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8-6-5 作者：(王起)
(王起)王起曾名王彤淼、殷去疾，男，三十三岁，汉族，湖南省衡山县人。家庭出身旧职员，本人成份学生，文化程度相当大学水平。一九四五年十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四六年十二月转正。现任云南人民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
一九四四年以前读书。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至一九四六年七月先后在国民党伪九十二军任扫荡简报少校编辑、中校编辑主任，他自称是党组织派去做地下工作，现已查证，他曾向联系他的同志汇报过伪军中的情况，在伪军中没有发生什么问题。
一九四六年九月至一九四九年一月在北京做地下工作，先后(216)任记者、编辑，受资产阶级报纸影响很深。一九四九年一月北京解放后，曾在人民日报、北平解放报担任记者工作。一九四九年八月随四兵团南下进入云南。一九五○年四月至一九五八年一月先后在新华社云南分社、云南新闻训练班，云南省新闻出版处、云南人民出版社工作。其中，一九五二年九月至一九五三年三月在省委党校参加整党学习。
历史上的问题是：王起自称一九四二年起做我党地下工作搞学生运动。据调查：鲁就证明王起一九四二年并未参加我党地下工作，未接受我党领导，王起说当时与他联系的是党员王文烈。但王文烈证明说：在解放前他自己没有入党。王文烈是一九五三年才入党的，这段历史看来是王起编造的。
王起平时不听组织招呼，对党对领导埋怨、抵触。一九五一年在新闻出版处时，他不服从副处长马仲明同志的领导。一九五二年云南人民出版社成立时，他不服从刘希玲同志领导，还对刘希玲同志进行人身攻击。当时袁勃部长批评他。他说：“袁部长要压我，我才不怕，在旧社会我都没有被压垮。”一九五三年，文教党委派人检查出版社工作他也很抵触。一九五四年学习七届四中全会决议时，党对他进行了教育，他则一直不满，说是人“整”他。肃反中，文化局小口要调出版社同志去做审干工作，他拒不执行，骂文化局是“座在大机关里来压人”。一九五六年五月参加全国地方出版工作座谈会后，他散布说：会议规定的地方出版方针是“是几个负责同志临时凑起来的”。
苏共二十次党代会及波匈事件后，他对党更加进行攻击。一九五六年十月八日，他以“寒玉”笔名写了一篇“读报杂感”投给人民日报。文章集中攻击了党报和党对党报的领导，并系统完整的宣扬了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其观点如下：
1．否认党报成绩，攻击党报，宣扬资产阶级报纸。
王起否定党报成绩，攻击云南日报，说云南日报是不联系群众的“断桥”，是“死水”、“干巴”、“老一套”、“一般化”、“呆板”、“单调”、“沉闷”，是“居高临下的神气”，令人“不能卒读”，他说云南日报是“象害着流行性感冒”，甚至污蔑说“现在处处有官僚主义”，“报纸正反映了这一现实”。他又说“群众都不愿看党报，云南日报是靠‘只此一家’、‘党报’二字吃饭”，在攻击党报的同时，他大肆宣扬资产阶级报纸。说资产阶级报纸是“了解读者需要”，有“自己的特点”。他认为这正是“我们今天若干报纸领导人考虑不足之处”，他说党报“往往给人以贫乏，单调的感觉，再加上那些官样文章，八股惯气，人云众云，摆杂货摊，无怪乎有面目可憎之感了。”
2．否认党对党报的领导，反对党报具有党性。
他说：“现在报纸的文章、报导，往往只是内部通报、指示……的翻版、改写、解释和说明。”“充满唯唯诺诺的声音。”他说今天是：“某个领导同志作过一个报告、或者发表一篇文章或在会议上发言之后，接着便是“体会”、“同意”、“赞成”、“拥护”，传达下去，再传达下去，指示下去再指示下去……很少异议。然而事实上有没有异议呢!不愿意动脑筋独立思考所谓吃现成饭的人，自然不可能有什么异议，官僚主义者自然也不可能有什么异议!只有附合声和掌声。他说：“对于这种情况，又是不能过多的责备下面的，关键还在于领导者”。他一方面把云南日报说成没有群众声音，一方面又把报纸发表指示、政策、社论、短评及领导者的文章说是“噪声”，是“居高临下的东西”，他讽刺云南日报可以“改名云南政报”。
王起又提出报纸应有“独立思考”，要靠“自己本身力量来博得读者欢迎”。他攻击云南日报不受人欢迎是“指导思想上所谓的‘稳’字作怪”，他主张报纸要有“声音”，要有“战斗气息”，就应当“少发表点自上而下的议论，以及一些‘官样文章’。‘应景文章’”，“就必须干预生活，更必须动员群众来干预生活”。他并且用“干预生活”的招牌，歪曲了云南日报对付食品供应的报导，他说人们当时“联想到波兹南事件”，可是云南日报却“采取了沉默态度”，他污蔑报纸是“有意吹嘘、粉饰”，不是“老老实实正视”。他要求报纸只有“正视他、干预他、解决他!”
