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8-10-5 作者：(方向明)
(方向明)方向明，男，现年五十岁，安徽太平县人，家庭出身佃富农，本人成份职员，一九三八年参加革命，同年六月参加共产党。从一九五四年起，曾任安徽师范学院院长(党内曾任过党委书记、党委委员)、省人民代表、省政协委员、中共八大代表。方曾于一九二九年参加过国民党，历任国民党县党部干事、县教育局代理局长、视察员，中学训导员等职务。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时曾被国民党逮捕，同年十一月又被日伪逮捕。
方向明虽入党多年，但始终对党不忠诚。解放后，屡次拒绝执行党的决议和指示，挑拨离间，破坏党的团结。在大鸣大放时，严重丧失立场，纵容和支持右派分子向党进攻。在反右派斗争中，曾召开数次大小会议，对右派分子方向明进行了斗争，根据所揭发并经查对属实的材料，方向明的主要反党罪行如下：
一、方向明经常以党内的“教育家”自居，吹嘘自己最懂得知识分子的心理，懂得教学，是“内行”，并以此来反对党的领导。他认为党委不能领导教学，主张“教授治学”。在大鸣大放时，他说：“报上已登大专学校党委制不合适，要加强院务委员会的领导，党委制要考虑。”同时，他积极地改组院务委员会，并把党员干部从院务委员会中排挤出去。甚至公开要求当时担任党委副书记的高峰同志退出院务委员会。方向明非常讨厌别人说党伟大、英明等话，他公然说这是“八股调”。他在审阅科学研究和函授工作计划时，硬要把“在党委领导下进行”等字样删去，公然说：“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等字样，是‘党八股’，应当取消”。方向明一向否认党组织的领导作用，在他担任党委书记职务时经常说：“党支部能做什么，人家对党支部的意见不少，党支部有些代替行政，会得罪知识分子。”因此，他坚决不同意支部书记参加有关系科室主任会议。同时还提出“要在党内布置，要支部书记不要在系科里当领导。”方向明极力反对依靠党的力量进行工作，他不仅很少接近党员干部，而且还害怕党员干部，他公开对人说：“我怕党员干部难缠”，因而他反对向省委请求派党员干部来院工作，但又诬蔑说：“省委宣传部，没派一个好干部给我”。
方向明屡次抗拒省委关于迁校和文理分院的决定。一九五四年省委决定将安徽师范学院迁至合肥，他一方面诬蔑：“省委胡搞”、“异想天开”；一方面为了达到其反对迁校的目的，又故意将合肥建校预算扩大到一千七百亿元(旧币)。一九五六年省委决定文理分院时，方向明表面接受，但回校后立即召开党委会，并在会上说：“他们(省委)不懂，不了解情况，光我一个人说不行，你们也要去提意见。”企图利用党委的组织与省委对抗。不仅如此，方向明还在群众中公开辱骂：“省里无人，省委不懂，省里的人都是低能”。还说：“教育厅算什么东西，什么都不懂，那一个能搞高等教育，有些事还给我制造麻烦。”更不能容忍的是，他曾对资产阶级教授说：“我们都是山沟里来的，你们是知识分子，说了有用”，“你们大家要说话，要造成舆论”，企图鼓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来反抗省委的决定。
二、在大鸣大放时，严重丧失立场，纵容和支持右派分子向党进攻，当右派分子猖狂向党进攻时，方向明纵容和支持艺术科右派分子闹事，同意艺术科右派分子提出的关于“艺术科留在安师是省委本位主义”的谬论，方在艺术科学生代表会上煽动说：“你们的意见是合理的，我们支持你们。你们应当多写稿子，要好好写，写出道理来，送到各个报社，特别是安徽日报，以引起各界人士的重视，造成社会舆论”。在方向明的几次煽动和催促之下，艺术科的学生果然写了“我们的意见”一稿分送到各报社，并写了“请愿书”送到省委。在方向明的支持和煽动下，艺术科的右派分子还写了“为要求迅速筹组华东艺术师范学院而呼吁”的呼吁书，当这份反动的“呼吁书”在芜湖新华印刷厂印出时，被市委书记郑家琪同志发觉，当即打电话给我院党委，不要让他们发出，并将反动的“呼吁书”送交我院党委处理。当时，方向明坚不接受，并说：“这样会造成被动”，因而这份带有极大煽动性的反动“呼吁书”就被散发到全国各高等学校去了。
