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8-5-26 作者：[待确定]
五月二十三日我在全体干部会上作了一次口头检查，二十五日晚上又经农水单位全体同志的帮助，现将我初步认识作一书面交代。
自从一九五六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修正主义思潮以来，在我的思想中是受到了十分不利的影响。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断断续续说过许多丧失立场、不利于革命事业的话。
一、对于合作化的问题的错误看法：
我在一九五五年在莲塘推广站时由于工作的关系，片面了解一些农业社的财务账目混乱或不健全，因此就考虑到把合作社巩固下去是不容易的，五五年冬提出实现合作化的时候(我在韶关参加肃反)我就从农民觉悟是否赶得上这些问题上出发考虑这样是否太快(是跟个别同志说的)，然而事实证明现在已经化了起来，这就证明我的右倾保守思想是严重错误的。五七年夏，我一度出差到连南去，听说三排的农业社是各队自负盈亏的，因此就联想到像莲塘这么大的社(当时已一千多户)，既然村与村之间有意见，按照各队自负盈亏的办法不就解决了吗?这种想法到去年参加社会主义大辩论时才知道是十分错误的。因为这种做法是排斥贫困的做法(少数民族地区有它的特点)，其结果必然是助长资本主义思想，出现两极分化，使农民走回头路。
二、对匈牙利事件的错误看法：
开始的时候觉得很突然，在讨论(或闲谈)这个问题时我说过“这主要原因是拉科西的官僚主义造成的，否则不会有那么多的工人跟着反革命分子走”，我的这种说法正合了铁托的口气，模糊了帝国主义的阴谋策划和处心积虑的颠覆活动，给同志们予有害的影响，实际上是为帝国主义开脱罪名和张目。这样的看法是直到党中央发表“论无产阶级专政”一文及听了许多次报告后才认识的，然而我已经犯了错误，引起了不良的影响。
三、对工农生活的差异的错误看法：
刘少奇同志说工人和农民的物质生活是差异不大的(大意如此，听传达的)，并说原因之一是城市工人或干部回乡时夸张了自己的生活。我在讨论中说“我是在城市和农村自己体会到农民生活不如工人，不是听人夸张的”。认为刘少奇同志对这个问题的讲话不能说服人。以后又看了谭震林同志的报告，里边有典型调查的事例(不能说“可能是事实”二十三日那天的检讨中口急说错了，当即纠正)，但我认为收入中，工人的收入是一人的，农民的收入是全家的，这点没有说明，认为如果工人全家有收入的话是会比农民好的。我还补充说“工人一个月有几十块钱，农民一个劳动日只有六、七角钱”，我的这种说法是十分错误的，我既没有调查又没有研究，对谭震林同志的报告中的工农收入是个人的还是全家的不确切，就标新立异信口开河，其后果是散布对领导人不信任情绪，破坏党的团结，同时挑拨了工农的关系，散布党对工农之间厚此薄彼，破坏了我们革命事业中相依为命的工农联盟基础。
四、对粮食问题的错误看法：
去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大辩论结合搞粮油猪三包干，因此对粮食问题有所接触，由于我的右倾思想严重，因此一与粮食问题接触便又发生错误的看法，乳源县大布乡56跨57年是统销60万斤，57跨58年则要求尽量自给，但县里给了13万斤统销指标，我自己的态度是摇摆不定的，有时认为全部上缴吧；有时又认为既然县委分配下来了就照样分配下去，(最后是全部缴回，没有分配下去)之所以动摇是从这一错误观点出发：认为机关干部每人每月26斤大米尚且有人喊不够(事实上够，我自己在机关工作就够，出差时吃些客饭就更够)，当地农民每人平均300斤谷怎么够吃?(我驻的水联社是343斤)因此贯彻政策时口硬心软，任务虽然压了下去，但担心58年2月便会有社员缺粮，事情不好办。我向基层党委谈过我的看法认为增产是没有怀疑的，出口没有增加也是没有怀疑的，其所以紧一些是：1、五千万亩粮田复种棉花。2、政府必须掌握800亿斤。我估计是过去统购数大统销数也大而今年则压缩了统购也压缩统销造成的。我的这种看法是主观臆测的，同情了富裕农民的叫嚣，在思想上产生动摇，夸大了粮食问题的严重性，并把这一思想感染别人，而对粮食认为紧也是没有根据的，只是从机关干部由月供30斤改供26斤上看(26斤既够则又何必30斤)，这是对国家正确的粮食政策的怀疑和歪曲。
五、对苏联的一些错误的看法：
我对苏联的看法在一些问题上是违反中央精神的。例如苏联专家不辞劳苦地帮助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央经常对他们表示感谢。但我却因苏联专家住在我们楼上而派有军警在楼下站岗而不满；听说交际科为苏联专家特别举行舞会也不满；听说苏联专家否定我国林孔湘教授的柑橘黄龙病研究(林已为右派分子)认为是瞧不起中国专家而不满。
对苏联与东欧民主国家的关系也是有错误的。如苏联应当时波兰总统贝鲁特的请求委派罗科索夫斯基元帅去波兰任国防部长就不以为然；对于苏波贸易我从苏波会谈公报中提到的波兰对苏所负债务作为弥补过去苏波贸易中波方因比价的损失而取消；铁托在演说中说到匈牙利的领导问题，苏联同意撤换拉科西但要保留格罗，我都认为是干涉兄弟党的内部事务，因此认为苏联这样做是“大国主义”，并因此认为斯大林在“三分非马列主义”中的错误是严重的。我在这方面的错误是受了修正主义思潮的影响，同时思想中存在着与国际主义不相容的狭隘的民族主义。
六、对肃反问题的错误看法：
在肃反中我曾将同志们的昂扬斗志说成是方法简单，并说呼口号没有多大作用。参加地委复查小组工作后，又认为许多轻案重办或把一般刑事当成反革命处理，说有些同志法制观念很差，我复查的案件中50％要减轻处分；从5％左右的标准衡量我又认为农水处的肃反面过宽了；对从宽处理的历史反革命分子蔡△△不是叫他规规矩矩工作将功赎罪而是要他安心工作不要记着肃反的事情，于是蔡向他的妻子说我“有人情味”，我于是受了反革命分子的表扬和赏识，是一个可耻的人。以上是我同情反革命分子、严重丧失立场的具体表现。
七、对技术改革的错误看法：
对农业技术改革我存在严重的右倾保守思想，我曾经认为每亩万斤肥是做不到的，但是去年我自己驻在的农业社的积肥数就证明了我的看法的错误；对于推广三角植我又认为麻烦，其作用与小科密植差不了多少；今春从化县提出要种五亩万斤稻，我认为是做不到的；对于我自己负责的植保工作跃进计划，如果不是地委提出，我是决不敢提在今年内彻底消灭五种病虫害，而直至最近我还是信心不强，认为消灭五种病虫灾害或有可能，而彻底消灭五种病虫害我就不敢想象了。我的这些右倾保守思想已经成了大跃进的障碍。
八、对于反右派的错误看法和错误言论：
对于反右派斗争，我初以为“小鱼翻不起大浪”无须小题大做的，因此人民日报发表两篇社论时我便认为会影响鸣放；学生送戏票给罗翼群去看戏受教育我认为没有作用反而会增加罗的反感；右派猖狂向党进攻的许多荒谬言论在我思想上都引起共鸣。例如右派谈职权问题我就认为是事实，谭△△副厅长在农业厅就是管不了事的；右派分子要党拆墙填沟，我认为对，因为90％的墙是我们党员筑起来的；右派说反党不是反人民，我认为有道理，政党和国家不能混为一谈；右派说杀共产党，我认为假如不为人民服务的话当然可杀；右派分子要搞平反委员会，我又认为有好处，让各民主党派参与其事便不至怀疑共产党冤枉了好人。所有这些都说明我的思想很成问题，与右派站在同一立场，帮助右派向党进攻。虽然这些看法都是在学习讨论时表达的，但其后果与右派的发表演说谈话同样起了纵火的作用。
九、对领导不满的错误：
对党委抽调技术干部做其它工作认为打乱了业务部门的计划，特别是有些领导带队下乡去后，自己就回城了，在大字报里使用了“唆狗进簕蓬”这样的句子，把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形容得如此可怕；晚上看戏回来大门上了锁就说“盗贼没锁到是锁了同志们的”；与人谈起张△△副处长的领导时认为他“文化水平低不要要求太高”。
检查之后看看自己说过的话和有过的思想错误实在是严重的，不是对某一问题的错误，而是在很多方面对党的精神的违背，表现得最突出的是关于肃反、反右派、对苏联与东欧国家的关系、对匈牙利事件、工农生活的比较等五个方面。中央说有反必肃，我却用5％左右的标准去衡量农水处的肃反，因此认为打击面太宽，对一些虽然不是5％以内的人而在运动中受到审查一事有不正确的理解。对释放的反革命分子蔡△△不是严词以对反用好言好语，这就是丧失气节，难道我们做了亏心事吗?对另一个反革命释放犯的复信用“并悉你提前释放仅此志喜”是完全丧失立场的表现，完全没有敌我观念。右派攻击党的言论是谁都看得出来的，但我却偏偏觉得有道理。其所以如此是思想上与右派有共同的地方，从相同的角度上看问题；人家说杀共产党员我居然不以为意，这就很难想象是一个共产党员了；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我却感到偏激会影响鸣放，学生送票给罗翼群我为之气忿，综合起来看是怕反革命不敢攻击我们，这除了丧失立场，是找不到其它任何解释的。对苏联和匈牙利事件除了受修正主义思潮的影响和过分相信铁托的演说外，同时也是立场问题，把苏波贸易上的工作缺点看作是大国主义，对罗科索夫斯基元帅任波兰的国防部长一事不是从苏联国际主义好心肠出发去看，而认为总之今天要把他召回苏联就不光彩。我这是反动的中间思想使然。在工农生活对比上主要表现对党中央领导人的不信任，强调自己的独立思考。对单位的个别领导我主要是有偏激情绪和夜郎自大以致无组织无纪律。对合作化和农业技术改革主要是右倾保守思想，思想没有解放，只从现有的技术水平去衡量，认为有很多自然因子还不是我们目前的科学水平所能解决的，另方面就是不相信群众，没有能够估计到群众发动起来的力量是能够解决很多困难的，因此我就变成了前进中的绊脚石。总的来看我的错误的性质是立场问题，虽然有些是思想上的，但归根究底是立场问题，因为首先有着不正确的立场，以致在看问题时产生片面主观的看法，误解了独立思考的意义。