3．歪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主张香花毒草齐放，主张唱对台戏。
王起主张：报纸要“大胆、有魄力的允许反面意见存在”，“比如摔跤，如果只允许一个选手在那里耀武扬威，夸说自己的力量，那末有谁相信这真是一个好选手呢？如果只让这个选手摔倒另一个看来就不足为道的对手，那末，又怎么可能证明他的本领呢？既然，马列主义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既然我们党的指示、政策等等都是正确的，既然事实上还存在着不同的意见等等，我觉得就不妨让他们出场，不妨减少些附和声、赞扬声”。他说“如果只要把对手离隔开来，不敢公开相见，或者只宣布战果，是不能博得人们真正的掌声的”。他说“一本好的小说有正面的人物，正确的思想感情，反面的人物或不正确的思想感情。不能说只允许有正面的人物正确的思想感情，而不准许有反面的人物不正确的思想感情”。他说“如果怕‘思想混乱’，那是‘掩耳盗铃’”。
他不仅主张报纸在内容上要香花毒草齐放，还再三主张多增加些报纸、刊物，以便和党报唱对台戏。
一九五七年四月全国宣传会议后，全国右派分子向党发起进攻，王起的反党活动更为积极。主要活动有：
1．组织、指使一些人(有历史反革命分子和以后揭发出来的右派分子)攻击、反对中央文化部的地方出版方针，反对党对地(219)方出版事业的领导。
一九五六年四月中央文化部规定的地方出版社的方针是：“应当根据党的方针政策，结合地方实际情况，结合组织和培养当地写作力量，出版以基层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主要是农民群众同区乡干部为主要对象的读物，宣传马列主义、普及文化科学知识，为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特别是为农业合作化、农业生产服务。一般省的出版社应当面向农村，以教育农民和区乡干部为主要对象，同时，也还要照顾工人、知识分子、少年儿童和其他人民群众，供给他们优良读物；也可以出版一些中级的或其他读物，但应将主要的和大部分的力量放在组织出版通俗读物方面。”
一九五七年五月，中央文化部仍然肯定这一方针，并提出“加强和改进地方出版社工作，主要应由地方党政领导机关加强领导”的指示，王起不仅不研究执行，反而召开编辑组长以上干部开会，说这是不符合实际的主观之见，不适用……”王起并且与历史反革命分子张健(后又划为右派分子)合写了一篇“关于当前地方出版工作中的意见”，攻击中央文化部的出版方针。他又在群众中散布：“中央文化部的指示不能解决地方出版社的具体问题”，鼓动群众写稿呼吁，如要陈名安(后划为右派)、段希陶(中右)写稿(陈、段二人未写)，又布置和授意编辑秘书晁世新(中右)历史反革命马达写稿进行攻击中央文化部，文章写好后，并要马达不要寄往人民日报，他说：“如果都投在一起，怕不好，好象是有组织似的。”结果，分别寄往：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通俗出版工作等报刊。
他们写的文章，互相呼应，其观点如下：
王起和张健的文章中右派观点有四：第一、他们认为中央文化部规定的地方出版社方针是不符合客观形势的发展，不切合云南实际情况的需要。他说目前农民及区乡干部是一无钱，二无闲，三不识字。他们主张农民和区乡干部不能为出版物的主要对象，合作化为主要内容的书也不能出版。他并且说：按中央文化部规定的地方出版社方针执行，就产生了又缺又滥，因而他认为文化部原规定的方针应加以修改，甚至不要。第二、他们反对中央文化部提出的通俗读物内容必须正确的意见，认为这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符合。第三、他说对地方出版社的领导，中央文化部是“推”，地方党委是“拖”，他感到云南人民出版社是“孤儿”，是“孤儿院都不收的孤儿”。并且说“如果对这种情况都没有一点不满的心情，那除非是麻木了的人”，又说：“我经常争取领导，还被别人乱戴帽子，真是令人气愤极了!”他们反对中央文化部提出的改进和加强地方出版社的工作主要应由地方党政机关加强领导”的正确意见。他们认为中央文化部不召开地方出版工作会议是不能解决多少问题。第四、他污蔑省委不管民族出版是“大汉族主义的反映”。(王在整风前后，还在群众中主张书籍的两重性，引导干部体会书籍的“趣味性”，并提倡向资产阶级出版事业学习，要恢复出版、印刷、发行三位一体，否定向苏联学习的三者分开的经营办法。)
