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8-1-0 作者：(黄源)
(黄源)黄源，又名黄河清，男，五十二岁，浙江海盐人，家庭出身职员，本人成份自由职业者，一九三九年十月入党，同年三月入伍。全国解放以后，曾担任上海军管会文艺处副处长，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第二副部长，华东局宣传部文化处副处长，中共浙江省委文教部副部长、宣传部副部长，并兼任省文化局局长等职。
黄源是浙江文艺界反党集团的为首分子。他敌视党的文艺方针和路线，否定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政治服务的方向，在文学艺术中大放毒草。他还歪曲事实，煽动文艺界对党不满，反对党的领导。在大鸣大放期间，他和文艺界党内外的右派分子一起，向党进行了猖狂的进攻。黄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是极端严重的，主要事实如下：
一、黄敌视党的文艺方针和路线，以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思想篡改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原则和文艺工作的工农兵方向。
1955年秋，黄与右派分子郑伯永、王参如起草了一个如何贯彻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草案)的报告，在这篇报告里，他们对浙江文艺工作上的问题作了肆意的歪曲夸大，认为浙江文艺工作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在文艺理论方面则认为是“在日常工作中没有划清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思想斗争和学术自由讨论的界线”，“没有把胡风反革命集团片面强调文艺特性来进行反党，和文艺干部要求领导上根据文艺特征来领导文艺工作的正当要求加以区别”。在领导创作方面则是“行政命令做法，粗暴批评，把文艺创作与及时写作文艺宣传资料来配合中心工作混淆不清，甚至错提了反对单纯技术观点和反对个人创作的口号”。
黄源经常散布艺术即政治的论调说：“管事业，管业务是最大的政治工作”。又经常说什么“社会主义包括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搞好文化工作也就是政治，就是社会主义”。他到处提“反对教条主义”。在一九五七年省第三次行政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他说：“教条主义很热心想创造社会主义新文化，想表现新人物，但对过去的传统采取否定的态度。这在浙江表现得也是突出的，一直到农村俱乐部，只要新的，结果变成干巴巴的”。她又说：“我们浙江在文艺工作上的教条主义，主要表现在就是要求艺术机械的为政治服务，艺术当然应该为政治、为工农兵服务，但理解得非常狭隘，仅仅理解为配合当时当地的中心服务，与当时当地中心没紧密关系的就受到打击、排斥，把百花齐放与为政治服务对立起来，这是错误、片面的”。他又说：“香花毒草应有我们的看法，当然不是看到毒草就一棍子打死，而是要经过讨论，慢慢地搞清楚它的性质。要放，就有好的坏的，我们要学习要会辨别。我们拿马列主义来套，简单的下结论，是不行的”。就这样，他把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文艺方面轻轻抹掉了。
歪曲事实制造所谓“狮子龙灯”事件，以反对党的领导，反对党的文艺路线。浙江民间歌舞巡回演出团在黄源的错误思想指导下，只选拔了传统的民间艺术节目，根本没有反映人民现实生活与斗争的节目。省委指出巡回演出团光有“狮子龙灯”等旧节目，没有反映现实生活与斗争的节目是不对的，要求充实新的内容，并尽可能配合四十条宣传。省委这一批评与要求是完全正确的，可行的。但是，黄源进行消极对抗，在文艺界到处散布流言蜚语，并且私下里恶意地决定解散巡回演出团，要在狮子龙灯身上贴标语，以嫁祸于省委，到处宣传说“省委要解散歌舞团”等等，来攻击“省委是教条主义”，在文艺界制造了一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逆流。
反对文艺工作者深入下层，反对普及工作，甚至认为“过去浙江文艺工作只搞组织工作是罪恶的”。他以所谓“城市领导农村”为理由，反对群众文化工作深入农村，组织与辅导农民开展业余文艺活动。经常嘲讽省文化局社会文化工作是用的“手工业方式”，“游击作风”、“以工作队方式来领导文艺”。中央文化部指示群众文化工作者应该有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人员经常下乡下厂，进行具体辅导工作，黄源却要社会文化科三分之二人员搞创作。他说：“搞组织工作，搞不出什么明堂来”。黄源又经常散布什么“野战军与地方军”的论调，公开宣扬说：专业文艺团体是“野战军”，业余文艺队伍则是“地方军”、“民兵”，文化领导部门应该抓“野战军”为主。在这种理论支配下，黄源不关心群众文化工作，特别厌恶文化宣传工作，鼓励下级文化部门放弃对群众文化工作的领导，以此来对抗文化部所指示的“以群众自办，以业余文化活动为主”的方针。他也反对专业剧团为工农兵巡回演出，在场团调配工作上提出了“门当户对”的方针，说大剧团只要在大中城市，大剧场演出。他还强调“要以艺术来领导文艺”的谬论，反对对艺人加强政治教育。在剧团音乐训练班的课程中，他都把政治教育的内容抽掉，说：“讲这些没有用”。
