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8-8-0 作者: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教授, 吕烈扬
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教授、吕烈扬自解放前后至鸣放反右从揭发出的及个人交心的问题可以整理归纳为两个主要方面,即立场问题和个人主义问题。
从下列(1)对党的领导及(2)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两个方面的看法,可以看出个人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并且甚至丧失了民族气节,完全是敌人思想。
一、立场问题
(一)对党的领导
1.刚解放时对党不服气,不甘心国民党的战败,说什么“国民党太腐败并不是共产党怎样强,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是遇到了一个最无力的政敌”。说这种反动的话的本意是不希望国民党垮台,还是希望共产党遇到的是个再强大的政敌,显示了反动阶级退出历史舞台前的挣扎,还要保持过去剥削的生活。
更恶毒的是在镇反时觉得“如果国民党照这样对付共产党,也不会有今天”。事实上蒋介石反动派过去反共反人民是无所不用,宁肯错杀一千不能漏掉一个,出卖民族利益,勾结国内外一切最反动的分子,勾结各国帝国主义,勾结地主恶霸对人民施行最残酷的镇压,于人民军队五次“围剿”,发动一切国内外反动力量对付人民。说这句话完全是站在反动立场。抗美援朝时说:“共产党要党不要国”。用对资产阶级政党的看法来对待共产党,觉得是以党为手段达到剥削人民争权夺利的目的。
接管旧辅仁时说:“政府占了便宜”。对帝国主义分子披着办宗教、医院、办学校外衣进行特务颠复活动的本质不认识,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也不可能认识,实质上是包庇帝国主义的利益,维护帝国主义的利益,丧失民族立场。
2.长时期以来对党的领导不心服,采取对立敌视态度,觉得党领导社会科学有革命的经验,但在主观上觉得在领导自然科学无经验,用这个主观错误的前提来对待党的文教政策,觉得文教政策左右摇摆,变得太快。
例如当教育部发下教师工作量制度讨论时,总主观地强调党不了解教师的工作情况,最费时间的备课不计算工作量,觉得领导外行,而没有从工作量制度对社会主义建设到底有什么好处来着想。党实行工作量制度对于发挥教师积极性,提高工作效率,贯彻按劳取酬各方面都较之以前无这一规定时,对文教工作有利,使全国各地学校也比较一致,不致相差太多。对于各级领导也易于制定计划,心中有数。我作为一个教研组领导应该采取欢迎态度的,但我自己是对党先有个无经验的错误前提,在这错误前提下,找缺点夸大,觉得这个制度不现实,总想用资产阶级想法否定现在,企图用资产阶级一套经验去改造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这是完全错误的。
又如当办工农速成中学时,觉得“用三年时间去学完初高中六年课程是不能的”。后来教育部改变工农教育办法时,又觉得“我早就知道这办法行不通”。由此更加相信党领导教育是外行的反动论调。对于这个问题首先不是考虑到工农速成中学对于发展生产建设国家所起的作用,对于提高工农干部水平的巨大意义,当然更谈不到提出积极性的建设意见了,而相反的是在旁边采取漠然冷淡或甚至旁观的态度,幸灾乐祸的态度,完全和党是对立的。
3.对于党能不能领导科学的问题。
在鸣放时我说:“党在耍滑头,又能领导,又不能领导,到底能不能领导?”当然实际上我的原意还是觉得党不能领导自然科学的,觉得要领导自然科学非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成,“党要不能领导干脆就说不能领导”,我是有这些反对情绪的。
现在怎样看呢,是这样认识的:
我感觉党完全能领导科学,也只有和必须党来领导科学,因为可以从理论上和事实上两方面来看一看。
一、从理论上来看,应该同样从阶级观点来看这一问题,在阶级社会里科学文教、上层建筑是为一定阶级服务的。社会主义的科学文教是为广大的工农兵劳动人民服务的,我们需要的是社会主义科学文教,与资产阶级的科学文教在本质上是不同的。社会主义科学文教事业是在党的领导下有组织,有计划的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研究的方法是集体主义的,理论是联系实际的等等。社会主义的科学文教当然只有由共产党来领导,才可能保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保证了科学各个部门按照一定比例,一定需要的速度得到发展,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只能领导科学走到资本主义的毁灭道路上去。