当省委传达了中央关于“抓紧时机大鸣大放”的指示以后，党委分工要方向明主持理科的鸣放座谈会，他抗拒执行，故意拖延，后经党委一再督促，他才被迫召开了一次仅两小时的座谈会应付了一下，还说是“理科不问政治，提不出意见。”当物理系总支副书记要方动员大家对党的方针政策提意见时，他说：“那怎么能讲，这不是会叫人家说放长线钓大鱼吗?”结果使理科的牛鬼蛇神没有彻底的暴露出来。
方向明还极力支持右派向党进攻。化学系右派分子李晟的极其反动的“十六条大纲”贴出后，方向明赞扬说：“很好，你这个不错，最好能把它写得更具体一些。”当右派分子王国斌、吴琅高借口没有发“请柬”，捣散了鸣放座谈会后，方向明则千方百计的安慰右派分子，并曾两次责令党委办公室秘书向右派分子检讨、道歉。当右派学生要求停课鸣放，方向明不仅鼓动学生贴出“要求停课鸣放”的大字报，同时还拒绝经过党委决定，在院务委员会上通过的鸣放与学习工作两不误的布告上签署院长的名字。他甚至把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与在历史上党领导下的革命的学生运动相提并论。
在反右派斗争开始后，方向明当时身为党委书记、院长，不但拒绝参加斗争，整日关门睡觉，不闻不问，连电话都不接，而且还千方百计地破坏反右派斗争。他曾经对别人说：“反右派我很耽心，不要把人家说几句话，就当成右派，我院知识分子都是教书的，那里能造反呢，他们(指党委)又在搞什么反右派斗争，将来一定又象肃反那样糟。”同时，他还经常刮阴风，散布一些“斗争过火了”，“斗不好，放下来算了”等冷言冷语，企图使右派逃避斗争。
三、方向明极力诬蔑农业合作化，否定三改成绩，夸大肃反缺点，反对文字改革。方向明在参加“八大”会议从北京回来后曾造谣说：“北京城外的农民因灾荒生活很苦，曾拥到城里闹过事，看到东西就抢着吃，以后被搞走了。”还说：“无为一带灾民生活很苦，因为三改没有改好。这样下去共产党很危险，三改的作法是值得研究的。”他根本不承认农民生活有了改善。
方向明身为党委书记、又是五人小组组长，不仅不领导伟大的肃反斗争，反而有意夸大肃反缺点，与右派分子一唱一和，要求平反。他说：“肃反扩大化了，一下子集中了一百多人，超过中央所指示的百分数”；“集中学习的方式对知识分子不适合。”在肃反工作取得伟大胜利后，他对一教授说：“肃反搞得过火了，当时我就想不通，不过当时我不敢讲，讲了会不得了。”他甚至公然在理科教师座谈会上说：“毛主席提出有反必肃，有错必纠，在我院主要是纠正错误平反的问题。”
方向明也反对文字改革。他说：“拉丁化，简直是瞎搞，中国文字有几千年的历史，那么容易，日本鬼子改了几十年都没有成功。”甚至还造谣说：“郭沫若也反对文字改革。”不仅如此，方向明还经常散布一些不利于国际团结的言论，当有人看了苏联画报后，羡慕和赞扬苏联人民的幸福生活时，方说：“你们太天真了，这是宣传嘛。”又曾说：“在匈牙利和波兰事件后，苏联威信大大降低了，后来苏联两颗人造卫星上了天，才挽救了自己。”
四、方向明在政治上一贯右倾，不参加历次的政治运动，坚持资产阶级办学观点，反对作政治思想工作。一向主张办学要“安安静静，不要人为的忙乱。”他说“学校里主要应当是静，一个接着一个(指政治运动)怎么能行。”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在实际上他都没参加。同时他还经常说：“在运动中做积极分子容易，在工作中做积极分子难。”
方向明很不愿意参加党的会议，他对省委和中央召开的各种会议都表示冷淡的态度，有时便借口“有病”，“身体不好”或说“学校很忙”来逃避会议。即是参加了会议，回校后也是很少传达。方向明从不愿参加党的组织生活，几年来只参加一次小组会；也不愿看党刊，甚至公然说：“我那有这些时间看那些东西。”
