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8-8-22 作者：[待确定]
犯错误到现在已超过一年了。从自己发现错误开始自我检查起到被斗争处分，受劳动改造也已一年出头了。围绕着错误而生的种种问题，经过自己思考学习，别人批判斗争，应当说是想通了。（在理论上说，特别是八大二次会议以后，看出自己过去两年中思想发展的线索同毛主席和党中央思想发展的线索有极鲜明的对比，看出了两条道路截然相反的方向，看出了共产主义的前途，可以说，过去剩下的种种疑问已消失殆尽。）尤其是在明确认识到自己犯的是历史性错误以后，自己感到错误的性质既然如此，那么无论什么严厉的提法也不会过高的，无论什么严厉的处分也不会过重的。尤其是今年以来看了几部有关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与文艺作品，看到在革命的大风暴中，思想一步不能跟上历史的发展，就要遭到历史的遗弃。昨日的英雄成为今日的罪人，昨日的革命者今天就要走上断头台接受历史的惩罚。在十三陵的时候，读到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论法国革命大风暴的中心，1793年的文章，说法国雅各宾党人的经验完全适用于俄国共产党，不过方式上可以宽大一点而已，至此真感到自己的错误是“理无可恕，情无可原，罪无可逭”，觉得既然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错误，纵然砍掉脑袋也除了自恨而外，决无怨党之心，每当这样想的时候，就仿佛一方面感到大彻大悟；一方面感到悲从中来，不知涕泪之何从。
但是，就是我自己也觉得，自己对自己的错误的认识并不是已经十分明澈，十分坚决了。在许多问题上还有各种各样的情绪。这些情绪反映了自己对自己的过去还不是那样断然决裂，而还是藕断丝连，必须继续加以暴露，加以批判，求得彻底歼灭。
这种情绪似乎不是很强烈的，但是不时以各种形式表现，大部分已解决了，但残余的仍然起作用。
相当长时期使我耿耿于怀的是南斯拉夫的问题，去年批判以后，又经过两个多月的学习，终于鼓起勇气来读了德热拉斯的《新阶级》，看到德热拉斯已经不是无意的，而是有意的，不是隐蔽的而是公开的主张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实在对自己的以及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的错误感到胆战心惊，使自己从反面得到了批判，当时就比较明确地认识到南斯拉夫是处在向资本主义倒退的危险的道路上，感到铁托、卡德尔的理论的逻辑后果必然是德热拉斯主义，而铁托、卡德尔对德热拉斯的斗争是没有力量的。这些思想认识我都曾向组织上汇报过。但是直到那时为止，我总觉得南斯拉夫的社会到底还被肯定为社会主义社会。铁托、卡德尔还被肯定为同志，对他们的批评还是同志式的批评，而他们也似乎还在同帝国主义和徳热拉斯作斗争。因此又感到自己的错误思想比起南斯拉夫还差得远，为何对问题的提法如此严重，是不是还可以把自己也看成一个犯了错误然而还可以挽救的同志呢？这种情绪一直存在到今年春天正式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展开批判，最后直到7月间听到冷西同志关于八大二次会议的传达，肯定南斯拉夫社会已经变质，才算是完全清除，近来看到铁托分子的各种言行觉得其无原则、无道理已到极点，无耻与反动亦已到极点，这才更进一步感到党正是挽救了自己，使自己免于政治上、道德上的进一步堕落，免于犯更严重的错误。
比的思想还表现在这样一方面，看了不知多少批判右派理论的文章，凡是谈到右派的政治理论与学术思想的，我大部分都认为自己应当批判，心里常带着心悦诚服的心情对自己说：“我确是右派”，凡是说“右派分子如何仇党恨党，蓄意阴谋反党”等等的心里就觉得自己不是如此，去年以来，报刊批评，常常把右派与修正主义者并列，自己往往分不清楚修正主义者与资产阶级右派的界限在哪里，拿揭发出来的一些思想情况相比，觉得那些修正主义者错误也很严重，有些点上还超过自己，然而修正主义者还被称为是同志，他们的问题被放在人民内部处理。这中间，秦兆阳就是一个，我总觉得他的情节比较恶劣（耍自己假批判自己的两面手法），影响比较严重，然而还是留在人民内部，虽然觉得原因可能是因为他在鸣放期间未犯错误，但总觉得一纸之隔就有天壤之别，有所感慨。