反对为政治、为工农兵服务，他决意停办了以登载演出资料为主的“大众演唱”月刊，极力支持创办“东海”文艺月刊，把大权交给他的亲信，右派分子郑伯永，大放大鸣期间“东海”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论坛。在黄源、郑伯永等人宣扬所谓“文艺宣传资料不是创作”的谰调影响下，部分文化馆放弃了文艺宣传资料的组织、编印，相反的有些干部关门创作，不愿下去进行辅导工作，二十多个县、市办了迎合少数知识分子口味的大型刊物，而这些偏向却为黄源所赞赏，认为是个方向，也是一棵“花”。
黄源在表面上似乎是重视民族遗产，实际上把文艺事业引导到脱离当前政治斗争、脱离社会主义的现实生活的资产阶级道路上去。他从来不说民族遗产应该有批判地接受和发扬，总是笼统说“民族遗产是建设新文化的基础”。“搞文化工作要从这个基础出发”。实质上是提倡复古。对于歌诵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曲艺——“黄河大铁桥”，他就反感，说：“没有东西，只是大喊大叫”。浙江省第二届民间音乐舞蹈会演得一等奖的“贝壳舞”，思想性艺术性都较高，观众一致好评，但因内容影射肃反，被黄源、陈守川等人加上了一个“机械配合政治”的罪名，推翻这个舞蹈节目。
二、黄源反对党的领导和监督，造谣污蔑省委领导同志，一有机会，就猖狂向党进攻。
黄源诬蔑“省委是以庸俗社会的观点来领导浙江文艺工作”“省委不懂文艺特点”“片面强调为政治服务”是“教条主义”。他对右派分子郑伯永说：“科普之所以有成绩，是因为省委不懂科学，无法插手之故”。他也经常议论与诽谤省委的负责同志。说：“××同志很粗暴，”“××是以过去老解放区宣传科长的办法来领导文艺”，以此来破坏党的威信。黄源经常把党现政府的领导干部骂为“瘪三官”“狗官”，说当“官”是没出息的，鼓励大家当“专家”。他自己公开地对干部说：“我也不愿做这个狗官”。
黄源受省委嘱托，分工领导浙江的文艺工作，但是从来不向省委请示报告工作，省委对文艺工作的指示如果合意的就接受，不通的就违抗，不向下边传达。他兼任文化局长、党组书记，与文化局右派分子陈守川勾勾搭搭，在干部面前散布说“陈守川已经七年来不敢讲话了”。反过来又打击党组副书记王顾明同志，并诬蔑说“省委如果知道王顾明的水平不能负责文化局，那么省委的水平也就高了”。几年以来，黄源除了在文艺界散布了不少反党的流言蜚语外，还着重地组织了以他为首的反党集团的成员，向党发起了三次进攻；
第一次，一九五六年春捏造事实制造“狮子龙灯”事件，向党发起了攻击。企图以此来煽动文艺界对省委的不满，借以削弱党的领导威信。攻击省委的“教条”与“粗暴”他们又散布“省委有宗派”、“省委××同志偏听偏信”把文艺工作上两条路线的斗争歪曲成为私人之间的“义气用事”，“无原则纠纷”。黄源、郑伯永、陈守川等又到中央去诬告省委，歪曲事实。这些恶毒的言行在党内外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严重地破坏了省委的领导威信。
第二次，一九五六年七月，省二次党代会期间，黄源与右派分子陈伯永、陈学昭、陈守川等连同一气，利用党内民主，向省委发起了一次进攻。黄源首先带头哭诉“省委粗暴”，攻击“省委不懂文艺”，骂省委××同志“他就是凶猫”，把自己比作老鼠。黄源、陈伯永、陈学昭、陈守川等在小组会上牢骚怨言并发，恶毒地谩骂省委是“阿Q……落后而不自觉”“是赵太爷——不许人家革命”。因此，他们建议省委要“好好学习阿Q正传”。诬蔑“省委不是民主不够的问题，而是根本破坏了民主”，别有用心地说：“省委权力掌握在这些人手里是危险的”。
第三次，大放大鸣期间。黄源与王参如在四月间去北京参加中央宣传会议后，就与反党集团分子统一认识，黄与郑伯永说：“现在全国形势很好，要看省委的自觉”。四月底，在右派头子宋云彬主持的文艺界座谈会上，黄源宣称自己是坚决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派”，又恶意地引用毛主席的指示并加以歪曲、夸大(讲高级干部有百分之九十对放、鸣不通)，实际上是引导大家把矛头指向省委。在五月份举行的全省第三次文化行政工作会议以及文化局机关放、鸣时，企图煽动群众向省委领导开火。例如：(1)在文教分科问题上，明明是在一九五六年文教会议时他自己不同意，现在却推到省委身上，而且在当时一次局务会议上说：“省委如果再不解决，我带头上街去请愿”，问大家去不去。又说：“你们不要到半路上溜掉了，这样我局是当不成，你们去当局长”。(2)三门县平调问题，该县文化部门干部反映当地不够重视，黄源在参加小组讨论时，就煽动说：“你们回去组织维持会，来扶持这个剧种”。有的同志反对，说维持会是日伪的反动组织，黄又说：“那么组织同志会好了”。接着说“真的不行，你们到文化局请愿，我黄源第一个出来接见你们”。(3)在文化局机关放鸣的第二天晚上，黄源趁机关俱乐部组织游湖，以此为名阴谋进行点火活动。在游湖时，黄源、王参如曾经和右派分子何师曼等谈起把“浙江文化通讯”改办“文化报”，黄源说：“从浙江文化通讯扩大，办个文化报，与浙江日报分工，不怕浙江日报不登文艺消息，将来和文汇报一样，和浙江日报唱对台戏，销路也是不会差的”。在船上，黄源、王参如还煽动大家攻击省委。要大家回局贴大字报，动员科、处长来提意见。第二天上午，何师曼碰见科处长就催着要他们“揭内幕”，史中平等人也十分积极，“科处长也要鸣起来”的巨大标语、漫画要贴出来了。
