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8-6-10 作者：[待确定]
高沐鸿，男，现年五十八岁，山西省武乡县人，地主家庭出身，本人成分自由职业者。一九三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以前曾任高小教员。抗战期间曾任县长，“黄河日报”主编，太行区文联主任。一九四九年全省解放后，历任山西省文联主任，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当一九五七年夏季我党发动整风之后，高沐鸿和党外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相呼应，趁机向党展开了猖狂进攻。他假借反对教条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以及文艺上的公式主义，发表了一系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章。他这种背叛党的立场，背叛社会主义的行为，给党、人民和社会主义事业招致了严重损失。高沐鸿的这种背叛行为，是我国当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在这场斗争中，高沐鸿在政治上已经堕落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高沐鸿这种背叛行为的揭露和斗争的胜利，不仅纯洁了党的队伍，增强了党的团结，而且大大提高了党员的阶级觉悟。
自一九五六年党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至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的这一短暂的时期内，高沐鸿曾经写了“一切为了提高一步”，“从鲁迅先生想到”，“追根”，“几个问题的我见”，“故乡春吟”，“艺术上的典型与真人真事”等八篇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对当前的现实生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某些基本原理，以及党的文艺方针路线，进行了恶意的曲解和诽谤。这是他的反动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总暴露。高沐鸿向来以“独立思考”相标榜，“不说别人说过的话”，“不走别人走过的路”。然而当他决心反党的时候，却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自然而然地同流合污起来，拾取右派分子的余唾和牙慧，向党发动了进攻。
高沐鸿和一切右派分子一样，他向党的进攻首先是对准了党的思想战线。他凭靠着个人仅有的一点资本——二十三年党龄的“老资格”，以一个“追求真理”的“正直”的老共产党员身分出现，来进行煽风点火。
高沐鸿在他所写的文章中，以反对教条主义为幌子，系统地曲解和诽谤马克思列宁主义。他认为在我国教条主义已经“形成了一种社会势力”，“重重地压在人们的头上，使得人们思想不能自由呼吸”。“教条主义已经几乎抢占了思想界的统治地位”，因此，人们只好“孔步亦步，孔趋亦趋”，只好“言论它之言论，行动它之行动，修养它之修养”。他在分析教条主义的根源时，竟认为教条主义产生于权威，根植于“一种统治势力”，“当反动势力居于压倒优势的时候，教条主义的发生，乃是要为这种压倒一切的反动势力去服务的；在革命势力占压倒优势的今天，教条主义的发生，则又是要为这种压倒一切的革命势力去服务的。这就是它的规律”。很显然，高沐鸿的痛斥教条主义，目的在于反对占压倒优势的革命势力。在他的文章中这样提出反问：“教条主义从何而来”。他自己认为“这却是一个尚未加以追求解决的问题”。所以他说：“在某种情况下，教条主义是无罪而有功的，而反对教条主义倒是无功而有罪的”，“你敢触犯这些商标吗？你就得小心你的脑袋!小心‘军法从事’!这些清规戒律，实际上有时竟变成了森严的‘军法’——原来就是教条主义!”从而他得出结论：“为保障革命的正义(这里所说的革命正义应该是括号内的革命正义)，而来铲掉这个表面上向革命献媚的家伙，实质上蛀蚀了革命的蟊贼!”必须“打倒教条主义!打倒教条主义的权威!”