两个月前，秦兆阳的问题是终于肯定为右派分子而公布了，心里觉得解决了一个比的根据，但是比的情绪并未完全消失，一方面觉得错误是犯了，不论何种处理死而无怨，其他与我有相同思想的同志，我都希望他们以我为鉴，黽勉前进，永勿蹈我覆辙，但是觉得一定要把我的主观说得那样坏，好像比谁都不如，却总感到耿耿难已。总而言之是不愿，也不敢把自己设想得那样坏。去年批判结束以后，朱穆之同志同我谈话，要我巩固自己对自己的错误的认识，说斗争过后，常常会再思再想，不相信“自己会那样坏”，那是极危险的。我当时向他表示，错了就是错了，想通了就是想通了，不会反悔的，但是今天看来，我的思想情况并没有脱出，朱穆之同志所说的危险的“规律”，这种思想发展下去又会成为“偶然论”。虽然从自己的社会思想历史的分析承认犯错误是必然的了，但是跟人一比又会觉得许多人和我差不多，我之成右派不过是偶然而已。再进一步这就是不服了，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诡辩逻辑，他本身就是一切右派分子的思想基础“以一概全”（以次要作主要），这个问题不解决是不能前进的，另外，一定要看到带右派分子的帽子是加速改造的有利有效的途径，实际生活已经多少可以证明这一点，这正是党的政策的意义所在，必须看到戴帽子对自己的改造有百利而无一弊，把它看成纯粹是一个积极的因素，心中就可以愉快，可以努力向前。
又一种比的情绪是对一些同志的言行表现感到很鄙弃。在十三陵时，就看到一些同志劳动与表现不够好，其中又有一些是素所了解的，心里就想怎么这样大的运动也没有震动你们。在交心大字报中看到一些同志的大字报，以为好，以为这些人本来是自己认为较好的，觉得自己看人还是有原则的，看到有一些人的大字报，就觉得许多思想，自己虽然是右派却还没有，有些同志作了检讨，但是感到检讨很缺乏深度，虽然他的错误不是右派性质，但是他今天的认识水平却并不比若干右派分子高。总社检查对外部的业务思想，有人觉得惊讶，我却觉得本来就是这些东西，许多是我知道，而且企图与之斗争的，觉得自己虽然是右派，却并没有那样赤裸的洋奴思想与非组织观念。总而言之，不是在思想上极其明确自己在政治上的反动性，而是拿一些次要的问题上，自己曾有过的某些还不是最坏的东西，去矫人家的弱点，从中来使自己求得慰藉。我曾有一度觉得这样想是对的，对一些错误的恶劣的思想就是应该鄙弃，应该愤慨，但是仔细再想，这中间有极危险的，模糊以至麻醉自己对自己的错误的认识的作用。再深挖下去，就可以发现我认为我已经经过批判而放弃了的，看人的机械唯物论的历史论与唯心主义的品质论依然犹在，即某人历史好，虽然犯了错误，也是比较纯洁，某人品质好，虽然犯了错误，也是一条好汉子。这种思想曾是我的反动政治思想的基础，只要这种思想还有一些存在，就会模糊唯一正确的从政治上划分左中右派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这是一种极其危险的倾向，它可以使自己反动政治思想得不到纠正，更不用说妨碍自己在各方面兢兢业业的改造了。现在反省起来，应当用鲁迅关于东林小人君子之辩的原则精神，来端正自己的认识，“一般同志虽有缺点，实系好人”，“右派虽未必五毒俱全，究是右派”，只有在原则上一丝不苟，才能正视错误改正错误，然后自己可能有的若干“长处”才能真正起到作用，成为真正的“长处”，否则这些“长处”只能作为掩盖自己烂疮的遮羞布与阻碍自己前进的包袱而已，有什么值得留恋珍惜可言呢。至于在对人的看法上，则张贻在年初对我讲的一句话，“既然犯了错误，就应该多看人的长处，少看人的缺点”，我觉得实在是至理名言。若径比自己各方面强的人比，那么自己的毛病何啻万千，自己就可以不断找到前进的动力与榜样。永远不会感到自满，永远不会感到委屈，永远不会感到苦恼，这里就有自己不断革命，不断前进的道路。
