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8-6-15 作者：(许集美)
(许集美)许集美，男，三十五岁，晋江县桥头多人，家庭出身小土地出租者，本人成份学生，一九三九年入党，一九四一年经党批准参加国民党、三青团，地下时期任过党内支部书记、区特派员、晋惠仙区工委书记、泉州中心县委书记，解放后任晋江县长、泉州市长、晋江地委秘书长、统战部长、宣传部长等职，现任专员，参加地委常委。其父系前清秀才，是安海一带封建上层人物的代表地方实力派。
一九五七年大鸣大放、反右派、干部地方化等重大政治问题上，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在黄国璋、林汝楠、集美们、王一平反党集团指使下，晋江地区以许集美为首与郑种植、朱义斌结成反党集团，乘鸣放之机，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掀起反南下干部的反党风潮，阻挠破坏反右斗争、包庇右派，利用干部地方化，积极安排老部下，并以老区作为反党政治资本，企图挤走南下干部，建立独立王国。
一、在反南下反党风潮中，有计划有目的的支持、指使右派在“反南下干部宗派主义”问题上和右派一齐向党进攻。鸣放前地委责成他同叛徒陈石和一贯反领导、放鸣前在街上公开殴打肃反干部的反革命分子邓传青谈话，许与陈、邓谈后，怀疑组织在肃反期间对他们的正确处理，向他们表示同情说：“我以前不了解，可以看看材料帮助你们解决。”使这两个反革命分子更疯狂地攻击肃反政策。当邓传青在大鸣大放会上放出“南下干部把持局面，本地干部适当分赃”的反动谬论后，邓征求许的意见时，许对他说：“有独特见解，很好，可准备材料再放”。反右斗争后，许还对傅维葵等称赞邓传青有“正义感”。地专机关反党统帅林祖慰放出“张桂如用人唯亲”的毒箭，许也认为“最有力最突出”，往后又要林祖慰拿出对宗派主义的看法，结合林真的放出“南下干部组织垄断，而经济上也进行垄断，组织垄断加宗派主义产生可怕的消极力量”等反党谬论。反右派中林受到批判，许又向林说：“宗派主义是有的，让人家批判吧!”泉州市双皮老虎石富海在鸣放会上攻击三反肃反政策后说：“地下干部象许集美、高景春(许的爱人)我就盖上高楼，终生服侍他们也甘愿”，许听后就告郑种植说：“石富海受委屈，可安排为政协委员”，助长了石的反动气焰。在接见党校代表团时又说：“南下干部与本地干部问题已成为普遍性问题，现在大家都要我发言，但由于我所处的地位与他们不同，所以要考虑影响问题。”在召开本地四个科局长座谈时也说：“我们不能以粗反粗。”并向右派分子伍长顺等人说：“你们不要放陈伯达，此人艰苦朴素，你们要放可放地委”，以此来煽动反南下干部的反党风潮，并得意忘形的到处说；“如果我和郑种植、朱义斌在公园一号召，就会有成千上万人跟着游行”，充分表现其狂妄的反党野心。不仅如此，而且采取内外夹攻的办法，批准统战部右派伍长顺等所拟定参加党外人士鸣放座谈会的机关肃反对象陈石、石富海、李克，以及对党不满分子许书纪(许的哥哥)向党进攻。
二、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包庇右派，阻挠破坏反右斗争。反右斗争开始后，许为了保住其反党的政治资本，实现其反党个人野心，污蔑坚决对敌斗争的同志(南下干部)是“有情绪，受不了，小题大作”。开始就消极抵抗，拒绝地委机关要他在干部会上批驳所谓南下干部宗派主义的邀请，在专署机关干部会上也闭口不谈这个问题，连省委伍书记交代地下负责同志要写文章批驳右派的指示，许和林汝楠、郑种植、朱义斌串联抗拒不写，进而坚持反南下不能划为右派的反党主张，用“既参加地下斗争，怎么会反党反社会主义，出身成分好怎么会对党有仇恨”等谬论进行诡辩。后又与郑种值、朱义斌商量抗拒地委要他回机关参加反右派的决议，同时串通林汝楠，利用省委工作组某些同志与地委斗争，有计划有目的的选择所谓出身成分好，历史清白，无反动言论，只有反南下的地下闽西南组织成员右派分子林士辑作为一条线(三八线)，企图拉下一批，保护一批，当林士辑线守不住时，又和郑种植商量，郑提出保住郑星辉(右派)线就行了，但许还不同意，认为郑星辉线没有林士辑线保得多，前后为陈振亚、林遂锦、张永年、伍长顺、丁水影、苏开平、林士辑以及党外人士林任生、黄玉英等十六个右派分子包庇辩护，并直接包庇企图发动三千人游行示威，搞大民主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许书纪(许集美的胞兄)。包庇泉州市民盟副主委林任生、学校教员黄玉英等右派，说林过去参加过党，一向靠拢统战部，放的是别人的事，如划为右派泉州民盟就会垮，说黄是党员黄乐德(许的爱人最信任的)的老婆，有事会跟我们走，不会是右派。
并推翻地委在反右末期，整改初期斗争反党分子的决定，擅自决定把它推迟至整改第四阶段。