另外一方面现代科学分工很细,这一行的专家往往对另一专业完全外行,而只有掌握了马列主义,掌握了正确的科学方法论,才能保证科学朝着正确的道路前进,所以说党能领导科学。党在贯彻科学文教发展的社会主义的方针政策是完全正确的。科学是为政治服务的,政治是统帅,领导一切科学技术部门,也正像其他各部门一样都应该是政治,都应该由党来领导,党在组织工作上,在制订科学总体规划方面集中了全国的科学力量,得到了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
二、从事实上来看:
解放后几年来不论从数量上从质量上,科学文教事业的发展都远远地早已超过了反动统治时期。反动统治时期根本无科学发展规划的。旧中国有个物理研究所是为了点缀门面,少数几个研究员长期既不发表研究工作,也无出版刊物,科学完全脱离人民生活和实际需要,反动统治二十余年,培养了寥寥无几的科学家还是为反动统治服务的,完全扼杀了中国科学的发展。
解放后从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由党领导制订了国家十二年科学总体规划,指明了科学发展的道路和方向。在高等学校内,党在领导文教事业方面的成绩是巨大的,表现在纠正了统一了旧中国大学系科设置不合理的情况,经过了院系调整,又经过教学改革,制订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学习苏联教材教法教学组织等一系列的先进经验,又组织了大量翻译出版工作,这一切都是在党领导下所取得的成绩。解放后九年来的成绩比解放前旧中国几十年以来大得多,并且在短时期内在一些科学空白点处很快就已取得成绩,如我国已建立了第一个原子反应堆和粒子加速器,还建立了电子计算机、电子学、半导体、自动化、高速力学和科学情报网、许多研究机构,这完全是在党对于科学总体规划和向苏联一边倒的政治路线的正确领导下所取得的成就。
向苏联学习的问题是我们基本政策之一,正如毛主席所说的,苏联对我们的援助是无私的,技术上是头等的,没有任何另一个国家可以给我们这样最先进最无私的援助。
党对于学术研究的具体领导又创造性地提出了百家争鸣的方针,党主张通过自由争辩和客观实践来促进学术的提高和为人民服务。
在高等学校中党的领导问题实质上是两条道路的斗争问题,有了党的领导就保证了科学文教事业为工农兵服务,保证了向苏联学习,保证了社会主义的方向。也正是由于党的领导,才可能像在其他建设方面一样,在科学文教方面取得这样飞跃的成就。
4.对于党的人事制度的认识:
鸣放时曾怀疑过人事档案的不真实,现在的认识是这样的:这个制度是完全必要的,因为一、新中国成立后接受了所有全部旧中国的工作人员,全部包下来,势必应该搞清楚所有人的历史经历。二、历史材料与检举材料对于肃清全国反革命分子提供很有力的材料,档案应严格保密才达到真正保护检举人的安全,用检举与交代的材料,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肃清反革命及弄清历史问题,这对于全国人民及对党和政府使用干部及干部本身都是有利的。三、国际国内环境,国际还有帝国主义存在,台湾还有蒋介石,向大陆派遣特务潜伏活动,阶级斗争还激烈,为反对特务活动,人事制度完全必要并且应当严格保密。四、另从人事档案内容看,大概有自传,鉴定表,各种登记表,学习工作成绩表,及一些外来材料。许多材料是自己填写的,一个人自己过去所作所为自己当然知道,别人的档案材料也无须知道。这样才真正保护人民的安全与自由。五、党在使用干部上可根据档案材料配备到更恰当的工作岗位上去,发挥干部所长,对社会主义建设更有利。
总的看来,要看人事制度“对谁有利”,肯定对人民是有利的,对少数反革命分子是无利的,我们从人民利益出发完全拥护这个制度,这是保证人民专政的必要措施。
5.对于党的总的领导,党中央的领导完全是心服的,但是对于基层党的领导有时就不是那样心服。在鸣放时发表过谬论说:“系秘书不应指挥系主任”。过去我觉得系政大权是操之于系秘书之手。这首先由于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和对立情绪发出的错误言论,而不认识这是通过党的基层组织来贯彻中央的各项政策的,党的组织是一个整体,是一个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坚强组织,决没有像资产阶级的个人喜好而任意随个人意见处理公事的情形。系秘书在处理系务时是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的,是有原则的,是在贯彻党的领导的,而不是以他个人来处理工作的。当然有时或因经验不足可能没有充分征求各方面意见,存在一些缺点,但是自己是用了与党对立的情绪来参加工作时,当然谈不到有意见主动反映了,而是站在对立地位,挑剔指责。