我的家乡是一个封建色彩很浓厚、受资本主义影响也很深的地方(家家都种田和经商南洋)，我的家庭又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从曾祖父起就发奋读书，以后又经商南洋，在抗战以前是个小康之家，抗战中破产了。祖父在南洋年轻时参加过反满的组织，一向拥护国民党，父亲是个知识分子，经过商，做过小职员，以后是教书，没有参加任何党派组织，一向清高自许，向往中间路线，受过李伯球的一些影响，抗战后期开始对“国民政府”不满，言论愤激是口头革命派，对我有很深的影响。我从家庭中接受了一些中庸思想和正统观念，我的学校教育基本是在旧社会度过的，接受资产阶级思想的熏陶。思想发育较早，还在不很适合的年龄就涉猎了一些社会科学的书籍，脑子里装上各式人生观，沾染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习气。因此先入之见害人，参加革命甚至参加了党以后还没有放弃小资产阶级那反动的一面，坚持从“中间立场”上看问题，结果就从这不存在的“中间立场”掉到反动立场上去了，同情右派对自己的党进行叛逆。
思想演变过程大致就这样，错误是一系列的右派言论，辜负了党的教育。我参党时，介绍人曾严厉地指出我思想中的这一阴影(中间路线的影响)，但我没有正视它，因此在阶级斗争中一有风吹草动便经不起考验，向敌人缴械投降。这是惨痛的教训。如果党组织对我进行严格的审查后考虑到我还不是立心向党进攻的话，那么，我诚恳地请求让我留在党内改造。
由于我的立场上的错误，因此在很多问题上都产生了错误的看法，这是很自然的，除了昨天的检讨外现作如下补充：
匈牙利事件发生以后，虽然天天看报，但对谁是革命谁是反革命都不得要领。但自从纳吉宣布退出华沙条约保持中立(10月31日)事情就已经很明显，但我还看不清纳吉的嘴脸，认为当时兵荒马乱风云多变的情况，纳吉也许被反革命所挟持(已有各种党派参加了他的政府，苏军又已撤出布达佩斯)，直到11月4日卡达尔和明尼赫等四人宣布退出纳吉政府另行组织工农革命政府，特别是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欢呼匈牙利人民的胜利》，大局始告澄清，对于纳吉本人的反动面目我是直到工农革命政府宣布了他的罪状后才彻底认识的。这也说明我不敏感，不能从他的一些措施上一开始就嗅出他的反动本质来。
我片面理解独立思考，强调自己动脑子想事情，常常说“尽信书不如无书”，因此在与同志们谈论报纸上的新闻时说过“报纸上的东西只能信一半”也是很有可能的，这样，我的错误是在群众中破坏了党报的威信，把我们的报纸与国民党的报纸等量齐观。
对于选举人民代表，我的态度是不严肃的，认为人民代表作用不大。但宪法规定这是我们的民主政体，那就必须照选，至于候选人的讨论称职与否自有选举委员会把关。例如1956年我对候选人少△△提出过意见也并不很认真，因此很可能说过“选代表是摆样子的”之类的话。这也是非常错误的，破坏了选举人民代表的严肃性。
我搞小圈子是历史性的，在学校读书时就只与少数同学交厚，参加工作以后多同邓△△[8]蔡△△叶△△黄△△[7]徐△△往来，原因是与蔡、叶[26]有共同的工作关系，与邓、黄有乡土之情，与徐则有文史方面的共同爱好。此外我与另一个邓△△关系也好，我佩服他有魄力能较好开展业务。由于我们这几个人都是共产党员，因此在群众中产生宗派主义现象，同志们多次提过意见，年终鉴定往往有这条缺点，但自己没有认真对待，总以为工作关系和个人爱好因人不同在所难免。主观上自己没有疏远党外同志的动机，于是就没有多大改进。现在我详细交代小圈子的活动情况如下：
一、假日一起弄吃，多次盐焗鸡，主其事的多为邓△△黄△△。平时下馆子也往往是这几个人一齐去，吃吃喝喝在一起。
二、唧唧喳喳说闲话，评论工作议论他人。
1、张△△官僚主义调动陈婉娴、谢克明的工作没联系好被对方单位不接受，以致他们回来工作不安心；张又提要抽人成立人事股并挤占植检植保站的办公室；张批评鲍厚莲骑公家的单车来上班而她自己也骑马部长的车来上班；张说她与马部长回河北老家用了多少多少钱，无非是衣锦荣归的意思；说张△△他自己不下乡却说别人下乡补助有钱赚[5]。
2、说过李△△主任作风民主平易近人，但对工作少出主意和检查督促总结，一团和气而单位工作被动；说“你们年轻不知道背历史包袱的苦处”，流露对组织的不满情绪。
3、说过何△△自己不服从分配要求做人事工作，看他以后怎样动员别人服从工作分配。
4、说过潘△做党团组织的工作一直都是挂名不做实际工作的。
5、说过赖△△在县委当过组织部长，奇怪的是现在却那么优柔寡断。
6、说广州中医学院来函了解蓝△△副主任的情况，这个“副主任”事有蹊跷。
7、说过李△△最主观又没水平总之说不清事理，如果认真了会生气；找在校学生谈恋爱。
8、听说邓△△收了韶关女朋友的汇款又不来韶关相见，太不应该。
9、曾△△在秘书组往往自作主张是赖秘书纵容惯了的。
10、秘书科工作忙得团团转像热闹的茶馆。
11、1956年春耕大忙，而我们却像在梦中度过。
12、张主任布置工作很不具体，但限于他的文化水平也很难要求他布置很具体。听说他谈了多个对象东不成西不就是条件太苛，自己年纪大了就别那么苛为好。
以上这些流言蜚语不只在小圈子中说过，对小圈子中人也有批评，如对黄△△的不安心叶△△的自卑没有决心自学提高业务知识。但主要是背后议论别人抬高自己，挑拨是非破坏团结，影响工作和党团与群众关系，把机关中的官僚主义看得太严重散布失败情绪和宗派气氛。看了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以后更受消极影响，学了刘世吾的一句口头禅“就是那么回事”。议论少了些，消极失败情绪却更严重了。我的这些错误是由来已久的，自己也多次想要克服，但又借口客观现实原谅了自己，我决心通过这次运动在同志们的严厉批判和监督下彻底割掉思想作风上的这个毒瘤。
我在去年十二月由乳源下乡回来汇报工作时，张海珍与我谈到单位在鸣放中提及肃反的意见很少。我说“当时的打击面太宽(23人)这部分人是不敢提肃反的意见的”。
我所以会这样说原因是中央提出5％左右而我们单位搞了10％以上，认为是太宽了。这是与右派分子说的“肃反搞糟了”相呼应的，是站在右派的立场，歪曲党的肃反政策，中央的政策是“有反必肃，有错必纠”，农水处的一些平反对象在运动中因某些问题受到审查是完全必要的，我说过“宽”是没有根据的，明显的掉在反动的立场上与右派分子同一鼻孔出气。
在一次学习讨论会上，提到下放干部的口粮标准时，我说按政策是一般参照当地的口粮标准适当调整，举了一个例子是乳源县大布乡的下放干部有一次到基层党委来吵说他们每月只配给17．5斤米而粮站说已经照顾了2．5斤，所以“适当调整”是很灵活的，要看掌握的人怎样掌握，我当时这样说是很不应该的，对同志们的要求下放会有一定的影响，动摇了一些不十分坚定的同志的下放决心。
基层党委提出将县委分配给大布乡的13万斤粮食统销指标悉数上缴回县。我在讨论中是口硬心软的，态度摇摆不定，认为上年度是统销60万斤，如此处理骑虎难下，所以在结束工作时特别对基层党委书记说过“水莲社的一些社员现在已经粮食有限了，恐怕明春二月间就会伸手向政府要统销”。
我的这种看法是十分错误的，口粮的够与不够是没有标准的，要看生产水平和当地原来的生活水平，认为骑虎难下是没有根据的，这是对粮食包干制的怀疑，实际上也是立场问题，同情上中农等富裕农民的叫嚣，向基层党委提出的看法就是做了富裕中农的代言人。
罗隆基提出要成立“平反委员会”，在学习讨论时我认为他的提法没有错，不单只共产党而其它民主党派也可以派人参加。我这样的对待右派的谬论是极其错误的。罗隆基是认为肃反搞糟了，才提成立“平反委员会”是不信任共产党，我的错误是站在“中间立场”觉得这样有好处，民主党派也参与其事便不会怀疑和提意见说我们冤枉好人，实际上我们的政策是正确的，即“有反必肃，有错必纠”，既没有漏掉反革命，也没有冤枉好人，则何须成立“平反委员会”呢?我却作了罗隆基的应声虫。
这主要是指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虽然也感到其不大健康，但觉得结构和语言都很好，特别是对刘世吾“就是那么回事”的口头禅。我曾介绍给邓△△看过，他认为不要介绍给别人看，我接受了他的意见没再介绍给他人了，直到传达毛主席的讲话中提到了这部小说时，我在学习会上又介绍了小说的内容，同时还仔细阅读了秦兆阳修改的小说的细节，足见对我影响很深；此外我还托叶△△替我购1957年“文艺报”的第二期(没有买到)，主要是想看《三八节有感》和《野百合花》。我对这些受批判的作品兴趣如此之大主要是立场反动，把机关单位的官僚主义看得过于严重，对这些不满现实的作品就臭味相投。
林牧同志向我谈水利科的一些青年，工作很好但对入团没有要求，我知道是一个姓林的青年培养多年不成功、另一个李△△是支部已经通过但他不肯补写一份自传(团支部丢失)，我当时有恨铁不成钢的心情，但不应该粗暴地说“那就让他当党外布尔什维克吧!否则布尔什维克哪里来?”我这样是违背了团中央耐心细致团结广大青年的精神，提高到原则上是把入团入党与当好干部做好工作混为一谈，降低了党的先锋模范作用，自己作为一个党员说这样的话是丧失党员立场的。