看啊!高沐鸿的面孔多么凶恶!原来是要以资产阶级勇士的姿态来打倒马列主义了。他在“追根”一文中说；“教条主义的信徒们，毛病就在于无所思考，不肯思考，尤其不敢思考。在思想领域里完全没有个自己。”按照他的逻辑，思想领域里大公无私，完全没有自己的人，就是教条主义，就是要打倒的对象。而他所赞扬的自然就是那些在思想领域里充满了个人主义的信徒们了。这是十分明白清楚的招供。
高沐鸿在“故乡春吟”的长诗中，把农村干部当作“教条主义者”作了极其丑恶的形象的描绘，他认为凡是根据党的政策方针办事的人，都是教条主义。他写道：“蛤蟆你不往水里跳，为什么站在岸上学人吹喇叭？老鼠你不往洞里钻，为什么作模作态学人样?”在高沐鸿的笔下，农村干部竟成为蛤蟆和老鼠，其用心之恶毒可想而知了。
高沐鸿在他所写的文章中，对于党提出的克服官僚主义问题，首先下了结论，认为这是“有点贼嚷捉贼的形态”。在他的笔底下，把我们的国家机关和干部，描绘得比国民党还更加可怕。他说：“不知民间疾苦，首先就是官僚主义!认定自己的生活理应比人民商出若干倍，而且在思想感情上完全服贴于这一观点，从而淡忘了和人民同甘共苦是宝贵传统，这就是官僚主义!反对人们反对这种官僚主义，我以为就是最大的官僚主义!”谁曾反对过人们反对这种官僚主义呢？这不是极其恶毒的造谣诽谤吗?事实是他把忠心耿耿为人民服务的党的干部形容为一群为了“升官发财”，“无穷富贵”，“吃喝玩乐”的剥削者，这种恶毒的歪曲现实，是多么阴险的挑拨！
高沐鸿对宗派主义的理解是更为荒谬和反动的。在他看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是只准“放”，不准“争”。如果对于放出来的“牢骚和偏激”，“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不正确的东西”，根据社会主义原则加以批判，那就“明白是一种宗派主义在作祟”，“这将会限制人们‘放’和‘鸣’的积极性，而使大家停步不前。”这就是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必遵循什么原则，不必要什么标准，不要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这分明是为资产阶级辩护和效劳!
高沐鸿在文艺路线问题上，也是和党存在着根本分歧的。他坚持反动的资产阶级文艺路线，反对党的文艺路线。党从来认为文艺是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社会主义的文艺必须接受共产党领导，必须为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其所以是最好的创作方法，首先是因为这种方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相联系的。因此，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就应该为工农兵服务，应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应该同群众结合。然而高沐鸿却千方百计地反对这条路线，甚至不惜采用谩骂、诽谤手段。他在谈到工农兵方向的时候，明目张胆地写道：有人“担心一个党员作家有时会忘掉了这个方向……为什么他们不去担心过去宣传‘工农兵’方向以致于造成体裁与形式不够多样化呢？难道这种担心已经不必要了吗?我看未必。掩护在一句已经确立的口号之下，不去理解‘百花齐放’的新意义，这乃是宗派主义思想情绪在作祟呀!”看!他污蔑毛主席倡导的工农兵文艺方向是宗派主义。他说工农兵文艺方向限制了人们的积极性，扼杀了人们的“独立思考精神”。说我们的创作不自由，死气沉沉，没有生气，对生活不敢进行大胆干预，因而只好阉割生活中的一切矛盾。种种谬论，不一而足。他妄称党的文艺不敢尖锐地批评与有力地讽刺现实，是由于死抱着“无缺点论”，“无冲突论”的尾巴的结果！高沐鸿认为艺术家不来批评社会上一种概括的典型的错误和缺点，那就是要求艺术良心同这种错误和缺点和平共居，那就是要阉割艺术的天职，使艺术家停笔。这一连串的无中生有的诽谤，无非是为了反对社会主义的文艺路线。高沐鸿从来也不提文艺的党性、阶级性，文艺要为政治服务，文艺必须接受党的领导，文艺家必须学习马列主义，深入工农兵群众生活等等问题。相反的他却热衷于“独立思考”，“创作自由”，“揭发黑暗”，“自由市场”，“艺术良心”，“艺术天职”，“自由平等”等一套资产阶级的东西。