(二)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
6.在三反思想改造时,将别人对我的帮助认为是“与我故意为难”,认为“我思想是资产阶级的,但别人也不见得好多少,或有些人更坏,为洗刷他自己而打击别人”。群众压力很大,也不敢反抗,口服心不服,总想找机会报复出一口怨气。当群众对我的反动思想给以压力时,首先是对立情绪很大,而不是冷静的考虑事实:究竟自己是不是站在反动立场。三反运动对于我完全是必要的,事实上在分清敌我肃清三敌思想方面也取得一定效果,但立场根本未转变,到鸣放时更突出地表现出来想翻三反案,还不甘心于资产阶级思想受到批判,还要替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作垂死的挣扎。如果不是三反时对资产阶级思想进行批判,那么完全可以预料在鸣放时准将堕落成为右派,三反时对资产阶级思想实际上起到“杀威棒”的作用,可见思想改造对于由旧社会来的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知识分子的必要性,因为这的确是一个救人治病的必要措施。现在认识到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思想对于人民事业严重的危害性,就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妨碍着知识分子本身的进步,妨碍着学术的发展,妨碍着国家建设的前进。再从事实来看,看三反时对我的思想言行不应该批判吗?那是完全应该批判的。解放前为了个人名利不择手段,先是投身于敌伪气象台工作,丧失了民族气节,并为自己辩护说,是为了解决生活,念研究院。研究院毕业后,投靠帝国主义分子欧思德,在旧辅大作助教,小心翼翼工作,有时心里反感不敢反抗,为了个人名利隐忍下去,妄想送出国留学,爬到统治地位上去。自己没有痛恨帝国主义一百多年来对中国人民的侵略压迫,在刚解放时反而站在帝国主义立场上与党与人民为敌,留恋过去,恨解放过早打破了去美国的幻想,仍是将自己划作与帝国主义一家。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侵略是不择手段的,更恶毒的是表面伪装巧饰,以办教会、办学校为名进行侵略掠夺,外装忠厚,内藏奸诈。我完全被表面现象所蒙蔽,认敌为友,认党为敌,我忠实地作了帝国主义的工具、奴仆,帝国主义分子给我在思想上放毒,崇拜美国,有强烈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为了个人名利不顾一切,甚至丧失民族气节。解放后对党不满,看问题是用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来分析,觉得“人不为己才怪”,“都有些自私自利,程度不同而已”,觉得“共产党也是争名夺利的集团”。这只是说明自己牢固地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不能理解共产党是为了全体人民的长远的、最高的利益而革命奋斗。
三反、思想改造时敌对的情绪的产生是多种的。首先不认识自己思想问题的严重性,而觉得“别人是故意和我为难,过不去”,“过去因为自己讲话太硬,得罪了人,现在是算总帐”,“要让我服就得这样压一下”,又觉得“有些事无所谓,非党团会议好多人参加,为什么只让我一个人检讨,如有罪过大家都有,为什么算我一个人的”等等,敌对情绪极高,不能冷静思考自己的问题,没有丝毫觉悟到自己问题的严重性,所惧怕的只是群众的压力。这种敌对情绪延续很久,有时高有时低,当别人帮助我认识问题改造思想能到我资产阶级思想深处时,又引起极大的抵触情绪。这表现在双反开始时更为突出,对于有事实根据的大字报又想给打回去,这说明我自己资产阶级立场站的是太牢固了。
40多年个人历史倒有30年在旧社会混日子,在旧社会30年思想意识中浸透了资产阶级思想,在行动和生活方式中完全反映出来。因为自己从小就受到资产阶级的阶级教育,封建家庭教导子女要出人头地,将骑在人民头上的剥削生活叫作“扬名耀祖”。中作“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资产阶级利用了统治的地位,独占了受教育的权利,独占了劳动人民的成果。资产阶级的教育就是训练终身为本阶级服务的接班人,将知识视为己有。知识分子自视特殊,自视为统治者,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长时期以来由于在社会上所处的地位是建筑在剥削者、统治者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上,就形成了资产阶级一套思想体系,而在三反时仍然是牢固的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和党和人民对立反抗,那时对社会主义毫无信心,抱着没落阶级悲观的情绪,当然看不到前途。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目的非常明确,是转变立场后为人民服务的问题。立场转变后,为社会主义工作,对于人民,对于知识分子自己都有好处。真正为社会主义,为人民忠诚服务,那么知识分子的前途是远大的,如果不转变立场,保留着资产阶级思想,那只有悲观失望,毫无生路。