认为在五五年底五六年春实现全国农业合作化是否太快的看法，不只是一种右倾保守的思想，应该从阶级立场上去认识这问题。农民是小私有者，处在不断的两极分化中，解放后土地虽然回到了老家，但经不起自然灾害的袭击，五三、五四是富裕农民的黄金时代，而贫困的农民已经开始出现出卖生产资料的事例了，我不但没有同情贫困农民的遭遇，反而怀疑合作化过快，这就是与富裕农民同一立场，留恋五三、五四年的黄金时代，由于我出身于一个中农家庭，所以毫无贫苦农民的感情，站在中农的立场上说话，也就是明显的右派立场。
对于大三角植，我认为与小科密植效果差不多，对于小三角植则认为太麻烦与绣花一样，农民不习惯如果因此延误季节是会得不偿失的。对于从化县提出实现水稻万斤亩，我认为是做不到的，因为目前我们的技术水平还不能控制整个生产的环境因素。要求每亩万斤肥，我认为办不到。然而现在每亩万斤肥已经超过了，大三角植已增产了，小三角植也没有贻误农时，证明我的思想是严重的右倾保守，其所以产生右倾保守的原因也是立场问题，五六年底歪风发展严重，积极反对技术改革的是富裕农民，他们不同意把劳动力投放到技术改革上去发展农业生产，而是重副业轻农业要搞资本主义，同时想通过反对技术改革来否定生产成绩从而反对合作化，我却跟着他们一同叫嚣，实质上是同他们站在同一立场。
我对肃反运动初期的高呼口号拍桌子的高压做法认为是很笨的，我思想中总认为肃反应如反特小说反特影片那样搞，因此总想每件案都像陈△△那样一开始就由二三个人专办的做法，其实陈△△案有它的特点，那样做是正确的，而其它的案在开始时使用群众的压力以打击反革命分子的气焰也是完全必要的，我的错误想法是同右派分子说斗争过火了同出一辙害怕群众运动。
叶△△同志跟我谈过几次关于他家的经济问题。他说很难理解每月都寄十五、六元回乡下家中，但家里总说困难。因此我们就算了细账，菜蔬是自己种的，有时买点咸鱼，盐吃不了多少，糖、油、米、布是按规定不是有钱就可以多买的，匡算结果似乎每人每月不超过五元。叶说他家中两人每月有十五、六元应该够了(还未包括农业社的分配)，没有理由说困难。之后我与别的同志谈起类似的问题也曾照此匡算过。
我检查自己思想中并没有对统购统销不满上面说到“不是有钱可以多买”，并非反对统购统销的。
工资改革的时候没有给陈提级，原因是按规定不能提。粮产站的站长对我说过陈对此有意见，但向他说清楚了。五七年邓站长又跟我说按陈的业务水平是应该提级的，过后主管粮产的朱科长也跟我说过同样的意思(因为五六年工资改革技术干部这一摊组织上指定我经办)。但并没有指出我做得对或不对。主要问我补发的问题，我的意见是工资改革中明文规定按陈的具体情况是不能提级的，如果现在提当然不能从去年四月份补起。此后怎样邓、朱都没有再跟我谈过，我考虑这事与我的关系不大。
在工资改革中，行政人员的工资改革不归我搞(连事业费开支的行政人员都不归我经办)，我只听赖秘书说过行政干部的提级草案是干部科提的，徐△△原拟提一级，经农林水的同志评议后改提两级，而曾△△同志原草案是提两级的，评议后改提一级，这件事我没有参与也不大清楚，徐△△同志提了两级是否恰当与我无关。
有一次在团支部会上传达直属团委关于处分团员张△的通报，有的同志并谈到上次传达处分团员梁△△，我是认识这两人的，而且知道他们都是老团员，张而且是游击队出身，因此我在会上谈到一个人的革命能动性和自我教育锻炼的问题，说张△小小年纪就进山打游击，梁△△很早就是专署团支部的支委，在共同的革命环境中有些人进步了，而有些人掉队了，就是个人的革命的能动性不同，接受组织的教育和自我修养改造的不同。我的意思是说犯错误不能埋怨组织没有教育而应该从自己是不是认真接受教育和改造上检查。我当时是团支书主持这次支部大会就多说了一些话，也许我说得不对，但并不是在宣传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
由于去年春节期间有一些党员回家省亲逾期不回机关，其中最突出的是余△△和黄△△，我认为有些党员入党后骄傲自满、无组织、无纪律连群众都不如，我在支部会上提过，也许在其它场合也说过，但并不是一般地认为共产党员不如群众。
我检查对这个问题思想是明确的，与其他同志的看法一致认为是必要的，是为了挽救匈牙利的社会主义。苏联应不应该出兵是看站在什么立场上，如果是站在中间立场则连中国人民志愿军帮助朝鲜人民抵抗美帝也会被认为是侵略朝鲜的，我没有说过苏联不该出兵的话。
对于这个问题我的看法与同志们是一致的，认为应该联系历史去看一个人，特别是一些老牌右派，联系历史就可以一目了然，如章伯钧看他在历史上曾拟在华南搞武装向共产党讨价，以后又带美国的口信要共产党别一边倒向苏联则美国可以给予若干贷款等，这样一来便可使人容易认识他的右派面目。
关于我的错误，经过同志们几天来的帮助及昨天晚上党支部负责人的分析与启发，使我对错误的性质较前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现作如下检查，希望继续给我予批判和帮助，我愿意弄清思想，彻底改造。
社会主义制度，我有许多错误的看法。尽管我笼统地承认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但对于作为社会主义的内涵的某些基本政策和措施却采用怀疑的态度。
农业合作化这是一个显明的真理，但我在其发展的速度与组织的规模上都有怀疑。五五年我在英德莲塘时看到一些社的财务账目混乱，社员不习惯集体生产的新方式形成窝工浪费的现象，认为要把现有的社巩固下来还须九牛二虎之力，因此在当年冬提出1956年全国实现合作化时就认为农民觉悟跟不上，原有的要巩固下去已不容易，全国实现合作化后抓不过来，巩固不下去也是徒然的，因此认为发展太快了。合作化以后办了许多大社，我对办一千几百户的大社是抱否定态度的，在莲塘时我就认为这个三百多户的社已经是机构庞大调度不灵，接着又扩大到三个乡一千多户合为一个社，思想上就更不以为然了，认为是很不实际的做法。57年春知道了该社队与队之间有意见，便更肯定了自己的看法。这年秋我到连南三排出差，了解到瑶区的社是各生产队自负盈亏的，就认为这是大社的出路，曾想把这种做法介绍给在莲塘的同事们。后来因为别事耽搁同时也认为他们未必不知道这些经验。我看到的是个别的情况却作出了全面的一般的结论：“合作化太快；大社不好”。这就铸成了我的大错误。现在合作化已经化了起来，虽然完全巩固尚待一些时日，但没有垮的铁的事实证明我过去的看法是非常荒诞的。而“大社不好”、“各队自负盈亏”的看法也在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大辩论，批判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过程中，逐步认识了大社之所以难办是因为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在作祟，而采用各队自负盈亏的做法正是富裕农民求之不得的，适足以助长其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发展，达到其首先是富裕农村排斥贫困农村，然后是富裕户排斥贫困户，最终是取消农业社走老路的目的。关于这个错误我过去(甚至是最近)仅仅看作是严重右倾保守的问题，现在看起来是必须从立场观点上去认识，农民是小私有者，处在不断的两极分化过程中，唯有合作化方能使农民摆脱两极分化的命运。解放以后土地虽然回了家，但小农经济经不起自然灾害的袭击，53、54年是富裕农民的黄金时代，而贫困农民已经开始出现出卖生产资料的事例了，我没有同情贫困农民的遭遇，对于大社的困难不是从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严重的富裕中农身上去找原因，反而对有利于富裕农民的各队自负盈亏大感兴趣，这就不能不归结到自己的家庭成分(中农)，因此站在富裕农民的立场上维护富裕农民的利益，留恋53、54年的黄金时代，发出“合作化太快了”、“大社不好”的谬论来。
粮食的征购也是社会主义在过渡时期不可缺少的一环，粮食过多地留在农民手上就一定有利于富裕农民的自发倾向，促成农村的两极分化。我虽然在口头上认识这一真理，但在接触到实际问题时就有不同的想法。去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大辩论时结合粮油猪的三包干工作，我的态度就摇摆不定，总的看法是社员的留粮太少(我蹲点的水联社是人年343斤原粮)，对于县上拨下来的13万斤统销指标，虽按基层党委的意见动员社员原数上缴回去，但总觉得亏心，骑虎难下，估计有一部分吃了过头粮的社员次年二月就会向政府要统销，把问题看得非常严重，我结束工作时就向基层党委提出了我的这一看法。回到机关有一次在讨论下放干部的口粮时，我说了是按下放地区当地的水平适当调整，而这适当调整是很原则和灵活的，要看掌握的人怎样运用，于是就举了乳源县大布乡的例子，下放当地的下放干部到乡里反映他们每月只有17．5斤大米不够吃，而粮站说按当地社员水平只有15斤，已经是照顾了2．5斤。诸如此类都说明我对粮食政策是有怀疑的，思想里贯串着一个基本概念就是农民留粮太少不够吃，自己俨然做了亏心事一样。其实够不够吃是没有标准的，如果说有那就是生产水平和当地原来的生活状况，解放前的大布乡每年都调出粮食，因为土地和粮食都掌握在地主手里，贫困农民实际上能吃到的粮食是可以想象的。解放以来年年增产，没有外调也没有地主剥削，所以生产的粮食都归农民自己所有，口粮也大大地增加了，如果还嫌不够那只能怨自己生产没有搞好，而农村中真正叫嚣粮食不够的实际上只有富裕农民，他们在53年掌握着大量的余粮进行投机买卖，对54年以后实行的统购统销政策是深感不满的。我的错误是同情富裕农民的叫嚣，虽然我家没有余粮，粮食征购并没有触及我家的利益，但我出身于这样一个中农家庭，就本能地维护着我所熟悉的这个阶级的利益，因此也就对这个中国人民谁都懂得的真理表示怀疑和动摇。