着怀疑的态度迎接上海的解放。
我对党对科学事业的领导方面，有许多不正确的看法，我虽然了解党对科学事业是重视的，但最初我认为党只要支持科学工作，为科学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就够了，至于科学应该如何发展，这是科学家的事。过去在讨论生理生化研究所的研究方向时，有位党委领导同志表示对生理生化科学不懂，要让所里自己搞，我当时满怀高兴，认为这样省事，可免不必要的干涉。科学院上海办事处成立时，我认为它只限于政治上的领导和为各所的研究服务，随后办事处成立调研科，我甚至怀疑党对科学家是否还不够信任而要设这个科。其实，我是没有认识到科学研究是为社会主义服务，而要达到此目的，就必须有党的领导，单靠非工人阶级的科学家是像不好的，这不是信任与不信任的问题，而是对人民负责的问题。这次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中，我更深刻地认识到科学发展存在着两条道路。例如民盟有派的反动科学纲领是有心把我国科学事业引向资本主义的道路，我当时对反动纲领中的“保护科学家”、“科学的领导”、“社会科学的发展”和“培养新生力量”等问题虽有些地主不同意，但并不能洞悉其反动本质，读过郭沫若院长的驳斥发言后才恍然大悟，可见在科学发展的问题上，自己的思想中还带有浓厚的资本主义色彩。因此，我深深认识到科学工作者不经过彻底改造，不树立工人阶级的人生观，就不能很好的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我对于我所的研究方针，的看法是纯粹从本门科学的发展角度出发的，我认为我国的生化基础差，研究干部缺乏，新技术的应用很落后，所以应重基础的建立、干部的培养，以及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尽管这样的方针基本上符合我国的需要，但是在贯彻时我的想法和做法都脱离了我国的实际，我没有考虑如何结合我国的生产(广义的)实际来推动工作，而是满足于闭门搞研究，以致工作人员对自己国内的生产实际严重地缺乏了解和感情。又因为平日与院外的生产实际缺少联系，使所内的研究成果和理论知识不能在生产实际中起作用。如果长久下去，不但研究成果永不能满足生产实际需要，而且培养出来的干部也将严重脱离实际。
我对于直接领导的工作人员缺少全面的照顾，不深入注意每人的思想情况和组内人员间的关系，未能将全组组织起来，以致全组形成“集体单干”的局面。我对开展较好的工作如琥珀酸脱氢酶、氢基酸代谢等研究注意帮助较多，对比较单调的工作如蛋白质代谢等研究鼓励和关心少，以致使从事后一类工作的同志情绪低落、对工作失却兴趣和信心。这种研究领导方式是一种官僚作风，这与自己对研究工作的错误看法是分不开的。我对研究工作夹杂着个人名位或“功利”思想，把研究成绩视为个人表现和巩固个人威信、个人名位的工具。在选择研究题目上，我采取稳扎稳打，倾向于一些较有把握、较容易获得结果的问题，对于困难大把握少的就不大愿意去做。例如对蛋白质生物合成问题，就不愿投入很大的力气。有一次，我听一位南美洲的老科学家谈选择研究题目的策略，他认为一般科学家应避免大问题，只有天才才可以搞大问题。当时，我很同意他的观点，现在看来这纯粹是资产阶级的“功利”角度的考虑。其实，作为社会主义的科学工作者，只要对人民有利，就必需组织力量全力以赴，不应斤斤计较眼前的小成绩。“功利”思想是资产阶级追名逐利的个人主义思想，这种腐朽思想来自旧社会。因为在旧社会里什么都是靠不住，唯有自己的学问才靠得住，因此旧社会的知识分子埋头苦干，一心巩固个人名位，而选择题目也就找最易成名获利的捷径。
我在工作中存在着保守思想，在研究工作方面过于强调个人的作用，忽视集体力量和群众智慧。在干部培养上，总认为当初自己是几乎完全靠自己的努力挣扎出来的，因此要求年青人都应该如此，而不是因材施教，不是针对每个人的性格和特点加以培养，特别是没有好好地把干部培养工作组织起来，发挥集体领导和集体工作的作用。
由于自己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退隐与个人名位的思想在研究工作中也不断交叉出现。以前对待研究工作是从个人兴趣出发，考虑研究论文的价值，从是否能巩固自己个人的成就和地位着眼。虽然我也联系实际做了一些工作，但主要精力还是集中在自己得意的工作上，对一般工作抱着悠闲的态度，像在科学知识中“游山玩水”。对工作有利于“小我”是干劲十足，而对领导所的行政工作就缺少干劲，而是得过且过，放任自流。现在想来，这种工作作风是属于资本主义办科学的态度，而不是社会主义的科学工作者所应有的。过去我主观上是拥护党的主张，也想搞好工作，但实际上不管自觉或不自觉，做出来的总得到相反的效果，工作计划性不强，习惯于集体单干，片面强调理论问题，讲究功利做法，以致使工作发展受到限制。检查原因，主要是立场思想没有端正。这种目光短小、只顾眼前，把研究工作引向牛角尖，把知识脱离人民的做法，长久以后将会走上“为科学而科学”的道路上去。
我的个人主义的另一表现，是“我不犯人，明哲保身”，温情主义，缺少斗争性。我对人对事是立场不鲜明，爱憎不分明，缺少劳动人民的阶级感情，一团和气，缺乏原则性。由于息事宁人，常把好事办成坏事。因为一团和气，缺乏批评，形成过去所内出现了高级人员不团结的现象。由于我重业务轻政治，缺乏原则性，影响所内长期来政治空气淡薄。所内有不少人抱有先专后红的思想，与我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在对待所的领导工作上，我总患得患失，有了成绩沾沾自喜，甚至自高自大；碰到困难，就想消极退隐。这种忽冷忽热的情绪波折，大大影响自己的精力，而使工作受到损失。
---- 原载1958年 5月10日《文汇报》
Copyright (C) 2024 Marxist-Leninist-Maoist.
Permission is granted to copy, distribute and/or modify this document under the terms of the GNU Free Documentation License, Version 1.3 or any later version published by the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with no Invariant Sections, no Front-Cover Texts, and no Back-Cover Texts. A copy of the license is included in the section entitled "GNU Free Documentation Licen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