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8-10-1 作者：(柳湜)
(柳湜)柳湜，原名柳克立，男，五十五岁，湖南长沙人。家庭出身贫民，本人成份学生。一九二八年入党，同年在安徽芜湖被国民党公安局逮捕，一九三三年释放出狱。历任上海申报流通图书馆读书指导员，读书生活编辑。上海生活星期刊编辑，汉口全民周刊主编，重庆全民抗战三日刊、全民抗战周刊主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长，冀中行署教育厅长，中共人民政府教育部视导司长，师范教育司长，“人民教育”总编辑，教育部副部长等职。
柳湜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言行，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反对党的肃反运动、反右斗争及其它政治运动。
柳湜站在资产阶级右派知识分子的立场，对党的肃反运动非常抵触和反对。在肃反运动期间，他不积极参加斗争，后来却到各地对肃反进行恶意的攻击，打击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为反革命分子“伸冤”、“平反”，甚至庇护他们。一九五六年五月他到华东视察时，向华东师范大学民主党派人士讲话，说“三反、肃反伤害了一些人的感情，搞错了，积极不起来，反革命分子只要努力，一样可以当英雄模范”。同年六月他在华南师范学院视察时，更猖狂地进行了反对肃反运动的罪恶活动。他“批评”该院党委搞肃反是“不务正业”，“批评”该院肃反面过宽，善后工作不好，执行知识分子政策粗暴。他很关心反革命分子廖鸾扬的自杀事件，向廖的弟弟说，此事已交由广东省委负责处理，意在为廖伸冤。柳湜的这种行动，大大损害了学校党组织的威信，助长了反动分子的嚣张气焰。到去年大鸣大放时，该院右派分子竟借廖鸾扬事件，要求法办领导该院肃反工作的党委正、副书记徐霁远和杨友吾。一九五六年十一月，柳到广西师范学院视察，在该院召开党员大会时，柳指示要吸收所有系主任和民主党派负责人参加大会。他当着肃反对象“批评”了学校的肃反工作有错误，善后工作不彻底，并要学校在原斗争场合向有历史政治问题的贺祥麟(现为右派)肖厚德(现为坏分子)等道歉，进行“平反”。柳湜还庇护反革命分子。例如：反革命分子黄德安刚从监狱出来不久，他即以个人名义介绍黄到教师报社工作，并为黄吹嘘。北京师范大学的反革命分子谢昕，一九五○年入校时被发现有严重的特务嫌疑，一九五三年校方拟令谢休学，谢向柳申诉后，柳责成校方仍给予助学金，不使休学。
在反右派斗争中，柳湜的反党言行也很突出。他采取两面态度，抗拒党的反右派斗争，坚决同党对立。他一面借口有病，回避参加整风和反右派斗争；一面散布不利于反右派斗争的言论，为右派分子鸣不平，并且支持包庇右派分子。中央在一九五七年五月十四日和五月十六日两个指示中，已经明确指出，在大鸣大放中有少数带有反共情绪的人企图将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正确方向引导到错误方向去，应准备回击右派。而柳看了这两个指示以后，还一再把当时北京师范大学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情况说成是“正常的现象”。同年六月七日他还在原高等师范教育司全体干部会上说：“章乃器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柳湜还为一些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辩护。他说林汉达不应划为右派；说有些被划成右派的青年人向中央写信提意见，纵然意见是错误的，也不应划为右派。更严重的是他在反右斗争中支持原高等师范教育司领导小组的右倾思想，对右派分子张月加以保护。高师司在反右斗争中表现了严重的右倾，部领导小组曾给予批评。柳却为高师司领导小组辩护，支持和助长了他们的右倾。高师司右派分子张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很完整，在大鸣大放时对党的人事制度进行攻击。柳湜身为部领导小组成员，却采取两面态度，一面对部领导小组的其他个别成员表示应划张月为右派，一面又在背后支持高师司领导小组，一再要他们坚持不划张月为右派的意见，实际上是在破坏反右派斗争，对张月加以保护。北京师范大学，反右派斗争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以后，刘墉如、何锡麟同志向柳湜谈到北京师范大学反右成绩和“师大教学”(校刊)上有关驳斥右派分子的文章时，柳却说：“这些文章，右派分子还不会心服吧!”这也反映了柳湜对反右派斗争抗拒和不服气的心情。
柳湜对其它政治运动，也抱有不同程度的消极、反对态度。他反对对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只强调知识分子的好处和作用，强调对知识分子团结和照顾，正如他自己所承认的：他是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站在同一立场，跟他们有共同的情感，当他们受到打击，就好象痛在自己心上一样”。他反对用运动的方法改造思想，认为这会伤害知识分子的自尊心，引起他们的反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反对沈阳高等学校在教师中举行思想展览，告诉“教师报”、“人民教育”不要宣传。他一再强调说，从今以后不搞运动了，反对把社会斗争、农村斗争、工厂斗争的领导方法搬到学校来。一九五五年党中央号召批判唯心主义，原教育部党组决定批判杜威思想，指定柳湜负责，而柳湜则消极应付。他认为“杜威思想有可取之处”。对北京师范大学朱启贤、陈友松(现在都是右派分子)在批判杜威的座谈会上宣扬杜威的言论，丝毫未加批驳。