在工农关系的问题上我也有错误的看法。57年《人民日报》发表工农生活都有改善的社论时，我在政治学习的讨论会上就认为问题不在于都有改善，而在于目前工农生活的差异，因此对刘少奇同志在广州的讲话中这方面的论述也认为是不能说服人的，而当前工农生活的差距并不像刘少奇同志所说的差异不大。接着谭震林同志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他的调查报告，在这些领导人的调查研究的千真万确的事实前，我还是认为不能说明问题，上述证明我对这个问题有着自己十分顽固的看法。一直认为工人的生活远胜于农民，认为政府偏爱工人，心存不平的情绪，平常的闲谈中就往往说工人每月多少钱，农民每年才多少钱，难怪农民流入城市等，其实这都是毫无根据的片面之见，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在当前的生产水平上工人所创造的劳动价值远远地超过农民，按照上述的分配原则工人的收入略高于农民也是天公地道的，其次是农村与城市的生活费用也不同，城市要付出较多的货币才能享受到农村只要付出较少的货币就能得到的物质生活，再其次是政府这些年来对农村所投放的干部力量也足以说明政府并非偏爱工人，工农联盟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按劳分配是我们现阶段的分配原则，这都是社会主义最基本的东西，我对工农生活差异的看法已涉及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违反宪法、挑拨工农关系、破坏我们革命事业相依为命的工农联盟，散布党对工农生活待遇的厚此薄彼，散布对党国领导人的不信任情绪，这都是严重的错误。
小结：从上面我所犯的错误来看，并不是个别的认识问题，而是对社会主义不坚定，以致在接触到具体问题时就发生怀疑和动摇，原因是我的阶级本质没有改变，当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提到党的议事日程上来，改造小私有的矛头接触到我那本阶级利益的时候的反应。我没有改造好，在革命的紧要关头犯了立场的严重错误。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上明文规定中国是工人阶级通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右派分子是想推翻自己曾经举手通过的这一条。我虽然是共产党的一员，然而在许多问题上对党的领导表示不信任，与右派分子的观点相同，不自觉的配合右派向党进攻。在肃反运动中，我表现了很右的观点，曾将同志们的昂扬斗志说成方法简单并说呼口号很笨收不到什么效果。参加地委复查小组的工作认为许多轻案重办，有些同志法制观念差，在大鸣大放时又对张海珍说过当时打击面过宽，现在这部分人是不敢提关于肃反的意见的。严重表现了右倾观点。而在行动上则敌我不分，对宽大处理释放回来的历史反革命分子蔡△△说“回去好好工作，不要记着运动中的事情”，以致蔡对其妻子说“李万铎有人情味”。可见我的敌我不分。另一个历史反革命分子陈△△提前释放后写了一封信给我(他是我当年除虫队的同事)，我在回信中居然写了“获悉你提前释放仅此致喜”，严重丧失立场，认敌为友。检查我的思想是同情那些不属5％，但因某些问题在肃反运动中被作了必要的审查的人，因此有“过宽”的说法，在中央提出国内的敌我矛盾已基本消灭以后，我就以为是完全没有了敌我矛盾，从此天下太平，对这一类人就不是考虑继续改造，而是考虑怎样调动他们(作为积极因素)。去年夏天，右派分子借帮助党整风为名大举向党进攻，企图夺取人民民主政权，建立资产阶级专政，在这样一个阶级斗争的紧要关头，我经不起考验，解除了武装投降了右派。右派分子叫嚣“有职无权”，我认为是事实，谭副厅长在农厅就是不顶事的；右派分子要党拆墙填沟，我又认为对，林书记都说90％的墙是我们筑起来的；党和国家不能混为一谈；右派分子说杀共产党人假如你们不为人民服务的话，我认为国民党之所以被打倒就是因为不为人民服务；右派分子提出平反委员会我又认为有好处，让民主党派也参与其事便不致说我们共产党冤枉了好人。从以上种种可以看出我是同右派分子同一鼻孔出气的。《人民日报》发表的两篇社论，我却认为言词偏激，会影响鸣放，大学生送票给罗翼群，我又认为徒然增加罗的抵抗情绪。反右派提出来了我又认为几条小鱼翻不起大浪，对反右派的东西我却不感兴趣，这么鲜明的对照使我今天回过头看也觉得胆战心惊。虽然我的这些看法都是在小组学习时提出来讨论的，但引起的后果与右派的放毒纵火起了相同的作用，错误是十分严重的。对组织我也有不满情绪，地委抽调技术干部出差我认为打乱了部门的计划造成部门工作的被动；对杨△△部长去年率领我们去乳源整社旋即回韶不再去了感到不满，在大字报上用了“唆狗进簕蓬”这样耸人听闻的句子，把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形容得如此可怕；对领导上决定农林水搬出专署把房子腾作俱乐部认为是官僚主义；对地委的领导生产认为是主观主义；每亩万斤肥水稻万斤亩我都认为做不到；大三角植小三角植我认为麻烦费工耽误了季节要得不偿失的。检查我的思想对地委是有不满情绪的，认为党委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看了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后思想更加偏激，假如那时有人搞大民主我也有可能去参加。这就根本不是一个共产党员的思想感情了，中央提出要整风除三害，正是党的英明及时发觉了我们党内有三害的萌芽而不是像右派分子所说的那么严重，我的看法却与右派相通，从内部去锹党的墙脚。
小结：从上面我所犯错误事实来看，对于党的领导是不信任的，对肃反运动有怀疑才会同意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对反右派也有怀疑才会认为“小鱼翻不起大浪”何必小题大做，从许多方面都怀疑党的领导的正确，原因就是中间路线的立场改变不了。对于右派政客反对党的领导要分廷抗礼的要挟也觉得理所当然，我虽然入了党，但思想没有改造好，于是在黑云满天的时候就经不起考验背叛了党投降了敌人。
自从1956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修正主义思潮以来，在我思想中受到了非常不良的影响，对一些国际问题接受了修正主义的观点，尽管我对南斯拉夫在两大阵营间的投机立场感到可鄙，但铁托演说中所举的事例我却认为有几分可靠，一个党的总书记不至于捏造事实，匈牙利的反革命暴乱我就如铁托所说认为主要是拉科西的官僚主义造成的，否则不会有那么多的工人跟反革命分子走，这样的说法实际上已为帝国主义的颠覆活动开脱罪名，正确的看法应如中央指出的人民的正当不满被反革命分子所利用，使事情的性质由内部矛盾变为敌我矛盾，假如没有反革命分子插手其间事情是不至于闹到这步田地的。波兹南事件以后苏方将罗科索夫斯基元帅召回苏联，我对这事固然也知道当时是应波兰总统贝鲁特的请求，斯大林才把自己的元帅派去任波兰的国防部长，但我却不从苏联的国际主义立场去理解死认定要召离波兰就不是一件好事情；苏波经过会谈，决定将波兰对苏联的若干债务作为苏波贸易中波方因比价的损失而取消的事，我又不是从工作缺点上去理解而认为苏联不应占对方的便宜；铁托演说里谈到苏联同意撤换匈牙利的总书记拉科西但要保留格罗继任，铁托则认为格罗也要不得，我就认为这是干涉兄弟党的事务，是大国沙文主义，当然也包括南斯拉夫的铁托；苏共的二十次代表大会揭露了斯大林的错误，本来我们中央已经作出了“七分马列主义三分非马列主义”的正确结论，但我却认为上述几项我认为不好的事情都是斯大林的错误造成的，因此认为斯大林在那三分非马列主义中做了不少坏事情。
小结：我对国际主义的错误看法固然受了铁托演说的影响，但主要应从我的立场观点上检查，正由于我是站在中间路线的反动立场上，用超阶级的观点看待事件。在很早以前就因苏联专家住在我们宿舍的三楼而在宿舍的门口守卫着武装人员而不满，听见交际科专门为苏联专家设舞会也不满，知道了苏联专家批评我国的林孔湘教授(柑橘黄龙病专家)，更为不满。这就证明我的思想在受到修正主义思潮影响之前早已存在着与国际主义不相容的狭隘的民族主义。
我对我的错误的初步结论：
我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家庭，受小资产阶级的潜移默化，养成了小资产阶级的观点和气派，特别是小资产阶级的叛逆性在参加革命和参党后没有进行彻底的清算和改造，在外界不良的影响下，日益严重和发展，终于走上与党相反的立场，铸成今天的大错。错误的性质如此严重，我愿意接受应得的处分。如果党组织对我进行了严格的审查后认为我还不是自觉的反党的话，那么请接受我诚恳的请求让我留在党内改造。
关于我的右派言论经过同志们多次的批判帮助，现全面交代如下，希望同志们能帮助我改造思想。
一、农业合作化方面的错误言论
1、“合作化太快了，农民的思想觉悟赶不上”这个错误言论我是在党中央提出要在1956年实现农业合作化时说的，当时我认为要巩固现有的社已经不容易，全面实现合作化后不能巩固也是徒然的。
2、“大社不好”这个谬论是我在1955～1957年间长期存在的，当时是看见英德莲塘社(粤北第一大社)三百多户，管理上调度不灵，以后又合并附近三个乡一千多户，村与村之间存在意见难解决，就更加深了大社难办的看法。
