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8-7-15 作者：[待确定]
雷鸣，男，三十五岁，河北安次县人，富农出身，学生成份，一九三八年五月入伍，同年十一月入党。曾任华北抗日联军二十七支队一总队政治处干事、二营五连政治指导员，一二○师政治部干事，一军一师三团政治处股长，青海互助县委副书记，青海省人委办公厅秘书处主任、办公厅副主任等职。在整风和反右斗争前任青海日报社副总编辑。
雷鸣在日寇侵略至家门时，抱着寻找出路的目的混入我军，在部队工作期间就十分骄傲自负，个人主义严重，抱怨组织提拔自己慢。到互助县工作后，更加暴露了他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的丑恶面貌，在一九五一年春节时，群众组织秧歌队到县委会拜年，有一反动富农(后被判刑六年)高呼“雷主席万岁”、“雷书记万岁”。雷鸣不但没有制止，反而欣然自得给以鼓励。同年在湟中参加土改试办工作时，在干部中傲慢地说：“湟中试办的好乡不如互助的落后乡，尚志田(当时湟中的县委书记)该杀头”。但后来互助县在土改复查工作中发现大部分漏掉和错划地主成份的错误都是雷鸣批的。雷鸣在一九五二年“三反”中打击县委书记吴正夫同志，在干部中散布“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谬论。他认为“世界上根本没有具备工人阶级思想的人，解放军打堡垒有的人虽然英勇，但动机不纯”。报纸上发表省委的工作总结后，他说是“假的”。诬蔑“省上处理问题和旧社会一样，只许州官放火，不许民间点灯”。“我国有民主，但有不同意见不能讲。美国打民主招牌，但有反面意见可在报上登”。后来省上派沈岭同志去互助县任书记和县长时，雷又为自己没当上县委书记而不满。同年八月被调到省人委办公厅和秘书处工作后，把秘书处特殊化，擅自扩大“青海政讯”的编辑组织，在由他决定抽调的七个编辑中后来查明有五个是历史反革命和右派分子。一九五六年又擅自代表省长向团省委组织的“青年远征队”讲话发奖。雷并且诬蔑“省委以党代政，听不得反面意见，百依百顺的是好干部，有些人强调党的领导，让党包办了一切”。
另外，雷鸣在办公厅和互助县工作时，还乱变机构，按个人好恶用人，随便给和他臭气相投的人封官许愿，提职升级。一九五六年十一月被调到青海日报社工作后，又纠合右派分子，大肆向党进行攻击。其主要罪恶事实有以下几点：
一、否定党报的成绩，反对党对干部的审查和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政策。
雷鸣到报社后否定报纸的成绩，说“社论空洞，老一套”、“消息枯燥”，“板起面孔教训人，群众不爱看”。诬蔑报社以往工作是“一本烂账”，“同志关系冷冰冰，生活状况不象个机关”，“肃反面宽了，不该斗的斗了”，提出要少宣布几个肃反对象。当右派分子诬蔑“党组织有宗派和关门主义”时，雷鸣迎合说“领导把同志们的历史问题看得太严重了”，“干部、人事工作神密”。他把在思想改造中因有反动言行而受到批判的人说成是“精神受了压抑”。对右派分子和坏分子向党的进攻说成是“兔子急了要咬人”，“可以理解”。极右分子程远给极右分子郭统厚的反动信件，孙君一(省委常委、副省长)同志批示系胡风思想，须典型批判。雷鸣却怀疑说“从一封信是否能断定一个人的思想，这只是思想落后”。右派分子辱骂“汇报是没人性，党员有奴性”，“入党是朝气衰退”，“领导不懂人学”时，雷鸣却认为这些意见是“正确”的，要求是“合理”的。
二、纠合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
雷鸣为了实现个人野心，和报社两个右派小集团勾结一起，专门搜集领导的缺点向党进行攻击。在报社检查工作中，雷鸣煽动群众攻击乔迁(报社总编辑，一九五六年十一月调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仍兼总编辑)，说“报社的问题都是乔迁的，与我无关”，“大家不敢对乔迁的缺点抱不负责任的态度”；号召大家在下面酝酿意见；影射乔迁说“大家提了意见如果不改，就是国民党作风”。省委第一书记高峰同志到报社讲话，斥责了右派的反动思想，雷鸣公开反对说“高书记不了解报社情况，我没向他汇报过，有一些意见我不同意”。省委书记陈思恭同志指示报社要全面检查工作，不要集中检查领导。雷鸣抵抗说“不知道该咋办好”。当乔迁同志作自我检查后，右派分子大肆攻击时，雷鸣也借机点火，煽动要乔迁挖意识、割尾巴；右派分子质问党、团员，积极分子为啥不发言？雷鸣却指责不发言的人有“个人主义”；右派分子骂某某人接触领导“八面玲珑”，雷鸣同意这种说法。当党内一些同志被右派分子打击的抬不起头来时，雷鸣反恶毒地诬蔑说“某某人为闹地位待遇而消极，某某人个人主义严重”。当同志们提出要批判右派所造的攻击领导的谣言时，雷鸣说“谁知道有没有”。后来，编委提出检查工作有偏差，要纠正。雷鸣却说“无偏可纠，谁认为有偏去向‘群众’讲”。最后，还要报社中级领导同志以自己的检讨去带动右派，混淆两类矛盾，掩饰右派罪恶。