并且我也体会到思想改造主要靠自己下决心,群众运动,贴大字报,别人提意见帮助分析等等,都是外界极为有利于思想改造的条件。但是如果自己思想不真正斗争起来,那别人怎样着急也是毫无办法。在三反时自己就是没有下这个决心,群众斗争的压力很大,主要产生惧怕心理,敌对情绪,认识问题的严重性是被动的,因为被动所以就痛苦万分。三反事实上自己的思想还是改造了一些,但由于是被动的改造当然也就不彻底。现在是深深体会到了思想改造自觉的与不自觉的差别极大。如果下定决心自觉改造就显得主动,并且也是愉快的,而我在三反思改时则完全是反对改造的,被动的去改造,是痛苦的,当然立场也不会转变,要求真正需要改造也只不过是在最近而已,这主要是由于反右斗争的教育和认识到自己的思想和现在社会的发展是多么不相称,而开始在思想上展开了自我斗争,深深地感觉到大势所迫,知识分子的思想非立即改造不可。再回过头来检查一下在鸣放时的表现,当时的思想情况,为什么在当时放出了那么多反党言论?在内心里主要还是报复心理,当时觉得三反时党“搞”了我一下子,自己是看作永世难忘的,于是找机会报复算帐。看了许多右派以此向党进攻,自己觉得是找到了反党的同情者,事实上是这样的一个算旧帐的心理,想翻“三反”案,要党向我道歉,要三反时的积极分子向我认错道歉,这是疯狂的向党进攻,反对党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实质上就是要使资产阶级思想复辟的行为。
知识分子本身不是一个阶级,是一个阶层,总是为一定阶级服务的,不是为无产阶级服务,就是为资产阶级服务,无第三条路线。而中国的旧知识分子大多是出身于资产阶级或地主家庭,带有不同程度的资产阶级思想,这是客观事实不容否认的。在鸣放反右时期,在这阶级斗争尖锐时期,那些大小右派和随着右派摇旗呐喊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党对社会主义失去信心的是知识分子,在反右斗争中显得软弱无力的、思想暗中同情右派的也还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鸣放不久首先辨别出香花毒草的是工人和农民。这些事实充分说明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阶级立场,精神状态,这是与我们所从事社会主义的建设工作完全不相称的,所以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思想大跃进,是急待解决的问题,切身感觉到知识分子的思想非尽快改造不可。
从思想改造的方式上谈粗暴,实质上还是否定思想改造和思想改造对知识分子的必要性。在读了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报告后,提到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三条道路,我是不恰当的过分强调了通过参观访问和业务实践,而轻视了参加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当然业务实践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是有一定帮助的,但这是不够的,因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旧社会带来的资产阶级思想意识是决不相容的,对知识分子发生主要作用的不是业务实践而是个人历史,阶级出身,所受教育,社会关系等等,这些是决定知识分子政治立场的主要因素,所以思想改造只通过业务实践那是非常不够的,只有积极投入阶级斗争的洪流里去锻炼参加政治运动,走向工农,走向劳动中去锻炼,才可能改变立场,站稳立场,改造思想。知识分子只有与工农结合,接受党的领导才有生路,这也是可以由中国近一百多年的历史看到。近一百多年中国历史证明,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有可能将中国人民从长期来被奴役被压迫下解放出来,并且建设起一个强大的新中国。