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8-8-0 作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王力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力我的名利思想是严重的，而且是根深蒂固的。我出身于封建地主家庭，有“光宗耀祖”思想。后来受了资产阶级教育，这种“光宗耀祖”思想就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汇合起来。我的家是破落地主家庭，“艰苦奋斗”才能读得成书，获得一些书本上的知识。所谓“奋斗”，说穿了就是为了个人名利的目的。
三反以后，我曾经批判过自己的名利思想。我这样想过：做一个系主任随便做得怎么好，也不过闻名全校，如果写一部有价值的书，就能闻名世界。我把这个思想拿出来批判，实际上并没有批判掉。来到本校以后，我的名利思想反而滋长了。
名利思想滋长以后，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党和人民给予我的荣誉，我不曾想到怎样为人民服务得更好，而只是想怎样获得更大的名和更大的利。
我咀里不要钱，心里要钱。当我爱人问我的稿子写了多少字的时候，我发脾气批评她看见每一个字都是钱。我的大儿子曾劝我多写一些普及的东西，可以多卖钱，这次我在广西还批评了他的名利思想，实际上我象王衍“举却阿堵物”，把肮脏的思想掩盖起来。
当名利不能双收的时候，我只要有了其中之一也就心满意足。来北京以前，有朋友劝我不要再写小册子，不要再写杂志文章，要搞专门著作；写小册子和小文章浪费了自己的光阴；年纪不小了，要争取十年内或十五年内在学术上有大成就。我心里甚以为然。要搞专门著作就得牺牲若干利(稿费以字数计，专门著作的速度小，不值得)然后能获得更大的名。但是，当工人出版社找我写小册子和各杂志社找我写文章的时候，我仍然答应了。我自己认为这样是“自我牺牲”来服从政治任务，来为工农服务，实际上我可以更容易获利，因为摇笔即来。
在汉语史的问题上，也是名利思想在驱使着我。远在二十年前，我就有了写汉语史的志愿。自从向科学进军的口号提出以后，我想凭着汉语史经过几次修改补充后在十二年内达到国际水平。那时节，我就能在国际上享有盛名。1956年，高教部李同志来看我，讨论关于教科书的问题。我说我想用私人名义出版汉语史的初稿，因为未经高教部聘请的专家们审定，不能用高教部名义出版，以免损高教部的威信；但是，这是一门新课，初稿拿出来供各方面参考也有好处。李同志当时鼓励我这样做，并且愿意由高教部介绍出版。我说不用介绍，只要高教部同意，我自己能找到出版社。这些都是冠冕堂皇的话，骨子里还是为了名利。一门首创的课程，我能在两年内完成初稿出版，显得我有本领，这是名；初稿出版可以拿一笔稿费。高教部编写教科书的条例里有一条说：“稿费办法另定”(大意如此)，我怕将来高教部说教授们拿了工资，稿费可以少给。先拿一笔稿费就不至于“吃亏”。
“汉语诗律学”的出版，也是为了赶浪头，拿稿费。近两年许多人都写起旧诗来了，我的书出版会受人欢迎。因卷帙繁重，可以多拿稿费。在这一件事情上，显得我的名利思想比解放前还更严重。解放前开明书店想出版我的“诗律学”，我还很慎重，说要博访通人。
我的名利思想主要是表现在写文章拿稿费方面。但是问题不在于写文章拿稿费，而在于什么思想指导着我去写文章。如果处处为人民的利益着想，多写几篇文章还是允许的，拿点稿费也是合法的。而我实际上是为了个人名利，就不能不使人民的事业受到了损失。
为了名利，我在写作上表现了很不负责的态度。同学们指出我的“汉语史稿”错误千出，我就气得跳起来。我斤斤计较错误是否达到一千，没有从思想上检查我是否用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来从事写作。我的“中国语法理论”“中国现代语法”两本书重印，被归入古籍一类，我很生气，因为我没有死。同时我又很高兴，这样就可以原封不动地拿出来重印了。我写小册子更是粗制滥造，在我的“谈谈汉语规范化”里，我把乌鲁木齐写成了阿拉木图！这种对人民不负责的恶劣作风是由于我的极端的名利思想所造成的，已经给人民带来了很大的损害。
第二种损害是：为了名利，我把国家和人民交给我的重要任务置之不顾。在青岛编教科书的时候，我不专心编教科书，而是同时兼管我的私房，准备编写一本小册子——“词类”。这显然是为了个人名利。说实话，写“词类”这本小册子是给一般中学教师作参考的，拥有广大读者，正好借此让我的体系在群众中生根，以达到自我扩张的目的。我把国家交给我的重大任务摆在一边，没有想到对不起人民，今天看来觉得是非常可耻的。
第三种损害是对青年产生不良的影响。有些同学曾经以我为奋斗目标。我这样一个名利思想极端严重的人，不但不能为青年们树立榜样，反而在思想作风上毒害青年。想到了这一点，令我非常痛心。
我的极端个人主义又表现在我的权威思想上。我不愿意和魏先生合作编写汉语史教科书，是由于我怕他破坏了我的体系。我心里想，如果是吕先生，我就愿意和他合作。说穿了就是吕先生和我都受过资产阶级语言学的“洗礼”。我对魏先生的学问是尊重的。我希望魏先生在材料上、在文献上帮助我，同时我又怕他拿他那一套来破坏我的体系。在魏先生面前，我自卑，因为我读书不多，在朴学方面，在某些地方，连常识都够不上；我又自高自大，因为我从资产阶级语言学家那里学来了一些东西。三年多以来，我不取得罪魏先生，表面上是怕他脾气大，骨子里是希望“井水不犯河水”，一团和气，各有千秋。
我没有认识到，每一个学术体系都打上了阶级的烙印。我的资产阶级立场未改变以前，我的体系决不可能是无产阶级的体系。如果不好好地学习，要求具备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的眼光，就没有批判自己的能力。我所要捍卫的体系，也就成为资产阶级思想的灵牌，被人民扔到毛坑里去。
我没有认识到：为了人民的共同事业，我们可以坐下来平心静气讨论问题。真理只有一个，在每一个人都没有私见的时候，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必然能获得共同的真理。魏建功先生“知识公有”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知识私有”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它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意识反映。今天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说是被消灭了，作为资产阶级的上层建筑的“知识私有”的意识形态还存在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里，它的危害性是非常严重的。如果能够作到“知识公有”，我们就能把同志们一切正确的意见都看成自己的一样，我们就能截长补短，为我们的共同的社会主义而努力。
马列主义教导我们：个人主义是和社会主义水火不相容的。不破不立，不止不行。如果不能彻底批判个人主义，一定过不了社会主义这一关，而为时代的洪流所冲刷。我今天痛下决心，把思想上的肮脏东西展览出来，火烧我的个人主义。我的批判还是很不深刻的，我热诚地盼望同志们多多帮助我。
我在1956年申请入党。每次发现我有很多错误的时候，我就对自己说：“我完了，入党入不成了!”今天我觉悟到：能坦白承认错误，深刻批判错误，就是向党靠近了一步。今天我要表示我的决心，我决心彻底改造思想，争取在三年内加入共产党，作为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
来源： 《拔白旗、插红旗： 北京各高校双反运动大字报选》，北京： 人民出版社，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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