三、反对党的领导，搞独立王国。
雷鸣把党视为阻碍他发展的绊脚石，诬蔑党领导的历次革命运动的正确性，说“每当运动初期做的愈左愈好，这是党的要求，左总比右好一点。党搞什么运动历来都是先紧后松，碰到头上倒霉，碰到尾上不要紧”。“根据我的经验，历来运动都是左的，有偏差”。右派分子孙明轩借省委修建新址写稿攻击省委时，雷说“你不要想的太天真了，省级机关存在的问题不止这一件”，并在群众中散布说“高峰不如张仲良(前省委书记)”，说“整风汇编”上全国各省的材料都有，就是没有青海，以此诬蔑青海领导不行，破坏领导威信。一九五七年春生产抗旱时省委提出“千军万马”的口号，雷说是“形式主义”。雷对省委要他列席的会议，多不亲自参加，而随意指派别人代他出席；认为省委对报社工作的批评是对他的不信任和干涉，如说“你既然叫我在这儿工作，就应该完全信任我，不应再干涉”。对省委宣传部和该部的负责同志极不尊重，说“宣传部管的太多了”。宣传部长午人同志批评报纸配合中心工作做的差，雷鸣骂道“去他的吧，他懂得个啥”。雷鸣还采取打击和分散报社编委委员的办法，破坏集体领导。右派分子视报社干部科是“眼中钉”，雷鸣就取消了干部科。在调动干部上也是从他个人的好恶出发，如今春提拔的二十名组长级干部中就有右派二名和不少历史未作结论或思想上有严重问题的人；由他自己决定调配给采访室的十四名记者中，右派分子就有七名，雷并称这些人是报社的“精华”。另外，还想把原在报社工作后被送去劳教的反革命分子庄本先、石麟祥等人调回报社工作，有些问题雷鸣是先与右派分子雷廷梓研究后才拿到编委会上去通过。当支部对他这种丧失立场和独断专行的作风提出批评时，他竟说“支部要受编委会的领导，我是负责人，我可以决定”。此外，雷鸣不经请示省委就把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报告草稿、刘少奇同志在广州党内会议上的讲话及邓小平同志在甘肃的讲话等重要文件让右派分子雷廷梓翻印，结果毛主席的报告被宽大释放的反革命分子李楷偷去送交反革命分子庄本先传阅，严重泄露了党的机密。
四、同谋篡改党报的方向，向党放出许多毒箭。
雷鸣长期以来对省委十分不满，对省委对他在工作上的正确批评抱仇视和抗拒态度，因此在他到报社工作后就竭力想把党报当成为他反对省委的武器，以党报和省委分庭抗礼，和省委唱对台戏，篡改党报的政治方向。大肆讲“大家怕什么，省委不是不可以批评，(我是)老虎屁股也敢摸，顶大总编辑不当，我原来就不愿意来报社”，“批评要抓大的，不要只打苍蝇不打老虎”，“拼着一身剐，皇帝也敢拉下马”，“要搞些有质量的批评”，“以往报纸是人们茶余酒后的消遣品，我们的报纸很不够，礼拜六、礼拜日要多给人们消遣的东西”。由于雷鸣是资产阶级的办报观点，在他支持下，“青海日报”曾在一个时期出现过不少的错误和毒草。正当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时，他为了配合右派的进攻，曾进行了不少歪曲事实，夸大缺点的反动宣传。如去年五月一日“青海日报”第一版刊登“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雷鸣就在第三版用通栏标题：“解放思想，解决矛盾”，暗示过去思想不自由。五月十七日又别有用心地在一个消息的副题中标出“有的同志认为张国声(省委书记)同志在省宣传工作会议总结中将其他犯罪分子和反革命分子都划入敌我矛盾不妥当”。雷鸣尤为恶毒的是利用党报进行煽风点火，企图挑起群众对党的不满。如五月十八日他亲自指示要公开在报纸上讨论“游行示威是大民主的办法，是解决敌我矛盾的办法，是否违犯宪法”？“过去提政治领导业务，现在又说政治为业务服务，应如何理解”？“我们和平解放台湾，宽大蒋介石，如果人民不答应怎么办”？并且还指示下乡记者在各县召开座谈会，搜集对省委和省的领导干部的意见。另外，在雷领导下“青海日报”江河沅副刊已变为右派分子和反动分子的讲坛。雷鸣还利用“左叶事件”擅自决定召开新闻界座谈会，以此来反对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
以上事实说明，雷鸣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已发展到极其严重的程度，他一贯抗拒党的领导，反对省委，积极勾结右派分子向党大举进攻，图谋篡改党报的政治方向，并且一再坚持错误，拒绝改造，已堕落成为一个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为了严肃党的纪律，纯洁党的队伍，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经青海日报社支部讨论通过，并经省委二○二次常委会议批准，开除右派分子雷鸣的党籍，撤销其所任青海日报社副总编辑的职务，行政上由十二级降为十七级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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