3、“各队自负盈亏”这种经营管理方法我是在57年夏在连南三排时听到的，由于思想中困于大社的难办，所以认为“各队自负盈亏”是大社的出路。
二、在粮食问题上的荒谬言论
1、认为农民留粮太少，“水联社每人年均343斤不够吃，有部分社员明年二月就会向政府要统销”，我的这一荒谬论断是去年在乳源大布乡搞粮油猪三包干时与同事温土尧在研究驻在社的问题时的看法，后来向基层党委反映过，当时县里拨给的13万斤统销指标已全部上缴回县里，三包干勉强完成已经是骑虎难下，在贯彻基层党委的意图时口硬心软，自己俨然做了亏心事的心情。
2、“大布乡的下放干部每人每月17．5斤米。粮站说已经照顾了2．5斤”，这是在农业处讨论下放干部的口粮标准时说的，我的思想就是认为17．5斤米太少，吃不饱怎么劳动?因为这是按当地水平适当调整的，所以实质上也是认为农民留粮少的思想在作祟。
三、对工农业活待遇的谬论
我一向认为工农生活差异很大，这是农民流入城市的原因。说刘少奇同志在广州的讲话“不能说服人”，认为谭震林同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调查报告也“没有说明问题”，因为我认为党和政府是偏爱工人的。
我在合作化问题上的错误是站在右派的立场，不顾广大农民发展生产的要求，同情富裕农民的叫嚣，所以发出“合作化太快”的谬论来；对办大社的困难不是从富裕农民的资本主义思想上去找原因，反而热中“各队自负盈亏”，助长富裕农民的资本主义思想和自发势力；对粮食问题同样是站在右派的立场帮同富裕农民叫嚣，因为真正对粮食政策不满的只是富裕农民，而粮食过多地留在农民手里也决不是好事，更何况几年来农民的口粮都已有了很大的提高，我的所谓生产粮食的人不够吃是很荒谬的；在工农生活上右派分子在大做文章，我却不看城乡生活费用的差异，不根据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与右派分子一同挑拨工农关系，散布党和政府偏爱工人的情绪。总的来说我是在合作化、粮食政策、工农关系具体问题上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同时还散布了对中央领导人的不信任情绪，对下放干部工作也起了消极影响。
一、肃反问题上我表示了很右的立场
1、说过“呼口号的做法很笨，收不到什么效果”，这样说无疑会打击了同志们的昂扬斗志。
2、参加地委的复查小组工作后对个别同志说过“肃反中有些同志的法制观念很差，有些轻案重办，有些刑事犯罪当反革命”、“我经手的案件中有50％都要减轻处分”、“有一个案件中甚至将梦话也想写进去”，我的思想是认为这样做会冤枉好人。
3、对张海珍说过“当时肃反的打击面太宽，现在这部分人是不会鸣放这些意见的”，我的思想是同情那些不属于5％而因某些问题在肃反中作了必要的审查的人，因此有肃反过宽的谬论。
4、对宽大处理释放回来的历史反革命分子蔡△△说“回去好好工作，不要记着肃反中的事情”，从蔡对其妻说“李万铎有人情味”一事足见我严重的敌我不分。
5、历史反革命分子陈俊运提前释放后写了两封信给我，请求工作、解决生活问题，我在回信中居然用了“获悉你提前释放仅此致喜”的字样，我的思想认为获得提前释放就一定有好的表现，我的思想严重右倾认敌为友。
这些错误是同情了反革命，思想里根本就没有阶级斗争的观念，对党所领导的肃反的正确性发生怀疑，因此发出上述诸多谬论。
二、在反右问题上也错误严重
1、右派分子捏造“有职无权”，我认为是事实，说谭副厅长在农厅就是不顶事的(谭本人承认有职有权)。
2、右派分子叫嚣要党“拆墙填沟”，我认为对，既然90％的墙是我们党员造成的，当然先由我们党员拆和填。
3、右派分子说“反党不是反人民”，我也认为对，党与国家、人民不能混为一谈，反党是受党纪处分，最重的处分是开除党籍，反人民是要受法律制裁的，严重的可以是枪毙(其实我是很荒谬的，难道不是党员就没有反党的么?)
4、右派分子说“杀共产党人，假如你们不为人民服务”，我也认为对，国民党之所以被推翻就是不为人民服务，如果我们不为人民服务的话，也免不了要被推翻，把共产党与国民党混为一谈。
5、右派要搞“平反委员会”，我也认为有好处，让民主党派也参与其事便不致怀疑共产党冤枉了好人。思想里认为罗隆基并不是背着共产党而是要求参与，没有认识到罗隆基是在煽动肃反对象起来反对我们。
6、《人民日报》发表两篇社论《工人说话了》、《这是为什么》，我就认为连题目也有偏激情绪，是会影响鸣放的。
7、广州大学生送戏票给罗翼群，我说“学生是好出风头的，但《南方日报》不应该将之登出来”，我当时的思想没有把右派当敌人，认为这样徒然增加罗的抵触情绪。
8、中央提出反右派了，我却还认为“小鱼翻不起大浪何必小题大做”，思想中还没有把右派斗争看作阶级斗争，没有将右派看作反动派[10]。
从上面的诸多方面可以看出我的右派立场，所以对右派言论表示赞同，而对反右派的东西却有抵触。
三、对党委领导的不满情绪
1、地委抽调技术干部搞中心工作，经常说这样打乱了业务部门的工作计划，造成业务工作的被动，在我的思想里认为党委不重视参谋的作用。散布对党委的不满情绪。
2、对地委领导率队下乡工作往往因事离开不再返回深感不满，在鸣放的大字报上以杨△△部长为例，用了“唆狗进簕蓬”这样耸人听闻的句子，把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形容得如此可怕。在我的思想里认为领导既然那么忙，就不必一定非由地委委员率队不可，挂个名有什么用?没有认识到这是加强领导表示重视和支持每项重大的工作。
3、对于党委提出的亩施万斤肥，水稻万斤亩，我都认为做不到，大三角植我认为麻烦，其作用与小科密植差不多，小三角植如绣花耽误了季节会得不偿失的。总之认为党委领导生产有主观主义。
4、对领导上决定农林水搬出专署大院而将原办公地址腾给俱乐部，意见很大，常说这是典型的官僚主义，对住房问题也很多不满，常因没有固定的住址，认为专署内的房子主要是被家属和保姆们占满了。大鸣大放期间如果有人搞大民主我很可能会参加进去。
我错误地认为党的领导有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因此对党领导的肃反和反右的正确性表示怀疑，对党领导生产认为不切实际，常有不满情绪，同情右派，赞同了右派言论，对于右派政客想搞资产阶级专政与共产党分庭抗礼的企图，也浑然不觉。我虽然组织上进了党，但思想上没有改造好，于是在阶级斗争的紧要关头就经不起考验，背叛了党，投降了敌人。
自从1956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了修正主义思潮以来，在我的思想上引起了非常不良的影响，在许多方面都接受了修正主义的观点，如上述加深了我原有的对党委领导的怀疑和不满。在一些国际问题上做了铁托修正主义的应声虫。
1、匈牙利事件上我与铁托同一口气，认为“主要是拉科西的官僚主义造成的，否则不会有那么多的工人群众跟着反革命走”。其实应该是中央后来做出的论断，人民的正当的不满被反革命分子所利用，使事情由内部矛盾变为反革命叛乱，我的看法实际上是为帝国主义颠覆活动开脱了罪名。
2、56年波兹南事件后苏联将罗科索夫斯基元帅召回本国，我虽然知道当年是斯大林应波兰总统贝鲁特的请求才派苏联的元帅罗科索夫斯基去任波兰的国防部长的，但我却不从苏联的国际主义立场去理解而死认定要弄到召离波兰就不是一件体面的事情。
3、苏波会谈公报决定将波兰对苏联所负的若干债务作为弥补以往波兰在两国贸易中因比价的损失而取消。我对此事也不是从过去工作的缺点及今天苏方的大公无私上去理解而认定是苏联占了波兰的便宜。
4、关于匈牙利党的总书记人选，铁托说苏联同意撤换拉科西但要保住格罗，铁托则认为格罗也要不得。我就认为这是干涉兄弟党的内部事务，是大国沙文主义(也包括南斯拉夫铁托)。
5、对于斯大林的功过中央已经作了正确的评价“七分马列主义三分非马列主义”，我在学习讨论中却说斯大林在这三分非马列主义中做了不少坏事情。
6、对纳吉的看法，56年10月31日纳吉政府宣布退出华沙条约保持中立，这是亲西方的态度。我却抱有幻想曾对潘析说“可能是在反革命的要挟下迫不得已的做法”，一直到工农革命政府成立，《人民日报》发表庆祝胜利的社论后才认识纳吉的反动。这证明我的观点是相当模糊的。
7、苏联专家住在专署我们宿舍的三楼，楼下有武装人员守卫，就觉得住在我们干部宿舍的上面还要戒备森严似乎受了污辱；知道交际科专为苏联专家办舞会又不满；看见苏联专家批评中国专家林孔湘教授的柑橘黄龙病研究又认为你苏联能有多少柑橘生产竟敢瞧不起我们的专家。
我在这些国际问题上的看法是严重的错误，一方面是受了修正主义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是思想中早已存在着与国际主义不相容的狭隘的民族主义。
同志批评我搞小圈子，主要是我多与邓元庆、蔡儒珠、叶应桂、黄云添、徐金池几个人交往。其实也不是五、六个人抱成一个圈。我与邓、黄是乡土感情，肃反期间又安排住在一起；与蔡、叶是工作关系；与徐则主要是爱好相投，徐的水平高，是博古通今的，在哲学文学历史方面都很谈得来，此外我与邓玉皋也多往来，他有魄力能很快打开工作局面，我很佩服。后来交往多了就逐渐谈到领导和同事的闲话，我们几个都是党员，便在同志们中间产生宗派主义的印象，使党群关系蒙受影响，同志们提了多次意见也没有显著改正。这些错误主要在我，邓也有些牢骚，徐却往往提出别多管闲事，黄、叶一般不大发表意见，闲话的内容是评论一下工作，攻击一些同志，现在我都交代出来：
1、李主任平易近人，但对工作要求不严，是家长式的领导，求得一团和气。他说我们年轻不能体会背历史包袱的苦处，言下有委屈情绪。