在去年被批判时有许多批判，自己觉得确是十分中肯确切，通情达理，自己是接受得心悦诚服，听了有“闻道悔迟”，茅塞顿开的感觉，但是有一些却觉得并不是针对我的思想，是从我的其他思想引申出来的一些思想进行批判，觉得不够实事求是，当时邓岗同志一再同我谈到一般同志的批判不可能那样精确，同时，我自己也认为主要点上已经错了，对许多细枝末节并无特别重视的必要，只是在听到某些批判的当时有一阵难受，过后也就没有什么了。但是从那以后，在整改期间，以及在以后，直到这次的交心期间，从大字报上常常可以看到提到自己的一些言行思想的地方，其中有一些，实在感到我并不是如此思想。因而感到既成右派，一错百错，一无是处了，心中便感到委屈，感到消沉。可以举的一个例子是，去年年底《新闻战线》上有一篇文章上提到了我的一段“反动透顶”的言论，这是我的问题在公开刊物上出现的头一次，看了之后，当然震动难过，不过自己在思想上一直是准备自己的问题上报的，也一直是有决心让自己的毒草作肥料的，因此，很快也就想通了。但是我自己觉得其中所说的到的那段话，并不足以代表我的思想，要批判大可以我在《新闻业务》上的那篇错误文章为对象，（我认为那个错误确实是极端严重的）而不必用我仅向曹德谦一人说过一次的话作为凭证。而那句说“美国没有领导一样事情办得很好”的话的来源是，就在那一两天听冷西同志传达科学家对科学研究机关的组织形式的意思中的一句。自己也还是在疑问中，因为自己没有去过美国，因此会跟曹德谦讨论到那个思想。因而就觉得公开刊物如此引用批判一种错误言论，做法不够严谨。
这些想法，都是在看到一些批判时的当时的感触，大部分过后就都忘了。但是积累下来的情绪就是：既成右派，即是众恶所归，难以实事求是了。觉得很委屈，但是，现在看起来，这种情绪的危害性是极大的。第一，要求“实事求是”本身并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任何错误都是不能离开人来谈的，既然我整个人在政治上已经属于敌人的范畴，我的任何错误，不论是大一点还是小一点，是明显些还是隐蔽些，就都是属于跟一般同志的错误不同的敌人的范畴。因此要求“实事求是”本身就是对自己的错误的本质缺乏认识的表现。第二，这种情绪在我身上造成了一种灰心丧气的促退情绪，这是完全错误，从许多这类批判中，我应当引出的结论是：赶快改造自己，改变自己的政治立场，自然也就可以改变人家对自己的观感。任何对自己的批评都应看成是促进自己前进的动力，而不应成为自己灰色情绪的根据。最后，我的情绪是对党不信任的表现，一般来说，群众的批评要求百分之百的准确本来是不现实的，然而党的结论总是经过反复斟酌而达到正确的，这点曾经是一个共产党员的我是应当知道，而且应当深信不疑的。在这个问题上不应当有任何相信自己而不相信党的情绪。目前来说，这就是我政治立场是否有改变的考验，是我是否重新取得党性的考验。去年9月，邓岗同志曾对我说：你可以相信“墙倒众人推”是不会有的。当时我听了很突兀，因为自己还没有这种思想，同时也很感激。然而现在看来，我的这种思想实在是有的，而我对党的感激与信任却并不是那样坚定。我必须牢牢地记住邓岗同志这句话，坚决信任党，一切反求诸己。
去年犯错误被发觉以后，即常有如在梦中的感觉。就在住了多年的宿舍里，半夜起来对着自己的妻子儿女，茫然不自知身在何处，己是何人。去年冬天这种精神状态略好些。处理以后，到十三陵之初这种感情又形强烈，往往在梦中与往日的一些老同志、老战友笑语如常，忽然醒来，觉得不知到底梦中是真，眼前是真，明明是已被开除党籍了，但总不相信，而且也不以为自己不是一个共产党员。只要是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常常反复不断地以八字自问：“是邪非邪？真欤幻欤？”环回往复，倾洞无端。我也曾把这种情绪同郑德芳谈过，她说，她有时也是如此想，她认为这种情绪还是好的，因为它是不自外于党的表现。我也长久是如此看，但是现在觉得这实是一种对自己的过去仍有幻想、仍有依恋，未能彻底决裂而产生的情绪。按照原则，自己应当彻底地否定自己的过去，仇恨自己的过去，这方面自己的理智应当是十分清醒的，甚至应当是冷酷的，但是我却总不能把一切都忘怀，常常想起自己的一些好事，这实际上会模糊自己对自己的错误的认识，削弱自己改造自己的决心。而今而后，应当把自己的过去彻底埋葬掉，以往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受资产阶级教育长大的那个我，应当已经不存在了，堕甑已破，不必再顾，现在自己应当像一个婴儿一样，重新在党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现实必须尊重，光明只有朝前看。