高沐鸿不仅在思想上言论上反对党的文艺方针路线，而且他选择时机，认真地行动起来了。一九五七年二月，“火花”编辑部退回他的反动诗稿“故乡春吟”，他竟以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身份威胁编辑部说要辞去“火花”编委职务。他看了省文联副主任姚青苗(非党员)的反动文章之后，给姚青苗写信说；“咱们携起手来，一同前进”! 姚青苗自受到高沐鸿的鼓励后，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章接二连三地发表出来，姚青苗在报纸上提出“开辟文化自由市场”的要求之后，高沐鸿利用副部长的地位，立即响应组织“诗社”，准备出版刊物。他对于以省文化局主办的“文化周刊”编辑任一的为首的反党集团的活动也颇感兴趣。他支持任一的提出办“同人刊物”的要求，高沐鸿身为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在资产阶级右派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不但不保卫党的利益，反而和右派分子站到一个立场上。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本质，于此暴露无遗了。
高沐鸿的反党思想，是有其阶级根源和历史根源的。他出身于地主家庭，受了资产阶级的教育。入党以来，虽经党的长期教育，并没有在思想上得到“脱胎换骨”的彻底改造。在他的灵魂深处，仍然是地主阶级士大夫思想占主导地位。无论对组织对同志均以“硬骨头”自居，目无组织，唯我独尊，傲骨磷磷，骄横不逊。总是感觉党对他是一种莫大的约束。在一九四四年整风期间，他曾提出过“还党清白，还我自由”。并且写道：“如果感觉不到共产主义入骨洽髓的快感精神，则我无宁再保持历史上的那个伟大崇高的个人理想主义；保持这份历史遗产，仍为有用之物，可以无敌于天下……”“不能不为自己的私人利益打算一点，以便找得生活支柱，再则，干脆为人民服务，有失元神，绝非我这精神衰老之人可以担受!”“我的整风整了个什么结果呢?满可以自招自认，也曾千瘢万痣的找得根源，都开出药方，只是体弱吃不得苦药而已……如果党不谅解，我也任其不谅解存在”。这是高沐鸿十五年前的自白。从这些自白当中，可以看出一个坚持反动立场，坚决抵抗思想改造的个人主义者的面孔。而到一九四七年土地改革的期间，在冶陶会议进行整党的过程中，他又曾说过：“难道我连做一个光荣的小资产阶级的权利都没有了吗”？就是这样，他的所谓“伟大崇高的个人理想主义”却成了包庇地主的代名词。因此他曾经受到党的当众警告处分。从此之后，他一直是心情阴暗，落落寡合，对党采取了对抗的态度。由于他这种极端个人主义思想和反动的阶级立场长期未得到改造，因而在社会主义革命的紧要关头，堕落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是必然的。
对于高沐鸿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省委宣传部根据省委的指示，从一九五七年十月初起，曾经召集有关单位党的负责同志，先后举行了五次会议，揭发、批判了他的反党言行，并帮助他进行检查。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在党的全省代表大会上，对高沐鸿又进行了批判斗争。省委的负责同志亦曾多次与他谈话，帮助他认识他所犯错误的严重性。在此期间，他曾作过四次检查，并声言接受大家的帮助，决心悔罪。但是在检讨以后，却又推翻了自己的检查。根据揭发的材料证明，高沐鸿曾表示：“我那敢反党反社会主义？”“现在我新的东西没有建立，旧的东西也没有了，这不是什么也没有了吗？”可见他的检讨是完全虚伪的。因此四月中旬，在省委第九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上，对高沐鸿的问题又作了讨论，一致认为高沐鸿是党内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为纯洁党的队伍，维护党的纪律，决定开除其党籍。并建议有关方面撤消他的省人民委员会委员的职务和省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资格。行政级别由十级降到十三级，另行分配工作。
从高沐鸿堕落为右派分子的事实中证明，一个共产党员如果不彻底改造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没有真正地树立起共产主义的世界观来，无论他有多么长的革命历史，最终都有可能堕落为反党分子。社会主义革命愈深入，个人主义就愈将无容身之地。全党同志应该吸取教训。尤其是党的文艺工作者，应该响应党的号召，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加强锻炼，加强学习，改造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使自己成为又红又专的共产主义的革命战士。
原载《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四)》，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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