2、张△△在谢克明、陈婉娴同志的工作调动上没联系妥当是官僚主义，要求人事从秘书科分立出来一定会从技术站挤名额还要求挤占植检植保站的办公室，她批评鲍厚莲骑公家的单车上班而自己也用马部长的单车，自己少下乡却说下乡的有钱赚。
3、高主任为人爽直干脆，可惜工作不安心。
4、何△△老气横秋，自己不服从分配怎能做人事工作。
5、潘△在党团当支委一向挂名少做工作。[12]
6、赖秘书处事寡断亏他在县委当组织部长。
7、中医学院函查蓝光球的“副主任”情况，这事有蹊跷。
8、六个技术站上加设农业科是因人设事。
9、专署内的房子不够用主要是住了家属、保姆，腾农林水的办公室给办俱乐部是官僚主义。
10、李△△没水平又主观与他说不清道理。[11]
11、邓△△收了女朋友的钱不践约来韶不好。
12、叶△△太自卑认为难自学成才将会后悔。
13、曾△△的自作主张是赖秘书放纵的。
14、56年秘书组的工作忙乱得像热闹的茶馆。
15、56年的春耕大忙我们却像梦中度过。
16、张主任安排写材料很不具体要求，写得合不合格也不说，但他文化水平低也难安排得很具体。听说他谈了多个对象东不成西不就是条件太苛，其实自己年岁不轻就不要太苛为好。
以上这些流言蜚语不只在圈子中说过，对圈子中的人也有批评，如对叶的自卑怕难，对黄的工作不安心，但主要是背后议论别人抬高自己，挑拨是非破坏团结，影响了工作和党群关系。把机关中的官僚主义看得过于严重，散布了失败情绪和宗派气氛。我的这些错误是由来已久的，也曾多次想要克服，但又借口客观现实原谅了自己，我决心通过这次运动在同志们的严厉批评监督下彻底割掉作风上的这个毒瘤。
一、关于喜欢看不健康的书籍、文章，解放前我就喜欢看一些小报和禁物，因为从中可以看到一些不同的议论，解放后没有再看这些东西。去年偶然在《文艺报》上看到王蒙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很感兴趣，在传达毛主席的讲话中涉及这篇小说时我介绍了小说的大概。文艺报为了批判需要而重刊《野百合花》和《三八节有感》时，我又请叶应桂同志在韶关代购(没有买到)，对于这些不健康的东西如此有兴趣主要是反动的思想没有改变，所以引起共鸣。
二、进步的人不一定要进党(应指团)的问题
林牧同志说水利科有些干部工作表现很好，但对入团没有要求，我知道他们科的林△△经过长期培养不成熟，李△△是经过支部大会通过但要他补写一份申请书(小组丢失)，没有补写而搁下了，因此我说了“那就由他当个党外布尔什维克吧，否则党外布尔什维克哪里来?”我当时是恨铁不成钢的意思，不是鼓励同志们不要参团参党。但这毕竟是错误的，违背了团中央团结广大青年的精神，把党员和党外同志齐观，作为一个党员来说是没有立场的。
三、党报只能信一半的问题
我歪曲了独立思考的精神，强调自己动脑子想事情，常说“尽信书不如无书”，因此说“报纸上的东西只能信一半”，这是在同志们中间破坏党报的威信，把我们的党报与国民党的报纸等量齐观。
四、选人民代表的问题
对于选举人民代表我的态度是很不严肃的，但宪法上有此规定那就照办可也。在选韶关市的人民代表时，我一方面觉得代表不了意见，另一方面代表资格自有专门机构审查，因此曾对黄云添说过“摆样子的”，这是破坏选举的严肃性。
我的错误的思想根源
我出身于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抗战以前是小康之家，抗战以后破落了。祖父是三民主义信徒，父亲是知识分子，经过商、做过小职员，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没有参加任何党派，一向清高自许，不满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的情绪激烈。他与农工民主党的李伯球(后为右派)有交往，他的中间路线思想对我有影响；我的在学生活主要是在旧社会度过的，还在不大适合的年龄、当还未有正确辨别能力的时候就过早地涉猎了社会科学的书籍，脑袋里塞进了各色的世界观、人生观，习染了很深的小资产阶级气派，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反动的叛逆性，参加革命甚至参加了共产党也没有彻底的清算和改造，往往在中间立场上看问题，在修正主义思潮影响下终于走上了与党相违背的道路对共产党叛逆，错误的性质是严重的，我愿意接受任何处分。如果党组织对我经过严格的审查以后，认为我还不是自觉的向党进攻，那么请接受我诚恳的请求，让我留在党内改造。
整篇材料基本是符合事实的，所谓基本就是说除了我提出的下列各点外是符合事实的。
(一)有些段落是把我的意见加以发挥的
1、葛佩琦(也许是王德周)说“杀共产党人，假如你们不为人民服务的话”，我是以为国民党反动派之所以被推翻是因为他们不为人民服务，如果我们共产党不为人民服务的话，当然也会被推翻。我的错误是纠缠为不为人民服务这个大前提，而材料中却更引了葛佩琦的另外一大番话后将我的意见接上去。
2、反党不是反人民的问题我有错误，这已多次交代清楚，但材料中却加上了右派其它的话，如“……共产党垮了国家依然存在”。这些本来是我批判过的右派言论变成了我的错误言论。
3、“90％的墙是我们筑起的”，我是听报告听来的(很容易查清)，我的错误是认为既然是如此则拆墙填沟也应由我们做起。按该材料的写法和语气俨然成了我发明的右派言论。
4、我说过“尽信书不如无书”，后来将“党报只能信一半”这句话也认了，而该材料却加以发挥了“报纸上的报导是吹牛皮的，只报导成绩不报导缺点……”等等一大串，而且加上了引号，俨然是我的原话的记录。
5、“农民留粮少，生产粮食的人不够吃”是我去年在乳源搞粮油猪三包干时的思想，因此我向乡基层党委提过“水联社(我蹲点的农业社)的部分社员明春就会向政府要统销”的看法。而材料中却活神活现地把根本不是我说的什么“现在有钱买不到，过去有钱买得到”等等加到我的话中去，而且加上引话号。这一问题黄云添多次在斗争会上提出，我都多次否认和解释，是与叶应桂同志算农村的家庭开支时认为粮油布是定量供应不是有钱可以多买的，材料的写法与我的原意走了样。其实正是黄云添自己曾两次对我说起他在仁化蹲点的农业社减了产，过去的口粮多些，现在少了，社员都到董塘墟去买东西吃，以致连糕饼都没得卖(这是意思不是原话)，我当时还说到我蹲点的乳源大布猪肉是不易买，但糕饼倒并不像你们董塘那么紧。这也可以说明一点问题。
6、匈牙利事件的原因我曾错误的认为“主要是拉科西的官僚主义造成的，否则不会有那么多工人群众跟着反革命分子走”，我认为是主要是，什么时候我都没有认为是唯一的原因，材料甚至还加上“不能说是帝国主义和反革命的颠覆活动”这样夸张语气的句子。
(二)有些问题我是作为错误思想坦诚交代并没有向任何人说过的，如：
1、我曾错误地认为苏波贸易中苏联占了波兰的便宜。
2、我曾错误地认为在匈牙利党的总书记人选及苏联委派自己的元帅去担任波兰的国防部长问题上是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
(三)有些不是我说的而且我也未曾有过同情的错误，如：
1、董每戡什么时候说过“大放大鸣，小放大鸣，不放也要大鸣”，我根本就不知道，关于董我只知道他有一首诗“……书生应有嶙峥骨，最重交情最厌官”而已。更谈不上我说过什么“不能看他有企图夸大缺点、无中生有、有的放矢地向党进攻”等等。
2、“共产党亡了，而中国不会亡”这个右派言论我一直都认为是错的，在学习会上及平常我都说过“袁世凯用二十一条把中国卖给了日本，蒋介石用中美通商条约把中国卖给了美国，他们都没有请示你葛佩琦，怎么能说没有共产党领导人家也不会卖国呢?”至于我说断章取义的话是指“杀共产党人”后面还有“假如你们不为人民服务的话”这个大前提。材料却将所有右派言论都和我挂上钩。
3、刘绍棠的文字我只看过一篇是与批判文章一起登载的，我看后曾对叶△△同志说过文艺理论难懂，如果不看批判文章就难了解其错误。《三八节有感》我根本就没有看过，只是知道《文艺报》第二期将重登以供批判，曾托叶△△同志替我购买，怎么能说我看了很赞赏。
4、大跃进地委要求我们今年(1958年)内消灭五种水稻病虫害，我在植检保植站内与叶△△邓△△同志讨论认为防止这五种病虫害成灾是可能的(虽然艰巨)，但要消灭五种病虫恐怕做不到。材料中却写我认为“地委提出来是地委的事”，把我写成阳奉阴违，我不是阳奉阴违而是提出了意见。
5、推广两万部双轮双铧犁，我没有说过是主观主义，我们莲塘推广站在冬瓜铺就使用成功，至于能增产多少，我认为要与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对比。农具站的人常与我谈到推广往往没因地制宜时，我是说过主观主义的。“年头反保守年尾反冒进”这话不是我说的，不过在1956到1957年间倒是从认为农具站工作乱七八糟坚决闹调动的黄云添口中听过不知多少次，说过这话的人倒把错事往我身上栽。
6、徐金池说“要控诉党支部”，我在支委会上对张海珍说“徐金池要告你”，这是因为我知道张收到徐的申诉报告没有交给支部研究讨论，这是徐未离开韶关时，不是去了韶边以后回来说的，徐说的时候有邓△△和叶△△在场。如果说我错了没有反驳，那其他人也没有反驳。
以上写的都是些枝节问题，对我的案情谈不上什么影响，本来我不提出意见也不致加重我的处分，否认了也减轻不了我的案情性质，大可不必如此罗嗦，然而我认为还应实事求是，别作无中生有的加工好。
写这意见时又有些激动，我愿再受批评，但都是事实，于是我又写了以上四页纸。
张海珍同志转农村战线整风反右领导分组：
地委农村部马部长：