(二)在教育工作上，主张由民主党派和资产阶级专家领导，反对党的领导。反对走社会主义教育的道路，主张走资本主义教育的道路。
一九五六年，当国际上出现反共高潮和修正主义思潮时，柳在各地通过座谈、报告、写文章，发表了一系列的反对党领导教育工作的反动言论。他反对学校实行党委制。他把学校党组织看成为一般的社会团体，主张把党组织放在院校长监督之下。主张党委工作主要是保证教学，不是另搞一套。那么，靠谁来领导学校呢？他先后在原教育部召开的高等师范教育会议上，在视察华南、江西等师范学院时，在与民主人士谈话中，一再主张靠民主党派和资产阶级专家来领导。说“高师大多数教授是民主人士，这是高师的命根子”，“民主党派应该监督学校内的党”，并说“学院办不好，民主党派要负责任，这是任务”。他在章伯钧主持的部分高师盟员院校长座谈会上说，“高等师范院校的命脉就掌握在你们的手里”。他又说，“学校工作有阴暗面，主要是领导思想没有明确依靠着老教授办学”。在学校已经建立了党的领导的地方，柳湜则恶毒地攻击学校的党组织，把学校产生矛盾的根源和学校工作中的缺点，都归罪于学校党的领导，归根于党委不懂办教育和党委负责人对党外人士粗暴、不民主。他多次强调学校教育工作中的主要矛盾不是两条道路的斗争，而是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又说，学校内领导与被领导的矛盾是“生产关系妨碍了生产力”。即党的领导(“生产关系”)妨碍了教授能力(“生产力”)的发展。这种恶毒的攻击，目的在于要把已经建立了的党的领导取消。
柳湜反对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不仅有言论，而且有行动。他到各地不断进行了拔红旗，插白旗的勾当。华南师范学院党委书记工作有缺点，省委曾决定于适当时机调动他的工作。一九五六年，柳到华南师院视察时，偏听老教授的意见，激动地、夸大地向广东省委反映该院党委书记坏透了，副书记作风也不好，主张马上撤党委书记的职，并调动副书记的工作，说什么“否则大家都不愿干了，学校就无法再办下去了”。那次视察结束时，他在该院全体大会上作了总结讲话。讲话中对学校党组织作了恶毒的攻击，严重地打击了学校党组织的威信，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一切不满党的人撑了腰。致使党的工作同志和一些积极分子都抬不起头来，而反动分子的气焰，则嚣张到了极点。当以后省委派人到该院宣布院党委书记撤职、副书记调动工作时，黄明慧(现为右派)竟高举拳头大喊“今天是华南师院的校庆”，“是学校第二次解放”，并要求把当天定为校庆日。后来该院黄明慧、廖华扬(现皆为右派)到北京参观时，柳湜竟对他们说：“如不把你院两块大石头搬掉，华南师范学院是办不好的”。在福建，柳湜听信福建师范学院余宝笙(现为右派分子)等反映，先向院领导提出将该院党委副书记张立同志撤职的意见，后来又向省委建议将张调离学校。柳湜听信了钟敬文、傅种孙(现皆为右派)等人的反映，将北京师范大学党员教务长丁浩川同志调走了；还多次扬言，要将该校党员副校长兼党委书记何锡麟同志撤职。他极力主张提拔党外人士甚至右派分子作院校的领导人。
(三)抗拒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和批评，藐视地方党委，进行分裂党的活动。
由于柳湜坚持资产阶级右派知识分子的立场，所以他对党的领导，对党的方针政策，处处表现抵触和反对。主席提出了“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方针后，他说这个方针不是什么新的东西。他抗拒中央对教育部的批评。一九五七年春，董纯才同志在原教育部党员大会上讲话，传达中央精简节约指示和中央对原教育部的批评，会后，柳湜对中央的批评置若罔闻，还在支部大会上攻击说：“如果我不是党员就听不下去”，并责问董是以什么身份在党员大会上讲话的。
他歪曲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他为了迁就照顾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抵制党的勤俭办学的方针，反对把师范院校内迁和反对把师范院校下放。他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可以无话不谈，甚至对华南师范字院老教授公开谈论该院党委书记的档案材料。正因为如此，柳湜得到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赏识和称道。曾昭抡说：“教育部只有柳湜这个人好些”。华南师范学院一个右派教授陈子明说：“柳副部长对我们很亲切，甚至一些内部的话也和我们说了。柳这些话，在许多党内负责同志都不易听到的。”又该院讲师卢天裕说：“这些年来，我仅听过一个好报告，就是柳湜副部长的报告，大快人心，听之忘倦”。
