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8-8-0 作者：[待确定]
解放以后，我首先就在粗浅的理论上接受了马列主义，接受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把它和别的哲学学说粗浅地比较过，认为它是唯一的颠扑不破的真理，唯一的行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接着我逐渐地对于社会主义也基本上接受了，认为它是走上繁荣、富强、幸福、大同的唯一道路。同时，经过了几次大运动，特别是抗美援朝运动，我逐渐认识了党的伟大、英明和正确，对于它信任、拥护起来，认为它是唯一能够实现社会主义的领导者。但是我对于马列主义哲学的学习并不很积极，“略知其意”就完了，不肯花工夫钻研。遇到了问题，在课堂讨论时不能解决也就算了，不寻求别的方法解决。同时，我对党的某些政策有时嫌它有些急躁、生硬(当然后来都发现并证明我的看法是错误的)，例如党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我过去就认为有些生硬。我对于党在肃反时对思想问题采用斗争方式，也觉得粗暴，不解决问题。这也就是说，我在某些问题上，还不能完全了解，体会党的政策，对于某些方面，和党还是有“离心”的趋向。我所以有这种情形，毫无疑问是由于资产阶级思想仍旧潜伏在我的灵魂深处，作为我的指导思想。那也就是说，我的立场并没有完全转变，没有坚定地站稳。在太平无事的时候，倒还不至于出问题。一到了紧要的关头，就经不起考验。所以我对于肃反时对思想问题采取斗争方式，曾认为是粗暴的，是不解决问题的。我认为那只是对有问题的人施以压力，虽然能使他暂时口服，却不能使他长久心服，所以我曾有过党在这一问题上显得“有威无信”的想法。(“威”是指压力而言，“信”是指人心服而言)。更严重的是：在鸣放期间，我听了右派分子黄继忠的一面之词，竟对他同情，认为他的动机还是好的，而对党委会“干扰”他的行动觉得不满。虽然反右派斗争开始后，我很快地就认识到了问题的性质，但在当时，我却严重地丧失了立场。
为什么我一方面拥护党，而另一方面却又在某些问题上和党不一条心，不满意，但是同时这种不满却又没发展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程度呢?我想这种情形，正是我个人所有的资产阶级思想的产物，正符合我个人所有的“中庸之道”和“顺其时”的处世态度。在这次双反运动中，有好几位同志都给我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在他们所提的意见里，都一致地指出了我的暮气。对于这种意见，我非常感激。因为正打中了我的要害。我这种暮气，正由于我有这种“中庸之道”和“顺其时”的处世态度。我是在旧社会里长起来的；在成长的过程中，各方面的影响都使我觉得，象我这样一个人，采取中庸之道于我个人最有好处。所以我不死乞白赖地往上爬，但是也并不是不往上爬。机会凑巧，时机合适，就不妨爬一下，但是时机不合适，就不去强求。就是爬，也要适可而止，否则飞的高，跌的重，反倒不合算。作到了教授，已经超过了我的欲望，要我作系主任，决不干，要我作副教授，倒没什么不可。反正是教授，比讲师高，管它正副。至于过去的八级和九级，现在的三级和四级，对于我并没有关系。所以我向来没因为等级而闹过情绪。因为一个人要精神舒畅，为了这样事而心神不宁，犯不上。但是，是不是我就没有个人名利思想呢?决不是。要是没有个人名利思想，那就干脆连教授、讲师都不必计较了。所以我的所谓不计较，实在是“以退为进”的计较。因为计较了对于我并没有好处，不计较也许反倒有好处。这还是为个人打算，还是计较个人利益，不过计较的方式不同就是了。
我不但在个人地位方面采取了中庸之道的办法，在利的方面，也力争中游。这就发展为暮气，为消极态度，为严重脱离政治。在鸣放期间，我连一次都没看过光明日报和文汇报，这并不等于说我和它们上面所发表的言论没有共鸣之处。这只说明我如何脱离政治，如何“超然世外”。
但是我完全“超然世外”，是不可能的，一个人总得活在“世”上。而活在世上最重要的就是要“顺其时”，不能逆流而行，因为那样不行。同时，要活在世上，还得有一定的用处，不能白活。所以得有一点技术，得有一定的专长。活得好坏要看技术的大小，因此我重业务，轻政治。我曾认为，业务不好，就不能工作，思想落后，照样可以工作，落后关系不大，只要不反动，不作反革命就成。
以上是我的主导思想。但是在这次双反运动中，我认识到，我这种“中庸之道”，消极态度，力争中游，只“顺其时”，都是站不住的，都是极危险的。因为大家都跃进了，都红透了，都成了左派了，那还有我这个中间分子存留的地位呢?并且不进则退，那时候我原来这个中间派就要变成右派了。我不能停留在原来的地位上，停留在原来的地位上就是要落到更落后的地位，就是要成右派。在鸣放期间，我已经由于资产阶级思想的主导而立场极度摇摆了。今后我要是仍旧停留在原来的地位上，那么，再有一次风浪，我就非摆过了中间的界线不可，要摆到右边去了。那多危险!所以我这一次决心彻底改造自己，决不再落后，决定迎头赶上，积极起来，力争上游，和同志们一齐并进，一齐飞跃，作一个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一个又红又专的人民教师。
来源： 《拔白旗、插红旗： 北京各高校双反运动大字报选》，北京： 人民出版社，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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