在这次反右派斗争中，我经过同志们半个多月的帮助，我自己也作了前后六次书面检查交代。我想我的错误思想及言论已基本交代清楚了。但从定案处理会上及同志们所提的处理意见来看，我觉得这些问题有必要加以说明(就是产生错误思想和言论的当时的具体情况)，这样才能进一步弄清我的错误性质，定案会上同志们认为我的错误是很全面的，比某些右派分子还要严重，接近于反革命了。因此我认为更有必要加以说明我并不是那样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派。
我所犯的错误我不隐瞒，更不必推翻，以前交代过的事实我都承认，我不是为了翻案，也翻不了案，为的是提供材料请求领导上研究考虑不要把我划到敌人那边去。
关于我的错误的事实
(一)农业合作化我是拥护的，去年底父亲来信把家中只有一个劳动力误写为只有一个人参加社时我大为不满，接连写了三封信去询问究竟。1955年末毛主席批评有些同志像小脚女人走路时，我的确是想不通，认为已经办起来的还存在不少问题正待解决，突然要在1956年底前实现全国农业合作化，农民的觉悟怎么赶得上呢?这是在刚收到文件时与邓△△等几位同志学习讨论时的思想，并不是否定合作化的成就或企图取消农业社。对于大社我是认为难办好，特别是村与村之间存在意见，又不好管理，因此我认为在目前干部能力和经验都不足的情况下办小社是比较好，并不是含行“大社不如小社，社不如组，组不如单干”那种取消主义的。而“各队自负盈亏”的做法我是57年7月间在连南知道的，当时确曾认为这种办法是大社的出路，但9月间参加了社会主义大辩论已经明白了这会导向排斥贫困的错误做法，我驻点的乳源县大布乡的群锋社和水联社的干部，都多次提出要求“各村耕来各村食”，我坚决反对和说服了他们，因此对合作化我在某些问题某一时间有错误的看法，但并不是反对它的。
(二)对粮食问题我是有右倾思想的，认为水联社每人年平均原粮稻谷343斤(包括杂粮四比一计)太少，基层党委分配的包干任务虽然坚决贯彻了下去(查退出私分的万余斤)，但总是口硬心软，当了解到部分社员已经吃了过头粮时(我是掌握有调查数据不是捏造)，因此在离乡前向基层党委表示过“有部分社员明年二月就会向政府要统销”的看法，这个看法也是我们驻社工作队的共同看法。我认为这样向党组织反映情况是正当的和必要的。下放大布乡的干部每月只配大米17．5市斤，我认为是不够的，当时在场的同志也都认为下放劳动配的口粮太少，于是由乡政府刘子基同志向乡粮管站查询并向县粮局反映，我认为我的错误是不应在讨论机关干部下放的会上谈这些缺点。但我不是在反对粮食统购统销和反对干部下放。这些事可以向乳源县大布乡基层党委调查，也可以问与我在一起到大布乡驻社工作的温土尧同志(专区水文站)了解。
(三)对于工农生活我因为一向都认为工人比农民好许多，所以去年报纸发表《工农劳动都是光荣，工农生活都有改善》的社论，在学习讨论这篇社论时，联系到刘少奇、谭震林同志的讲话和文章时，我就发表我的看法。认为说工农生活差异不大是不能服人的，并不含有打击领导人威信和挑拨工农关系的恶意的。我的看法显然是错了，但并不是与右派一样想在工农关系上大做文章。
(四)说肃反“呼口号的做法很笨，收不到效果”是在检查初期的工作做法时说的，并不是在斗争的烽火头上泼同志们的冷水。说“肃反面过宽”是在研究我们机关的大鸣大放中为什么很少提及肃反的意见时跟支部书记说的，我的意思是我们单位在肃反中打击过(当时叫立过案)的就有23人，这些人经过运动平常都对肃反避而不谈(组织上曾布置了解)，因为这些人的避而不谈，所以这方面的大鸣大放热潮当然就难搞得起来。这是与党支部书记研究问题时说的，并不是在群众中叫嚣“肃反太宽了”。说有些同志法制观念很差是在参加地委的复查小组时我们具体查阅档案的几个人的看法，因为复查中确实发现不少的轻案重办、刑事犯罪当反革命。我的错误是不应将这些向无关的人说。蔡△△是历史反革命从宽处理，组织上派我去田螺涌接他们回来(同时有蔡△△冯△△罗△△三人)，因为蔡是一人径回气象站，所以我与冯、罗先行时对他说了回去要好好工作，不要记着运动中的事，历史上的罪过既成事实，今后只有将功赎罪之类的话，我并不是向他道歉表示斗错了他(我完全知道他的历史该划反革命)，过后有一次他到我们机关办事，我见到他时顺便问及他的妻子林△△同志(团员，我是团支部书记)，也许就是这些引起他对他的妻子说“李万铎有人情味”。陈俊运(原北江除虫队队员)劳改提前释放出来，曾给我写来两封信，第一封我没有复，又收到第二封因为反映的是生活没有着落要求回来北江除虫队，我复信叫他按组织程序向人事部门反映，我将他的两封来信及我的复信寄给张海珍(人事干部)处理，在信中我诚然有些不恰当的用语，对他称了“先生”、“获悉你提前释放仅此致喜”，是否有大错误可查原信。
(五)关于同情右派言论问题
我检查我当时的思想立场是模糊的，我没有考虑话是谁人的口中说出来的、他说的用意何在，如当时右派叫嚣“有职无权”，我就联想起有一次听省人代会的传达报告，据说代表们对农业厅提了很多意见而该厅却推副厅长谭冬青作答，谭很不满意，认为决定问题的不是他，而检讨则推他出面，因此该厅的答复不及格云云，我就认为在其它政府机关民主人士是挂名的。在动员大鸣大放的报告中听到过90％的墙和沟是我们党员造成的(报告人是地委书记林名勋)，因此右派分子提出要拆墙填沟时我就认为应由我们党员做起。右派说“反党不是反人民”，我错误地认为政党和人民应该有所区别。右派说“杀共产党人……”，我的意思也不是赞成杀共产党人而是在学习讨论会上认为他这句话后面还有“假如你们不为人民服务的话”这一大前提，不应断章取义。至于“平反委员会”，我曾认为这样有民主党派的人参与其事就不会怀疑我们冤枉了人，并不是赞成翻肃反的账，煽动“有苦诉苦有冤伸冤”的意思。反右开始前在学习讨论《人民日报》的两篇社论是否及时会否影响大鸣大放时，我曾认为是会影响鸣放的。而不知道这是鸣放结束的反右派进军号。总的思想是没有把右派言论看成敌人和敌我矛盾的表现，但这些看法都是在学习讨论中提出来的(我当时是学习组长，领导上是鼓励提出反面意见来争论的)，我没有坚持那些错误的看法，虽然有错误，但我检查确实没有与右派分子呼应向党进攻的动机。
(六)对地委领导不满的问题：对于地委抽调植保干部搞中心我是不愿意的，这是我们技术部门技术干部的普遍情绪，我也没有特别的不满。关于技术改革我们业务部门往往达不到地委的要求，自己存在着保守思想却认为地委主观，我是其中之一，平常认为党委不重视病虫害的防范工作，有牢骚是事实，但不是反对地委对农业生产的领导。“唆狗进簕蓬”这句话写在大字报上诚然不妥，但并不是煽动平均主义反对地委某领导。
(七)关于国际问题的错误：匈牙利事件发生的时候，我听过张旭(地委宣传部副部长)的时势报告，对于拉科西的昏庸无能印象很深，因为他的无能使反革命有了可乘之机，造成流血事件，所以认为是“主要是拉科西的官僚主义造成的”。直到后来中央发表一论再论我才端正了看法，是“人民的正当不满被反革命分子所利用”。我是一时的错误也没有在中央论述后坚持错误看法。而铁托的有关演说是以后才见报的。有关罗科索夫斯基元帅奉召离波返苏、波苏贸易问题、匈牙利总书记人选、纳吉的真面目等我是看报形成的看法，没有在任何场合说过，只想到这些事情在而今多事之秋，一定会给帝国主义作反苏宣传的借口，因此就联想到当年斯大林在这些事情上为什么不审慎处理。在听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后，讨论到“斯大林相当缺乏辩证法”、“吞吞吐吐的辩证法”、“羞羞答答的辩证法”时，我就在中央的定评“七分马列主义三分非马列主义”的后边说了“斯大林在这三分非马列主义中做了不少坏事情”。意思就是那些错误是相当严重的，并不像同志们批判的那样跟沈秉强一样“什么坏事都是斯大林做出来的”。我没有否定斯大林的功绩，而对于他晚年的失误我的心情是痛惜的，而不是憎恨的。
(八)关于小圈子中平日无原则的闲谈我已经彻底交代了。但那个小圈子并不是同志们批判的以我“为首”或是由我组织的。我以往没有意识到这个错误的极端严重性，更没有企图“培养个人势力”或“利用他们向党进攻”，他们的职务与我平行，水平都比我高，也都是党员。但我屡经同志们批评提意见都当耳边风，对人评头品足是恶劣的作风，应受批判和处分。
我的错误的性质是严重的，在农林水部门几年的工作中搞小圈子无原则，滋长了自高自大盲目骄傲自满、组织纪律松弛产生抗上情绪，思想发展不健康。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修正主义思潮及国内右派猖狂进攻时，就容易受到影响，不自觉地同意或同情他们的论点，丧失了共产党员的立场。我愿意受到应得的处分。但我应向党组织表明我并非有意识地这样做，我心底里并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企图，虽然有过错误的看法，说过错误的话，但与右派的向党进攻是不同的，请组织查明我的一贯表现，并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我愿意受到严厉的批判及组织上行政上的处分。但同志们把我的错误看成是一贯投机混入组织反党反人民，把我划为反动派，成为党和人民的敌人，这使我非常伤心和绝望，因此再次向党申述我的心迹，请组织明察我过去不是人民的敌人，现在也不是人民的敌人，将来也永远不会是人民的敌人。
我没有理由要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我没有必要向人民向社会主义制度闹对立，我愿将我的情况剖明供组织上参考：