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应该从历史事实吸取教训,知识分子完全应该背叛资产阶级。我一定下定决心坚决在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8.鸣放时对于毛主席所说“知识分子实际上是最没知识的”的话反感,并进行了曲解,更恶劣的是用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的个别文字作为替资产阶级思想向无产阶级思想反扑的武器,曾引列宁的话:“教师在社会主义社会应得到从来未能得到的地位”。用意何在?在鸣放时当然是觉得在社会主义教师的地位今不如昔了,觉得三反时受到“迫害”。当时原意就是这样的颠倒了是非,并且在周总理知识分子问题报告小册子上“……不要在无意之间伤害了知识分子正当的自尊心……”句子旁打下红色的问号和惊叹号,这些事实充分说明了对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的极大反感。三反思想改造别人帮助批判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思想战线上的斗争,决不是伤了什么正当自尊心的问题,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一定要受到批判,对于资产阶级思想绝不存在什么自尊心的问题。对于毛主席所说的知识问题,我错误地认为,不联系实践的书本上的知识才是知识,而完全忽视了知识到底从那里来的?知识到底是为谁服务的?这样两个基本的问题。知识不是少数学者凭空想出来的,而是人类在长时间从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中积累下来的经验总结,是千百万劳动人民在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中长时期的实践结果,少数学者只是根据多数人实践的结果作了分析整理总结的工作。可见真正的知识是从劳动人民实践中来的,而又反转来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的。只有具体的知识而无空想的知识,脱离了实际,脱离了劳动,脱离了斗争的知识就成为无用的教条。我在这一问题上是忽略了人民群众的作用,把对知识的看法不恰当的夸大,视为个人私有,并据为反党的资本,这是非常危险,完全错误的。知识到底为谁服务?自然科学、生产斗争的知识本身虽然没有阶级性,但是知识总是要被一个阶级掌握为本阶级服务的,即有了阶级性,不为资产阶级掌握,就为无产阶级掌握。在社会主义社会科学里,就是用来为人民,为工农兵服务的。由于知识分子长期脱离劳动,脱离工农大众,脱离生产实践,将知识视为己有,视为独占,这完全是忘本,是错误的思想。
二、个人主义问题
1.由个人兴趣出发搞工作,首先考虑到的不是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这表现在很多方面:
1955年党要我负责实验物理教研组工作,我坚决不干,当时恐怕高先生误会,自己也觉得麻烦不愿作,完全由个人出发,不是从需要来克服困难。实验题目定了也不愿开展,觉得既费时间又不易得出结果。
对编写教育部组织的力学教科书不积极,无自信写好,因我的理想比较高,自己写自己也不满意,但如一定要我写也可以答应,不是从需要而是由个人名利考虑的。
我觉得指导教育实习,对我来说是大材小用,浪费时间,虽然每次实习分配给我的任务,我未拒绝过,但是很被动,要我作什么工作就作什么工作,从未主动想办法提高实习质量。
对于教研究班普物摘论课程,在接受这一任务时,即感觉到这种开课办法不好,费力不收效,但奈于私人情面勉强答应担任下来,给学生学习帮助不大,带来损失。
2.院系调整后,较长时期不愿说话,觉得三反受了“委曲”,并以不讲话作为向党向领导的“无言抗议”,觉得我不会逢迎又受批评,实质上是自己个人主义名利思想作祟。发展到最严重时(54年)提出辞职,当组织来人谈时,自己绝口不谈辞职原因,个人名利思想严重,对党不满。事实上党对我的重视、培养和关怀可以说是无微不至的,而自己对党对人民的贡献太少了。特别使我感觉心情沉重的是由于我的辞职所造成恶劣的影响,右派分子学生陈某就是利用这一问题加以夸大歪曲污蔑,作为向党进攻的借口。
3.名利思想另一表现,作物理通报常务编委工作,不愿写稿,编委会几次要我写稿,都找理由推辞,觉得用自己名字发表文章应该是像样的大文章,水平低的不愿写,高的写不了,这完全是不从需要出发。对于中学教学有利的就应该写,而不应该先考虑个人名利。
4.为了个人利益在外兼课,虽然不是自己去找的,但别人找上门来觉得待遇不错,又有车接送,就答应了。
5.对系教学工作会议有意见,但不愿说,恐怕惹起无原则纠纷,不从教学工作改进看问题。关心个人多于关心集体利益。
三、资产阶级思想产生的根源
