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8-9-8 作者：(仇作华)
(仇作华)9月3日函悉。省委认为仇作华的主要错误是严重右倾机会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发展到有个人政治野心，大鸣大放期间严重丧失立场，同情支持右派向党进攻，起了煽风点火的作用，情节是严重的。但考虑到仇在师专问题上的错误，当师专一开始转入反击右派，即在大会上主动作了检讨（虽然很不深刻，但也算有较早的转变），对“四权”“三化”问题是附和项南的反党思想和起了传播的作用，但还没有造成严重的恶果；在写社论问题上的错误，该稿发表前曾经田心同志阅过。过去工作一般肯干；表现尚好。最后经过批判尚能认识错误，表示悔改。据此，省委决定：不划右派，给予留党察看二年，撤销一切职务，级别降二级的处分，下放基层锻炼。
1958年9月8日
（一）仇作华的反党言行，在整风运动中早已暴露。在处理广州师专学生闹事中，他违反省委指示、支持右派分子的无理要求之后，该校有一党员曾写信向省委文教部反映。双反运动时，师专也有同志贴出大字报，公开揭发。团中央书记处知道仇在大鸣大放时贴大字报攻击田心同志之后，也曾提出批评。在反右倾保守时，团省委机关干部也对仇提出了很多意见。我们虽然认识到仇的某些问题的严重性，今年五月在常委会上进行了批评，但是，由于思想上右倾，原则性不强，因此，批判的不够及时，也没有发动群众充分揭露。对一些问题没有提高到原则高度上进行批判。这一点我们应作检讨的。
最近，在深入整风当中，党中央再一次提出要保证党对团的绝对领导。团的三届三中全会揭发了项南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这些，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在8月19日至31日举行的常委扩大会议中（吸收各个团地委书记和机关各部负责同志参加），由于我们贯彻了省委的指示，认真学习文件，放手发动群众，仇作华的反党言行终于被彻底地、全面地揭发出来。
（二）仇作华的反党言行，主要表现在下列三个方面：
第一、反党对团的绝对领导，企图篡改青年运动的共产主义方向。
1956年9月，仇作华在为南方日报起草的一篇社论（“关怀青年一代的成长”）中，公然违反省委的指示，歪曲省第二次团代表大会精神，他认为，“目前最突出的问题是青年的许多特殊要求被忽视了”，他撇开团的省“二大”提出的各项任务，主张孤立地关心和满足青年在婚姻恋爱、文化娱乐体育等方面的要求，企图使团的组织变质，脱离党的政治方向。
团的省“二大”召开前夕，仇主张在大会上解决青年团自己管干部和经费等问题，批评常委不管这些问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省委“腰杆子不硬”，竟想向省“强硬”，企图向党争权。在全国第三次团代大会期间，他仍然坚持这种反党主张，期望“三大”在这些问题上会有重大的“改革”（实质上是反党的改革）。他在“关怀青年一代的成长”这篇社论中，攻击党“对青年团的活动，过多地加以干预和限制”，污蔑党“使团的系统领导陷于瘫涣状态。”由于他有这种反党思想，他在知道党中央的意图——不能在“三大”大会上鸣放——之后，仍然认为，“在大会上鸣放一下好”；并以“三大”没有鸣放来贬低大会的成就，以两面派的手法反对毛主席说“三大”开得很好的估计。
仇极力赞成，并积极传播了项南的反党纲领，他认为：项南的“十点建议”很好，很有启发。他曾布置广东青年报刊登“干预国家生活”的文章。他把学生闹事归罪于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另一方面，他对于团中央书记罗毅同志关于保证党对团的领导的报告说“一般化，没新东西”，却不予传达。
仇在师专学生闹事当中，扮演了反党的角色。他已听了饶璜湘同志传达陶铸同志的指示，还公然违背省委的指示，答应学生修理游泳池，支持右派分子提出的改学制的无理要求。他号召团员支持“学生”的要求。企图引导团员跟右派分子走。另一方面，他颠倒黑白，批评师专团委和学校领导官僚主义，公开打击坚持正确立场的师专团委书记。他还参加了右派分子组织的非法的“鸣放委员会”，和它的主脑（右派）交换了电话号码。他这种和党唱对台戏的行为产生了很坏的效果。右派分子认为“团省委支持”他们，学校党、政和团委受攻击，甚至有几个团支部贴出大字报要求“改组”团委会。