(1)我生长在山僻的农村，家庭是中农，土改时按当地的水平应分入一些土地但因缺乏劳动力没有要。共产党来了、土改了，对我家只有利而没有“损害”到我家的什么利益，农业合作化前已参加互助组和农业社组织，解决了劳动力缺乏的问题，增加了收入，我家一向没有粮食多余，统购统销对我家只有好处，从家庭的基本情况看我是不致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2)解放前我家就只耕种三、四亩田，父亲教书的最高月薪是九斗米(约合162市斤)，全家终年吃稀粥，我虽然外出读书但大半时间是外宿自理三餐以节省粮食。解放后父亲教书每月工资40多元，我的工资70多元，能买米千多斤，比过去的生活好了多少倍，从经济着眼我也不至于反党反人民。
(3)我自己学生出身，没有参加反动党团，没有在反动政权中混过，没有历史包袱，用不着留恋旧社会，用不着对党两条心。
(4)解放以后我才离开学校，我是在党的教育培养下成长的，50年入团，51年参加工作，54年入党，我爱党和革命组织，永远不会是背叛组织的人，我将用今后的岁月证明我一生都忠于共产党。
(5)参加革命工作以来，组织上和领导都给我很大的信任，54年派出连平官陂推广组，55年派出英德莲塘推广站，我都认为是领导上给予培养锻炼的机会引为莫大的荣幸，参加工作几年的时间并不长，但组织上已经让我负责一个站的工作，提升为三级技术员，即使我是为名为利也已得到了满足，何致对组织不满。
以上数点，我不是想用出身历史来原谅自己的错误，仅是为了说明情况，表明心迹，提供组织参考。我请求组织进一步了解和分析我的错误性质，把我与右派区别开来，只望不戴右派的帽子，只望组织把我看作人民内部的人，我甘受行政上的任何处分，请求组织上留我在党内改造，我会用今后的岁月努力证明我的诚实改造和对党的忠实。通过这次运动对我的教训是终生不忘的，我将从这些批判中深深接受教训，努力改造思想，兢兢业业地为党为人民工作以赎我在这次运动中所揭露出来的错误。
我出身于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家庭，所受的教育主要是资产阶级的教育(我的学校生活十分之九是在解放前的中小学校度过的)，而在思想发育的肇初，便是在祖国民主革命斗争最尖锐的时期，这种属于资产阶级范畴的革命在我思想上打下了很深的烙印。解放后虽然参加了革命工作，也参加了共产党，但没有进行认真彻底的自我教育和改造。骨子里还残留着浓厚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观点气派，因此在社会主义的革命中每有风吹草动便经不起考验，特别是1956年世界工人运动出现修正主义思潮的时候，思想蜕化就更其明显，对许多问题和事件都产生严重右倾的看法，持的是右倾的态度，诸如农业技术改革、合作化运动、工农生活对比、肃反问题、反右斗争、波匈事件等，都脱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说了许多不利于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言论，最终堕落为右派分子。从去年5月下旬受到批判斗争迄今已经7个多月，1958年也已经过去了。回首前事触目惊心，然而“悟既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乃将前段种切做一总结检查，以利思想改造，以求新生。
(一)七个月来的思想变化
七个月来思想情绪上经历了三个相逐的阶段，也就是对自己的错误渐趋认清的过程：
一、在斗争阶段主要思想是不服和不满。
从反地方主义中产生的不满情绪到反右斗争时发展到顶点，因为当时对自己的错误毫无认识。对于农业合作化、农业技术改革、肃反和波匈事件等的错误言论看法仅仅承认是属于思想认识问题，对于同志们的揭发批判都认为是断章取义，甚至无中生有，“人多人强狗多咬羊”而已，认为不是实事求是的说理就不成为批判，也批不倒我。思想反感态度桀骜。又自持学生出身历史一清二白，组织上居然把这样的干部作为右派对象来斗争简直是开玩笑。
二、等待处理阶段主要是消极
去年的6月初对我的会场斗争已基本结束，自从宣布停职反省以来已经没有业务工作了，故唯日日早出晚归去干部农场参加体力劳动，后来接到反右办公室的命令，搬去农场劳动等待处理。感慨自己参加革命工作几年来都勤勤谨谨少有缺失，多次受到表彰和奖励，肃反运动结束甚至被评为地市直属机关的甲等模范，就两年光景却身败名裂，世事难测、人生似梦，每每黯然神伤，对革命事业和当前的如火如荼的大跃进心绪漠然，抱着做一天和尚敲一天钟，既生临人间就生活下去，聊以完成生物过程而已。这个时期对自己的错误还没有足够的认识，强调言论虽有错误但没有反社会主义的居心，认为组织上正在复查处理，免不了存有侥幸心理，企望不被划为敌人然后躲到偏僻或没有人认识的处所去度此余生，告诫自己今后的嘴巴要只吃饭少说话，绝对不再涉及政治问题。
三、定案以后的主要思想是希望新生。
右派分子已经确定下来，历史已成结论，终身大错业已铸成，思绪却渐趋平静，虽然没有估计到处分会从原来的撤职降级留用察看改为监督劳动。但这除了使我更进一步认识错误性质的严重外，已不再能引起不良的波动了。对于被开除出党离开了多年来熟悉的工作岗位是一件伤心的事情，但经过几个月的思想斗争，矛盾已基本统一，对错误有了客观的态度，能平静地接受恰如其分的严肃处理(我的思想是既是右派则不在乎第几类处理)，因为我毕竟还爱这个组织，也还爱这份革命事业。
定案伊始我已有思想准备作长期的艰苦的改造，彻底清除资产阶级的政治观点，要通过自己不熟悉的体力劳动去改变旧的思想作风和生活习气，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劳动者。我知道中国革命斗争的曲折道路上有过不少在政治上犯错误的人(当然并不是都像我那么严重)，党都给予改造赎愆的机会，只要他们真正愿意改造和真正改造好了的话，便能继续为工人阶级的光辉事业出一分力量。我愿意向这些人学习，我愿意做“浪子回头”。
眼下的思想是基本健康的，我个人素来对于物质生活享受没有过分的奢求，家里已经参加了人民公社，家中生活的重担已经减轻(过去每月要往家中寄四、五十元)，一身之外无大挂虑，所以目前除了希望早日回到革命队伍，没有其它过分的奢求。名位观念我素来都是淡薄的，我之所以希望归队是因为我认为这是亘古未有的事业，能够献身于这一事业是人生最大的光荣，特别是从去年开始的大跃进，对于我这个被摒弃在那种热火朝天的豪迈的运动之外的人来说是很痛心的。
(二)七个月来的劳动态度
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学生，过去是鄙视劳动的，一向肩不能挑手不能提，解放后虽然从理论上承认了劳动创造世界的真理，但劳动实践却是个生手。自从前年底提出下放干部伊始，我便意识到学会劳动的重要。第一要从体力劳动的实践中去脱胎换骨改变资产阶级思想之残余。第二认为来日方长必须学会直接靠自己的体力劳动求得生存的本领。我就是抱着这样的态度参加劳动的，但在斗争结束的初期，一方面经不起劳动的疲劳，另一方面也仍有一些不满和消极，认为这种劳动是被迫的，每念及此情绪就会低落，来到新丰岳城林场后，由于对自己的错误有了比较客观的认识，同时生活也大致安定了下来，情绪渐趋平稳，体力劳动也逐渐习惯，从中也就能体会到劳动过后的喜悦来，我很惭愧自己在这方面是个弱者，虽然有十分气力不敢只出八分，但仍是处处不如别人，到林场二个多月来在思想上我决不敢姑息自己。我是到这里接受监督劳动的，我会虚心接受组织的监督，也会受自己良心上的监督，两个多月的劳动锻炼成绩虽然不大，但在体力增加和思想改造两方面都有一定的收获。
(三)今后的打算
目标是争取早日摘去右派的帽子，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普通劳动者。
1959年的具体计划：
1、要关心时事每日看报，从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的消长中得到启发和教育。
2、学习完中共党史和联共党史简明教程，要写出心得从中吸取教训。
3、掌握一般的林业知识，继续自修植物保护专业知识。
4、每月总结思想一次，以加速旧的死亡和新的生长。
5、一年内成为地道的林业生产者。
(四)应该警惕的几个问题
1、在政治要求上存在着某些消极情绪，往往有日暮途穷的感觉，这是改造路上的障碍，必须尽快消除这个阴影。
2、也许是还不能完全适应劳动后的疲乏，几个月来的学习比较疏懒，这在我国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飞速前进的社会中有落伍的很大危险，必须及早克服这种情绪。
3、要注意节约，这两个多月的经济是入不敷出的，今后一定要量入为出，家庭生活负担虽然减轻了，但几个弟妹的读书用度是责不容贷的。
以上检查请林场领导审查批评指示。
下放来场劳动改造思想倏忽又是半年了。半年的时间合的政策足以使人深深感动，作为右派的每一个人如果还不知悔改那就是自绝于人民。我经历了这次政治上的失足，误入迷途的教训是终身难忘的，我一定要严格地督促自己彻底改造，争取早日重归革命队伍，以功赎罪。
你在教育改造期间，能够认识错误，表现尚好，经群众讨论，并呈韶关专区右派分子教育改造领导小组批准于1960年12月17日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特此告知。希望今后继续努力，搞好工作，积极学习，进一步提高政治思想觉悟。
韶关地委专署直属机关干部畜牧场办公室1961年1月27日
——原载于李仕兴著《自掌咀：我当右派的心路》，2006年自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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