在改造过程中，现在最大的情绪波动是怕再犯错误，怕受批评，为此甚至不敢在集体生活中积极起来。第二次到十三陵，受到了中队和小队的表扬，心情开始开朗，第二次到十三陵担任小队长之职，感到愿意，不但努力劳动，而且愿意为党做一些促进右派改造的工作，自己觉得第一期的中队长王濯非同志与洪奇同志对自己嘉勉也较多，到吴学文同志来担任中队长提出我以前曾提出细水长流的话，并且予以批判时，自己有相当一个时期实在想不通，觉得参加革命多年，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批评，以为原因就在于自己成了右派，因此一切问题都要提到那么高来批评。自己觉得既然如此，自己实在没有把握在言谈中不出一点错误，既然如此最好的办法就是“谨小慎微，多劳动，少开腔”，以免一错再错，许多右派分子都说是“谨小慎微”，但是以我看，只有我自己才是算得上是最少说话的人之一，大部分其他的人都要比我有说有笑得多。看到报上“敢说敢想”觉得对，觉得做人就应当如此，但是又觉得自己不同，再好还是等摘掉帽子之后再敢说敢想。有时“平心静气”地想一想，觉得在十三陵前后4个月，受表扬实远比受批评为多。但是觉得受表扬不过是“劳动积极，态度踏实”等等，自己认为是每一个人应该做到的，算不得什么，但是一批评起来就是“路线问题”、“立场问题”，觉得十次表扬也顶不上一次批评。自己觉得经过这一年的批判斗争反省，总应该是已经认识错误了，也愿意抛弃自己的错误立场与观点了，自己经过党多年的教育，为党工作之心是从来没有动摇过的，现在只应当一切听党的话努力前进，再不应当犯错误了。因此对于“细水长流”受批判特别感到痛心，然而我今天应该更痛心的，是这次批评并没有被我看成是激发自己更奋勇前进的动力，反而使我把去十三陵初期的那点积极性都收起了不少，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求无过，不求有功，我是如此的脆弱，哪里有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的阔大襟怀与坚强精神。我觉得，而今而后，错误当然要避免犯，但是既然犯了就要接受批评，任何批评都只能看做是党对自己的关怀，看做是党对自己的鞭策。无数好同志正是这样不断前进的。对待批评的态度，也是有无共产主义风格的一个主要考验。乞求温暖慰藉是一种没落的情绪，而在一个右派分子身上，则更是一种反动的情绪。虽然犯了错误，背上了右派分子的身份，但是决不是不能敢说敢想了，恰恰相反，为了决心改造自己，恰恰应当更发挥更敢说敢想的精神。错误的思想，只有早暴露才能得到改正，受到批评正是有了改正的机会。掩藏下去，只能越发展越严重。我过去在同党的关系上还没有在这一面背上包袱，现在决不能够在犯了如此大的错误，而是决心悔改的过程中再背上这样一个包袱。
斗争以后，同许多负责同志谈话，常常使我感激涕零。处理以后，王飞同志同我谈话，提出以后不要要求温暖。现在看起来这是针对我这个具体人的思想感情而发的适时的正确的警告。几个月来我思想上总不是把党对自己的严格的批评当作关怀与帮助，而是觉得太严了，太过分了。因而有吃不消的恐惧情绪。觉得参加革命多年，同级之间，上下级之间，自己一般关系较好，工作中有缺点，各方的批评都是谆谆说理，而现在一成右派，自己感到要受没来由的极重极严的批评，从而觉得是没有人再同自己心平气和、分析批判了，自己的自尊感到很大的打击，很大的委曲。自己觉得凡是真理我没有不愿意接受的，但是，现在却也可能要受没来由的批评了。觉得人与人之间误会是常有的，但在过去误会了一解释也就完了，甚至不解释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现在则即使是误会，就会是立场错误反动言论。这种事例虽然不多，而且也不大，但给自己的情绪打击却实在太大。一直到影响到自己同党的关系，到自己改造的信心。心里极端希望能与组织的代表谈心，但是又觉得人家现在不愿理你。想找以前的老上级老同事谈心，但是又觉得现在不比以前，地位相差太远，越级找人万一发生误会，后果又是不好，种种不健康情绪在自己周围筑起一垛高墙，而自己在其中孤独难受。完全缺乏一个革命者应有的乐观主义精神。这个问题今天已成为我前进最大的障碍。现在还不想批判，但是决心在这次交心彻底解决这一问题，真正做到能够“愉愉快快”地下乡，轻装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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