第二、积极支持与包庇右派分子，和右派分子一起向党进攻。
大鸣大放期间，在机关、大专学校团的干部中，仇以“介绍”北大、清华的鸣放情况为名，美化了右派分子林希翖，丑化了北大的积极分子，把右派分子的进攻当作是“思想活跃”、“敢想、敢说、敢干”的表现，到处点火。
仇作华对于华南师院和中大右派分子攻击党委书记的大字报大为赞许。右派分子海风攻击陈唯实同志的一篇反动“诗”，他认为写的很好，背的烂熟；并拿了一部份攻击党的大字报，向机关干部鼓动说：“这些大字报很好，你们应该去参观。”他在团省委机关动员鸣放大会上，攻击龙潜同志，说“龙潜很糟糕”，以此来煽动右派向党进攻。还对出席团省委第三次扩大会议的地、县团委干部说：“龙潜是现代的陈世美”。并指使中国青年报右派分子去中大采访，写小品文来攻击党。
在鸣放中，仇写了两张大字报，攻击团省委的领导核心（未写完），污蔑田心同志是“传声筒”、是“天字第一号的官僚主义者”。同时，积极发动别的同志鸣放，叫别人与他合作，续完他写的大字报；并对一个同志说:“你们写大字报吧，我供给材料”。仇还攻击没有鸣放的同志“世故”，“讲策略”。对于右派分子（如李康敏、庄扬等），仇则积极加以包庇。
仇作华对于肃反也有怀疑。他怀疑团省委机关的斗争对象是否多了，怀疑对陈炳韶、许戈阳、愈仲达等人的斗争的必要性。
第三、品质恶劣，怀有个人政治野心，企图夺取团省委的领导权。
仇的个人主义思想极端严重。他向党一手要官，一手要钱。做了团省委副书记还想向上爬；对于没有安排他当团中央委员，很不满。工资改革中，对只提一级不满，要求连提两级。因为福利会坚持原则，没有给他补助，他竞攻击福利会为“慈善机关”，提出“调回大连”的威胁，他对于干部下放不满，说：“当一辈子农民，我思想不通，我是来革命的。
仇极端狂妄，目空一切，拒绝批评。品质恶劣：欺上压下，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哗众取宠，自我吹嘘。
仇怀有个人政治野心。他狂妄地认为，“其他团省委书记都不如我”，“田心并不比我强”，“田心没有资格当团省委书记。在鸣放中他抓住田心同志的某些缺点，企图攻夸田心同志，支持中国青年报右派分子，将攻击田心同志的小品文抄给“辣椒”副刊（没有发表）。并野心勃勃地对别人说：“田心最好调去省人委搞政府工作”，企图赶走田心同志。至此，他的野心完全暴露了。
在大量事实面前，仇作华低头承认了自己的罪行，但检讨还不深刻。
（三）参加常委扩大会议的同志，对于仇作华的反党言行表示了很大的义愤。大家认为，仇是一个反党分子和个人野心家；他的问题，是敌我矛盾。在处理上，绝大多数同志（20多个）提出，应该给他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有少数（4个）同志提出，把仇划为右派分子是不过分的，但处理时，可以考虑不戴右派帽子，作为内部问题来处理，即保留党籍，撤销一切职务。
我们讨论之后，对仇作华的处理意见是：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是否划为右派，请省委决定。处理方式只向团县委以上的干部传达，不公开登报。
以上意见是否妥当，请批示。
1958年9月3日
来源：原载 《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Copyright (C) 2024 Marxist-Leninist-Maoist.
Permission is granted to copy, distribute and/or modify this document under the terms of the GNU Free Documentation License, Version 1.3 or any later version published by the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with no Invariant Sections, no Front-Cover Texts, and no Back-Cover Texts. A copy of the license is included in the section entitled "GNU Free Documentation Licen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