他藐视地方党委，反对把学校置于地方党委直接领导之下。他反对把师范院校下放，认为地方党委领导不了高等院校，他捏造说：“江西师院学生闹事，省委与学校党委一筹莫展，风潮一直闹了几个月不能平息，我向学生作了一次报告才把学生说服了”。其实，事实并非如此。他到处批评学校的房子、设备不好，随便许愿；并怂恿教师到省委去争吵，造成地方党政工作上许多困难。他不通过地方党委，就直接解决学校的问题，造成学校和教师对地方党、政的不满和不尊重。
柳湜对教育部党组长期闹分裂活动。在董纯才同志未来部前，他召集三次会议，在部分司长干部中散布对董不利的话，并要黄啸曾向习仲勋同志反映，以拒绝董来部。董来原教育部任党组书记后，柳即工作消极，先后利用前办公厅主任黄啸曾、原高师司司长李实、原中学司司长侯俊岩等的对党不满和其他弱点，形成宗派，反对党组和董纯才同志的领导。柳又利用部内群众对董不满的情绪，通过支部会议等合法形式煽动群众反对董纯才同志，甚至说：“不要怕，闹不出匈牙利事件来”。党组副书记陈曾固同志初来教育部时，柳就背后散布陈不懂业务，是外行。以后又造谣说陈对董不支持，说董受到中央批评，可能是陈向中央反映了董的问题。
柳湜自己检讨说，他在全国解放以后对自己的工作地位是不满意的，对于解放初期未当上副部长，未当上人大代表，后来他的位置又被放在董纯才同志之下，他都不满意。所以，柳在原教育部的反党分裂活动不仅反映了他的个人主义野心，也反映了他对中央的不满。
根据这次揭发的全部材料看，柳湜的反党罪行不是偶然的。他原来是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的思想浸透了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他具有牢固的资产阶级立场和观点，具有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入党以后，长期没有得到改造，所以，他长期同党有矛盾。民主革命一关，他就没有过好。他在延安任边区政府教育厅长时，以民主人士身份(柳当时是秘密党员)，向党争教育上的财权、人权独立，未成，就挂冠而去；他审查课本，把“边区好”、“八路军好”、“孔二小姐”(揭露四大家族挥霍民脂民膏的糜烂生活)等课文删掉，说是有碍抗战工作；他叫人把美军新闻处的材料散发各县；听信米脂某小学校长(土绅)的意见，坚决主张将该校党员教导主任撤职；等等。但是当时在民主革命时期，他同党的矛盾还本突出。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矛盾已经成为主要矛盾，由于他还坚持资产阶级立场，他同党的矛盾就发展到显明的对立。他对党的方针政策处处抵触，对新社会的新事物格格不入。一九五六年，在国际上出现了反共高潮和修正主义思潮，在国内他又从资产阶级右派的立场观点曲解了党所提出的百家争鸣、长期共存、团结知识分子和向科学进军等方针政策，他觉得形势对他有利，就积极起来，代表资产阶级右派知识分子向党反击。首先是攻击党的肃反运动和对知识分子改造的政策。他到处去“视察”、讲话，肆无忌惮地大放谬论。这是柳湜在一九五六年前后猖狂反党的主要原因和背景。一九五七年，当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展开以后，革命的锋芒指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时候，柳湜更感到切肤之痛，他同党的对立就更加尖锐了。他一方面消极躲闪，不参加反右斗争，另一方面，却积极抵抗，为右派分子辩护，支持和庇护右派分子。这些，是柳湜坚持资产阶级立场的必然结果。柳湜长期保持着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他把党当作个人追逐名誉地位的工具。到延安时，他自以为在白区作文化工作有功，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竟以民主人士自居，对党分庭抗礼。全国胜利以后，他的个人主义野心更加发展。他对于党所分配他的工作地位不满足，同民主党派负责人比地位，同曾任过陕甘宁边区政府厅长的其他同志比地位。当个人愿望一再得不到满足的时候，他对党的不满就不断增长。由于柳湜长期坚持资产阶级立场和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他同党的关系长期矛盾，随着革命的不断深入而发展到同党对立，最后就走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可耻的道路。
柳湜反党反社会主义问题被揭发以后，他前后共检讨了四次。前三次检讨态度不老实，不肯主动交代问题。后来，经过群众的严肃揭发和斗争，经过领导同志对他的不断批评和帮助，最后一次检讨，已经被迫低头认罪，承认了自己的主要罪行，对自己的错误进行了检查，有了一定的认识，并表示愿意悔改。
我们认为，柳湜是一个隐藏在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资产阶级右派知识分子在党内的代理人。他的问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性质，他是一个党内的右派分子。按柳湜问题的性质和他的检讨态度，我们认为，应该开除其党籍，撤消其行政职务，降级，另行分配工作。
中央批示：同意开除柳湜的党籍，撤消原有职务，降级，另行分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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