方向明特别欣尝“士为知己者死”的论调。他说：“知识分子就是这样。”他对知识分子一味迁就，不讲原则，甚至说：“这些人搞翻了，他们不干，你去上课呀!”“学生是人家教出来的，学生会听他们话的，会罢课闹事的。”同时，方向明一向坚持资产阶级办学路线，反对做思想工作。他认为学校应当强调法制，否认政治思想工作的作用。
五、方向明经常玩弄两面派手法，作风极不正派，经常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挑拨离间，包庇坏人坏事。他经常吹嘘自己是“专家”“内行”，并以“方博士”自居；而对其他的领导干部则肆意打击、诬蔑。他经常说这个不行，那个不行，都不懂知识分子心里，游击习气太重，脾气太坏；只有“我懂得知识分子的心里，所以他们都听我的话，教师发生了问题，只要我一句话，就可以解决问题。”甚至他还不知羞耻地说：“由于我懂得知识分子心理，教师都同情我，所以右派进攻时，我没有遭到攻击。”
方向明经常玩弄两面派手法，把自己放在机动的位置上，开会时，不发言，不表态，平日工作又极不负责，经常关门睡觉。当工作做好了，有他的功劳；当工作没有做好时，他就以第三者的面孔出现，指手划脚，评头品足，说这也不知道，那也不知道，都是他们(指其他党委)搞的，推卸责任，嫁祸于人。同时，方向明还经常挑拨离间，破坏党委团结。
方向明一向纵容和包庇其爱人刘文(右派分子)为非作歹。在方向明的包庇纵容下，当总务处没有给刘文配备沙发，刘便破口大骂；刘文在调动工作时，还私带亲信干部，在群众中造成恶劣影响。方向明对其爱人刘文这些行为，不仅不加批评，反说：“刘文有她自己的群众基础”，“刘文可厉害哩!在皖南区党委工作时，除步新同志外，其他任何人都无可奈何她”。方向明还经常拉拢一批思想落后和政治上有问题的人，作为自己的亲信。他曾千方百计为反革命分子谢汝镇(现已判刑，缓期执行)增加工资，曾亲自乘汽车登门拜访反革命分子陈鹏(现控制使用)，并说：“我是代表党来访问你，来安慰你。”同时还对别人说：“安师人情实在复杂，我的一些朋友，到我这里很痛苦，鬼鬼崇崇都不敢出门，等到没有人时，才敢出门”。
此外，方向明在生活上也是极其腐化的。他一贯矫柔做作，表面上把自己打扮成为生活朴素，廉洁奉公的正人君子，而实际上曾盗窃公家大批图书，用公家的款子给自己买收音机。平日对保姆极端苛刻，甚至一个月换五、六次保姆。更卑鄙的是他经常用公款购买“丙酸睾丸素”，以刺激其性的生活，还经常打吗啡针。
在斗争中，方向明极不老实。在省委扩大会上，为了挽救他，省委和学校负责同志曾几次找他个别谈话，要他检讨交代，但他却一概拒绝，不肯检讨，甚至要党组织派一个人帮助他写检讨；继则装病、不吃饭，以示抵抗。回校后不仅不老老实实交代，检讨自己的错误，反而进行活动，与党对立，并说：“我活了五十岁，今天才如梦初醒，我心也寒了。”“反党么!现在又不是我一个，大头脑多得很呢!”，还说：“我是无所谓的”，以此来表示他的满不在乎。同时，他还布置其爱人刘文到其亲信××家中说：“老方回来了，他们搞他，我要告到中央去。”又说：“你们与我们接近较多，讲话要留意，要当心!”当省委批准划为右派，对其展开斗争时，起初他拒绝参加，甚至蛮横的说：“就是你们把我丢到水里去，我也不参加。”；以后勉强参加了，又借口有病拒绝检讨。经批评后，他写了的所谓“交代”，仍拒绝交代自己的思想动机，不肯进行思想批判。在核对材料时又百般抵赖。
根据方向明的犯罪事实及其一贯顽固的态度来看，方向明不仅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老右派，而且也是一个极右分子。
为此，根据中央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处理党内右派分子的原则，经院党委讨论，并报请省委和中央批准，决定开除右派分子方向明的党籍，撤消其一切职务，留用察看(由9级降为14级)，另行分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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