另外，王起授意马达写的文章中，露骨地篡改了中央文化部的地方出版方针，他们的方针是：第一、改变把农民群众及区乡干部以外的读者需要，放在被照顾的方针(即通俗读物不要出得太多)；第二、改变出版通俗读物要特别为农业合作化和农业生产服务的方针，代之以出版各种切合工农群众需要的通俗读物和适合兄弟民族需要的民族文字读物的方针；第三、要把出版有关云南民族边疆的学术著作文艺著作提到重要的地位；第四、用“肯定地要适当出版其他方面的中高级读物(包括工具书)及少年儿童读物的方针”代替了原来的“也可以出版一些中级的或其他方面的读物的方针”。
王起授意晁世新写的文章中，反对地方党委对出版社的领导，他说：“文化部提出要改进和加强地方出版工作主要应由地方党委机关加强领导的‘推’，‘拖’态度不敢苟同。这不是地方党政机关所能解决的，只有依靠中央党政机关的重视与关怀才能得到彻底解决”。
2．在机关内点火、煽动：
一九五七年五月时，他在干部中散布说：“文汇报办的就是好，标题生动能吸引人，内容丰富，不象云南日报死巴巴的。”并拿着报纸向人推荐。又对和铭(反动分子)说：“你格是有顾虑，是不是要找文汇报看看，启发启发。”又在干部中鼓动说：“出版社还不是有些问题，你们写文章呼吁嘛!”并指使喻翔生(后划为右派)及文艺组的干部写了一封信给谢政委，说“问题就是要靠舆论解决”。说什么出版社不被党委重视，待遇不如报刊。
对上级党委组织先后派来出版社帮助整风的阎士颐、谢加林两同志他不仅闹对立，要挟，质问“为什么要把我们社做重点?”当话剧团和云大右派分子进攻猖狂时，他闹着要省委书记来出版社，阎士颐解释谢政委很忙，他则说：“谢政委能去话剧团，为什么不能来出版社？有三个书记，可以抽一个来嘛!”并要领导小组联名写了一封信给谢政委，信中强调问题不解决，出版社就要关门”。他并在领导小组中散布：“领导上派人来，整到后来还不是要我们揩屁股。”“要提意见可以向宣传部提三天，”“每个运动都是先反右，后反左，挨批评的都是我们!”对党和领导进行污蔑。
在群众中，他则散布说什么：“党员不如团员，团员不如群众。”“党内问题比团内多，团内问题比群众多。”“中央文化部对地方出版社工作的艰苦和具体情况根本不了解。”“我们过去根本没人管，中央管不着，省委不管，文化局管不了。”“文化局只会要钱，至于出版社死活他们就不管了，我预先声明，发不出工资，来个请愿我是管不了。”“省委宣传部某领导同志只知道剪剪贴贴的，真气死人!”又对庞文会说(后划为右派分子)：现在要看到省委一些比较负责的干部，半年一年都难碰到一次，要见到是“不容易啊!候门似海”。段希陶说：王起同志这样谈要犯错误。他说：“我又不是胡风分子!怕什么!”
3．最近揭发出，王起怕自身问题被揭露，对一些和他有关连的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进行掩护，企图逃避斗争。
反右派斗争在云南开始前，他即指示马达以编辑部名义要回他们向外投寄的稿件，由马达收藏不交给组织。
反右派斗争开始后，开始斗争喻翔生、张健时，他捏造大口有指示，说右派分子起义的可以保护过关。斗争张健的过程中，王起还对右派分子张健说：“我们的文章是有些问题，不过问题不大，党的领导我们还是肯定了的。”企图互相包庇，使问题不能被揭露，到处理右派分子时，王起则一再说张健不是反革命。
出版社斗争右派的后期，要对右派分子的新闻出版观点进行批判时，王起有意避开批判反动的资产阶级新闻出版观点，而且还为反革命分子马达辩护，说马达“现在靠拢我们的”，并当积极分子使用，群众有意见，他公然在大会上说：“我代表行政宣布，马达不是反革命!”当马达问题非批判不可时，他两次在会上打断马达的交待，不让交待下去。在云南新闻出版界反右派联合斗争会中则不愿积极参加。
他亲自负责整理出版社内的全部右派观点时，他把新闻观点及与他有关的出版观点全部有意遗漏，没有整理上去，至使反右斗争不深不透。
四级干部会议以前，他一直对党隐瞒，不交代他的反党事实，甚至采取不正派手法，企图滑过去，四级干部会提出他的问题后，他则百般抵赖，虽经领导及支部一再帮助、等待，他仍不正视自己的问题。目前经过支部近二十天的帮助，并展开批评和揭发后，他的态度仍很恶劣，不是推说想不起，就是狡辩，甚至耍赖，不做声，有时态度强硬，至今仍未主动交代其主要问题，要他交代出文章原稿，他则说“没了！”
以上事实证明王起已堕落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为了维护党的利益，保证党的纯洁，根据中央规定——右派分子一律开除党籍，经支部大会讨论决定，开除右派分子王起的党籍。
一九五八年六月五日
来源：原载 《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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