阶级出身:剥削阶级出身。
官僚资产阶级家庭兼有封建思想所受教育:幼年受封建的私塾教育,中学受国民党反动的教育,大学及研究所受到帝国主义所办教会学校的奴化毒化教育。
社会关系:大学时期同学多出身资产阶级,崇美思想极为严重,在帝国主义分子欧思德手下作助教,思想上增长了崇美思想。过去朋友中无进步人士,接受进步思想还是解放以后。
个人历史:在旧社会30年思想意识中浸透了资产阶级思想,追求名利向上爬,个人主义本是旧社会处世之道,也原封带到新社会来。从表面从形式上看问题,对劳动人民的勤劳朴素作风觉得土气,崇拜资产阶级作风,以风度取人,甚至在政治立场犯了错误,对于右派分子董渭川也觉得他有风度,董渭川向党进攻的言论给我影响很大。自己形成资产阶级一套人生观,在某些问题上甚至丧失民族气节。可以说从待人接物到学术思想完全是资产阶级反动腐朽的一套,长时期以来忠实地为资产阶级服务,为垂死的资产阶级思想打抱不平,不甘灭亡。在鸣放期间对于某些右派言论声气相投,严重的是可以不必经过什么思考就可以接受下来,而对于无产阶级思想的建立是这样的困难。这一切都说明了过去个人是牢固的长期地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有着一系列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世界观人生观,这种思想体系也是由于长期以来过着统治剥削阶级的生活,为这种经济基础所决定的。而这些是与社会主义社会决不相容的,只有坚决的改造思想转变立场,才不致为社会所抛弃。
以上这个分析批判就是我现在的认识。我个人的主要问题是立场问题和个人主义的问题,也是由于在反右斗争和双反运动中党给我敲起了警钟,给我深刻的阶级教育,使我有所猛醒。认识到国内国际的情况,在国内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唯一的出路就是背叛原阶级,投向无产阶级,投向人民群众,到工农群众中去才是唯一生路;在国际的情况下,资本主义阵营日趋没落,处在总危机的前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空前高涨,民族主义国家反殖民主义的运动澎湃发展,正是东方民族觉醒的时代,是东风压倒西风。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一定是工农阶级最后战胜了资产阶级。因为工农完全可以不需要资产阶级自己来管理、建设国家,而资产阶级离开工农就达不到剥削目的,便无法生活。所以在这种大势所趋的情况下正是自我革命,自我掌握命运的时刻,一定要背叛资产阶级立场,彻底放弃资产阶级思想,走社会主义的道路。知识分子的命运一定要与工农结合起来,否则将一事无成,一定要在党的领导下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
四、红的规划
为了争取作一个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在交心与思想小结的基础上针对个人存在的问题,订了下面红的规划:
1.加强平日的政治理论学习,政策学习,继续坚持时事学习,每日注意读报。
在学习时特别注意加强对于党的领导作用的认识,对党在科学文教事业,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领导,对政治是统帅的重要性的认识,继续批判自己对党的领导所抱的错误思想,继续不断的进行自我思想斗争、思想改造。
2.工作无条件地服从需要,党指到那里就走向那里,尽一切努力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不强调个人兴趣,不强调个人专长,不强调客观原因。
3.主动找总支、分支及同志们谈思想问题,有思想问题及时解决,虚心听取别人意见,下决心继续改造思想。
4.锻炼劳动观点,在担负满额教学工作量的情形下,争取每周有一个到两个单元时间从事体力劳动(农业生产及铁工厂劳动)。
5.继续坚持对组织对同志们说真心话,不论是正确的或错误的,以真诚对同志。
6.担任党所分配的社会工作。
7.对教学工作要作到不仅教书,还要负责教人,听取学生意见,加强对工农学生的帮助,提高教学质量。
8.对于教学行政工作要加强联系群众,听取大家意见,参加行政会议讨论时要积极提出建设性意见,作出决议后则坚决贯彻施行,坚持贯彻党的文教政策。
9.要以对党员的要求来严格要求自己,要以党员的标准作为自己学习与奋斗的目标。
10.争取在两年内作个左派。
来源: 《拔白旗、插红旗: 北京各高校双反运动大字报选》,北京: 人民出版社,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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