三、曲解利用省委干部地方化方针，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排斥南下干部，打击新生力量，积极安排老部下，培植地方主义势力积极准备晋位。在一九五七年省老区会议时，郑种植到省开统战会议，许特别交代郑说：这次我不去，怕黄国璋等人有意见，你给他解释一下，郑到省后，曾三次见黄国璋，交谈了本地干部下放和老区路线错误等问题，郑回来，关起门来秘密向许传达黄的反党计划，并交代如有意见可打电话给黄，如黄不在可打给饶云山，第二天许即打电话给饶，要给他报一名。事后具体贯彻安排了地下干部，同时认为“三反”、审干等运动是有意整本地干部，受委屈，有不愉快的回忆，南下干部迟早要走，所以在反右斗争紧张尖锐情况下，不顾整个工作，向省委林一心书记提出修改经他同意过的历史结论，地委要让张连书记下去锻炼时，他就提出张连是专门人才不适于搞农村工作，地委要林汝楠来地委当书记时，他又说林历史上自首过，不能当党委书记。而他则积极要求下去锻炼，学会全面领导经验，地委不让他下去，他即向张桂如同志说：“将来要我负责，也要让我下去，否则搞三五天就垮了”。正因为他野心勃勃，所以积极招兵买马，安排了以泉州市为中心与全区各县速成一片的地方主义化计划，除同意地委派郑种植为泉州市委第一书记外，还派所谓商业“小专家”许东汉任市长，管财经，作为郑的助手，并提出颜家祥为市委副书记管政法，后来，又提出和赞同在鸣放中犯有严重错误的晋江财贸部长洪肇服任泉州市委副书记，当地委不通过时，许正式提出保留意见，此外还计划调右派分子郑星辉当文教部长，加上原在该市市委任宣传部副部长郑种植的妹妹郑秀治计五人均属许的部下。为便于他们进行地方主义活动，就和郑种植、朱义斌三人集体动员南下干部市委副书记李春华(地委书记张桂如同志的爱人)到学校，并调出该市宣传部长赖美泉(闽西人)；对本地干部较少的同安县不放心，则准备调晋江县长朱义振(本地干部，许的老部下)同志到同安任县长，让现任该县第二书记兼县长的林平凡担任县书，将南下干部地委委员兼县书唐静同志调党校，在外部许也计划安排农工民主党委员陈凤仪为晋江第一医院院长，民盟盟员林孝良为泉州第七中学校长，以及郑士美(郑种植叔父)为养正中学名誉校长，另外安排省文化局干部兰守仁(伪乡长、伪县参议秘书)为副校长，来培植扩大他的地方主义势力，在整个干部地方化的安排中，许经常和郑、朱私自研究，然后提到地委会上通过，如辜仲剑、李春华、张孙云、赖美泉以及民主人士林孝良等十多人，并计划让代表莆仙的饶云山，代表惠安的朱汉膺，代表泉州的朱义斌，代表闽西南的张连等同志留在地委。
为了达到排斥外来干部的目的，许几次攻地委，要不要加强学校工作，主要看地委的决心，企图将南下干部调往学校，正如他自己检查说：“将南下干部从主要岗位降到次要岗位，从党政部门调到其他部门，从本地调到外地”。除了排斥外来干部，许对新生力量，如安溪施海滨，惠安陈金元，永春王浩等副书记也主张拉下来。
四、将老区作为自己的老区，丧失立场，许认为老区是地下干部辛辛苦苦出生入死建立起来的，贪党之功以为己功，污蔑南下干部体会不深，照顾不够，在访问老区期间，提出所谓“还债”和对地下时期利用过的对象要“分清功过，衡量功过”，等谬论，使访问工作迷失方向，起引混乱，增加了不少本来不是错案，而成为所谓错案的案件，同时丧失立场，交代安排地主许从为省政协委员，决定给当过伪联保主任的蒋报捷摘掉管制分子帽子，同意提前释放土匪孙垮。
许身为地委党委、专员，进行了这一系列反党活动，破坏了党的团结，损害了党的利益，模糊干部阶级认识，葬送了不少干部，阻碍破坏反右斗争的开展，影响了地委对全区工作的安排和部署，错误是十分严重的，性质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而他在地委开始反地方主义时，不仅不承认错误，反以攻为守，首先攻地委张桂如同志，同时考虑地委可能搞他(一)右派，(二)地方主义，(三)右倾等三个方案，因此检查极不深刻。去年党代会又对郑种植等散布“归去来兮，解甲归田”的消极情绪，同时交代郑种植、朱义斌说：以前三人的关系可交代(实际上关键问题也没有交代)，今天谈的不要交代。对党表现极不老实。这次来校学习，因感到作为内部问题，态度有所转变，但仍不够端正，如在开学时说：“党代会压力很大，有些问题我是硬套上，企图翻案”，辩论曾镜冰错误影响时散布说：“现在还有人认为我是有计划有目的”，并说：“我要在永安工作就不会犯严重地方主义错误，仅不过是严重个人主义”。想推卸减轻罪责，开始检查交代后又说：“我不是抗拒，就是有些不老实”。最后又说：“反正犯了错误，早点处理解决，去当什么都行”的消极对抗情绪，因此就不主动交代问题，经同志们揭发批判斗争后，检查交代了一些问题，但对其反党事实仍不敢正视，避重就轻或推给客观。总之，许几次检查是被动的，一直到现在认为问题不大，还有不通，有抵抗情绪。
根据以上事实及其学习态度，按中央划右派标准第二项第一条规定于六月十三日经支部讨论一致通过，并报地委研究决定划为极右分子，开除党籍。
一九五八年六月十五日
来源：原载 《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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