三、黄源为首在文艺界形成反党集团、打击、排斥党员干部，任意按插和重用他的“亲信”。
黄源经常在干部中散布说：“共产党员不懂，就不要插手，让专家去搞”。黄源就不主张党员骨干担负领导。如成立剧协时，黄源曾要把党员副主席去掉，音协筹委会六个正副主任。没(119)有一个党员，而且为右派分子俞绂棠等掌握领导权。调配干部他首先问的不是政治质量，而是文化程度和“写作”。调任文教部办公室副主任时，黄源说“这个人过去有没有写作?先拿来看看”。调文化局人事科长时，黄源说：“要他先写个剧本我看看”。
在剧团，黄源公开提出说：“把艺术还给艺人”。把党的领导权转让给姚水娟、任宪章、陈静之类的右派女将、开除党籍的坏分子、反革命分子等等。
郑伯永准备调林希翎来主编“东海”的“海上风云录”，黄源是知道的，并“表示欢迎”。当时林希翎的问题是已有所闻的。
他还不通过组织、不符合人事制度乱任用私人，任用的人当中有他的老同学、老朋友、老部下等等。在任用时还为他们吹嘘。
四、黄源否定党对文艺工作领导所取得的成绩，而且把个人放在党的上面，到处宣扬自己的“功绩”，把文艺事业看作攫取个人名位的手段，用腐朽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腐蚀文艺界，在浙江文艺界造成了严重的恶果。
黄源从华东来浙江时，就带着“浙江的领导不懂文艺”，“拯救浙江文艺工作”的心情来的。两年多来，他从来不肯定过去已经作出的巨大成绩，相反的却是认为搞糟了。说“过去只做组织工作，好象土改不分田地一样，这是犯罪”，说“不搞民间艺术，只搞俱乐部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却把他来浙江后文艺工作上的成绩归功于他自己，特别是在“十五贯”轰动全国以后，常以“十五贯”作为吹嘘自己的资本，甚至在传达二中全会决议时也大肆吹嘘。黄源等在文艺界散布这样的论调：“黄源来了浙江的文艺工作才有气色。”
他经常说“我们工作做得怎么样，就看我们死了以后是否有人为我们流泪”。浙江的一些民间艺术与戏剧到北京或外地得到了好评，他竟认为这是“押宝”押赢了，归在自己的帐上。十五贯开始时是把整理小组名义拿出去的，到北京一打响，连忙把黄源的名字放在第一个。去年文化局已经决定同意越剧团去京汇报演出，黄源说：“你们的剧目有没有十五贯的水平?”又说：“去出丑，打不响，回来怎么办？”“如打不响回来，团长要撤掉，剧团要换招牌，我黄源就要跳西湖了”。黄源是极端的个人主义者。他把党的事业当做谋取他自己的名利，还常到处宣传“一出戏主义”。他常说要出名就要演出一出戏，吹响一支曲，写好一个剧本。“一个曲子主义”引导大家脱离政治，抗拒思想改造，钻到单纯的业务圈子里去，关门提高，目的是“成名成家”。
上述事实说明，黄源已完全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的立场，对抗党的文艺方针路线，宣传和坚持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反对党的领导与监督，对抗与拒绝遵守党的组织原则，破坏与分裂了文艺界的团结，堕落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为了严肃党纪，纯洁党的组织，经支部大会全体党员通过，一致同意开除右派分子黄源的党籍。并建议领导上撤掉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一九五八年一月
Copyright (C) 2024 Marxist-Leninist-Maoist.
Permission is granted to copy, distribute and/or modify this document under the terms of the GNU Free Documentation License, Version 1.3 or any later version published by the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with no Invariant Sections, no Front-Cover Texts, and no Back-Cover Texts. A copy of the license is included in the section entitled "GNU Free Documentation License".